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印证《帝国与传播》中的观点
《帝国与传播》一书以传播媒介的变化为线索，概括了世界主要文明中心的历史变迁，但是，其重点多为希腊、罗马、埃及等地，对中国的介绍则只言片语。因此，看过此书后，联系中国的历史发展和现状，对书中的一些观点进行印证，并提出我的一些看法和困惑。
书中从开头到结尾都强调了不同媒介对于时间和空间的倚重，这种倚重推动了帝国向不同的方向发展和消亡。
以石头为主要传播媒介的帝国，更倚重空间的支持，这种支持代表着政治支持和军事支持。可以想象，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要想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维持以石头为主要媒介的传播方式，必然要求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这样的政治形态能够以不被质疑的姿态发号施令，并且具备暴力机器保证其命令的完美实施。“对军事组织和空间的倚重，就需要法律具有普遍适用的价值”，出于公平性、纪律性，以及我认为最重要的，维持政治统治和社会稳定等目的，一部可以公之于众的法典急需出现。
从中国的角度出发，其具备倚重石头为传播媒介的特点。一方面，遍布中国各地的石刻，包括龙门石窟、乐山大佛等雄伟的石刻艺术，体现了中央集权的强大实力；另一方面，以石碑为代表的小型纪念性物品也体现了社会对石头媒介的需求和偏爱。
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中国就进入了多民族统一的君主制中央集权专制时代。这一政治体制来源于长期的混战，因此，强大的军事实力成为这一体制的保障。军事实力不仅体现为军队的数量，也体现为武器的更新和军队编制的建设。虽然开创历史先河的秦王朝早早覆灭，但是继任者们依然保留了这一制度，并对军事保有极高的警惕性和重视度。
对于“王权集中的同时是宗教的集中”这句话，我有所质疑。从秦汉时期三省六部制到唐朝三公九卿制再到明清时期废丞相设内阁，王权在一步步走向集中。但是，从唐朝开始三教并存，宗教的集中并不像埃及、希腊那般显著。作为本土宗教，道教的市场依旧广大；儒家则以教育的形式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内核；而佛教传入后，在国内同样有数目庞大的信徒。
“治理辽阔的疆土必然要倚重官僚行政。”中国自古地域辽阔，倚重空间的
政治制度大行其道。
如书中所说，“中国的官僚行政与空间的要求相联系，复杂的汉字用毛笔书写，这种文字支撑的官僚行政体制有其局限性……反而有利于佛教的传播，佛教倚重的是为下层阶级生产符箓和佛像”，虽然历史上存在着多次灭佛运动，包括著名的“三武一宗”，但是因为媒介的缘故，佛教信仰在底层人民中生生不息。
“复杂的汉字用毛笔书写”，意味着获取写字能力的成本巨大，而毛笔这种书写工具也给习字造成了一定难度。这种传播媒介注定是贵族式的消费，而能够在这种传播媒介中脱颖而出的人们，汇集成官僚集团，并凝聚为官僚行政体制。这样，口头传统和书面传统之间出现了鸿沟，文字和毛笔割裂了底层人民和官僚集团。
而对文字要求不高的佛教，借由服务底层民众，以符箓和雕像的形式创造了非知识分子也可以理解的教义和偶像，从而获得了旺盛的生命力。
但是，也正因为其服务于底层，虽然能够迅速流传，却不能最终压倒政治官僚体制。
宗教的兴衰在历史变迁中循环，官僚体制虽然一直延续，但也在随着具体朝代的现状发生调整。变化着的不仅仅是这两者，随着时代的变迁，技术也在逐步发生革新。
造纸术引发了书写工具的革命，雕版印刷实现了批量生产，而活字印刷的出现，无疑又是一场里程碑式的进步。传播媒介的改变意味着传统媒介和新兴媒介的竞争，两者的博弈终将导致空间与时间的倚重分配。
以纸为例，纸的生产在欧洲成为了商业化的标志，它的出现，推动了信用的成长，表现为保险单和股票的使用，阿拉伯数字也提高的效率。但是在中国，纸在商业上的作用并不像其在欧洲的走向。它更广为人知的表现形式是纸币，产生于市民阶级繁盛发展的宋朝。消费被刺激起来了，商业蓬勃，但是，农本位思想根深蒂固，使经济不能发展成如欧洲的体系，保险、股票等概念更是无从谈起。
由此可见，即使技术同样发生革新，所处环境的不同、以及对时间和空间倚重的不同，也会导致帝国朝着不同的走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