《布达佩斯大饭店》影评
导演韦斯·安德森（WesAnderson）在电影《布达佩斯大饭店》的最后感谢了茨威格，这部童话般的电影没有明确使用茨威格任何一部作品，却像被茨威格灵魂附体：回忆嵌套回忆的设计来自《象棋的故事》，奢华优雅的大饭店背景来自《邮局姑娘》和《一个女人生命中的二十四小时》，费因斯扮演的古斯塔夫和裘德·洛扮演的作家都直接指向茨威格本人。而整部电影里混杂的忧伤、乡愁与微弱却坚持不肯熄灭的理想主义，当然来自茨威格最后的一本书：《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图注：电影《布达佩斯大饭店》海报）
《昨日的世界》写于1939年至1940年，在那两年中，茨威格失去奥地利国籍，先去英国，再到美国，最后经纽约抵达巴西。他喜欢巴西，觉得欧洲虽然沦亡，但欧洲文明所创造的一切能够在南美以其他新的形式得到延续，“我在南方的十字星座下又重新开始有了希望和信仰”。
在这本书的开篇，茨威格用他惯有的优美文字说：“纵使我们今天怀着惘然若失、一筹莫展的心情，像半个瞎子似的在恐怖的深渊中摸索，但我依然从这深渊里不断仰望曾经照耀过我童年的昔日星辰，并且用从父辈们继承下来的信念安慰自己：我们所遇到的这种倒退有朝一日终将成为仅仅是永远前进的节奏中的一种间歇。” 作家的乐观主义有时候是一种谎言，试图欺骗自己，但最终还是走向失败。文字创造泡沫，生活却戳穿它，在给朋友写的信中，茨威格坦承“出于绝望，我正在写自己一生的历史”，1942年2月22日，他和第二任妻子服毒自杀，没有看到这个世界从倒退再次恢复前进的那一天。
茨威格用这样激烈的方式与自己曾经眷恋的一切告别，但与其他犹太人相比，很难说他经历过什么真正的苦难：他出生于巨富之家，一直沉浸在文学和艺术的志趣之中，连拉丁文语法书的封皮里，都夹上里尔克的诗。17岁就出版了第一部诗集，26岁成为德语世界最重要的岛屿出版社的固定作者。从来没有经历过为出版和出名烦恼的时期，茨威格自己也不无骄傲地说过：“我的每一本书，当它第一天在德国公开发行时就要销售两万册，而且报纸上还没有登过任何广告。”一战时他写出反战剧本《耶利米》，茨威格一心等待来自读者的强烈抗拒，但这本书首印的两万册依然很快销售一空，他几乎是炫耀地写下：“我曾有一切的思想准备，只是没有想到这一点。”
即使在犹太人处境日益艰难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茨威格依然住在自己位于萨尔茨堡山上的豪宅之中，几乎欧洲大陆上所有的艺术名流都访问过这个优美舒适的家。出版的作品销量惊人，这让茨威格有充足财力沉溺于自己的各种爱好，比如收藏名人手稿，他拥有巴赫、海顿、肖邦甚至莫扎特11岁时候的乐谱，墙上挂着布莱克的素描和歌德一首诗的手迹。他从未佩戴过代表犹太人耻辱身份的黄色大卫星，更不用提被送往集中营，流亡后他获得英国国籍，美国和巴西也待他甚是友好，所有这些都指向同一个疑问：茨威格为什么要死？
在《布达佩斯大饭店》中，古斯塔夫越狱后第一件事是要用一种名为L\'Airde Panache的古龙水，这个意为“华丽香氛”的名字代表他视之为尊严的一切：美酒、华服、爱情，友谊，以及面对死亡时也要吟出的诗句。茨威格也是如此，一战时他和挚友罗曼·罗兰在日内瓦见面，两个人一方来自同盟国，一方来自协约国，但他们采取了完全公开的方式，茨威格说“两个老朋友并不因为恰巧各自属于不同的国家而在战争期间偶然相遇时突然彼此回避……我们没有必要因为世界变得荒诞而自己随之变得乖戾”。最后这句话可被视为茨威格一生的信念，但当希特勒征服欧洲时，那些他以为会万古长存的优雅秩序一去不复返，而“结识一个可以使你缩短等候时间的领事馆小官员要比和一个托斯卡尼尼或者一位罗曼·罗兰结成友谊更为重要”，这是茨威格不能忍受的堕落与羞辱。
在三十年中经历两次大战，且一次比一次更加坠入噩梦深渊，他引以为傲的欧洲文明在权力和欲望面前是如此不堪一击，当这个世界用枪炮轰炸掉所有诗意，他唯有一死。
茨威格的遗书已经说出了一切：“与我操同一种语言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沉沦，我的精神故乡欧罗巴亦已自我毁灭……我向我所有的朋友致意，愿他们经过这漫漫长夜还能看到旭日东升，而我，这个过于性急的人，要先他们而去了。”这段话用他挚爱的德语写成，却自有中文译本，比如陈梦家在1966年上吊自杀前说：“我不能再让别人当猴子耍。”再比如早在1927年，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前就留下的十六个字：“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后人对王国
维的死有各种猜测，有人说他为清亡殉葬，有人说因为被罗振玉逼债，在我看来，他和茨威格一样，不过是以自己的方式向昨日世界告别，颐和园园丁曾说，“先生约上午十点钟左右进园……初在石舫前兀座，久之，复步入鱼藻轩中，吸纸烟”。王国维死得从容，茨威格亦如是。
在《布达佩斯大饭店》中，古斯塔夫两次在火车上救下没有身份的酒店门童Zero,电影里这句台词也是两次出现，“你看，在野蛮的屠宰场上，还是有些文明的微光在闪动，那就是人性所在。确实，那就是我们仅有的谦卑的温和的方式”，但文明的微光并不能永恒照亮人性，第一次古斯塔夫遇到对自己友好的法西斯军官，第二次他则被执行队（暗喻纳粹党卫军的行刑队）毫无迟疑地枪杀。这就像茨威格说过，罗曼·罗兰虽然在《约翰·克利斯朵夫》整部作品中赞美了艺术的不朽，但他却对茨威格忧伤哀叹：“艺术能使我们每个人得到满足,但它对现实却无济于事。” 一战之后，法语里出现了一个新的词语，belleépoque，美好年代，专指1900年到1914年这十四年，这就是茨威格念兹在兹的昨日世界，那个时候他相信站在面前的是人类文明必然前进的二十世纪，即使在一战结束后，他也依然相信那几年不过是一场噩梦，现在梦已经醒来。他丝毫没有想到噩梦会越做越深，直至成为总也醒不过来的梦魇，而这个世纪剩下的时间，人类会被前所未有的灾难笼罩：战争，法西斯……枪炮并没有因为莫奈的睡莲或者马勒的《第一交响曲》停下脚步，茨威格不愿意承认这是他的欧洲。他离开奥地利的原因是几个秘密警察进入他家搜查，他们并没有搜出任何东西，这不过是一场恐吓。这样一件今天看起来并不让人怎么吃惊的事情，却被茨威格认为是莫大侮辱，并不惜因此离开家园，直至离开人世。在他死去的1942年，奥斯维辛已经建造出第二个集中营，操作一次可以一次性屠杀12000人，焚尸炉每天可焚烧8000具尸体，茨威格的同胞们坐着火车走向死亡，死亡地点正是他深爱的欧洲，启动焚尸炉的人，很可能是他的读者。
那个时候集中营里的屠杀尚未公开，茨威格不知道这一切，否则也许他连遗书都耻于使用德语。乔治•阿瑟•歌德施密特（Georges Arthur Goldschmidt）在犹太人大屠杀之后拒绝再讲德语，几十年只用法语写作，保罗•策兰（Paul Celan）则无法面对自己和杀害父母的凶手说着同一种语言，在1970年投入塞纳河，在他最著名的诗《死亡赋格曲》中，策兰绝望地说“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如果认真想起来，也许茨威格之死带来的疑问并非“他为什么要死”，而是“我们为什么活着”。
作为茨威格的读者，我并不纠结于他的死亡，他幸运地死于昨日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