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文明的时代创新
——中国道路的十年探索之三
本报评论员
《 人民日报 》（ 2012年07月24日 01 版）
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建立全球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战胜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和特大地震，向世界奉献一届无与伦比的奥运会„„十年间，中国的精彩表现，引发了“风景这边独好”的世界性赞誉，也让人们思考：中国为什么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历史的地表之下，总是隐藏着深湛的奥秘。国外学者透过中国救灾的强大动员力看到“其他任何制度所不能比拟”的效率，外国媒体由“中国式民主”观察中国政治模式的特点所在，由此可见，制度因素是解码“中国故事”最有说服力的答案，印证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耀眼光环之外，“中国道路”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关键部分：制度创新的推进，制度文明的生长。
这是理解中国何以成就斐然的现实枢纽。十年来，面对经济全球化浪潮风云激荡、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中国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奠定全局性、根本性制度保障。面对长期执政下的各种挑战，推进党的领导体制逐步规范化、制度化，建立和完善惩治与预防腐败体系，为科学执政、依法执政夯实了制度基础。面对人民群众不断增强的参与意识和权利意识，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完善信息公开机制，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开辟了新渠道。面对转型期社会矛盾凸显、改善民生诉求的高涨，创新社会管理的制度设计，建立社保体系，调整收入分配制度，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为社会和谐、民众福祉开拓了新的增长点。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从经济规则到道德规范，从民主政治到社会管理，从社会保障到文化建设，从局部突破到顶层设计。10年来，制度创新的每一步，都体现了科学发展、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时代理念，汇集了观念更新、改革深化、利益调整等“历史合力”，以制度形式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的时代命题，构建起支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格局的制度框架，诠释了一个执政党治国理政智慧和能力的时代演进。
辉煌10年，是发展转型的10年，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展、在时代变革与挑战中彰显活力的十年。抗击非典，推动了应急体制的完善；抗震救灾，激发了从“对口援建”到“对口合作”的一系列制度创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倒逼出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加快了民生保障体制的改革。
10年来，制度文明的每一次跃升，都适应现代化进程的新要求而变，都顺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而动，都感应世界潮流的新趋势而行，因而能凝聚最广泛的社会共识，集中最广大的社会力量，发挥最强大的制度优势，为社会主义中国在现代化关键阶段的历史跨越提供了坚实保障和强劲动力。
小平同志曾经设想，到建党100周年时，争取在各方面形成一套比较成熟、比较定型的制度。回望10年，制度创新带来巨大发展成就，不仅使转型期中国朝着“制度定型”的目标迈出了一大步，也将一个执政党、一个国家的制度创造、制度自信写在了走向未来的新起点上。
维护“两个轮子”的路权(人民论坛)
《 人民日报 》（ 2012年07月24日 04 版）
在古丝绸之路上书写了诸多赛事纪录之后，第十一届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日前收官。然而，享受比赛之余，不少参与者也不无遗憾地发现，在环湖赛的故乡——西宁主城区竟然罕见自行车道，街头也很少看到骑自行车的，偶尔有一些“全副武装”的“大侠”骑着山地车在滚滚车流中惊险穿越，引得路人一片惊呼。自行车“行路难”，是许多西宁市民的热切反映。
骑自行车的出行困境，不独西宁有，许多城市也面临类似问题。随着汽车数量的快速增加，曾经的“自行车王国”正在迎接汽车社会的到来。从“两个轮子”到“四个轮子”，这是社会发展进步的趋势，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冲突与矛盾。
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在道路资源增长有限的情况下，“四个轮子”总是比“两个轮子”更强势，能分到更多的路权蛋糕。在不少城市，自行车道往往被机动车挤压成了“一线天”，甚至被无故取消，变成汽车停车位，骑车人既要面临与汽车洪流“贴身肉搏”、“马路杀手”频出等安全风险，也难以摆脱停车设施不足带来的丢车之忧。机动车的“步步紧逼”，正让自行车一族陷入“无路可走”的窘迫境地。
社会运行中，一方无论怎么强势，也不能生硬地剥夺另一方的合法权益，这是一个基本规则。一个宜居的现代城市，应该为市民提供多种选择的空间，而不是为了保障一种出行方式，就压缩其他出行方式的生存空间。
无论是开车还是骑车，都应享有平等的路权。作为公共管理部门，理应合理分配道路资源，注重保障相对弱势的自行车路权，这才能体现社会公平。如果陷入“汽车本位”的误区放大“马太效应”，在城市规划、道路分配、交通管理等方面向“四个轮子”倾斜，处处要自行车给汽车“让路”，不仅忽视了占有相当大比例的人群的正当权益，也会造成整个交通生态的失衡。
“四个轮子”再快，也难以独自承载一个多元的社会。恰恰是在汽车社会的全新背景下，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自行车的价值。近年来，从有关专家到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不断强化这样的认识：在治理交通拥堵问题上，单纯的限车、限行远远不够，自行车作为“绿色出行”的代表，应在交通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与这些声音相呼应的是，北京、上海、武汉、杭州等地推出公共自行车免费租赁服务。但从“免费自行车”艰难前行的现实来看，路权缺乏保障、配套设施不足等问题依然是制约“两个轮子”转动的重要阻力。
“给自行车同样的待遇”，许多自行车爱好者的呼吁发人深思。在当代中国这样一个转型社会，各种发展形态、利益需求、社会权利共同存在，也相互碰撞。“四个轮子”的滚滚车流固然壮观，但“两个轮子”的生存环境也需重视，二者不应是零和博弈的关系，而应在新的发展水平上实现和谐共生。如何维护“两个轮子”的路权，不仅检验着每一个出行者的文明素质，也考验着社会管理者的责任和智慧，更衡量着城市发展的高度。
让制度发挥好应有效力（人民时评）
《 人民日报 》（ 2012年07月16日 09 版）
只有用制度的护佑与社会的温情让那些悲苦人生变得温暖起来，我们这个国家才会更加美好
即使医院里传出小传旺“病情好转”的消息，即使“诈骗救妻”的廖丹获得好心人的捐款退赃及从轻判刑，我们依然听得到一声声发自心底的沉重叹息。
连日来，两位来自社会困难群体的人物的命运、两桩悲情案件，让人揪心痛心关心。13岁少年传旺，经历了母亲离世、家境贫寒、辍学打工的艰辛后，因被成年工友“玩笑般”地用电动充气泵从肛门处打气，导致身体内脏器官严重受损；下岗工人廖丹，为给无医保的妻子治好尿毒症，在用尽积蓄与借款无门的情形下铤而走险，连续4年私刻公章骗取医保17万元——他们的那种艰辛与无力感，无疑击中了人们心中的爱与痛，也引发了叩问与深思。
而他们的悲情，根本上说，本可以避免。
就小传旺而言，当他因家境贫寒而辍学打工时，当地的救助机构和学校为什么没能及时救济？企业用工明明不得招用“童工”，为什么企业可以置法规于不顾，而劳动监管机构也没能“火眼金睛”、及时发现？当少年被严重伤害生命垂危，为什么在救助的黄金时间里，看到的只是这个家庭的无力苦撑，直到媒体介入才引起社会关注？而对于廖丹，如果妻子在户口所在地参加了新农合，他本可以不必在“救妻”与“违法”这道人生选择题中犯难——但正如廖丹所叹，医保异地结算的手续过于繁琐，病人经不起折腾。如果一项本可以给许多人以希望的政策，却“用不起”，我们是不是可以让这些制度在设计时就更人性化、更具有操作的方便性呢？
的确，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有待完善，救助体系还有缺陷，但最大的痛心其实并非暂时还“无”的那些制度与体系，而恰恰是“有”的东西，在不少时候“形同虚设”，没能发挥好应有的效力。
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8亿农民、2亿多流动人口的发展中大国，筑起一道周密的社会保障网，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人们需要体谅这一过程的复杂与艰难，然而，更需有种“等不及”、“伤不起”的紧迫感。
事实上，作为困难群体生存状态的一个缩影，传旺与廖丹的悲情并不属于个别。那些流落于街头的孩子、缺失亲情与爱护的留守儿童、成为伤害与被伤害案件中主角的未成年人，一次次击痛我们，并警醒我们：能否把社会救助的步子迈得更大些？能不能在让人们遭遇苦难时，找得到救助的通道也能够被人及时地施救？
从一定意义上说，对贫弱者的态度，也是衡量社会文明的标志。只有用制度的护佑与社会的温情让那些悲苦人生变得温暖起来，我们这个国家才会更加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