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逝去的民国多样化历史叙述
[导读]民国时代延续了清代的考据学传统，同时学习了舶来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以胡适和中研院史语所为代表的“新考据学”成为那个时代的学术主流，这一时期有重要贡献的学者更多做的是史料考辨工作。
“民国热”虽喧闹一时，但终究冷却了，留在世人脑海中的多是林徽因的三角恋，辜鸿铭爱小脚，抑或是刘文典与蒋介石对打之类的趣闻。也有人煞费苦心地搬出所谓的“民国精神”，甚至从历史的棺椁中挖出“北大精神”，来抗衡物欲横流、价值缺失的当下。乱哄哄一场好不热闹，但终究是雷声大雨点小。
民国时代，除了这些，还有什么？还有历史研究与著述的争鸣与辉煌，还有一群至今闪耀光芒的学术大师。那是晚近多样化历史研究与著述的辉煌年代。是什么力量推动了多样化历史写作瞬间走向高潮，又是什么力量使它昙花败落，遗恨后人？站在新世纪物质繁荣的孤峰上，回顾那个时代，我们应该保留怎样的温情与敬意？
一、争鸣与辉煌：特殊年代的多样化历史叙述
1.疑古出新：新考据学引领下的整理国故
对当代人来说，提到民国学术，首先呈现在脑海里的是个性鲜活的国学大师们。民国之所以出了这么多国学大师，与独特的时代背景有关。当时的中国学术研究在方法上更多是借鉴西方，但依然受到本土学术方法和学术资源的潜在制约，所以在研究领域上不得不以本国历史文化为重心。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以广义的史学，也就是我们现在称的“国学”为主。
民国时代延续了清代的考据学传统，同时学习了舶来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以胡适和“中研院”史语所为代表的“新考据学”成为那个时代的学术主流，这一时期有重要贡献的学者更多做的是史料考辨工作，以及进行历史与文化的阐释。胡适是实用主义的宣传者与实践者，他推崇古史研究，倡导疑古主义，提出了“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罗振玉和王国维师徒，以及师承于胡适的顾颉刚和傅斯年更是将“新考据学”发挥到了极致。
罗振玉和王国维师徒东渡日本，以清朝遗民身份做整理国故的工作，后来开创了甲骨文、金文等古史的研究。王国维提倡将文物考古新材料与传统历史文献相互印证以研究古代历史的二重证据法，在二重证据法指导下的国学研究为他赢得了国学大师的美誉。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底后，老师罗振玉继续做着金石方面的考证与研究，于20世纪30年代发表了《三代吉金文存》，成为这一领域较有影响的著作。
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也即疑古派，活跃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他们运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探究古代的历史，揭露先秦两汉古书上关于古史的记载，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学说。到民国30年，该学派出版了七册《古史辨》，学界震动。同一时期，陈寅恪开启了佛教史、边疆史，隋唐史的研究；吕思勉则撰写了中国通史，和深入研究了各个朝代的断代史；蒋廷黻则开始近代史以及近代外交史的研究与叙述，并开创性的从外交的角度研究近代史。同时，左翼历史学家与主流史家的展开了更为激烈的论战，拉开了学术争鸣的新时代。
2.百家争鸣：学术论战时代成果丰硕
中国历史上，每逢乱世，政治权力的控制力便会下降，学术文化多会活跃，各类人才也会出现，如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从某种角度讲，民国也是乱世，战乱频仍，社会动荡，在激烈的变革与不断的转折中徘徊与彷徨。民国时代，思想异常活跃，学术流派庞杂多样，可以说是春秋战国之后的又一个思想高峰。不同的是，民国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明激烈碰撞与交融的时代，是与旧传统说再见以及迎接新文化的时代。
新文化运动后期，特别是五四运动后，中国思想界出现了学术思想各流派争鸣的景象，各种主义相继涌现。左翼的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思想流派围绕着问题与主义、社会主义流派，以及无政 - 1 -
府主义展开了三次大论战，催生了一大批左翼史学著作。20世纪30、40年代涌现出的优秀著作有，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青铜时代》，吕振羽的《史前中国社会研究》《中国社会史诸问题》，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的《最近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邓初民的《社会史简明教程》，侯外庐的《中国古代社会史》《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何干之《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以及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
民国时期的学术论战并非限于主流学术研究与左翼学术思想之间，主流学者之间也存在论战与交锋。这一时期思想高度活跃，学术研究成果明显，可以说是学术研究大繁荣的时代。如，傅斯年对王国维的研究就提出了极为尖锐的批评。这一时期的学术论战是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延续了学术自由的风尚，也留下了大量让后人津津乐道的学术公案。这一时期涌现出的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左翼学者后来在新中国成立后获得了新政权高度的肯定和扶持。
二、尊师重道：民国政府促进多样化历史叙述
1.知识分子受政府尊重 收入高研究无后顾之忧
民国政府尊重知识分子，即便在战乱纷扰的北洋时代，知识分子的收入也是相对较高的。当时的大学教员薪俸分为4等12级，最高级别500元，最低级别100元。之前，毛泽东在北大担任图书馆管理员时，月俸是8元。据毛泽东回忆，当时的8元月薪已经足够养活自己。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快速发展，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收入明显提高。学术研究一向被认为是知识分子的第二生命，他们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进行教育、学术和科研事业。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到抗日战争爆发前的这十年是民国知识分子学术研究的黄金十年。除了社会经济环境适宜做学术研究外，与北洋军阀时代相比，南京国民政府更注重教育。自1928年形式上统一全国以来，南京国民政府相继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大学规程》《中学法》《中学规程》《小学法》《小学规程》等法律法规，从法制上保障各级教育的有序进行。这些法律法规对学校的组织原则，以及教职工的待遇进行了明确规定。
政府解决了教师的经济问题，为他们全心投入教育与科研提供了最为关键的条件。根据学者马嘶的研究，当时大学教授、学者、作家、艺术家等人文科类的知识分子有较为丰厚的经济收入，所以也形成了具有群体特征的生活习惯和情趣。文人们大都在客厅、茶馆、酒宴、沙龙里闲谈，或者逛旧书摊和旧书店，淘书，或者去戏园子听戏，或者下棋、打麻将消遣。文化人生活在一种宽松闲适的环境中，没有任何经济担忧。
民国政府的一大功劳是解决了知识分子的物质问题，使他们在学术研究上没有后顾之忧，这在*年代颇显珍贵。由于生活无忧，当时的文人雅士生活在极具艺术气息的氛围中。林徽因喜欢在家里办沙龙，座上宾全是一流的学者与作家。鲁迅喜欢逛旧书店，经常淘一堆旧书回来。知识界能沉浸于学术文化之中，这与他们收入高，生活稳定是分不开的。
2.成立\"中研院\" 学术研究获国际学术界承认
与教育改革同步的是推动学术机构的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成立了“中研院”。“中研院”，简称“中研院”，是成立于1928年的国家最高学术研究机关，蔡元培任首任院长。在人文研究方面，“中研院”设有历史语言研究所和社会科学研究所。当时有人认为，全盛时期的“中研院”人文组几乎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该所集中了当时一批著名学者，如陈寅恪、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李济、董作宾等。他们一方面继承了乾嘉学派治学精神，另一方面汲取了包括西方近代新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研究方法，在历史、语言等许多领域都有卓著贡献，
“中研院”史语所推崇的“新考据学”是当时学术界的主流研究法。岱峻在《民国衣冠》中写道，在抗战前的十年间，史语所组织了15次河南安阳发掘和3次山东城子崖发掘，出土大量国宝，使公元前约1400年的殷代传闻变成了信史；编订整理了明清史料，校订了大量文籍，提高了史学标准；民族学和体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取得了可观发展；在中国东部和西部进行了方言土语调查，采集了许多标本等。1932年，史语所获得法兰西学院授予的儒莲奖，标志着在考古、历史和语言学等领域得到了国际学术界承认。
谈民国学术，无论如何都无法跳过“中研院”史语所。“中研院”的设臵是民国政府一次较有远见卓识的决策，而史语所的设臵更是推动了历史研究的发展。史语所几乎是白手起家地开创了民国的历史研究，每个领域几乎都是新的，都需要去开拓和创新。所以，每项研究成果都填补了历史研究的空白。当然，民国政府存在贪污腐败、效率低下、体制臃肿等问题，当时以及后世学者都给予过强烈的批评。但是，仅仅“中研院”一项，我们就该对它表示最基本的敬意。民国的学术研究起于此，后来也止于此，虽短暂，但辉煌。
三、中断与分流：大师随着炮火一同远去
1.学者战火中流离 学术观念上分野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中研院”的史语所也随之西迁，先后暂住于昆明、长沙，最后落脚于四川李庄。胡适、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等学者在颠沛流离中朝夕相处，虽然在学术上并非意见一致，但在生活中确是共患难的挚友。在战争的炮火中，这批大师级的学者没有中断对历史的研究与写作，只是面对着艰难的环境，无法重现往日的辉煌罢了。抗战胜利后，史语所满怀欢喜地迁回南京。新被窝尚未捂热，内战就爆发了，他们不得不收拾行囊，迎接新一轮的颠沛流离。最后，内战的硝烟终结了史语所在大陆的历史。
1948年冬，国民党败局已定，“中研院”各研究机构也在筹备迁台事宜。1949年元旦，胡适与傅斯年对酒追忆往昔，无语凝噎，各自潸然泪下。国民党政府最终发布命令，要求史语所整体迁台，但也有一些人选择留在大陆，比如考古学者夏鼐，语言学者丁树生等。实际上，史语所的41位研究员中有20位赴台，两位赴美，其余的都留在了大陆。此外，整个“中研院”的院士中，傅斯年、李济等9位随国民党政府前往台湾，赵元任、胡适等12位去了美国，其余50多位院士留在了大陆。
历史的车轮随着纷飞的弹片驶入1949年，在学术研究的崎岖的道路上留下一道裂痕。这一年宛如一把利剑，将“中研院”厚重的过去一剑斩断，从此，一条海峡，割分两岸。分道扬镳的两岸“中研院”旧部，各自在泥泞的道路上摸索自己的未来，在相同的历史境遇下，纷纷走向了不同的命运。历史就是这么讽刺，历史就是这么残忍。被一道海峡隔断的不仅是兄弟亲情，还是文化的命脉。断裂的文化命脉，汩汩流淌着鲜血。那些文化争鸣时代留下的遗产，在炮火的轰鸣中淡出了历史的视线。几代学人的辛苦经营，不经意间就灰飞烟灭了，留下后辈人的百年一叹。
2.运动改造思想 学术归于一统
解放军占领南京后，“中研院”被军管会接收，留下的学者受到了很高的礼遇，同时也主动或被动地接受着新思想的教育和洗礼。此后，“中研院”并入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史语所迁台后，留在大陆的研究员一开始大都对新政权持观望态度。但是，不久之后，他们都纷纷加入了效命新政权，参加新中国建设的队伍中。从后续的历史来看，他们积极建设新社会的热情最终成了特殊年代的一厢情愿。
1951年，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提出，首先要在知识分子中间进行思想改造，随后便开始了暴风骤雨般的政治运动。在这一波的政治运动中，原“中研院”留下来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研究者首先受到了冲击。随后，社会学被视为伪科学遭到批判，进而被取缔。后来，反右斗争急转直下，很多原“中研院”的留下来的学者和研究院被打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夏鼐被打为右派分子后不久便心肌梗塞而死，而傅斯年的侄子傅乐焕也没能因为与傅斯年划清了界限而幸免于难，最终在文化浩劫中步王国维后尘，做了自我了断。
无休止的政治运动阻碍了学者们的学术研究，也使他们被迫放弃了五四以来坚守的独立做学术的文化精神。随着政治运动的如火如荼，马列主义历史观在政治运动中被牢固确立，“中研院”辉煌十年的学术论战与争鸣的成果，随着“中研院”在大陆的“死亡”而敲响了丧钟。也有学者虽然留在了大陆，却并没有与新政权合作，如陈寅恪。他曾经谢绝就任新成立的中科院古史研究所所长，并公然表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他南下岭南，自此以后再没北上，凄凄凉凉地度过了自己的晚年时光。那些争鸣的流派和多元的研究方法被大陆的政治运动全部抹
去了。这是那个时代的痛，也是无法阻遏的历史阶段。
1949年之后的大陆学界独尊唯物主义，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被奉为三老，吕振羽、侯外庐、李亚农为其羽翼。这些学者以胜利者的姿态诠释新时代的合理性，受到新政权的喜爱，但他们在随后的政治运动中也未能幸免，郭沫若、侯外庐受到了冲击但没跌入低谷，其他的几位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致命打击，有的甚至没能熬过那个混乱的年代，如翦伯赞就在绝望中选择了“自决于人民”。今人很难对过往的这段历史作价值评价，或许只有黄仁宇先生所说的“历史的长期合理性”才能更好的解释这段历史吧。
四、传承与断裂：传统土壤逝去大师难产
1.民国革故鼎新 大师空前绝后
中国学术的繁荣时期重要是20世纪的前50年，肇始于1904年王国维作《红楼梦评论》，鼎盛于1948年首届“中研院”院士选举大会，终结于1954年批判胡适运动。其中，新文化运动时期开启的论战与争鸣，到20世纪30、40年代达到高峰，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学者和著作，成就了百家争鸣的学林风貌。
民国时代历史研究的辉煌是特殊历史阶段的辉煌，当时产生的大家，是历史传承的结果。这批学术大师都有良好的旧学基础，又都受西方思潮影响。他们所以能做出如此突出的成绩，与他们懂西学又不肯放弃传统是分不开的，同时，他们处于一个革故鼎新的时代。这是从晚清旧时代过渡到民国新时代难以逾越的阶段。这些学者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开始用西方的学术方法做学问，但他们并未全盘西化，即便是是胡适这样倡导西化的人，在行为方式和治学上依然没有脱离传统。
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的溃败，这批引领当时学术的大师们做出了不同的人生抉择，有的像傅斯年一样，随国民党到了台湾，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慢慢从新建起了“中研院”；有的像钱穆一样，带着学生退居香港，创办书院，传承民国衣冠；有的则像胡适一样去了美国，在凄凉的晚景下继续学术探索；还有很多人像陈寅恪一样留守大陆，战战兢兢地度过余生。随着他们这一辈人的故去，中国传统文化在大陆则出现了明显的断层。
2.学术研究难逃功利 大师自然难产
当今，我们呼唤国学大师，呼唤了几十年，也没唤来。很多自诩为大师，或自封为大师的人，就学养来说，无法与民国时期的大师相提并论。与民国时代的大师相比，今日所谓的国学大师性质早已变质。他们重创新甚于重功力，重专精甚于重广博，重西方现代学术训练及背景，不重视中国传统本位的学术取向，重实证主义的踏实工作，不重形而上学的古典思辨。我们可以称他们为学者，但是很难称其为大师。
当代人惊呼，我们投入了那么多钱，为什么培养不出一位国学大师？细想起来可知，国学大师向来不是钱培养出来的。国学是一种传承，是一种师徒传递的学问。我们打倒了大师，想再扶起新一批新的大师，实际是非常可笑的想法。大师需要培养大师的土壤，需要承继大师衣钵的人。可惜，我们既缺乏成就大师的土壤，又缺乏历史的传承。这是时代的弊病也是时代的悲哀。
我们一方面惋惜没有大师出现，另一方面又对学者不断明星化表示痛惜。有人说，有什么样的读者就有什么样的作者，有什么样的观众就有什么样的节目。当前学术文化泛滥与粗糙化或许是受众自身文化程度不足造成的。当我们呼唤大师的时候，是否应该反躬自省，扪心自问，我们准备好迎接大师的到来了吗？大师不是呼唤来的，不是钱培养出来的，是适合大师生存的土壤自然生长出来的。
结语：民国是大家辈出的时代，是历史学多样化叙述的争鸣时代。这既是特殊时代背景的产物，也是政府重视文化教育和尊重学问人的结果。只可惜战乱的炮火阻碍了学术文化的薪火传承。随着国民政府退居台湾，繁荣一时的多样化历史写作时代被统一的一门独尊所代替。从此以后，中国学术文化出现断层，研究方法渐现单一，放眼今日，整个社会和学术研究都日趋功利化，如此背景之下，大师级人物自然难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