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植物病理学》课程学习材料
林孔湘（1910—1985），福建省闽侯县人，我国著名的植物病理学家，农业教育家。1929年考进福建协和大学，1934年毕业，即回闽侯县乡村师范中学教书。1936年获留学美国奖学金，进压历根尼大学攻读研究生。1941年1月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并受聘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任副研究员。看到祖国灾难深重，积弱积贫，他立志为国贡献力量，遂于同年9月回国。先后在广东岭南大学任副教授，教授。1943年至1945年执教于四川大学，云南大学。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重返岭南大学，1947年任岭南大学植物病毒研究室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华南农学院教授，植物保护系主任，是当时华南农学院仅有的四个有博士学位的教授之一。林孔湘一生潜心研究柑橘黄龙病，首先证明柑橘黄龙病源于病毒，首创柑橘繁殖材料热处理消毒方法；推行“无病虫栽培”技术，为振兴我国柑橘业做出了卓越贡献。1951年被授予“广州市模范教育工作者”称号，1956年被评为“广东省教育先进工作者”。
1910年5月12日，林家的一个聪明伶俐孩子出生了。这是福建闵侯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全家人的活路就在土地上。家里种了一些庄稼，父亲在乡间兼营小规模的柑橘业。儿子长大后，那片柑橘林就是最好的去处。家乡的山水之美和果园之乐是他童年生活的美好回忆。在父亲的影响下，他从小便对农业生产，特别是柑橘生产有浓厚的兴趣。家庭的贫寒并没有阻止他对知识的强烈渴求。他很晚才进入乡间小学念书，而且是用了4年时间读完全部6年的中学课程。
面临着沉重的生活负担，林孔湘不得不中断学业做乡村教师。教书之余，把所有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孜孜不倦地学习之中。
功夫不负有心人。1929年，他考入福建协和大学。并获得清寒大学生奖学金。1934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回到闵侯县乡村师范中学教书。
父亲的死给了他极大的打击。父亲去世时几乎无以为葬。全家人的血汗和土地，还有那片柑橘林，都换不来一日三顿！国家的落后和家庭的贫困深深的触动了他，他开始观察冷酷的社会现实，一种强烈的民族悲愤在血管里奔流，他发誓要用自己的知识和才华救助中国，振兴中国，改变她积贫积弱的面貌。
1936年，协和大学在教务长陈均思教授推荐下，林孔湘经过选拔考试，获省教育厅公费出国留学。当时中国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华北事变发生不久，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26岁的林孔湘背负着沉重的行囊、抱着振兴中华的决心，远渡重洋，来到大西洋 1
的彼岸继续深造。
他先来到美国亚力跟尼学院学习，一年后顺利的转到举世闻名的康奈尔大学，受业于世界著名植物病理学专家H.H.怀素教授，主读植物病理学，副修植物生理学。这为他专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成为他一生中最难忘的回忆。林孔湘晚年的时候，他在遗留下的笔记本首页写到：“他（指H.H.怀素教授）教导我怎样想问题，怎样做科研，怎样把科研成果应用于生产；他还教导我怎样教学生，怎样做人。我很高兴，我没有辜负他的期望。”
的确，林孔湘没有辜负恩师的深切期望。1941年春获得博士学位的他，高薪受聘于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任副研究员。
1941年，也是祖国多灾多难的一年。日本为了把中国变成它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抗日战争陷入重重困难。
面对祖**亲的痛苦呻吟，林孔湘心急如焚。故土之情，魂牵梦绕。那里生活着兄弟姐妹，那里埋葬着生身父亲；哪里有童年的梦幻、青年的立志；那里更需要有时只是去拯救她，去强盛她！海外游子报国心切，林孔湘谢绝了校方的挽留，来不及和同事、朋友打招呼，匆匆辞职，回到了生他养他的祖国。
归国后，林孔湘先受聘于广东岭南大学。1943年先后在四川大学、云南大学和金陵大学任教，同时还兼任过福建省研究员。颠沛流离的生活，让他更清楚的看清满目疮痍的国土和民不聊生的悲惨现状。科学不一定能救国，但救国不可以没有科学！
抗日战争结束后，他重回阔别两年的之久的岭南大学，先后任副教授、教授；1947年，大学建立植物病理研究所，他任主任；1948年，植物研究所开始招收第一批研究生。他似乎看到了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希望。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林孔湘和大学生一起，穿着洁白的衬衫，系着鲜红的腰带，敲起锣鼓，扭起秧歌，迎接解放军进城。那种扬眉吐气、当家做主的感觉真好！开国之初，生机蓬勃、百废待兴。林孔湘按耐不住内心的无比激动，带领着学生在科学的崇山峻岭继续前行。
全国院系大调整后，林孔湘任华南农学院教授、植物保护系主任。民盟广东省委委员、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委员、常委。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理事，中国植物病理学会理事和广东分会理事长。
“科学工作者必须勇于坚持真理”，这是林孔湘毕生坚持的信念，也是他痴心不改的追求。在几十年的柑橘黄龙病研究中，他几经波折，屡遭劫难；然而，泰山压顶不玩，只要是真理，他从来是“咬定青山不放松”！
柑橘黄龙病是我国华南地区毁灭性病害，仅广东、广西、福建三省（区）到80年代已损失1000万株以上。这种病还在我国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有文献可查的是1919年莱金（Reinking）的报道。1930年后，黄龙病毒开始从广东的潮汕地区迅速蔓延。
林孔湘早在大学期间就对柑橘黄龙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解放前就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1941年开始，他数十年坚持不懈地从事柑橘黄龙病的研究。
粤北的冬天还是寒冷的。虽说没有雪花飘舞、北风呼号，但是气温下降、寒气袭人，迫使人们减少了户外活动。林孔湘出门了，他要利用寒假，开展柑橘病害的调查。那时候，马路上跑的公共汽车，烧的不是汽油，而是木炭。林孔湘坐着又破又慢的汽车，从粤北坪石出发，途经粤、闽、赣三省20多个县，历时两个月，行程2600公里，深入乡村田间地头调查，首次在福建几个果园发现柑橘黄龙病。由于抗日战争，柑橘产区均已沦陷，研究工作无法展开，直到1947年开始系统研究。这期间，林孔湘无数次深入江西赣州、南丰，福建龙溪、福州，台湾新竹、员林，广东潮汕地区，广西南宁、柳州等地调查黄龙病的发生发展情况，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在那样的物质条件下，做如此浩繁的工程，这其中的艰辛和劳苦是难以想象的！
柑橘黄龙病的病因到底是什么呢？不找出确切的原因，其防治工作就无从谈起恰恰在这个问题上，研究者看法不一。我们来看几种不同的意见：
其一：一位来华工作的苏联植物生理学家，到中国后跑了几个地方，看了几个柑橘圆，就断言柑橘黄龙病是水害造成的，只要果树上山，问题就可以解决。
其二：一批从事柑橘栽培的青年园艺工作者，他们人为黄龙病是栽培技术不当所造成的，只要搞好栽培，问题就可以解决。
其三：福建有个农民劳动模范宣称自己用砍烂根、剪病枝、换新土、施肥料的办法医好了两株黄龙病树，这件事轰动一时，被认为“土专家战胜洋专家”，是“卫星上天”。各地都准备大规模推广。
其四：林孔湘经过反复实验，排除了水害、栽培失当等原因，证明病毒是黄龙病的病原：为了使自己的结论找到更有说服力的证据，1951至1953年的三年里，林孔湘每年都用蕉柑、碰柑两个品种接种病毒，接种树共有292株，对照501株，接种树发病率为64%，对照仅为1.6%。带病苗木少数先发病，既而逐渐蔓延，后来则快速发展，这完全符合侵染性病毒的蔓延规律。
本来，科学研究中或者学术上有不同观点，是件很正常的事，可是在那个极“左”的年代，学术研究不是单一纯净的色彩，它往往和沉重而扑朔迷离的政治搅和在一起。于是，林孔湘的科研道路变得严峻而崎岖。
林孔湘的“结论”，犹如一世纪起千层浪：反对具有至高无上权威的苏联专家的看法，他坚持己见，毫不退让，因此，被看作为“狂妄自大”。对青年园艺工作者的意见，他据理力争，用实施辩驳，就被看做事打击新生力量。对那个医好了黄龙病树的农民劳动模范的做法，林孔湘在会议现场，经过仔细观察研究，直率地指出，那两株果树感染的根本不是黄龙病，那位农民的经验不是治疗黄龙病的经验。这一来，又触犯大忌，被认为是打击土专家。一顶顶帽子向他扣来，可林孔湘很“倔”，只要是真理，他绝不会让谬论半步！
科学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这点，林孔湘心里很清楚。
他一点也没有放弃。一方面，他积极研究防治黄龙病的有效方法，另一方面，他利用各种渠道，包括参加工作会议和学术会议的机会，反复向广东省农业主管部门、国家农业部提出防治柑橘黄龙病的意见和建议。
1955年12月31号，新的一年如期而至，林孔湘还在不停地忙碌和奔波，没有时间去体味新年给人带来的兴奋与激动。他又写信给农业主管部门，建议派专家组来学校考察他的研究成果和观察柑橘黄龙病的传染现象，从而研究防治柑橘黄龙病的方针。多么诚恳的肺腑之言！可是这封信犹如石沉大海，毫无消息。
林孔湘看到问题的发展日益严重，作为一位热爱祖国和人民、热爱事业的科学工作者，怎么会不心焦？同年10月末，他趁赴京参加米丘林诞生百年纪念会之际，向国家农业部建议召开一个柑橘黄龙病防治问题的座谈会，并到实地考察。
1956年2月，农业部组织的柑橘黄龙病考察团，到广东潮汕地区考察。专家们亲眼看到了黄龙病传染和蔓延的严重现象，认真倾听了农民的声音，并到学校考察了林孔湘的实验结果，最后肯定了黄龙病乃由病毒所致的研究结论，并采纳了林孔湘提出的防治柑橘黄龙病的五项措施。这样，数年来关于黄龙病的病原和防治方针的争论，才告结束。
林孔湘在给《南方日报》的一篇文章中写到，“科学工作者必须坚持真理、勇于争论，敢于跟那些主观主义、唯心主义作坚决斗争。在学术争论中，既然认定自己的看法和论点是正确的，就应该不怕失败。失败一次，再来一次，坚持自己的意见。”这就是科学家的风格和品质，也是林孔湘为人和治学的原则。
没想到，厄运会降临到这位执着追求真理的科学家身上。
1957年，他和他的助手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他们戴着右派帽子下放到粤东农村劳动。但是，他们没有停止手上的科研工作。在1956年，林孔湘曾率先提出了防治柑橘黄龙病的五项措施：即实行严格检疫、培养无病苗、早挖除病株、加强防虫、加强栽培管理。为了更好地保证无病苗木的培养，他率领助手在粤东农村艰苦的环境下，进行繁殖材料消毒的热处理试验。1958年，首次培育出不带病毒的柑橘苗木。这个技术创新，在当时国内外
尚未有报道，填补了柑橘病毒学的一个空白。由于政治运动的影响，他的这项成果直到1964年才在《植物病理学报》上公开发表，而且还是得到陶铸同志的特别关照。这一耽误就是六年。
十年*中，林孔湘并没有因环境的恶劣而改变自己的追求，在很多人心目中成了一个“顽固分子”的标本。本来已经早就摘掉了“右派帽子”的他，又被重新戴上“帽子”，派去做最艰苦的劳动，身心受到了严重摧残，研究工作一再被迫中断。但是，就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林孔湘仍然密切关注黄龙病防治研究工作和黄龙病对广东省柑橘的危害的情况，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进行这项研究。1975年，他发表了“根除黄龙病及其它柑橘危险性病虫的途径和方法”论文，有关部门根据林孔湘的理论和整套技术，培育出一批无病虫柑橘苗木，经过示范种植，取得了预期效果。这是柑橘病虫害防治上的一项革命性措施。
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1979年，强加在林孔湘头上的种种罪名得到了平反，省农业委员会恢复了广东省黄龙病研究小组的工作，并恢复了他的组长职务。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春风得意马蹄疾。林孔湘庆幸自己盼来了科学的春天，也迎来了自己人生的第二个春天。虽说不再有当年的身体和精力，可他感到有使不完的劲！他逢人便说：“现在我的生命指日可数，在我有生之日，都要坚持这项工作，直到我生命停息！”“我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要为消灭柑橘黄龙病作贡献，不达目的死不瞑目！”
此时林孔湘已是暮年，十年*烙下的伤痛使他的身体渐渐衰弱下来。加上1976年，他曾患胃癌，在两年间先后动了两次大手术，整个胃和脾脏已全部切除，他靠着用肠做的假胃来维持生命。拖着极其虚弱的身体，怀着对科学事业一片赤诚之心，林孔湘奔走于粤、桂、闽三省区柑橘产地，到处开讲座，推广他的技术，促进各地区广泛建立无病虫苗圃。他撰写的《柑橘无病虫栽培》一书，被农业部出版社定为特急件付印；北京科教制片厂将他的研究成果拍成科教片，向全国各地普及和推广。
一个年近70的老人，且曾患癌症，以拼命三郎的精神干工作，这是一种怎样的顽强意志，一种怎么养的高尚品质？！
1981年6月，林孔湘意外的收到了C.N罗惠斯彻尔的一封信。这位美国柑橘病毒专家在信中写道：“你在柑橘黄龙病热处理工作上的卓越贡献，是对我的柠檬碎叶病毒和其他柑橘病毒热处理工作根本行的启发和鼓舞。”林孔湘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研究成果在遥远的大洋彼岸的美利坚收到了青睐，被美国植物病理学界誉为柑橘病毒学上的一个创举。在加利福尼亚的法律中郑重写道—柑橘苗木未使用这种消毒方法处理是不准出售的。
1983年4月，美国加利福尼亚洲立大学教授C.N罗惠斯彻尔，应农业部邀请来华讲学。他专程来到广州拜访了林孔湘。他对林孔湘说：“我看到了你那篇柑橘接穗芽条热处理的文
章，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因为那段时间里我们用过的柑橘病毒病热处理的种种方法全都失败了，正处于绝望的境地，佛州的两位柑橘病毒学家者也同样遭到失败，并断言用热处理方法消除柑橘病毒是不可能的。看到你的文章的英文摘要，我顿时感到又有了希望，后来按你的方法实验，果然获得成功。”听了他的一席话，林孔湘心潮澎湃，回想曾付出的一切，不禁湿润了眼睛。他的研究成果至今未受到应有的重视，防治黄龙病的“柑橘无病虫栽培”新技术，也未得到很好的推广，却被国外国所采用，并以法律保证其推广。
林孔湘感慨万千，夜不能寐。他提笔给《羊城晚报》编辑部写了一封信，恳切陈辞《不要忽视自己的科研成果》。信中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一言以蔽之，无非是盲目崇洋和瞧不起自己而已！”“我国的科学技术是注定要落后在外国后面吗？我们中华民族的气概到哪里去了？”4月29号，《羊城晚报》头版头条发表了林孔湘的信，还配有著名评论专家微音写的评论。接着，《人民日报》、《福建日报》、《福建科技报》、民盟《中央盟讯》等报刊竞相转载。读者来信象雪花般向林孔湘飞来，对他表达敬佩之情，表示充分的理解和支持。林孔湘深感欣慰。他又和往日一样，全身心地投入了科研和推广工作。
1983年9月19日，一篇出现在《羊城晚报》头版头条的文章《爱国赤诚 催人泪下 林孔湘立遗书舍命治“黄龙”》，再次唤起了人们对林孔湘深深的敬意。
事情是这样的：1982年秋天，林孔湘应邀赴广西、福建考察柑橘病害，禁不起旅途劳累，回学校后重病一场。在病榻上，他给广西区领导同志写信，对当地柑橘生产提出许多具体建议。一年来，他的“无病虫栽培技术”，已在这里迅速推广。这次他再赴广西，是给广西农垦系统讲习班作柑橘无病虫害技术报告。此次远行，他瞒着家人，悄悄地把“遗书”托付给华南农学院副院长李沛文教授。一位科技工作者得知此事后，感激至深，含泪挥毫，向《羊城晚报》反映了上述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