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看完《南渡》的时候，心里是满满的惋惜和钦佩。我一直困惑着，怎样的一群人，才能被作者称为“后无来者”的大师？
所谓大师，我想，可以用北宋大儒张横渠的一句话来概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刚刚走出封建社会的中国还很闭塞、落后，在那样一个时代里，传统的中国人，骨子里还是注重功名的，但是偏偏有逆天下人所好、离经叛道的人。梁启超就是那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梁启超不光自己在中国宣传新思想，把先进的文化带回中国，更让自己的子女踏上了治学之路，并且净捡荆棘密布、无人问津的路来走。中国人没有搞建筑的，他就让梁思成去美国读建筑。中国冷僻的考古事业没有科学的方法，他就让梁思永去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中国缺少将才，他就让梁思忠走上了军事道路。“天地无心，以生物为心”，中国人民没有受过现代科学的洗礼教化，他就用这样的方式把现代科学带进了国门。梁思成等人的不凡成就，可以说一定程度上源于他们伟大的父亲，而中国普通百姓从蒙昧中的渐渐觉醒，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像梁启超一样不计私利、只为改变祖国现状的大师。他们携着新技术、新知识、新思想，漂洋过海，终是砸开了愚昧落后的大门。这可谓“为天地立心”了。
“立命”之说来自孟子。《孟子·尽心上》有云：“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妖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自己做到修身养性以奉天命，或许并非难事。而大师与平常人的区别就是他们是“为生民”而“立命”。被称作“三百年来一大师”的陈寅恪先生和他的夫人最令我感动。艰难困苦的逃生路上，他的夫人“悄悄叮嘱女儿：‘王妈妈和我们奔波半年，过旧历年总要让她多吃几块肉。”’想要为天下百姓谋福祉，首先就应对身边的人有发自肺腑的关怀。陈寅恪先生毕生心力都投入在中国史学上，就连逃命都不忘提着书箱。傅斯年邀他去史语所就职，可是他却舍不下在清华教书育人的位子。他的右眼视网膜脱落，迫于时局无法医治，可他依然不放弃他的教授职业。书里这样写道：“此时他的右眼视网膜脱落，仅剩左眼视力勉强看书授课。陈氏仍像当年在清华园一样，每次上课都用一块花布或黑布，包着一大包书向教室匆匆走来，至时满头是汗，却从不迟到。”他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传递给了千千万万的学生。“为生民立命”恰是陈寅恪先生人格的写照。
张横渠所谓“绝学”指的是儒学，在此就让“绝学”扩充一下范围，暂代所有的学问。如果将“继”简单地理解为继承，那么这个人必定不会是个大师。一个真正的大师，必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不管是董作宾的“五期断代说”，还是老金的符号逻辑，都已经超越前人，令人赞叹了。但在这众多大师学者中，我最钦佩的还是蔡元培先生。蔡元培曾在北大说过这样一段话：“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学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蔡先生毕生追求着他的理想。他鼓励胡适之、李大钊等人在北京大学宣讲新文学，也不排斥辜鸿铭、陈汉章这样的守旧派，这种学术的“自由”之风，不正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结合时代背景加以发展吗？能达到如此程度的学术自由，我想是当下很多高等院校所难以企及的吧。蔡元培先生可以说是“既往圣之绝学”的很好的例子吧，而且，这里的“学”可谓包罗万象，“继”也绝不仅是继承弘扬这么简单。
任继愈先生在谈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时，曾列举董作宾的成才事例，他说：“一个学者的成功，个人努力固然非常重要，但是人在社会里，都是社会里的一个成员，不管你有天大的本事，你总是拗不过这个社会的大潮。只有在这个大潮里面，你个人的作用才有可能显现出来。”对此我深以为然。
书里还有一个细节吸引了我的注意。蔡元培、梅贻琦等校长在招聘教师时，并不唯学历。傅斯年等人在外攻读多年，可谓学贯中西，但也不曾获个什么博士学位，这些人是纯粹的为了做学问而做学问。而反观当今社会，“功利”已经成为几乎一切活动的目的。读大学，是为了找个能赚大钱的好工作；运动员拼了命地训练，只是为了换一块对得起谁的金牌；医生不再救死扶伤，而是为了提成乱开药物……很多东西都变了味。社会风气的浮躁，让很多人失去了专注做学问的耐心。当下极端功利的社会风气，在很大程度上抑制、阻碍了大师的产生。作为当下社会的一员，我觉得有必要深刻反省：我是否也在这功利的世界里变得浮躁不已呢？
记得在卞敏方的文章里见过这样一句话：“先觉者总是超前的，超前者总是孤独的，孤独者总是忧郁的，在忧郁中抉择，在期待中觅路前行，这是古往今来一切大智者生命的基本造型。”
一句提示
文章两部分开合有度。
从张横渠“立心”“立命”谈起，揭示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基础与精神来源，这就把握了问题的根本。
文末上升到“一切大智者生命的基本造型”，结得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