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离别
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
十一在北京和同学逛西单图书大厦的时候偶然发现一套三本，其实两年前就已经全部出版的《南渡北归》，看到书名的时候就心里一震。已经很久没有一本书可以只凭借书名和正反封面寥寥数语的简介就带给我阅读的冲动了。回到学校之后就把三本书从图书馆借来。尽管以前已经对这段历史有过或多或少的了解，但当把所有的时间都沉浸在这段往事之中，依旧会是那样心痛，常常在读完一两章之后就不忍卒读下去，不愿看到之后那阅尽人间沧桑，世间冷暖的疾风骤雨和如血的残阳。
记得最早读过的关于抗战时期高校南渡西迁的历史是在苏步青和谈家桢两位科学家的个人传记之中，二者当时又都在浙江大学执教，因而最早了解到的是浙大西迁的故事。如今回忆起来，不知是因为两位老者历经沧桑之后的淡然心境还是本身就具有的乐观心态，在那段历史中仿佛我得到更多的是科学家们蛰伏在贵州山区艰难的环境中依旧专注研究，继续科学事业的光辉事迹。
而在后来的学习中，除了浙大，才知道那段历史中还有一个“西南联大“几乎逆天般的存在。即便到现在，清华、北大、南开，其中的任何一所对于学子来说都是心驰神往，何况三位一体的西南联大。记得大学一次放假回家前借来一本关于西南联大的小书，一路上十几个小时读得兴奋地几乎没有睡觉，当读到刘文典先生月下讲《庄子》，讲《红楼》的宛若仙人的潇洒风范，在著者的笔下栩栩如生，激情澎湃之中恨不得时光流转到70年前的抗战后方，倾听那些可以用“一堂课，甚至一席话”就改变人生的大师们的讲说。
然而国难毕竟是国难，即便再乐观的人，即便再轻描淡写的回忆，隐隐约约之中依旧会有那种肃杀的悲凉心境。当日军兵临北京城下，无数的学生、教授乃至更多的平民，沿着唯一可以出城的道路向南逃亡，拥挤，混乱乃至对生命的渴
求，照耀了那段不堪回首的经历。慌乱的逃难途中，逃难的人群一点点丢弃所带之物，正如一篇文章所说，只有在这种情况下，选择到最后你才知道对于你什么是最重要的。而对于那些教授们来说，自然是他们视若生命的书稿乃至那些对民族科学生死攸关的东西。当赵忠尧几乎丢弃所有行李只抱着一个咸菜坛子——只因为里面藏有归国时导师赠送的50mg放射性镭，昼伏夜行，逃脱日军的盘查，从北平一路步行到长沙临时大学办事处报到，像乞丐一样见到梅贻琦校长之时，“梅贻琦先是一惊，继而泪水涌出了眼眶”，而读到此处，又有多少人不为这些先生的爱国心和对科学的执着而深深震撼。
当国土进一步沦陷，即便是已经退到昆明的联大教授和学生，也要在日日常有的轰炸之中艰难度日。而由于空军力量的薄弱，甚至出现了“明日下午将有27架飞机前来轰炸”的“轰炸预报”，而对于此，除了“躲警报”别无他法。后来联大学子的回忆中常常带着一点戏谑和调侃，然而我想那是他们经历之后的淡然吧，身处其中的人想必不会在疯狂的轰炸之中如此淡定。而对于故城的思念也就融入到每一个南渡之人的血液里，如陈寅恪诗中所言，“风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生平„„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当我读到这首诗的时候，突然觉得对于国民党大溃退之时留守岭南，至死再也没有北上的陈寅恪先生来说，这几乎是一句谶语，但他至少在抗战胜利到建国前那动荡的几年中曾经北返故都，而由于生活环境的恶劣和药物的稀缺，又有多少学者或者他们的子女再也没有等到北归的一天。
当时局变迁，对于这些从胡适、蔡元培先生的时代走出来的学者们，最大的阻碍似乎已经不再是日军的侵略，而是校园中高潮迭起的政治运动和两党之争带来的负面影响。到了抗战后期，年轻的学子们几乎都无法在校园里安静下来，或明或暗的斗争逐步使学生们远离了纯粹的学术氛围，而走向了那“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抑或是鲁迅先生早已预言的“大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不是死，就是生。这才是大时代。”非死即生，正如后来毛主席所说的“第三条道路不存在”的论断，对于这些奉行自由主义的大师们可谓是一段悲剧人生的开始。而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上写下，后来被蔡元培引为北大精神倡导的“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意志”，逐渐为大时代所不容。或许，值得庆幸的是，蔡元培先生已在这个时代即将到临之时沉眠在香
江之畔了。二十多年后，坚守这一信条的陈寅恪在悲凉中病逝广州，那一句曾照耀了整个时代的睿语自此随风飘散。
而随着大时代的到来，这些大师们也就走向了不同的选择，然而历史的残酷在于无论哪种选择都是不完美的。留在大陆的学者后来遭到的不平等对待不必多言，即便是流亡台湾的那些学者们，再也无法重返故乡，最终“归骨于田横之岛”。而其中的很多人，因为年轻一辈的年少气盛，父子相隔，此生诀别。而对于他们的科学研究而言，被困孤岛，即便未有遭到大陆那样的冲击，也因为条件的限制而无法做出应有的贡献——譬如李济先生，从年轻到逝世一辈子研究的就是殷墟出土的器物，其成就最终落后于他的后辈，留在大陆，拥有广阔研究空间的夏鼐先生。我想，这对于李济先生来说，一定也是一个遗憾吧。
对于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在那个大时代，乃至之后动荡的数十年间的命运变迁，谁又能完整说出其中的缘由呢？当一批觉悟较早，在解放前就已经跟随共产党的学者在建国之后的运动中以先行者自居，甚至以教育晚辈的口吻训斥，攻击他曾经的师辈人物时，我曾在心里发狠地想，让你们自己也来尝尝这滋味！然而当时过境迁，当他们自己也沦为新一批“反动派”遭到非人折磨的时候，我却不忍再那样去想。个人之于国家，之于时代，无论你再强大，也不过渺小如一只蝼蚁而已。无论是谁，都是被这个时代所裹挟的沧海一粟，没有人可以在这样的政治漩涡中幸免于难。如此，就释然了，或许，当这些曾经居高临下的人自己沦为被人唾弃的对象，他们自己也有这样的感悟吧。
当大潮落幕，考古所为陈梦家平反，通知在文字攻击中给陈梦家以致命打击，此时已经病重无法参加的唐兰，唐兰意味深长的说，“梦家还是有贡献的”。读到这一句时我几乎要落下泪来，心里想，这就够了。不是每个人都是圣人，也不是每个人在那样的漩涡中都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勇气，但当那个时代结束，能够为自己在那个时候的所作所为做出忏悔，足矣。而对于在漩涡中仍坚持良知，或者即便身不由己之后再悄悄慰问与支持的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而对于知识分子之所以受此劫难，除了大时代的原因，他们自身的弱点或许也无法忽视。犹记得大学上毛概，讲到毛主席为何对知识分子心存偏见和芥蒂之时，原因之一就是在北大的往事带给他的不快经历。正是当时那些大学者对操着一口难以听懂的湘味国语，身为图书馆管理员的毛泽东的偏见或者“不屑一顾”，
在年轻的毛泽东心中留下了难以忘怀的阴影。而对比上文提到的陈梦家和夏鼐，几乎同等的条件，一个含冤自杀，一个虽经受冲击但终得善终，为我国考古事业做出巨大贡献。论天赋，论才华，如果梦家活着，成就不会比夏鼐小，只因为才华横溢之人常具有的“目空天下士”的自傲，最终在政治大潮迭起之时连遭诽谤和攻击，最终断送了一代才子的报国梦想。
但有时候我会想，这些才华横溢之人所具有的自傲或许是再常见不过的事情，一个人尽所能的体系所带来的正是充分利用他们的才华而相对“无视”他们的性格弱点，或许对于他们来说，学习太多的做人处世之道反而阻碍了他们才华的发挥。然而每个人总是存活在一个集体之中，而人又非圣人，他们的才华能否完全展现，他人对他们的咄咄逼人的性格弱点又有多少忍耐度，只能看造化了吧。而这，或许也就是知识分子的悲哀之处。当然，而对于那些只是为了坚持自己的理想，坚持自己的做人信条而为大时代所不容的大师们的悲剧，茫茫苍天，只能归结于命吧。
当不喜政治的胡适为争取抗战贷款，“做了过河卒子，只得拼命向前”，临危之际以驻美大使之身在美国奔走呼号，为政府带来一笔笔救命款，却遭到孔宋家族的诋毁最后被迫辞职；当陶孟和抗战期间苦苦搜集调查，以当时国际最先进的方法统计日本侵华对国家的经济损失以便战后索赔，却未想在政治大浪中，国共两党都基于自己的政治利益，都放弃索赔，留在大陆的陶孟和甚至眼睁睁的看着自己一手创立的社会学被当作伪科学被取缔。而那一麻袋手稿在新世纪居然在北京一处垃圾场重新被发现，然而依旧没能被重视起来，读起来就未免让人心酸。想起那句诗，“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大师的命运，大抵如此。
“南渡残生梦独多”，“北归残梦终成空”。天欤？际遇之不幸欤？徒增后人伤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