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其琛：学习和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
·国外对周恩来外交思想的研究述评
·周恩来与抗美援朝战争
·周恩来为争取156项大型建设项目所开展的对苏联外交
·周恩来与解决台湾问题历史进程
·周恩来对港、台问题的战略思考与邓小平的新创造
·周恩来与中国步入国际政治舞台
·周恩来与1954年印支问题日内瓦会议——从多边外交视角进行的研究
·周恩来所树立的新中国外交风格
·试论周恩来的求同存异外交思想
·周恩来开拓中日友好事业的宝贵启示
·试论周恩来政党外交思想与实践
·周恩来对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军事理论和实践贡献
钱其琛：学习和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
同志们：在纪念敬爱的周恩来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举行关于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的研讨会，是很有意义的。深入学习和研究周恩来的革命思想和实践，并结合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形势变化，加以发扬光大，开拓各方面工作的新局面，是我们这一代人应尽的义务，也是对周恩来同志的最好纪念。
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我们党、军队和国家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也是当代中国和世界杰出的外交家。建国前，他为创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建国后，他出任总理兼外长，为建立和发展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在各个方面的丰功伟绩，都将彪炳青史，与日月同辉！
我愿在这里就学习和研究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和实践作一发言。
周恩来同志早在建国前就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党的外事工作。周恩来同志长时期来是我党对外的主要代表和发言人。他亲自领导和开创了我党最初的外事活动，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封锁，在抗日大后方广交朋友，宣传党的全民团结抗日和民主建国的主张，扩大了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并在国际上扩大了我党的影响。建国后他以政府总理的身份兼任外交部长达9年，以后不兼外交部长的职务后仍然主管外交工作，前后达26年之久。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他以决策人、指挥者和实践家三位一体的身份，以惊人的精力和非凡的才能，为新中国外交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他的外交实践可说是新中国外交史的缩影。
建国前夕和初期，周恩来与毛主席一起制定了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政策和方针。1949年前后，他两次为党中央起草了《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为新中国的外交奠定了基础。由他主持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首次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我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和重大政策。1952年在第一次使节会议上，他根据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另起炉灶”、“一边倒”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三大决策和新中国初期外交工作的经验，对我国奉行的和平外交政策作了全面阐述。新中国就是在上述方针和政策指导下彻底埋葬了旧中国的屈辱外交，创立和发展了我国新型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抗美援朝期间，他与毛主席一起领导了这场关系中朝人民命运的军事较量和外交谈判交织的复杂斗争。这一时期，他亲自起草和批发的指示文、电就逾千份。谈判期间，他直接指导我方贯彻“争取和、不怕战、准备拖”和“谈要耐心、打要坚决，直到取得公平合理的停战”的方针，始终驾驭着局势的发展，直到停战的实现。
朝鲜停战后，国际上出现了缓和的趋势。周恩来同志敏锐地抓住有利时机，经中央决策，积极推行争取和平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政策，迅速打开了我国外交的新局面。他创造性地提出指导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同印度、缅甸两国总理共同倡议把这些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普遍准则载入史册。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他领导中国代表团为和平解决朝鲜和印支问题作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使更多的国家对新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使会议在和平解决印支问题上达成协议。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崇高的声誉。
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同志以“求同存异”的战略思想促进了亚非国家的团结合作，使中国同亚、非新独立国家的关系得到稳定发展。在他的正确指导下，中国政府按照互谅互让的精神先后解决了历史遗留的中缅、中尼、中巴等国边界问题，极大地改善了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从1956年底到1964年初，他三度出访亚、非28国，坚决支持它们争取和维护政治、经济独立的斗争，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与它们的友好合作关系，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声望。
1964年，在他的直接领导和推动下，中法实现建交，开始了西方大国与中国建交的进程。对美国政府，周恩来同志强调要反对它的侵略干涉政策，同时一再表示愿意与它坐下来谈判，以解决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后，周恩来同志一直是这场马拉松式斗争的直接指挥者，他为揭露美国奉行的侵略和干涉政策、同时又保持中美双方这种联系和对话的独特渠道付出了巨大的精力。
五十年代中苏友好时期，周恩来同志为巩固和发展双方的友好合作做出不懈努力。从50年代末、60年代初起，中苏分歧逐渐扩大，他一面耐心维护中苏关系的大局，一面同苏联干涉和控制中国的图谋进行不妥协的斗争，显示了中国彻底的独立自主立场。
从1953年朝鲜停战到1965年，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中国外交工作得到全面发展，与中国建交的国家由建国初期的18个增加到49个，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大为提高。新中国外交的伟大成果是同周恩来同志身体力行分不开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交工作一度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周恩来同志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对“四人帮”插手外事的倒行逆施进行坚决的抵制，并极力设法保护受到“四人帮”迫害的干部，维护了外交工作的运行。
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毛主席和周总理审时度势，及时接过了美国作出的和解姿态，作出了打开中美关系的决策，导致了尼克松访华和中美关系的解冻。中美关系的这一重大发展震动了世界，迎来了世界格局的大变化，世界上掀起了同中国建交的新高潮。到周恩来同志逝世前，与中国建交国家由49个增至107个，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也得到恢复。
周恩来同志在长期的外交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外交工作经验，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外交思想，即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和他独具一格的外交艺术与外交风格。深入研究和学习他的外交思想和外交风格，不但对我们全面理解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十分必要，而且对指导当前的外交斗争也具有重大意义。
周恩来同志的外交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简要说来最主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独立自主是决定我国外交政策、处理国际问题的根本出发点，这一原则适用于我国同各种类型国家的关系，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也不例外；——战争与和平是世界的主要矛盾，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侵略和干涉，维护我国安全与世界和平是新中国外交的首要目标；——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建立新型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普遍准则，不同制度的国家和制度相同的国家，都应和平相处，共同发展；——外交是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主要对象是各国政府及其当权者，各国人民在交往中有义务支持被压迫人民的正义斗争，但革命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革命不能输出，要正确处理外交与革命两者的关系；——大力开展民间外交，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官民并举；——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和打击极少数反动势力，结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实行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的原则，既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也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大小国家一律平等；——自力更生与国际合作相结合，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加强国际合作，互通有无，学习一切国家的长处和优点；——在国际关系中提倡“求同存异”，作为处理各种矛盾和分歧的指导思想，不强求一致或强加于人。
周恩来同志善于从中国的传统哲学和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智慧中吸取营养，并根据他自己的外交实践和工作经验，加以总结、提高，形成了一整套充满辩证法的独特的外交艺术和外交风格。包括外交斗争要“针锋相对”，但又要作出必要的妥协；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令行禁止”，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外交行动要“后发制人”，“决不开第一枪”，但又要“见机而动”，“来而不往非礼也”；等等。他在这方面的精辟论点和有益教诲很多，在这里不一一叙述了。
对于周恩来同志留给我们的所有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都应该认真学习和掌握，这对指导我们的工作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我国的外交工作任重而道远，还有很多工作需要我们去完成。更重要的是，时代在前进，形势在变化，新的问题，新的困难层出不穷，要我们去解决，去克服。新的任务，新的挑战要我们去完成，去应付。因此，必须认真学习和研究周恩来同志的外交思想和外交风格，认真学习周恩来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精神遗产，把我们的工作和能力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学习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和实践要从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所要解决的根本任务出发。周恩来同志一贯倡导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他重视调查研究，尊重事实，全面掌握情况，因而能正确制定对策，解决面临的问题。比如对“一边倒”的决策，不能离开当时两大阵营严重对立的客观现实，也不能离开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现实威胁来理解。周恩来同志当时就指出，“一边倒”并非倒向某一国，也不是依赖人家，而是指外交上采取的基本立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一边倒”与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并不矛盾，当时周恩来同志主持下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就明文规定“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新中国的外交从“一边倒”、反对美苏两霸，到执行全方位外交有一个适应不同形势的变化发展过程，这是我们看问题应注意到的。
学习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和实践要与学习和运用邓小平外交思想相结合，两者是一脉相承的。在国际格局已发生重大变化，和平与发展是当代的两大主题的情况下，中国外交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在毛泽东、周恩来外交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邓小平外交思想是我国新时期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在学习周恩来外交思想时，又要着眼于今天的现实，结合当前形势和任务，加深理解和更好掌握邓小平的外交思想，更好地开拓创新，以开创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学习周恩来的外交思想要与学习他的外交艺术、外交风格相结合，因为他的外交思想与外交艺术和风格是一个整体。我们外交人员在外交场合待人接物，言谈举止，要落落大方，不卑不亢；对外交涉要立场坚定，态度鲜明，摆明事实，以理服人；对待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不搞霸权主义，以实际行动充分表现新中国外交人员自尊、自信而又谦虚自处的形象；对外表态实事求是，说到做到，“言必信，行必果”，说话算数。这些外交风格对贯彻周恩来的外交思想起着相辅相成的作用。
学习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和实践要与学习他的崇高思想和品德相结合。他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热爱祖国、献身人类进步事业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和情操是我们学习的典范。他以身垂范，公而忘私，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善于学习，不耻下问，勇于探索，创造性地解决面临的复杂问题，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他以身作则，遵守纪律，廉洁奉公，谦虚谨慎，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的这些崇高思想和品德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也是我们今后培养和教育年轻一代外交人员的方向。
学习周恩来的外交思想要与学习他关于外交和外事队伍建设的一系列教导相结合。他关于外交队伍是“文装解放军”的教导，关于外交干部要“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的教导，关于勤俭办外交的教导，关于“外交工作授权有限”、“做外交工作要多请示，不可自以为是”的教导，关于遵守外事纪律、宣传纪律、保密纪律、财务纪律的教导，关于在对外交往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教导，等等，为我们国家培养了一代特别能战斗的、钢铁般的外交队伍。今天，我们要永远铭记这些教导，以它来培育一代新人，让它世代相传。
周恩来同志的外交思想与实践是一座极其丰富的宝库，值得我们从事外交工作的新、老同志作深入的研究和发掘。周恩来同志在其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宣传、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都留下了内容丰富的教诲，大家都应深入研究和学习，并结合当前需要加以发扬光大。让我们共同努力，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为完成党的十五大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为振兴中华和促进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继续开拓前进，争取更大的胜利！
国外对周恩来外交思想的研究述评
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享有崇高国际威望的外交家。他的外交活动是他革命生涯中重要、辉煌的一部分，与新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因此，国外学者对周恩来的外交思想与实践十分关注，其研究也不断深入。本文着重就国外对周恩来外交思想及其实践研究的基本情况作一评述。
一
国外对周恩来外交思想及其实践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30年代中期。当时国共两党由内战转向共同抗日，引起了外国政治家、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对中共及其领导人的关注。此后周恩来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代表中共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以及与国民党的谈判斗争，与西方记者和外交人员有着广泛的接触，其中有人开始研究周恩来的外交活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如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在华五十年》、美国国务院1949年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即《白皮书》）以及新近出版的《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等均有涉及。
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震动了世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重视研究中国问题。周恩来作为中国革命的主要领袖之
一、新中国的首任总理兼外交部长，便成为外国政府和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重点人物。他们通过研究周恩来来了解和分析中国的内外政策。直到现在，国外对历史人物周恩来的研究仍在继续，其重要的一方面，就是研究周恩来的外交思想与外交实践。
周恩来担任中国总理的26年（兼外交部长8年）中，不仅提出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外交政策，而且他品德高尚、智慧非凡，在广泛的国务活动中和风云变幻的国际舞台上，给各国政府首脑和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外关于周恩来外交研究的成果，有一大部分是政治家、外交家、记者或作家撰写的纪实文章和回忆录。他们详细评述了50至70年代周恩来参与的重大外交活动。原苏联外贸部副部长康斯坦丁·伊万诺维奇·科瓦利的《1953年斯大林和周恩来在莫斯科与1954年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在北京的会谈》，记叙了周恩来在50年代推动中苏经济合作和外交往来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原苏联学者尼古拉·特洛斐莫维奇·费多连柯的《我回忆起周恩来》，高度评价了周恩来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展现的外交天才。《周恩来在万隆》一书汇集了美国记者鲍大可在1955年亚非会议期间所写的文章和笔记，称赞周恩来在万隆的活动证明了他是世界上最有经验、最有才干的外交家之一。
印度尼西亚前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政治回忆录《我的历程》，用三章的篇幅回忆了万隆会议上的周恩来和他访问中国时与周恩来的交往。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回忆录和外交家基辛格的《白宫岁月》，对周恩来在中美关系缓和中的伟大历史作用及周恩来的谈判艺术、为人品格给予了极高的赞誉。日本新近编辑的大型回忆录《日本人心目中的周恩来》，汇集了日本各界人士与周恩来交往的回忆，赞扬了周恩来为中日友好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再现了战后中日关系历史的许多细节。香港1977年出版的《周恩来纪念集》，收入了新闻媒介对周恩来逝世的报道与评价，以及各国首脑、友好人士、港台人士对周恩来的怀念。
7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以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国外学术界涌现出一批着重论述周恩来政治、外交活动的专著。如英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迪克·威尔逊的《周恩来传》、作家韩素音的《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尼克松的《领导者》、日本学者鸟居民的《周恩来与毛泽东——周恩来试论》、美籍华人学者张大卫的《中国领导继承危机中周恩来与邓小平》【注：此为英文书名直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8年的中译本书名为《中流砥柱】、加拿大学者罗纳德·C·基思的《周恩来的外交生涯》，以及前苏联学者沃洛霍娃的专题研究论文《周恩来与中国外交》等等。这些著作评述到周恩来一生的外交活动，深入研究了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外交实践、外交风格及其对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影响，把对周恩来外交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国外学者还编写了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共党史的工具书，有关周恩来的条目对他的外交活动也有评述。如美国的《中国共产主义人物传记词典》、《社会主义国家名人录》、《马克思主义名人录》；法国的《中国工人运动史人物传记辞典》；德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人录》；日本的《中共人名录》；香港的《中国名人录》等。
二
国外学者对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及其实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下列几个方面。
（一）周恩来的外交生平
在周恩来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中，他不仅是革命领袖，还是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政府与外部世界联系的代表。在中国革命的每一个阶段，他都出色地担当了这一重任。这使他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政外交的“总管家”。在国际舞台上，他成功地改变了旧中国屈辱的外交形象，并给世界以重大的影响。
关于周恩来外交生涯的起点，多数外国学者认为是在30年代中期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沃洛霍娃指出：那时周恩来在处理西安事变，推动国共两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并显露出卓越的外交才能；在这以后又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如1937年在武汉建立了中共领导的一个重要的外交机构——国际宣传小组，与外国新闻记者保持联系；抗战期间代表中共与国民党进行谈判斗争，并广泛接触外国的外交人员。正是在这一时期，周恩来的主要外交方法——不拘形式团结各种社会政治力量、推行“人民外交”——最终成型【注：引自苏联英文杂志《远东问题》，1988年第5期沃洛霍娃的论文：《周恩来与中国外交》。本文所有该作者的观点均出于上述论文，不另作注。】。罗纳德等人在论及这一问题时认为：20年代的周恩来已在承担中共与外部联络、调解的使命，但这些活动的外交性质还不够明确。1924年周恩来从欧洲回国后“不得不去着手处理第一次统一战线中所发生的各种复杂事件。周承担了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相互间关系的许多重担。在对中国共产党内各派及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各派之间不断进行的调解中，他表现出了自己的谈判技巧”【注：罗纳德·C基思：《周恩来的外交生涯》，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3页。】。在“1931年与毛泽东联系之前，他已代表中共驻莫斯科第三国际总部”【注：张大卫：《中流砥柱》。周恩来代表中共进行外交活动始于30年代中期，1936年的西安事变标志着“统一战线外交的出现”，在武汉建立的国际宣传部门则“打破了国民党对外交事务的垄断局面”【注：罗纳德·C·基思：《周恩来的外交生涯》，第22页。】。到40年代，周恩来实际上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外交家。“抗战胜利后虽然内战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但周同国民党、美国人的谈判是无懈可击的”【注：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62—165页。】。
周恩来的外交生涯正式开始于1949年，共产党建立了全国政权，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登上世界舞台。在50年代的外交活动中，他又迅速被各国公认为杰出的外交家。威尔逊写道：在1949年执政的共产党人中，周恩来远比他的同事们更了解外部世界，所以被任命为总理兼外交部长。斯大林逝世后他进行的一系列外交活动促使俄国的新领导人对中国变得更友好了。而后是在日内瓦和万隆成功地使世界外交家刮目相看【注：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07页。】。罗纳德高度评价周恩来给中国外交带来的成就：周恩来“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了杰出的‘人民外交’，并制订了对外进行援助的方针。周的‘理性外交’在看起来难以消除的冷战气氛中灵活地战胜了美国的遏制。后来，他那敏锐和顽强的政治活力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受了人们所能忍辱的最极限的考验。然而他在70年代初便看到要从根本上对中国的国际统一战线进行重建和扩大，还为当代中国的‘开放政策’奠定了基础。”尼克松则在世界政治中考察中国外交，认为中苏分裂和中美建交“比其他任何事件都更加开创了今天的全球平衡”【注：尼克松：《领导者》，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271页。】，而周恩来是这两个事件的“中心参加者”。因此，尼克松不仅盛赞周恩来是“我们时代最有造诣的外交家之一”，而且把他看作当代重要的“世界领袖”。
（二）周恩来外交思想的来源
国外学者普遍认为，周恩来是在有文化修养的旧官吏家庭中长大的知识分子，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他的外交才能可从中国文化传统和他早年家庭生活经历中找到根源，这些背景使他善于协调由于不同意见而造成的冲突，还造就了他深谋远虑、自我克制的性格。
国外学者还注意到，周恩来早年接受过西方式教育，还多次赴日本、欧洲求学，对外部世界有着广博的知识和认真的研究。这有助于他在外交活动中把握适当的方针与政策。用威尔逊的话说，这两大优势使“周比其他中国领袖更极其成功地使他的语言被西方人充分理解”。
罗纳德认为，周恩来外交思想的来源是多方面的，但马列主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周恩来在国际问题上的观点来源于马列主义关于外交是国内阶级矛盾的对外延伸的思想和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周恩来外交所坚持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人民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反映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非剥削关系的思想。周恩来外交的“现实主义”也是来源于列宁主义原则。他一直认为列宁在布列斯特条约的签署以及向英、德进行外交上的主动表示是把高度的灵活性与坚定的原则性结合起来的实例。这种结合成为周恩来在外交事务中的终生信条。
（三）周恩来外交思想的内容
作为一个有着百年屈辱的外交史和艰苦的革命史而获独立的东方大国的总理，周恩来不与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认同，而提出了一套有自己特点的外交思想和外交策略。国外学者对他丰富的外交思想作了深入的研究，可以分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独立自主的革命立场。
国外学者认为，反帝和反霸是周恩来外交的根本立场，代表了周的“革命性”的本质。罗纳德指出，“作为一个献身的革命者，他常常与欧洲各国外交所维持的不平等的国际秩序发生冲突，而当后者要加固这种不平等的模式并增强亚洲及非洲国家对殖民主义的依赖时，这种冲突尤为激烈。”【注：罗纳德·C·基思：《周恩来的外交生涯》，第1页。】一直到晚年，即使在中美关系缓和以后，他仍然高举“联合国际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的旗帜。罗纳德分析说，周恩来坚持不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建立牢固的联合，既表明了中国的正义立场，又是“一种战略方针”，它使中国得到更大的战略选择余地，改变了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结构。
反帝和反霸革命外交政策的基础是“独立自主”原则。罗纳德认为，“独立自主”反映了周恩来对帝国主义的一种思想认识。在周恩来的意识形态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能防止中国依赖于美国或苏联。他努力使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成功，但目的不是与美国联合，而是要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建立统一战线。这一原则政治上反对任何外来干涉，但并不反对平等互利的国际交流和技术转让，而只是与专制独裁强权作政治斗争的思想工具。
2、革命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外交政策。
西方的许多国际关系理论家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把外交作为国内政治的延伸是外交非理性“的基础。但有的外国学者也公正地指出，在周恩来那里，革命的正义与理性的外交非但不对立，反而达到了完美的结合。罗纳德称周恩来的外交是”革命实践中的理性外交“。他实事求是，反对任何教条主义。建国初的中国虽然”一边倒“，但周恩来对美国的遏制政策以及中苏谈判中所暴露出来的矛盾作出了现实的反应。通过外交上的努力，他在日内瓦会议上击退了来自美国及其盟国的威胁，在万隆会议上又成功地使中国步入了亚洲民族独立运动的行列。尼克松认为，在中苏关系破裂后，中美关系正常化顺利实现，在于周恩来是一个实事求是的革命者，是把民族利益放在意识形态之上的政治家。在西方，周恩来被称为”灵活的布尔什维克“、”弹性的共产主义者“、”天才的外交家“等等，都是指他在外交活动中的现实主义态度。灵活、适当的妥协使周恩来既坚持了原则，又赢得对方的尊重，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外交胜利。用威尔逊的话说，周恩来实现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巧妙结合。
3、和平共处、求同存异思想。
国外学者一致公认，周恩来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首倡者”和“设计师”。周恩来的和平共处、求同存异思想不仅指导中国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顶住了霸权主义的压力，而且逐渐被国际社会接受为外交准则。沃洛霍娃认为，在周恩来的思想里，中国坚持和平外交政策，相信以和平竞赛的方法胜过帝国主义是完全可能的。罗纳德则认为，周恩来以和平共处、求同存异作为国际关系准则，目的是团结一切力量反对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一直到周逝世，中国都在致力于“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国外学者认为，周恩来和平共处、求同存异思想指导下的中国外交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是对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伟人贡献。
4、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正确结合。
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坚持“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主义和国际主义指导下的爱国主义”。沃洛霍娃认为，正是周恩来广博的马列主义知识和世界范围内的丰富经历“使他深知把国际主义和民族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的必要性”。国外学者和政治家都注意到了周恩来对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和伟大的革命历史的自豪感，在饱尝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的痛苦之后，周恩来对旧中国的外交深恶痛绝。罗纳德指出，毛泽东、周恩来把50年代外交队伍的创建比喻为“另起炉灶”，正是要开创和实践维护民族利益、独立自主、争取平等的国际地位的新的外交。在另一方面，周恩来也认识到民族主义和大汉族主义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历史传统之中，所以在他提出“外交工作的思想领导”时首先强调了“坚持国际主义，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在周恩来的思想里，始终注意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的区别，与各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进行斗争。
5、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合作思想。
国外学者都注意到，中国对第三世界国家予以真诚的援助，同时批评西方国家在对不发达国家进行经济援助时附带政治条件和要求特权。沃洛霍娃指出，周恩来强调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合作所必须坚持的原则；周恩来认为，平等的经济合作不仅促进有关国家的经济发展，而且对改善整个国际局势也会发生有利的影响。
（四）周恩来的外交风格
外国政治家和学者一致地对周恩来的外交风格给予很高的评价。威尔逊这样写道：周恩来的风度、品格和气质形成的独特魅力对见过他的人产生了感染力和吸引力。他富于同情心，理解他人，善于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往，这一切结合起来，是使其成为世界外交舞台上重要人物的基础。
首先，周恩来在外交活动中体现了文明古国政治家的君子气质，如友好、正直、谦逊、耐心、优雅，体谅他人和讲求信用等，给各国政治家、外交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尼克松这样写道：周恩来扮演不同的角色并不给人优柔寡断、出尔反尔的印象。他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他通过他优雅的举止和挺立而又轻松的姿态显示出巨大的魅力和稳健。他忠实地保持着个人关系和政治上从不‘撕破脸皮’的中国老规矩。周的外表给人以待人热情、非常坦率、极其沉重而又十分真挚的印象。”【注：尼克松：《领导者》，第261页。】基辛格还强调了周恩来对人的体贴与关怀。威尔逊称周恩来是“少有的正直的人”。海伦·斯诺认为，周恩来宽宏大度、教养良好、明智而坦率，所以在他任总理的活跃时期东西方关系解冻是毫不奇怪的【注：海伦·斯诺：《旅华岁月——海伦·斯诺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261页。作者是埃德加·斯诺的第一个夫人。】。在另一方面，周恩来的风格还表现了他在革命生涯中锻炼出来的非凡的政治家素质，如敏锐、冷静、坚韧、惊人的记忆力和高超的谈判艺术。沃洛霍娃认为，这些特点使周恩来在外交活动中具有“神授般的能力”：说服能力、旺盛的精力、紧张时超人的自制力、从不同渠道搜集消息的卓越的心理能力、洞察力、令人信服、合情合理地阐述自己观点的能力、使自己与社会准则协调的能力等等。尼克松和基辛格还用“冰冠下的火山”表达了对周恩来的敬重与折服。
国外学者还多方面研究了周恩来的外交风格。沃洛霍娃总结了四条周恩来在外交实践中的风格特点：
1、通过大众媒介和大量的“非正式渠道”创造舆论和心理传播条件；
2、为谈判作精心细致的准备；
3、利用过去的经验，力求求同存异；
4、公报文字措词谨慎以有利于将来。
（五）周恩来外交与毛泽东
对于周恩来外交活动与毛泽东的关系，国外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罗纳德认为，周恩来的统战思想来源于30至40年代毛泽东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理论。1949年之后，毛泽东曾对他以前的统一战线理论进行了反复的思考，形成了他的思想原则，而这种思想原则为新中国的外交提供了“理性”的基础。也就是说，无论周恩来的革命外交思想，还是其现实主义的策略方针，都是他和毛泽东共同的精神财富。“意识形态并不只是一块‘面纱’，它是周恩来‘工作作风’的智慧源泉”。还有一些学者指出，即使在周恩来与毛泽东有分歧时，周也在“理论上忠实地支持毛，而在实践中却巧妙地修正毛的激进思想”【注：美国《新闻周刊》杂志，1976年1月9日。】。前苏联学者齐赫文斯基注意到：1960年春，毛泽东批评苏联的内外政策以后，赫鲁晓夫感情冲动，立即召回在华的苏联专家。为了缓和消极影响，周恩来为专家们安排了热情的欢送活动。“文化大革命”中，尽管周恩来也像其他领导人一样发表过敌对苏联的声明，但他尽可能地阻止了红卫兵对苏联使馆的破坏活动；1969年周又与柯西金会晤，使两国关系有所缓和。这位前苏中友好协会主席相信：两国关系的恶化对周恩来是个辛酸、痛苦的经历。他还不同意西方学者把周在中美缓和中起的作用说成是由于周自幼有亲西方倾向的观点，而认为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以巨大的破坏而急需外援。
（六）周恩来外交遗产对邓小平时代外交的影响
在周、毛逝世后，中国共产党对建国后的历史作了结论，明确指出了毛泽东的功绩和错误，而对周恩来没作任何批评。邓小平总是以极敬重的语言提起周恩来。对于周恩来主持的新中国外交，中国共产党更给予极高的评价，号召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全面的继承。
早在1975年，日本学者鸟居民在其著作中就曾预言，毛泽东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以后，周恩来在历史中发挥的作用和影响肯定会变得明显和重要起来。外国学者一般认为周恩来的外交遗产虽然属于历史，但在今天其中相当大的部分被实际运用着并将影响未来中国领导人的政治观念。罗纳德指出：形成中国今天“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具体方针来源于周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求同存异”的策略；这种立场以现实的态度对待力量的平衡，同时在战略上通过多极和多边联合的发展，要求改变国际政治结构和国际经济结构，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罗纳德强调，在中国，人们说周恩来作为一代领导人留下的遗产是他的革命献身精神和“工作作风”，而邓小平时代外交政策的核心仍然是列宁主义理论和毛、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不断融合演变的产物。
国外学者还肯定了周恩来对其身后世界的影响。尼克松认为，“二十世纪只有少数人比得上周恩来对世界历史的影响„„周总理的遗产是他帮助结束了黑暗。”【注：《周恩来纪念集》，香港《七十年代》月刊社1977年编印，第132—133页。】威尔逊说，“周留下了同他思想相似的人来实现他的双重理想：使中国现代化，引导他们在世界事务中担任负责的角色。”【注：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第319页。】
三
国外学术界在研究周恩来方面涌现了一批造诣很深的学者，作为研究外交思想方面的代表，主要有英国的威尔逊、韩素音、加拿大的柯让、日本的鸟居民、前苏联的沃洛霍娃。
迪克·威尔逊是英国的著名记者和中国问题专家，1928年出生于英格兰，牛津大学毕业，曾长期担任《中国季刊》的编辑，写过多本关于中国革命的著作，如《1935年长征》、《人民皇帝毛泽东》等。他1984年出版的《周恩来传》一书，是西方较完整地介绍周恩来的传记，其史料详实可靠，见解独到深刻，其中大量篇幅评述了周恩来的外交。威尔逊认为，战争年代的毛、周相互补充，“毛在党内运筹帷幄，周根据外部条件将毛的战略诉诸世界、付诸实践”，并在统战工作中为中共培养了一批外交人才。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致力于治理中国和寻求其外国伙伴。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受到了挫折，但周恩来在国际舞台上为中国赢得了崇高的地位；中国外交的胜利是周恩来个人外交才能的成功。威尔逊在传记中对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外交风格以及个性、心理分析颇具特色，很有学术价值。相比之下，韩素音在1992年底出版的传记《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9——1998》则更像“故事”，细节复杂，语言富于感情色彩。
鸟居民是日本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学者，1928年生于东京。他的第一部著作是论述从朝鲜战争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政治斗争的《毛泽东的五次战争》。1975年出版了他的第二部著作《周恩来与毛泽东——周恩来试论》。该书是比较研究周恩来与毛泽东的专著，从1898年写到1975年。鸟居民著作的特点是较详细地评述了周恩来与毛泽东在内政外交上的许多分歧，并给周恩来以恰当的评价。该书对历史提出了一些深刻的看法和质问，但由于成书时间较早，实证材料不够充分。
标志着国外研究周恩来外交重大进展的是80年代末加拿大学者罗纳德·C·基思的专著TheDipiomacyTheDipiomacyofZhouEnlai》，现在已有两个中译本，一是封长虹译的《周恩来的外交生涯》，一是汪永红译的《周恩来的外交》。罗纳德是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政治学系的教授，从事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他经过多年潜心准备完成了这部著作。该书以周恩来的革命经历为背景，对周恩来的外交活动按历史顺序研究，以揭示周恩来是如何形成其“工作作风”和“方针政策”，从而实现外交成功的。罗纳德最重要、最基本的学术观点就是把握了周恩来外交的“革命性”和“现实主义”精神，由此展开了深刻、全面的分析，在丰富的实证材料基础上，系统地评述了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外交实践和外交风格。他的著作堪称当今国外研究周恩来外交的代表性著作。
作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有着复杂关系的大国——前苏联，也有一些学者研究周恩来。在1988年第5期苏联英文杂志《远东问题》上刊登了沃洛霍娃的论文《周恩来与中国外交》。作者曾先后在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亚洲人民研究所、远东研究所、莫斯科外交学院等单位工作，著述很多。作者的这篇专题论文通过对1936年西安事变以来周恩来重大外交活动的回顾，着重评述周恩来外交思想与风格形成的历史过程。作者的评价较为客观，反映了近年来他们在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方面的进展和成就。（来源：《中共党史研究》199303，作者：林代昭，刘建平，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
周恩来与抗美援朝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