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时代公共话语所引发的思考
——《娱乐至死》的读书笔记
从本二十世纪后期开始，得益于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电视等媒介伴随着传媒业的进步逐渐在我国普及开来，随之也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被誉为当代最重要的传媒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之一，更被视为是麦克卢汉的继任者的纽约大学教授尼尔·波兹曼（Neil·Postman）用他的著作《娱乐至死》对这些现象进行了最发人深省的阐述，为我们献上影象时代的精神大餐。
在《娱乐至死》这本书中，尼尔·波兹曼带着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从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的理论出发，对以电视文化为代表的“娱乐”已经或即将带来的悲剧性结局，通过极富洞见的阐述做出了精辟的预见。波兹曼警惕地告诉人们，我们由于过于享受电视等媒介带来的大众娱乐而将失去自由，最后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事物。
在2003年10月尼尔·波兹曼教授辞世的时候，国内几乎没有任何报道。在美国也有学者们抱怨，说他的死讯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因为当时的传媒正热衷于追踪报道施瓦辛格竞选州长的戏剧性进展。而这对波兹曼教授来说可能并不是遗憾却反倒是安慰，因为这恰恰验证了他的在《娱乐至死》这一书中所阐述的理论。早在1985年，他就曾在《娱乐至死》中预言，政治竞选将越来越多地采用好莱坞的娱乐模式，而传媒将蜂拥而至。
一、关于媒介的常识； “我相信，某个文化中交流的媒介对于这个文化精神重心和物质重心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娱乐至死》第11页）
波兹曼首先为我们展开的是印刷时代下瑰丽的美国社会，那时大量移民来到美洲大陆，艰苦的开垦劳作之后，他们唯一能享受的就是从英国及欧洲大陆传递过来的所有的文化成果，无论是科学、艺术，还是文学……在那个物资匮乏几乎没有任何其他娱乐形式的年代，阅读蔚然成风，各种各样书籍总能以最快的速度被送到美国人的手里。“枪炮的发明使奴隶和贵族得以在战场上平等对峙；印刷术为各阶层的人们打开了同样的信息之门，邮差把知识一视同仁地送到茅屋和宫殿前”（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纽约：文泰奇出版社，1954，第5—6页）殖民地美洲并未出现文化贵族，阅读也从来没有被视为上等人的活动，印刷品广泛传播在各类人群之中，从而形成了一种没有阶级之分的、生机勃勃的阅读文化。进入19世纪的美国，随即逐渐开始形成以铅字为基础的文化。与之相关，在18和19世纪，印刷术还赋予了智力一个新的定义，“这个定义推崇客观和理性的思维，同时鼓励严肃、有序和具有逻辑性的公众话语。”（《娱乐至死》第68页）“在印刷物统治下的文化中，公众话语往往是事实和观点明确而有序的组合，大众通常都有能力进行这样的话语活动。”（《娱乐至死》第67页）当时的美国，一到晚上，人们便走进演讲厅，去聆听当时一流的知识分子的演讲。由于深受阅读文化和演讲文化的熏陶，听众的理性思维、理解能力均得到极大提高。于是，美国人变得理性、严肃、专注，喜欢沉思默想，善于思考问题。高度而广泛的文化普及率及演讲厅的普及使美国当之无愧的号称是一个由知识分子建立的国家。本世纪美国经济的腾飞及各项事业的发展，种种成果让我们不得不感叹正是印刷媒介决定了美国文化的灿烂，推动了美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并且筑就了美国民族的成功。
然而，19世纪90年代，文字所形成的语境开始因为图片的大量入侵遭受彻底摧毁。首先是美国的报纸广告，它被视为是在某种程度上印刷术统治下思想日渐衰落的象征。波兹曼戏称在此时代背景下的印刷术是“以理性开始，以娱乐结束。”并且随着电子文化的来临，“阐释年代”结束了，“娱乐业时代”翩翩而至。这个全民皆娱乐的时代从电报被发明并用于新闻报道便现出端倪，直至到有了电视之后开始走到极致。“信息的价值不再取决于其在社会和政治对策和行动中所起的作用，而是取决于它是否新奇有趣。”（《娱乐至死》第87页）于是，新闻、政治、体育、商业、布道、教学活动……几乎所有的一切都被做成了娱乐节目。如此一来，其后果也就让人触目惊心，因为长期浸淫于娱乐的环境中，人们学会了感官享受，看过即忘，心不在焉，没必要当真，但也却遗忘了思考、理性、责任甚至起码的同情。
波兹曼感叹到：“一种重要的新媒介会改变话语的结构。实现这种变化的途径包括：鼓励某些运用理解力的方法，偏重某些有关智力和智慧的定义以及创造一种讲述事实的形式，从而使某个词语具有某种新的内容。……我相信电视创造出来的认识论不仅劣于以铅字为基础的认识论，而且是危险和荒诞的。”（《娱乐至死》第33页）
二、关于娱乐的常识； 从某种意义上说，娱乐化特别是传媒的娱乐化倾向，甚至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某种体现，是媒体真正成为“大众传媒”的必经阶段。“在美国，上帝偏待的是那些拥有能够娱乐他人的才能和技巧的人，不管他是传教士、运动员、企业家、政治家、教师还是新闻记者。在美国，最让人乏味的是那些专业的演员。”在《娱乐至死》的开头，随处可见波兹曼以幽默的口吻为我们调侃娱乐的魅力。
应当看到，当今娱乐化潮流的汹涌澎湃，固然有传播媒介的商业利益驱动，但作为传媒内容接受者的广大受众的需求更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娱乐的本质是轻松参与、快乐、和大众共享。而对于一般受众来讲，媒介的使用权及参与权更是一种稀缺资源，能够亲身体验到媒体的运作，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接近，也是心理上的接近。时下流行的游戏、益智、真人秀节目等都深刻地体现出这一点，亲身体验的参与性、节目难度的挑战性、游戏结果的不确定性对受众有着强大的吸引力，诱惑着他们的热情日益高涨。
在我国，更为特殊的是，当前经济社会正处于变革与转型的特殊时期。在诸多深刻的变革面前，很多人会备感紧张与压力，以至于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烈地需要娱乐，需要某种宣泄情绪和缓解心理压力的通道。
受众行为研究理论认为，受众成员是有着特定“需求”的人，他们和媒介接触。活动是基于特定的需求动机来“使用”媒介，从而使这些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娱乐化的媒体所具有的心绪转换效用和人际关系效用能很好地用来满足受众的需求。这成为受众选择娱乐化潮流行为的主要原因。随着媒介竞争的日渐加剧以及自身的不断发展，媒体选择走娱乐化道路也是情有可原。因为同其它媒介形式相比，娱乐化媒体的娱乐搞笑、煽情刺激的节目形式及报道手段无疑是最惠而不费的一种，它们提供娱乐新闻和其它轻松休闲的节目，用活泼的语言和幽默的风格营造出娱乐天堂，帮助人们“逃避”日常生活中的压力和负担，带来情绪上的释放。在这些调笑、戏说、胡侃中，人们压抑的情绪得以转移，精神压力到缓解，人也不知不觉地轻松下来。于是娱乐化媒体便成为受众为获得心理松弛和压力缓释的好去处。
但是，波兹曼却警醒地看到娱乐背后的内容，在书中他引用大量事例说明这样一个事实“电视无法表现哲学，电视的形式注定了它同政治哲学是水火不相容的。”由于“表达思想的方式将影响所要表达思想的内容”。“正是电视本身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它必须舍弃思想，来迎合人们对视觉快感的需求，来适应娱乐业的发展。”（《娱乐至死》第120页）于是“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在印刷术时代步入没落，而电视时代蒸蒸日上的时代，新闻注定被娱乐化。他认为正是因为通过电视这种表达方式，使原本应该引发人们思考，引起受众思想上共鸣的一切严肃性问题简单化、娱乐化，甚至最终导致受众对其漠视、无动于衷。
三、关于时代发展的常识；
在我国，对媒介内容过度娱乐化的担心在学界早已出现，2004年《南方周末》发表的两篇文章《崔永元炮轰电视庸俗化》和《电视为什么不能庸俗化》标志着这一讨论已经从专业问题扩大为一个公共性话题。2005年一些电视娱乐节目如《超级女声》的空前火爆，为正反双方都提供了足够的“论据”，于是对于媒介内容娱乐化以及带来的相关问题，引发了传媒业界、学界和社会公众的大讨论。有人说，以超女为标志，中国已经进入„娱乐时代‟，开始回归到轻松的自我和本真。娱乐甚至被赋予起创造力的源泉、精神独立和重拾人性价值的魔力等种种作用。在全民皆娱乐的大环境下，娱乐被认为瓦解了不合乎人情的思想桎梏，乃至让我们皈依人之自由本性。的确，对于一个曾经忽视个体的意识形态极端严重的国家来说，娱乐的潮涌对冲破禁锢的藩篱是有极大进步意义的。而与此同时另一个论调也明确指出，虽说娱乐消解了一系列由社会制度和生活压力形成的压迫形式，但“娱乐时代”本身对个体的发展乃至存在又何尝不是一种严重的压迫。
事实上，在一个相对成熟的社会，较高的公信力是媒体生存的必要条件。如果媒体因为过度娱乐化失去了公众的信任，也就失去了受众，失去了生存的根基。但是面对汹涌的娱乐化浪潮，惊呼与愤怒起不了任何作用，而要冷静看到其中的某种必然与进步。因此，应当相信媒体会在娱乐化和真实性、思想性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当然，这需要时间。就像波兹曼在本书最后意味深长地所道出的“只有深刻而持久地意识到信息的结构和效应，消除对媒介的神秘感，我们才有可能对电视，对电脑，或任何其他媒介获得某种程度的控制。”（《娱乐至死》第209页）同时，作为今天的大众也许需要思考如下的问题：“在这个信息高度畅通的时代里，我们关注什么？我们传播什么？我们娱乐什么？在这个娱人娱己的场域内，我们应该建立起一种什么样的规则，制造一种什么样的氛围，才能让我们的身心真正得到愉悦？”（《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年12月29日第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