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山杠爷》观后感
影片从强英吊死在山杠爷家屋檐下开场，提出悬念，然后逐步追溯往事，展开情节。为了追寻“谁写匿名信告了山杠爷”，影片不断“闪回”过去生活的片段。通过闪回，我们认识了强英、明喜夫妇、王禄、腊正等一系列人物形象，也深刻认识了山杠爷，了解了堆堆坪。 影片中的山杠爷是一个非常偏远的山村的村党支部书记，在村中具有很高的威望，但他的职责和品性使他与村里的一些人发生了冲突，有时他甚至采取了一些不合法律规定的手段强迫村民。后来村里有个媳妇，经常打骂婆婆。山杠爷看不过，在劝告无效的情况下，山杠爷命人把这个媳妇抓了起来，游了街。这个媳妇深感羞愧，跳河死了。情捅到了上级司法机关，公安人员逮捕了山杠爷，指控他非法拘禁、侵犯了公民人身自由权。 与法而言：行政执法行为是否合法，首先应看执法者是否具有合法性。行政执法的主体必须具备法定的主体资格。该案涉及到司法的法理知识。判定一个人的行为是合法还是违法，如果违法应该接受怎样的法律后果，是司法机关的职能。这项职能只能由享有司法权的国家司法机关及其司法人员行使，是一项专有权，具有排他性，其他任何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都不能行使。年轻媳妇虐待婆婆，是一种违法行为，只能由司法机关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依法对其进行认定、处罚。否则就是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法虽如此，但情呢？
但是对此，山杠爷感到十分困惑，他无法弄清自己错在何处，同样，村里的人也认为山杠爷并没有做错什么。因为堆堆坪在山杠爷的领导下，村里的道德教化很成功，堆堆坪这个法律管不到的偏远村庄，正是山杠爷这样一个做出违法行为的人，维持住了善良风俗。在法律到来之前，这里是如此的和谐，所有的一切都由山杠爷处理妥当，而正是法律，这个我们现代社会正义、公正的象征，破坏了一切。在这个全村只有一个村民是初中以上学历的堆堆坪，人们普遍认同的道德规范就是权威，而山杠爷就是这个权威的执行者，有了山杠爷，堆堆坪才能保持善良，年年评上先进，在这里，那些现代化的法律离堆堆坪很远，离堆堆坪的村民们很远很远。农民的日常生活完全不需要法律，如果一个社会的生活完全不需要法律，那么我们能肯定地说法治一定优于礼治吗？
山杠爷正是这种治理模式的象征。是我国农村的真实写照。中国实际上是在借用“本土资源”的基础上，试图迈向现代国家的。山杠爷，旧治理模式的气质，同时又是一个偏远山区古老村庄的村长和党支部书记，不但掌握着政权，是行政首长，而且在宗族之中是爷爷辈份，宗亲之长。他的身份是双重的，还是用着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式治理着堆堆坪。
山杠爷清廉自律，这是修身。他吃穿住用都与村民一样，决无经济问题。他贫困，贫困到负债。他言而有信，欠债必还，如年终杀猪偿还多少，心中有数。当行将拘留时，也向儿辈有所交代。他没有任何个人问题，生活问题。一家四口，规规矩矩，堂堂正正，男耕女织，孙子上学，是谓齐家。
山杠爷有一句名言：“堆堆坪放大了就好比国家，国家缩小了就好比堆堆坪。一个村跟一个国家，说到底是一码事。国有国法，村有村规。如果把一个村看成一个国家，村规就是国法。把国家看成一个村，国法就是村规。”他特别认真，特别负责。村上的生产生活，人家的家里家外，无论巨细，事必亲躬。村上的公粮交得最好，村上的治安，从无刑事案件，村办公室，满屋满墙是各种各样应有尽有的锦旗、奖状。因此，山杠爷在堆堆坪很有威望，村民对他敬他，畏他。乡公安对他也不胜敬之至，当将要依法拘留他的时候，极力求情，可见一斑。山杠爷不特别的地方还在于什么事都是他说了算。他有一个信念：“我就代表党。”这是很现代的意识，但也很合乎传统。他说哪一位党员不能登记就不能登记。他说谁能接替他当支书，谁就是支书。他说哪一天交公粮就都得交公粮。他说出外打工的都得回村就都得
回村。倘若谁敢违反，山杠爷说骂就骂，说关就关，说罚就罚。山杠爷这样做，理直气壮。因为他就是党，他就是村规。这一点山杠爷是很自信，也是很自觉的。他的治国平天下，是传统政治文化“朕即国家”、“口含天宪”的样式，是孔子所谓“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正是通过千千万万个山杠爷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传统国家将社会方方面面的事务都安排妥当。改革开放前，国家也借用这种方式来进行国家政权建设，促进现代国家建构。改革开放以后，90年代以来，我们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上了日程，法治不断推进。法治替代治理，成为现代国家建构的方式和进路。，女检察官就是现代法治的代表。然而，从影片来看，与山杠爷的形象相反，她却显得相当的苍白无力，她的所作所为除了听村民们对山杠爷的颂扬以外，就是机械地重复那些干巴巴的法律禁令。在乡村社会领域，她是一个失语者，她为法律的辩护是如此的无力，以至于人们感到是在故意刁难山杠爷的工作。这正应了山杠爷的话：“迂腐得很嘞！这样教娃娃，只怕将娃娃教呆殏了！”“你们的老师到过堆堆坪？那写书的人到过堆堆坪？不晓得堆堆坪的事，胡写乱教！”女检察官，以至于法治，在影片中都被置于实际的被告地位，
跳出电影来看整个中国，由于种种因素，中国农村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定领域内是超越正式法律控制，因为政府还不能提供足够的“法律”服务来保持这些社区的秩序。一个极其偏远的小山村，从来没有司法人员来到。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个被正式法律制度遗忘的山村。但如果不是过于天真的话，或者仅仅把成文法典作为法律的全部的话，我们应当认识到只要有人生活的地方，就会发生各种纠纷和冲突，即使象这样偏远的小山村；因此也需要“法律”服务。但在农村，由于种种限制，例如财力、人员，政府往往没有提供或不能提供足够的这类服务。那么谁来提供，谁来解决诸如婆媳之间的家庭纠纷？当社区需要的制度供给不足时，社区内部就必然会产生这样的机制和权力行使者，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特别是在农村，长期以来，除了重大的纠纷外，一般问题都是乡间自己解决，并因此产生了许多规则、习惯、风俗，在这个意义上，即使这样的社区中，也存在着地方性的“法律”。这种地方性“法律”也许不符合那种被认为是普适的客观真理，但也决不是人治的暴政。执行这种“法律”的人的尽管可能违反了正式的国家制定法，但他的行为一般说来必须获得村民的欢迎和认可，即具有某种合法性。
但当正式的法律来了之后，这些地方性的“法律”就处于一种极其艰难的局面。一方面，正式的法律制度没有或者没有能力提供村民需要的法律服务，而另一方面又禁止那些与正式法治相违背的“法律”实践。乡民们就面临着这样一种困境。虐待婆婆要管，可正式的法律又管不到，无法管，同时还不许乡民管。这岂不是要破坏人们社会生活所必须的秩序吗？我们应当责备山杠爷不懂法吗？可为什么他要懂那些与他们的日常生活相距遥远的正式法律呢，这些正式法律给予过他们什么利益呢？
从某种意义上看，电影揭示出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当代法律正日益西化，即强调正式法律制度，强调西方式的纠纷处理办法，强调西方的那种权利观念，强调国家对司法权的垄断性控制。
法制也罢，人治也罢，治是根本。为的就是一个正义公平抑或是公正——这是一个社会维持“公序良俗”的根本，不管你给它贴上封建、资本、社会、共产等各色标签。这是一个人之为人的“根”，是社会的“理”。
但是，不管是从进化还是平视的视角来看，维持这一人类终极目标的精神或手段，是各有不同的。就个人经验来看，封建社会依的是明君、清官，资本社会依的是法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因为没有出现，我们相信还有新的，变化的形式。这是一种从人类发展历史和文化差异的角度提出的算是结论的描述，我想这理应不容置疑。也就是说，公正是终极的，实现这一目标的精神和手段体系是历史的。
在这个意义上，明君、清官、法律等是在一个解释层面的，是没有价值上的优劣的。只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文明”携带的强烈的价值评判，为自己的合法性立足，比如“法律”这样的现代规范体系才带有了某种先赋的正当性，并因至今为止较为成功地社会治理而得以维持和扩张。 但就像山杠爷说的，惩治歪风邪气要用村规，村规是用来管理那些刁汉泼妇的，村规和国法是不同的。如果坚持这种大多数人的正义，那法律就是多余的。想起“恶法非法”。对堆堆坪的村民来说，国家的法律与村规，国法大概就是恶法了。恶法非法，那堆堆坪的村民是不适用国法的，那么山杠爷就应该是无罪的了。可他最终还是被拘捕了。他不明白，我相信，现代人们，也大多不明白！尤其是那些信奉法律，自然坐在人类“最文明”座椅上而自得其乐的容器人们。这个世界不是一面的，至今仍然不是。
不要让法律的工具性掩盖了那深埋于底下的人类对公正的需求。当手段成为目的，这将是多么可怕，尽管这一文明至今仍然是被奉为圭某的。我们现在只称法治国家，却不称具有公正的国家，俨然将两者等值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又如何能将之与“武器的批判”分离！在充满“背景”性的对话中，我们充分感受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不同，以及彼此之间的强弱对比，以及前者融入后者的艰难过程。旧的权威已经被破坏，从前的维持秩序的方式被打乱，和谐忽然间被打破，新的秩序似乎已经到来。每个村民都能拿起法律的武器，每个村民都受到法律的保护。可是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难道经过这一次，堆堆坪的村民就懂得如何运用法律了吗？法律就能完全影响村民的生活与思想了吗？我们不能将“山杠爷”们的牺牲看作是进入法制社会的必然历史，或者是获得法律文明的必须牺牲。山杠爷在片尾留下的那行泪，清晰地表达了他深爱这片土地，却又被这片更大的叫做国家的土地所囚禁的苦楚！本片正是三十年来中国乡村变迁相比照，影片是这个巨变时代的先声，其中所讲述的具体故事，无一不是当前农村现实中治理性和伦理性问题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