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原则
筱敏
1789年7月14日攻克巴士底狱，至今被认定为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标志。这是因为其形式的激烈，赋有风暴的气势，符合“革命”一词内里的叛乱、摧毁一类的词义。一个时代需要有一个象征，人们为自己选择的象征物通常是明艳的、通俗的、戏剧化的。人们喜欢为历史虚设一个舞台，看历史被编撰成离奇惊险场景弘阔的情节剧在那里上演。1789年7月14日那些擂鼓呐喊的人们，摇旗冲锋的人们，砍断铁链放下吊桥的人们，一拥而上捣毁一座专制的罪恶象征物的人们„„至今日，恐怕不会再有什么人记得住埃利、于兰、杜里奥等等这些勇敢的名字了，尽管他们当初英雄一般在舞台中心穿过。然而稍纵即逝。一切都是无从把握的，没有个人的意义，他们的英勇因叠合在一起而构成一幕历史场景。这一突发事件本身，也并不具备改变整个社会内部生活的力量。使这一暴力场景具有了特殊意义，从而得以穿透历史的，是1789年的精神背景。
1789年留给人类真正的东西，是《人权宣言》。她值得我们用人类迄今所有的文字，书写在我们仰首可见的天空，无论这片天空是明媚还是阴黯。
但是，这种书写绝对不是1793年式的书写。雨果的小说《九三年》中描写过一种书写方式：国民公会会议大厅，这个“曾经是国王的舞台，现在变成了革命的舞台”的地方，在主席台的一边，站着一只黑色的木框，里面镶着《人权宣言》，宣言中上下分页的地方，绘的是一条模拟的王杖！台座后面矗立着一只高大的罗马仪仗钺，仿佛是言论自由的守卫者。„„这样一种书写方式，自然离断头台就不远了。何况这个装饰权威的宣言，已经由1793年修改过了。
而第一代的革命者拉斐德门，在起草《人权宣言》的时候是绝不依凭王杖和罗马仪仗鉞的，也绝不可能把他们崇仰的天赋人权枷入具有威慑力的黑木框。
自由，平等，财产，安全，反抗压迫，信仰、思想和表达的权利，人民主权，三权分立——这些著名的1789年原则，为近代世界奠立新的社会和政治秩序、新的普世价值铺设了基石，它的诞生，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以致人们在言说现代社会的时候，只能把1789年作为起点。潘恩在为天赋人权辩护的时候，指出：阿基米德关于机械功率的话可以适用于理性和自由。他说，“如果我们有一个支点，我们可以把地球举起来。”
1789年原则就是这样一个支点。
我所理解的革命，是人类中的先驱者，在茫茫宇宙中寻找生存支点的过程。没有光，也没有上帝引路的云柱或者火柱，他们还带着世代承袭下来的枷锁。想到这种情形我不能不心生崇敬。那些启蒙思想家；那些在森严的等级制中申说平等，申说自然权利的社会哲学思辩；面对不可更易的王权，宣称人民主权；面对千年蒙味，诉诸理性；面对惯于免冠下跪的臣民，呼唤公民权利和公民意识。那个为托克维尔称之为“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年代”，“一切都在沸腾；每时每刻都有一本政治小册子问世”。
多少个世纪以来，平民在公共事物的舞台上连片刻也没有出现过，假如说他们也还存在，那就是成群地聚在台下，充当仰望、欢呼、拥戴圣主的角色，只具有极粗略的统计学意义，没有个人的面孔。现在，他们自己走到舞台上来了。当皇上按数百年的礼仪登上王座，盛典开始，第三等级一反旧例，毫不迟疑地像皇上、僧侣、贵族们一样也戴上自己的帽子。当朝廷下令关闭三级会议的会场，并在那里布满了军队，第三等级的代表们却列队转向露天的空地，举手宣誓：非待产生法兰西宪法，决不解散！“这种令人屈辱的专制是什么？”米拉波说，“现在你们讨论的自由被束缚了；有一支军队驻扎在议会周围了！„„我请求你们大家保持你们的尊严，保持你们的立法权，以此来信守你们庄严的誓约。”外表冷淡而怯懦的西哀耶士教士平和地补充说：“你们昨天怎么样，今天就怎么样，大家讨论吧。”
这便是1789年的精神。故克巴士底狱这样的事件，可能在任何一场政变、叛乱、农民起义、民族纷争中发生，然而，只有1789年的革命者们，能在帝王的威权和军队的震慑之下，泰然自若地说：大家讨论吧。
他们讨论了一些什么？天塌地倾的日子里，讨论——这是他们以为自己必须肩负的责任。这些理想主义者们！
他们不像以往的因叛乱而擅权者，热衷于讨论和发布种种报复性的公告，他们也不讨论如何对付威慑，以确立和巩固他们自己。他们讨论的是一个权利宣言，以表明旧制度的结束，以确定新时代的立法精神；他们讨论人的权利和如何保护人的权利，而宪法的每一条条文都如何应当是一项普世原则的结果。他们讨论权利和义务，一些人认为只讲权利而不讲义务是不审慎的，人们会滥用权利，所以应当还有一个义务宣言。然而1789年的原则否决了所谓义务宣言，因为平民和奴隶在旧制度下从来只有义务，自出生之日起就层层叠叠困囿着他们的命运和心灵，这不需要革命来特别重申，革命的意义是争夺未有的，1789年的基本原则是——权利。（1795年热月政变以后，果然有了摒弃人的自然权利，不再提思想、言论自由，却增加了“义务”的《人权、公民权与义务宣言》。那时候，不仅1789年《人权宣言》的起草者拉斐德已身系囹圄，就连1793年修改过《人权宣言》的罗伯斯比尔也已上了断头台了。）他们讨论宽容，一些人要求的宪法确立宗教的威严，另一些人主张宽容。然而1789年的原则不是宽容，而是自由。米拉波措辞激烈，认为不应该谈论宽容，因为这两个字本身就意味着权威，意味着暴政，“权威的存在就有可能侵独生子思想的自由，因为它在宽容某些东西的同时，又可以不宽容另一些东西。”拉博更为信仰自由辩护，认为“宽容”一词含有怜悯这一庸俗的概念，他要求自由，要求人人都应享有信仰自由的神圣权利，而无需仰赖权威的宽容的特许。他们讨论言论自由，排开了那些所谓“无限制的新闻自由会对宗教及良好的风尚带来危险”，“社会的安宁遭到极大干扰”之类的指责，确立了“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的原则。他们讨论何以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讨论何以“任何人在其未被宣告为犯罪以前应被推定为无罪”；讨论何以要分权制衡，保障个人权利，而在这些没有确立的时候，就没有宪法可言„„
不错，类似的讨论并非前无古人，它在美国的革命者那里也曾经发生过。然而，那是在龙卷风远去之后，背景晴朗、辽阔，大洋彼岸带过来的脚镣都被砸碎了，抛进了海里。而这边却是惊涛骇浪，风暴和世界的坠落之力都是积蕴了千百年的。这些法国革命者，置身于惊涛骇浪之中的一只小舢板上，甚至还戴着世代因袭的手铐脚镣，面对每时每刻可能的倾覆、灭顶，面对周遭的呼噪的惊叫，他们却在讨论，他们要赶在这只舢板翻沉之前，完成致力于人类——而不仅仅是法兰西——的新生的使命。潘恩后来描述说，那个宣言是匆匆草就的，“当时之所以把它特别提出来，是因为，如果国民议会在威胁性的毁灭中垮台，那么，国民议会的原则还可能有机会保存一些痕迹”。这是法国革命者比美国革命者远为不幸的处境。这些年轻的革命者，在如此境遇中的所为，与其说是英勇，不如说是高贵。一群颠沛于不可知的命运之中的人们，却一同仰望暴风雨之上那永恒的明朗的星辰，这一情景令人心生感动。这是1789年的纯粹。
托克维尔写道：“这就是1789年，无疑它是个无经验的时代，但它却襟怀开阔，热情洋溢，充满雄劲和宏伟：一个永世难忘的时代，当目睹这个时代的那些人和我们自己消失以后，人类一定会长久地以赞美崇敬的目光仰望这个时代。”
1789年原则终于成为普世原则，成为现代社会的支点，成为人类共同的宪章。以致它在经受了仿佛由它引爆的一系列血腥灾祸之后，依然朗洁明澈。认人在仰望之中感受到脚下的坚实，感受到作为人的尊贵。
希腊真正的古典时期那么短，而今天我们依然受到它的滋养。法国大革命也一样，文明世界的整个政治社会架构，依然由它支撑。在大革命的泽被之下，评说大革命——无论如何评说，都是我们的权利，因为“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因为“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有幸享受人的权利的每一个人，都持有法国大革命所颁发的自由人的出生证。因此，美国思想家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说法毫不夸张：“每一个人都是两个国家——本国和法国——的公民”。
没有人会忘记那些血腥，那些罪恶，然而，有一些东西，是无论情感还是理性都必须加以区分的。法国历史学家傅瑞认为：1793年的罪恶就是抛弃了1789年的原则。而另一位法国历史学家米歇尔·维诺克说：“重要的是1789年；尔后发生的事只具有偶然性。”他们是悉心区分的。虽然后者的说法或许过轻。
我情愿相信的是，我们头顶的天空远不止九重，当我们看到接近地面的一层为血雨腥风所遮蔽的时候，还应该看到，穿透这一切的高处，更有朗洁的星辰。人世上翻卷过无数次血雨腥风，但1789年所确立的原则是唯一的。时至今日，她依然以永恒之光引领着我们；时至今日，仍有难以数计的人们为趋向她的光照备尝艰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