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读书笔记
《菊与刀》并不是一本专门研究论述日本宗教、经济生活、政治或家庭的书，而是探讨日本有关生活方式的各种观点的著作。恬淡静美的“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凶狠决绝的“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将在研究部族社会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模式和文化与人格理论，扩大应用到分析近代日本这一大型文明社会，把找出隐藏在日本人行为背后的原则作为自己的研究任务，通过对等级制度、“恩”与“报”、义理与人情、耻感文化、修养与育儿方式的考察，从结构上深入探讨了日本的价值体系，用“菊”与“刀”来揭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黩武、尚礼而好斗、喜新而顽固、服从而不驯等）。
战时的日本：每个民族都有关于战争的信条。对于发动战争的理由，日本认为只要各国拥有绝对主权，世界将永远处于混乱状态；日本应该为建立等级秩序而战。世界所有国家都应该在国际等级结构中明确自身的位置，才能形成统一的世界。对于如何取得胜利，日本叫嚣精神必将战胜物质，物质是必要的，但物质不可能千年不变，只有精神才能代表一切！强调“日本精神”，推行精神优于物质条件这一信条。除了等级制和精神力量外，日本认为万事都是他们主动要求的，决不是被动的。正如西乡隆盛遗言道：“有两种命运，一种是偶然碰上的，另一种是自己创造的。当面临艰难的时候，必须自己去创造命运。” 美国强调自己是被动的，因此是无辜的。对于天皇，天皇和国家政策可以分开，但是天皇和日本是分不开的，天皇地位至高无上，不受批判。对于死亡和战俘，日本这方面最极端的表现就是他们的不投降主义，他们认为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胜利，荣誉就是战斗到死，丢脸莫过于当俘虏，但是有些人会当一名模范战俘，在生命中翻开新的一页，好像他们的信条就是：择定一条道路便努力奋斗，如果失败，会非常自然的选择另一条道路。
各安其位：日本人的口头禅就是“各安其位”，他们对于等级和秩序的信赖，与美国人对自由平等的信仰如此对立。多少世纪以来，不平等个成为日本民族的组织原则，它使生活容易预计，也就广泛地被公众接受。尽管日本近些年西方化了，但还是个贵族社会，人们的每一次问候，每一次相遇，都必须表示出双方的关系。对于他们来说，遵守等级制度是一种艺术，要求平衡多种因素，在特定的情况下，有些因素可以相互抵消，有些则反而增强。虽然中国在六七世纪的时候，把孝道连同佛教、儒教以及中国的世俗文化传入日本，但是到了日本后规矩发生了很多改变。中国的宗族制度，在日本只有贵族武士拥有姓氏，才有族谱。
另外，日本人的传统是对封建领主尽忠，这个领主是当地的大名，与中国上任几年又调走的官员大不相同。在日本，孝道只有在家庭内部有效，家族与家族之间联系淡薄的接近西方。在日本，辈分和性别造成了实质上的特权，但是行使这一特权的人不会天然地专横独断，他的行动关系到对全家的荣誉，任性而为绝对不能成为合格的家长。日本人反对在家庭中用武力威胁，家中年长者很少成为强有力的独裁者，但家中的等级制运转良好。漫长的德川时代是日本历史上最值得重视的朝代，它在国内维持了一种武力威胁下的和平，有效地执行了类似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当时武士和农民是日本最重要的两个阶层，德川幕府把他们分别冻结起来，武士不能兼做农民、工匠和商人，成为寄生阶层的一部分，坚守“俭朴乃最高的美德”。多年以来幕府努力巩固各藩的等级结构，做了各种规定和规范。虽然这种等级制不公平，但是人们衡量彼此的勇气和完美不是看他敢不敢反对或修改这些规范，而是看他是否与规范保持一致，是否奋力捍卫这些规则的尊严。这是因为日本的各个阶层的利益都被考虑到，都享受着某种保障，减少了流血，给予了安全。
明治维新：1868年倒幕势力夺取胜利，既没推行岛国主义也没实行保守的自我孤立政策，而是采取了相反的方针。首先明治时代的精英们没打算废除登记制度，只是认为制度上有缺陷，需要调整。“王政复古”使天皇位居顶峰，废除了将军，简化了等级制。王政复古之后的政治家们又废除了藩，消除了忠于藩主和忠于国家之间的矛盾。这次自上而下的改革，在政治、经济和宗教领域明确规定了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各安其位”的义务，谨慎地规划国家在政治中职能范围和国家神道在宗教中的职能范围，至于其他领域，他们都交给人民，但认为与国家直接相关的事，他们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总之，日本人在构建世界秩序时，最影响其思维的就是传统的等级制。在政治、经济、宗教、军队、产业等各个领域中，都有十分周到的等级划分，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一旦逾越其职权范围，必将受惩罚。
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美国人敢说自己不欠任何人的，日本的德高望重之人绝对不敢这样讲话，他们不会轻视过去。在日本，“义”的前提就是承认自己处于各人相互有恩的巨大网络之中，这个网络包括所有的祖先，也包括所有同时代的人。就像东方的“祖先崇拜”很多不是真正的崇拜，也不是完全针对祖先，只是一种仪式，表示人们承认自己得到过许多东西，他们不仅欠历史的，也欠眼前的，在与周围人接触的过程中他们也受惠良多。背负深恩很容易使人发怒，日本人证实了这一点，他们觉得自己身上有重大责任，所以会有那种极端的自我牺牲精神和莫名其妙的易怒态度。日本人看待恩情如同金钱的借出和归还，主动去报恩是很高尚的德行，而主动去要别人报恩则成为最受诟病的事情。在日本，无论是施恩、受恩，还是最后报恩，都是有附加条件的，正如老话说过：“只有慷慨非凡之人，才能受人之
恩。”
道德和它的压力：日本把道德细化到行为准则，就构成了刚性的东西。“仁”被排斥在日本式道德之外，“仁义”被用于描述地痞流氓之间的感情。孝道是“义”，因为没有仁作为前提，结果包容礼让父母的恶行也成了孝道，在日本，恩、孝道，比个人幸福更加高一级，但日本的孝道仅限于生存者。忠诚，来自中国，但日本人走的更远。日本这种完全建立在人际关系之上的文化中，天皇作为忠诚的象征，其意义远远超过国旗。教师如果教育学生说人的最高职责就是热爱自己的国家，那么他就会受到指责，必须说是对天皇报恩。1945年8月15日，天皇的命令就是投降的命令，国家被打败并没有让法制崩溃，最高的法律仍然是“忠”。
名分与情义：作者讲了日本人的“情义”，第七章写的是对“社会的情义”，第八章写的是对“荣誉的情义”。“对社会的情义”大体指一种契约性关系，包含了对姻亲家属所应负的所有义务，而且书中提到：情义倘若逾期未还，还会像利息一样增长；“对荣誉的情义”要求日本人消除对自己的诽谤或侮辱，根据自己的身份过与之相关的生活，并包括对各种职业的义务。
道德困境与自我修养：作者介绍了日本人的情感、道德。日本民族经常处在进退两难的情感困境中，一方面日本人培养肉体享乐，另一方面又规定不能把享乐当作严肃的生活方式而纵情沉溺。这样，日本人就使生活变得很难处理。他们把肉体享乐当作艺术一样加以培养，在品尝个中趣味之后，又牺牲享乐，献身于义务。在对道德的态度上，日本人所划分的生活态度中不包括恶，他们认为人生是一场戏，在这场戏里，每个不同的道德或不同的行为特征，都有存在的理由，所以都是善良的。书中举了“四十七士”的例子，四十七士在报答了浅野侯的“情义”后，选择了自杀来尽“忠”，他们认为这是两全其美的结果，但在我们看来，他们尽“忠”的对象才是罪魁祸首，他们没有必要自杀。日本人的哲学认为，人的心灵深处存在着善，内心冲动直接表现为行动时，会很自然地实践德行。于是，人们努力修行，以求“圆熟”，来消除“羞耻”。只有达到这种境界，才不会有第六感的障碍，这才能彻底摆脱自我意识和矛盾冲突。
儿童学习：日本人的人生曲线是一根U形曲线，允许幼儿和老人有最大的任性和自由，而在最活跃、最富有创造力的壮年时期受到了最大约束。日本人骄纵、嘲弄孩子，用重视整洁等传统习惯来训诫教育孩子，除了这些还有一个重要手段就是转移孩子的注意力，随时给孩子吃糖果被认为是转移注意力的办法。日本的这种教育方式使日本人的人生观具有两方面性，一开始他们过着骄纵有特权的儿童时期，使他们始终保留着“不知耻”的欢乐童年记忆，
他们无需为未来描绘天堂，他们过去就有过天堂，他们认为人本善，说众神慈悲以及做一个日本人无上光荣，这很容易使他们把自己的道德建立在一种极端观念上，认为人人身上都有“佛种”，死后都能成神。这种盲目自信会使他们陷入集体性的狂热。还有日本儿童教育的不连贯性造成他们性格的二元性，使他们既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充满了矛盾性。
投降后的日本人：日本这样一个极易随着情况而变化道德标准的民族，在投降后发表社论道：“我们需要拿出勇气来正视战败这一冷酷的现实。但我们必须对日本文化的明天具有信心。”战后战败国的行政总是困难的，日本的粮食、住宅、国民在教育的问题必然十分尖锐，因此日本人今后无疑要经历一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日本人走向社会变革的第一大步是承认侵略战争的“错误”，是全体事业失败的根源。他们十分希望在和平国家中重新取得受尊重的地位。然而日本的行为动机是随机应变的，若情况允许，日本也将在和平的世界中谋求其地位；若不允许，他们还是可以把自己再变成一个大兵营。
日本人是机会主义的，他们没有特定的主义信仰，没有善恶分明的世界观，荣誉和名誉是他们选择军国主义或是和平道路的重要背后动机，所以耻辱对于他们来说是最不能忍受的。大和民族对耻辱过度敏感，却缺失对许多文化都有的原罪感。二战的失败对于他们来说是耻辱，而不是罪恶。都重视忠孝的中日两国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国还有一个前提，“仁”，而日本是无条件的服从。中日两国是近邻，有着悠久的文化交流历史，但事实证明，中日两国未必做到了对对方的真正了解和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