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实践中的几个关键问题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日渐为学界内外所热议，它的发展态势正悄悄地使人们的话语叙事和研究主题发生转换。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要文件中都明确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因为“农业接班人危机”对国家粮食安全、农业可持续发展和乡村建设、农民增收等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201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以“深化农村改革，加快农业现代化”为主题，突出强调：“要把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以吸引年轻人务农、培育职业农民为重点，建立专门政策机制，构建职业农民队伍，为农业现代化建设和农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实人力基础和保障。与此同时，也要继续重视普通农户的生产发展。”
已有的研究更多的是从宏观层面来探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概念、类别、意义和路径，对于实践中“如何创新农业经营方式、培育经营主体及发挥其作用，以及如何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长效机制及其支撑体系等”，还没有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此外，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一项实践性、操作性很强的工作，必须考虑各地的实际情况。由于目前尚处于个别地区试点和起步阶段，故有必要厘清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过程中须注意的几个关键问题：
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农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将推动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在实践中不能把培育工作仅仅当作一项政治口号
农业生产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相互整合、有机统一的过程。自然环境的变化引起自然资源的变化，近几十年的发展实践已经证实，靠粗放型地投入自然资源来获取农业回报的路径已无法持续，必须走集约化的农业经营模式。这就要求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实现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的多重集约。其中最关键的变量是劳动要素的投入，即人力资源投入，它不仅涉及劳动力数量，还关乎人力资本积累的情况。要实现劳动要素投入的集约，当下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既保证未来有人种地，又保证通过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的方式来种地。随着整个人类社会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农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这是社会发展规律在农业经济领域的反映。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国家的政策导向，各地在实践中，要进行具体的方案部署和工作的进展安排，避免使其沦为对农民表面上的尊重和技巧性的策略。确保有实效地培育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多种形式的新型经营主体，提高农业经营效益，才能“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二、为了“生存”与为了“生活”的农业经营模式同时并存，要避免统一的政令和培育模式对传统农耕文明精髓的遮蔽或扼杀
我国现行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在这一经营体制下，农户是农业最基本的经营主体，农户经营农业也是农民最传统的谋生方式。土地是农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也是农民的“生存资料”。在以往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下，农民无法离开土地，只有通过从事农业生产来维持生存。尔后，随着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逐步推进，农业劳动力转向非农业部门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土地流转制度也越来越完善，这些均为实现土地的一定规模经营，丰富农业经营模式提供了条件。但是，通过承包形成的分散经营的农户面对不断发展的专业化、商品化和社会化大生产，存在着经营规模小、组织化程度低、抗御风险能力弱等问题，存在着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1]农民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经济竞争中妥善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实现更有尊严的生活，积极创新农业经营模式，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出现了专业种植养殖大户、农民生产专业合作社、小型家庭农场等多种经营形式。就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在很多农村地区尤其是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农村，为了“生存”与为了“生活”的农业经营模式是同时并存的，不能简单地否定传统农业经营模式，因为其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农耕文明智慧和精粹。所以，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实践中，要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和发展层次，设计符合需要的培育模式，既充分汲取家庭农户经营的天然优势，发挥精耕细作的传统，又适时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机制的创新，实现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繁荣。
三、充分尊重农户经营的基础地位，彰显农民的主体性，既要避免工商资本排挤农户，也要避免以政府的主导性压制农民的主体性
家庭承包经营始终是我国农业双层经营体制的基础，家庭农户承担着我国农产品生产的主要任务。家庭式农业生产既可以实现农业要素的最佳组合，节约劳动和成本投入，又可以适应农作物生长的季节性、周期性和非标准化特征，这种模式管理成本最低，而管理成效最高，有利于更集约地使用土地，提高土地单位面积产值。在加快培育和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实践过程中，一些地方出现了工商资本在农村进行“圈地运动”的现象，普通农户在强大的工商资本面前没有足够的谈判能力，自己的合法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被迫出让土地而沦为农业“打工者”。这种情况不仅有违工业反哺农业的初衷，还会在农村造成新的贫困现象。《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现代种养业，向农业输入现代生产要素和经营模式。”显然，工商企业投资开发农村“四荒”资源、小规模租赁农户承包地建立示范推广基地，可以发挥资金、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带动农民增收致富；但工商企业长时间、大面积租赁农户承包地，会导致土地单产水平下降，挤占农户就业空间，加剧“非粮化”、“非农化”经营趋势等问题。在工商资本进入农村，开发农业资源的过程，要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保障农民的财产性权利，寻找农户与企业的利益结合点，探索合作共赢的经营机制。地方政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重在引导投资方向和投资领域，并通过健全相关制度和法律来规范土地流转程序，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农民是推动农村发展的主体，也是发展成果的享受主体，绝对不能以政府的主导性压制农民的主体性。
四、在中央政策既定的背景下，巧妙地运用地方性知识和地域资源，有效避免培育的政策、内容和方法被统一“格式化”
农业是“地方性的艺术”，任何已有的科学数据都必须根据地方特点进行非常细心的检验和修订。而且，对现有地方性知识和地域资源的整合和利用更符合集约化的生产原则，它比投入巨大的财力去购买、引进“科学数据”更有时效性。中国国土面积广大，不同地域之间无论在自然资源、市场条件、社会化服务水平，还是农民的思维方式、对农业技术变革的接纳速度、合作意识等方面都存在十分明显的差异。而这些均会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决定着在当地主要适合培育哪种类型的主体，通过什么样的路径来培育，培育的具体内容和方法等核心问题。因此，一套可以在全国任何地区广泛推行的“标准化”的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模式是不存在的。在实践中，要对比东、中、西部不同的地域资源特点和优势，制定切实可行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措施。比如在东北平原地区，土地平整广阔，已经实现了较高程度的规模化经营，农业机械化水平也很高，有利于发展较大规模的家庭农场，并实现农业龙头企业与家庭农场的联合，就地进行农产品的初加工和精加工，增加农产品附加值。相应地，培育的内容应注重提高家庭农场主的管理水平、农业科技运用能力、竞争意识、合作意识，提高农业企业的融资能力、自主经营和商业化运作能力等。而在西南高原地区，土地细碎化问题严重，但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精耕细作的农业传统，适宜培育从事精细化农业生产的小型家庭农场，同时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的成长提供资金、技术、信息服务等方面的扶持和帮助。
五、在正确处理“主体（农民）--主导 （政府）--主题（主体培育）”关系的基础上，培育以家庭农场为主，兼顾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的多元化经营主体，实现“主体化”与“化主体”、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有机结合，进而重构以发展可持续农业、生态农业为目标的培育路径
只有充分彰显农民的主体地位，尊重农民的意愿，为农民提供较全面的信息和选择机会，才能让农业成为一种“体面的职业”，从事农业获得“体面的收入”，过上“体面的生活”。在培育过程中，政府应充分发挥主导作用，紧紧围绕“培育什么样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如何培育”这一主题，明确发展思路，强化新型主体定位；完善土地承包政策，稳定土地流转关系；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创新扶持发展方式；多种形式加大投入，解决经营主体发展瓶颈；开展新型经营主体培训，提供人才建设支撑。在稳定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既留给小农户和小农业以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又创造条件引导适度规模经营，实现农业经营主体多元化。诚如范德普勒格教授曾在“意外的卓越——关于中国农业的比较研究”主题讲座中所精辟概括的：“现在的中国已经成了国际农业中一个正面的参照物，它传达给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经验就在于给小农以空间，给小农农业以空间。”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实践中，不能一味地完全否定、扼杀小农业，在现代化发展方式席卷世界各个角落的时候，小农和小农农业不但没有消亡，反而出现了再小农化的趋势。尊重农业经营传统，按照农业现代化发展要求，谋求农业经营主体的外部扶持与内在成长诉求的有机统一，并以最终达至生态持续农业、安全农业为发展目标，是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应然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