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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万隆会议中周恩来外交思想

发布时间:2020-03-02 07:10:04 来源:范文大全 收藏本文 下载本文 手机版

周恩来外交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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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学号:姓名:时间: 论文073412156周开放2013年12月2日

论万隆会议中周恩来外交思想

众所周知,周恩来是新中国外交的主要开拓者,他以决策者、指挥者、实践者的身份,成为举世公认的杰出外交家。他参与了新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对重大问题的决策,并亲自实践或者直接指挥了所有的重大外交行动;他重视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风格,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最全面、最杰出的贡献。

为了推动亚非各国民族独立,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万隆亚

召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亚非万隆会议。在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下中国派出了以周恩来为首的大型代表团。积极参与这个重大的国际会议,争取改变自身的国际环境,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贡献。会议中的周恩来展示了大智大勇、顾全大局的气度、非凡的领袖魅力。提出了具有跨时代意义的求同存异的和谐外交精神,为新中国赢得了朋友,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经历了风雨飘摇的岁月后求同存异的和谐思想成为历史发展的趋势。

万隆会议期间,某些原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利用一些国家制造纷争和矛盾,并对中国发出诋毁性言论,企图分裂会议。周恩来提出“求同存异”方针。在中国和大多数与会国努力下,会议一致通过了包括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和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等部分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确定了指导国际关系的10项原则。公报共包括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其他问题、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等7个方面的内容。

一、求同存异,大力推进新中国的和平外交

数千年来中国的“和为贵”思想,强调和的境界是“和而不同”,孔子主张“和而不同” 是儒家重要的伦理原则,《论语·子路》载文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也就是说要“求同存异”。和谐理论更是植根于厚重悠远的中华文明,贯穿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是早期中华文明以及道家、儒家、佛家思想的核心要旨。3000多年前,中国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就有“和”字,《左传·襄公十年》有文称“如乐之和,无所不谐”,《管子·兵法第十七》有文“和合故能谐”等等不一而足。在中华文明的积淀下,早在几千年前体现和谐理论的求同存异的思想就已经出现萌芽。

正是由于求同存异的思想逐步形成,世界发展趋势的变化,周恩来同志顺应

历史发展的潮流成为了求同存异和谐外交的倡导者。

浓缩古人的思想,创新自己的见解。周恩来作为求同存异和谐外交的倡导者,

不断将其运用到实践中,去深化完善求同存异的思想。抗战时期与周恩来一起在大后方搞统战工作的夏衍曾回忆道:抗战时期在重庆曾与一些民主人士看法不一致,我便去向周恩来请教。周恩来对我说,干革命,人越多越好,为了团结更多的人,思想上可以求同存异。这是周恩来最早提出求同存异这一主张,并把它用于处理同民主党派领导人的关系上。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任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直接领导策划新中国的外交工作。从广义上讲,外交也是一种统战工作,朋友越多越好。但是,也要看到,国与国之间在政治上不能没有差别,在民族、宗教、语言、风俗习惯等方面是有所不同的。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和人之间尚有不同,何况国家、民族呢?我们应当通过相互接触,彼此思想沟通。避免和减少双方的分歧,求同而不是求异。1954年8月,周恩来在一次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表述了这一思想。他指出:“我们和英国是有同有不同的,我们的态度是求同而不求异。”我们和英国“有不同的地方,例如,我们是新民主主义国家,正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逐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我们这种立场、思想是不必讳言的。但是,也不要跟他们争论马克思主义学说,争论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总之,我们要互相尊重,不扩大争论,扩大争论就会对立起来,那是不利的。”

二、和平共处,建立友好与睦邻关系

在万隆会议中充满着不和谐音符,美国媒体幸灾乐祸,《纽约时报》的评论

借机煽动:“要各国代表不要把注意力放在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问题上,而应当放在遏制共产主义上,不要去打‘殖民主义的死马’,要去打‘共产主义的活老虎’”。周恩来面对各种各样的国际抨击,彰显伟人气魄三次力挽狂澜,在面对国际特殊情况下,周恩来临时发言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

经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他接着说:“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同时,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我们并不要求个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相互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周恩来的发言引起了极其热烈的反响。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中国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的和谐外交政策,在划时代的国际会议中出现了主张和谐的旗帜。就连当时任芝加哥《每日新闻》驻亚洲记者的鲍大可也评论道:大会上他既没有去刻意争取对共产主义的支持,没有做或鼓动他人做激烈反美、反西方的言论,也没有去破坏或削弱西方的反共防务联盟。但他达到了此行的重要目的,即使许多代表相信了他是一个心怀善意、通情达理而真挚诚恳的人,并相当成功地使人相信了共产党中国奉行和平的政策。各国代表对周恩来的发言好评如潮,就连曾抨击过中国的一些代表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精神”。周恩来将各国利益综合处理,寻找其共同之处 ,运用协调沟通的手段“求同存异”,运用团结友善的手段“求同存异”,运用以退为进的手段“求同存异”。

“维护世界和平”,“谋求相互间的亲善和合作,建立友好和睦邻的关系”,

是周恩来当时着重强调的。数人面对周恩来所提出的求同存异的和谐外交政策认为可笑,认为周恩来是疯子,当时国际环境复杂,两种社会形态矛盾四起,局部战争不断,认为求同存异的和谐外交只是一纸空文,在当今社会根根本不能实现。周恩来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作为当代中国和世界最有影响的外交家之一,他高瞻远瞩能够认清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为历史的发展推波助澜,万隆会议后,周恩来在不同的场合又多次对求同存异的思想加以论述。1955年5月,他在会见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欧文妮·戈登夫人时,对世界母亲大会要像亚非会议那样发扬求同存异的精神表示赞赏,指出:“世界各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各有不同,很难一致起来,我们要找共同点,把不同的保留,不发展争

论。”1957年,针对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出现的一些问题周恩来指出:社会主义各国并不是对所有的问题都有一致的看法,在某些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对于我们

各国原则一致的重要方面来说,毕竟处于次要的地位,而且这种不同意见是可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同基础上,通过同志式的讨论和协商,逐步地求得一致的。即使暂时还不能求得一致,只要团结关系受到珍重,保留这种不同意见也是正常的。这也就明确了:“社会主义国家间也适用求同存异的方针。”不断为和平事业做出贡献,不断为创造和谐环境而努力。周恩来所提出的求同存异和谐外交不是口头与纸面的空文,中国以“求同存异”为原则引领外交工作,以此为原则发展统一战线,以此为原则构建党内和谐.协调人际关系。推动国际大环境下“求同存异”的和谐理论的顺利发展。

周总理在会议上重申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倡导的团结合作、求同存异、协

商一致精神,提出的反帝反殖、尊重各国的独立和主权、维护新兴国家的和平等国际地位、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的主张,成为与会者的普遍共识和会议的基调。

这为会议取得历史性重要成果,为万隆精神和“十项原则”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增进了亚非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对新中国的了解与信任,在很大程度上消减了不少国家对我国的误解、偏见和疑虑,为新中国赢得了朋友,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万隆会议后,我国的对外关系打开了一个新局面,出现了一个外国同我国建交的高潮。在短短的

5、6年时间里,到1961年,仅亚非地区新增同我建交国即达十个之多,并为十年后即1971年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后出现的第二次建交高潮奠定了基础。

实践证明周恩来来提出的求同存异的和谐外交思想,是人类历史的进步和发展规律,是正确的,科学的,可行的。在中国外交史上写下了辉煌篇章,同时也为开辟国际关系新时代作出了宝贵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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