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爆发原因浅析
─读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摘要：《旧制度与大革命》分析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成因，不是注重史实的叙述，而重点是在分析如此突如其来的大革命的成因。托克维尔以开创性的视角将旧制度与大革命联系起来，看到了大革命对旧制度的继承，尤其强调中央集权制是旧制度的产物。
关键词：托克维尔；旧制度；《旧制度与大革命》
一、托克维尔生平
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是十九世纪法国历史上的著名思想家。1835年出生于贵族家庭,但他在政治上倾向于自由主义,以出版《论美国的民主》一举成名,成为了世纪中期法国自由主义的代表性人物。此后,在去世前的1856年出版《旧制度与大革命》,解释法兰西民族的命运。
在这本书里,人们看到的不是以往对于革命史的长篇叙述，而是带着问题去思考革命爆发的缘由，用托克维尔的话说，他要把“事实和思想、历史哲学和历史本身结合起来”。作为贵族家庭出生的他不是对革命的激烈批判,而是超常冷静地思考。他既看到了法国大革命在历史中的意义,也冷静而不偏激地去探寻大革命为什么会爆发,以及革命的走向和最终的结果。更重要的是,这本书并非仅仅是对法国大革命进行的社会学分析,更是对革命者要摧毁的“旧制度”,以及革命后“旧制度“又不断重建的现实而作出的历史性透视。
《旧制度与大革命》自出版以来，在欧美国家极为畅销，出乎作者意料，他说过：我这本书的思想不会讨好任何人；正统皇派会在这里看到一幅旧制度和王室的糟糕画像…...；只有自由的朋友爱读这本书，但其人数屈指可数。”托克维尔一种独到的视角，运用问题研究和比较历史的方法诠释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的辩证关系，不愧为一颗闪耀的“历史珍珠”。
二、大革命是旧制度的延续
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在人们心目中是进步的象征,所以人们一想到它,脑海中就会浮现出将一切旧制度都打倒、推翻的景象。因此,人们常会有一种定势的思维,以为大革命与旧制度是截然对立的。而托克维尔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看到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的联系,看到了大革命对旧制度的继承。
“旧制度”主要指的是1789年大革命前法国一种存在了两三百年的号称“绝对君主制”的政治体制。所谓“绝对君主制”，是一种类似于秦始皇废分封设郡县的中央集权制度它兴起于世纪末的西欧各国，并在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达到了巅峰形态。大革命起因于“旧制度”作为革命的反题,是被完全否定的。托克维尔从这里突破,从而对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作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释。在深入研究旧制度的权力结构之后,托克维尔指出:“如果认为旧制度是个奴役与依附的时代,这是十分错误的。” [1] (P156)他发现,旧制度一方面是日益衰落的中世纪封建制度的残余,另一方面是不断强化的中央集权制。正是这种社会转型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法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促成了大革命的爆发。
这种因果联系恰恰与人们想象的那种“压迫愈重、反抗愈烈”的方式相反,而是以一种悖论的方式发生的。托克维尔通过比较研究,独具慧眼地发现了一个怪异现象:“有件事看起来使人惊讶: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 [1] (P64)就欧洲而言,法国当时并不是封建权力压迫最深重的地区,相反,它却是封建权力压迫最轻的地方。这是因为法国早已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农民基本摆脱了领主的统治,而且已变为土地所有者。但是,正因为如此,农民对残存的封建权力就更难忍受。作为土地所有者,农民才会对封建制度强加在地产上的多种负担感到痛苦和愤慨;贵族不再拥有统治领地的权力,贵族的特权乃至他们本身的存在也就愈加可疑。也就是说,不是贵族个人变得穷凶极恶,而是封建制度的瓦解引起社会心理的变化:“封建制度已不再是一种政治制度,但它仍旧是所有民事制度中最庞大的一种。范围缩小了,它激起的仇恨反倒更大;人们说得有道理:摧毁一部分中世纪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厌恶百倍。” [1] (P72)不过,相比之下,托克维尔认为,各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之所以加剧,主要是中央集权制的作用。托克维尔认为革命者从旧制度那里继承了很多,而他特别强调、特别重视的则是中央集权制。许多人认为中央集权制是大革命和帝国的创造。托克维尔反对这种看法,他认为中央集权制是旧制度的产物;不仅如此,他还认为中央集权制“是旧制度在大革命后仍保存下来的政治体制的惟一部分,因为只有这个部分能够适应大革命所创建的新社会”,[1](P74)因而大革命虽“扫荡了旧制度的众多体制,却巩固了中央集权制”。[1](P100)具体说来,法国在大革命前已形成欧洲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中央集权体制:国王当然是权力的中心,所有事情都由他一人说了算;在靠近王位的地方,御前会议是拥有特殊权力的行政机构,它集行政、立法和司法权于一身;作为中央政府在巴黎的唯一代理人,总监负责处理国家的日常事务。在地方,由中央政府任命的各省总督拥有全部统治实权;总督之下,又有由他任命的总督代理。与许多人的看法相反,托克维尔认为,中央集权制不是大革命的产物,而是旧制度的产物。法国在大革命前已形成欧洲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在王权中央形成了一个集行政、立法和司法权于一身的统一权力机构,有中央政府派出的各省总督总揽了地方政府的全部权力,中央集权制的政府几乎达到了对全国的全面绝对控制;更有甚者,旧制度实行官员保护制,专横地庇护大小官员。这样,中世纪各地区、各人民团体和个人的政治自由权利也统统丧失了。托克维尔承认,这种中央集权政府是旧制度的一项成就,是旧制度下“所有活着、动着、生产着的东西”的“新的根源” [1] (P57),也是旧制度中唯一在大革命后保存下来并且能够适应新社会的政治体制。但是,他也发现,这种单一的中央集权制既是旧制度时期社会动力之源,也很容易成为千夫所指之的。“由于中央政权摧毁了所有中间政权机构,因而在中央政权和个人之间,只存在广阔空旷的空间,因此在个人眼中,中央政府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所必须的唯一代理人。” [1] (P107)结果,这就导致了人们对中央集权政府的绝对依赖,而这种绝对依赖又很容易转变为另一个极端:当中央政府不能满足人民心愿时,便产生人们对中央政府的极端仇恨。由此托克维尔得出结论: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和巴黎的至高无上地位,是法国多次革命的主要条件之一。托克维尔还发现,正是中央集权制的发展,造成法国阶级分离的加剧,使法国社会变成一点即炸的火药桶。首先,三级会议的停开,使得第三等级(主要指资产阶级)与贵族在公共生活中再也没有联系。其次,与一般人们想象的相反,贵族的种种免税特权不是中世纪的遗存,而是中央集权制发展的结果。王权逐渐剥夺了贵族的政治权力,但是,为了安抚与王权对立的贵族阶级,作为一种交换,“自15世纪到法国革命,免税特权一直不断增长”。贵族享有的各种特权尤其是免税特权彻底导致了资产者与贵族的不平等和互相孤立。再次,为了获取免税特权,资产者设法住进城市并在城市中获得职位,这就导致了资产者和农民的分离。最后,农民成了被遗弃的阶级。不仅其他阶级都离弃农民,而且政府对农民极其冷酷无情:把各种捐税徭役负担强加给他们,以严酷的司法对待他们。各阶级之间彼此隔离的恶果,一方面是“再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约束政府, (但)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援助政府” [1] (P171),也就是说,政府实行分而治之,最后陷入孤家寡人;另一方面是,分裂的不同阶级彼此形同路人甚至仇敌,“在被重重障碍长期隔绝之后彼此重新接触时,他们首先触到的是他们的伤痛处,他们重逢只不过是为着互相厮杀。” [1] (P145)有的评论认为,托克维尔不是把经济基础的变化,而是把中央集权制看做是导致大革命的主要原因,这颠倒了主次关系。其实,托克维尔对经济基础的研究是开创性的。索布尔指出:“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十分重视土地问题和封建问题,也许更加重视所有权问题,这种好奇心在他那个时候是新颖的。” [2] (P86)而且,不难看出,托克维尔对政治与经济的互动的分析,远比割裂地排列经济和政治情况更有说服力。
三、总结
根据以上概述,我们不难看出,托克维尔在法国大革命的起因中发现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起因的解释正是论证这个命题而展开的。托克维尔并不否定大革命的功绩，他认为法国大革命是迄今为止最伟大、最激烈的革命，它代表法国的“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年代”，同时，法国大革命是一件长期工作的完成，只是以突然的方式完成了长时期才能一点一滴完成的事情。
托克维尔的解释十分丰富精彩,其范围涉及了经济、政治、思想、宗教等方面,其中包含的政治观点、研究方法,不仅对于西方的法国革命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于后来其他超出史学研究领域之外的许多研究都具有启示意义。
就我个人而言，《旧制度与大革命》颠覆了我对大革命的认识，托克维尔不同于传统史学家，对大革命高度颂扬，将旧制度与大革命对立区分，他以一个贵族的立场为视角，对自由、平等的渴望，强烈反对专制，却也摆脱不了作为贵族本身的局限，他突破以往对革命史的长篇叙述，虽然在本书中提出的某些观点值得商榷，比如对王权作用的评价、农民的贫困化等，但至少他突破固有的狭隘性，打破思维定势，值得我们去借鉴，这是一本专业性很强的书，但通篇阅读下来，却不会让人觉得枯燥，反而能够提起你的阅读兴趣，著名的比较历史学家J.J昂佩尔评价道：“在他的的作品中，严肃而不排斥精巧，在进行高深的思考的同时，读者会遇到描述性的奇闻轶事或化义愤为讥讽的辛辣笔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