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超”缘何而起考察经济现象离不开市场与环境，导致货运车辆超限超载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在正在发育的运输市场上，运力与运量的供求关系、总量和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开放后的货运市场，运力增长速度远大于运量增长速度。市场主体结构也变了，大量的个体运输业主形成了运输结构的主流。运输市场陈旧的规则和更新的滞后，产
生了一系列畸形的结果，运输市场陷入无节制的恶性竞争怪圈：车主刹价以争夺货源，以超限超载来降低成本和追逐利润，形成了“竞争—刹价—超限超载”的恶性循环。今天的货运市场上，运输市场的规则和手段显得苍白而无力。同样，宏观的经济大市场上，车辆制造市场上的大吨小标车，车辆改装市场上的车厢增高、加长、加钢板等推波助澜，整个社会经济约束“双超”的规则和手段也同样地苍白无力。这就导致了“双超”的滋生和蔓延。
是“抗超”，还是治超对“双超”这个重大的运输经济事项，其治理要进行充分估计和衡量。一般而言，应付重大事件，若对方一时强大，且需长期应对，则曰抗击。抗击往往处于被动的地位，如抗击“sars”病毒。那么，对付“双超”这个疾患，“抗”有“抗”的方法，“治”有“治”的手段。是蓄积力量逐步“抗击”，还是成竹在胸有序“治理”？整治“双超”是需五年八年，还是十年二十年？我们需要有充分地认识，要有明确的目标定位。但是，在我国目前的体制和机制下，很难判断社会经济承受能力能“容忍”超限超载多久。
仅从全国交通系统建设治超检测站点和网络来看，显然是进入长期持久作战的轨道。这是喜，因为治超成为一个保护公路的强大屏障；这也是忧，治超很难，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
重心是“治运”，还是保路“双超”本身是一种运输现象，治超应是“治运”。“双超”最明显、最直接的危害是损害公路，所以治超也是保路。然而，熟视畸形车辆、畸形装载运输现象，却不堪承受实实在在的物质伤害，这种重现实的价值观在当今社会经济生活中并不鲜见。哪里最“痛”就重点关注哪里，这也无可非议。所以，令人遗憾的是，治超战役差不多已演化成了“保路战”，我们的大力气放在了保路上。而按这种思路逻辑，治超也可以成为“治车战”，只要盯住非法车辆，重惩严罚，没有了“大吨小标”车，没有了违规改装车，何以载物，何有“双超”？治超也可以成为“安全战”，从安全的角度切入治超，这样也有更多的、更强的执法手段。但现实是，“双超”行为已经发生，却主要靠交通路政部门来卸载，以“守门”把关。然而，车辆的源头、货物集散源头、车辆和运输过程等，可以说对“双超”约束力度不强。诸多矛盾集中到最后，只靠路面把关的交通路政来承受，车辆集体“冲关”的野蛮乃至流血事件也屡有发生。
确实，国家治超初衷是全面治超，也有重点，但三年治超的过程和结果观察，对于“双超”现象，成了为保路而治超，“全面治超战”基本上成了单一的“保路战”。路政部门“拳打脚踢”，独力支撑。治超本应“治运”，但仅就交通系统而言，运管部门却若即若离。治超孰为重点，确实值得深思。
交通担纲治超，可否提出交通担纲治超可否这个问题，基于我国目前的经济体制和机制。本来，哪个行业发生的事情，就由哪个行业部门牵头，其他行业部门协调已是惯例。然而，“双超”涉及生产、流通、交换、消费整个经济过程，所以治超才有明确的国家九部委共同介入，实行全国统一领导，地方政府负责，部门指导协调，各方联合行动的治理工作机制。事实上，在现有体制和机制下，且不说权威性，交通部门手中缺少有刚度的手段，也不能把握其他部门的治超力度安排。简单举一个例子，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车辆超限超载治理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05]30号）中规定：“实行治超的目标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治超责任如何分解，细化到什么程度，各部委和地方各级政府在治超上到底有什么责任，交通部门能拍板吗？更谈不上责任追究制了。在现在体制和机制下，“地主保护主义”， “部门保护主义”和“行业保护主义”，也在不同程度地制约着治超。深受“双超”对公路伤害切肤之痛的交通部门，首先提出“治超”，并主要担纲“治超”组长重责，但体制和机制的特点确实使交通部门力不从心。
相关法规何时出台如果治超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那么笔者呼吁法律的出台，要紧的是出台相关部门的配套法规。就治超而言，各个行业的法规有空白，有的已经陈旧，不适应现在的工作，应补充修改。以交通部门为例，出台了交通路政约束“双超”的法规，而本应是治超主力部门的运管系统却没有明确治超法规。原有的运管法规针对性、操作性也不强。很难想象，对于治超这样一个偌大的工程，没有法规的约束和规范，如何继续顺利开展下去。
能否借鉴美国的做法市场经济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