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学术精神与爱国情怀造就大师
——读岳南《南渡北归：南渡》
这是一部璀璨的民国科学文化历史，群集着众多闪耀“明星”。他们开局不同，中间或有交错，他们都沿着各自的轨迹闪耀着耀眼的光芒，展示的是个人的命运，也是我们民族的命运。在《南渡北归：南渡》中描述的一代大师的身上，让我看到了他们视学术为生命的风骨，以及冒着抗战炮火彰显出的爱国爱民之光辉，不畏艰难、坚毅不拔、奋发向上的人格力量。
该书全景描绘了抗日战争时期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与民族精英多样的命运和学术追求。书中所涉人物囊括了二十世纪人文科学领域的大部分大师级人物，如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梅贻琦、陈寅恪、钱钟书等。像很多力图挖掘现代人物史的学者一样，本书作者不遗余力地从历史空间里挖掘出知识分子的踪迹来，加以分析、梳理和整合，细致地摸索出他们深埋在大地里的足迹，充满了“知识考古”的乐趣。书中所选取的时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为艰难的抗战八年。纵观全书，虽然以“国破山河在”为引子，却绝少那种“吹断山河是胡笳”的悲凉。 历史总是在细微命运的沉浮中唉声叹气，却总不免终结于宏大叙事的欢声笑语。纵观人类学术历史，世上恐怕少有一段历史进程像中国抗战八年这样，国家多舛而学术益盛的。在战乱和杀戮、野蛮与侵略面前，人的毅力、信念、勇气、智慧、操守„„一一慢慢凸显，并且像群星闪耀那样集中呈现出光芒来，遂成就了大师群体登场的美谈。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造就大师的条件之一。书中引用了陈寅恪先生病卧岭南，在凄风苦雨中创作的《论》中的一段话：“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举此一例，可概其余。此易见之真理，世人竟不知之，可谓愚不可及矣”。可见自由思想的重要乃普世真理，这种精神传播的影响着当时的一代学子，并造就了一个大师群集的时代。
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时，“湘黔滇旅行团”诞生了，一路经湘西穿越贵州，翻山越岭，夜宿晓行，跋涉1600余公里，日夜兼程68天。作者在书中写道：“在这68天的长途跋涉中，旅行团师生们真正地走出了象牙塔，进入了书本之外形形色色的大千世界。一路上，师生们拜访苗寨，调查社会与民众生活，切身
感受到国家经济的落后与百姓生活的艰辛。”黔西岩溶地貌，云贵民间歌谣，甚至是鸦片的种植背景和危害，这些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这种艰苦的旅行让知识分子彻底丢开身上的迂腐气和“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嘲谑，独立思考，深入实际，深入人民，深入社会，让自己的学问为老百姓所受益，也才能真正了解到一个国家所需要的民族精神，从而造福于社会。
深厚的爱国情怀是造就大师的另一条件。作者南岳谈到这本书时说到，“第一是视学术为生命，第二就是爱国，这是那一代学人精神上的共同之处。他们历尽万水千山，暂驻西南大地，在隆隆炮火、朝不保夕中仍然坚持不懈地从事学术探索，一没有国家课题可以申报，二没有经济回报，还能不慌不忙、不急不躁地推出一部部学术精品，培养出那么多的优秀学子，令人高山仰止。费孝通说过，他们生活里边有个东西，比其他东西都重要。我在想，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是‘匹夫不可夺志’的‘志’。”
1937年“七七”事变，平津沦陷，北大、清华、南开等大学南渡西迁，大批平津的教授经过千难万险抵达长沙，任教长沙临时大学。暂驻足衡山湘水后，又成离别，遥遥长途，经湘西，最后流寓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从1938年5月至1940年10月，西南联合大学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同济大学、中国营造学社云集在昆明，使得昆明成为战时中国教育、学术、文化中心。从1938年9月28日开始，昆明不断遭受日军空袭，跑警报成为客居昆明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1940年，越南被日军侵占，原来是大后方的云南成为战争的前方，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同济大学、中国营造学社在这种情况下，辗转迁移至重庆李庄。战时中国的教育和科研并未停歇，反而推向一种奇崛的高度，成为历史的标杆。在长沙成立临时大学时，胡适等人就主张，“战时教育须作平常看”，把发展学术、延续文化、推动科学研究，当作民族复兴、建国大业的宏伟蓝图。
书中写到，李庄虽然拥挤不堪，但来往李庄的人从无懈怠；蒙自虽然偏僻，西南联大虽然简陋，但在联大的人时刻不忘国危与争气，于南湖之畔发奋读书，不顾敌寇的到来。正是有了这批知识分子不屈不挠的奋发精神，才在精神上提升了全民抗战的力量，为民族保存了文化血脉与读书的种子。
南渡西迁造就了中国知识分子雄浑博大的精神气象，学术救国、文化救国，成为知识阶层的共识。“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
城，情弥切。”西南联大校歌中呈现的就是这种气度。在日寇的轰炸之下，他们心忧国难，将课堂搬到树林山沟，延续文化的薪火。他们的行动震撼了我们的心灵，他们的思想触及了我们的灵魂，给我们带来温暖。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虽然历尽千辛万苦、面临各种生活的困窘，但却始终坚持学术研究、坚持追寻报国的理想情怀，这些稀缺的品质值得当代人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