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时代背景下新闻通讯人物语言的变化 王进喜 李素丽 徐虎
张海迪不用写地址，直接写“张海迪收”即可
李霞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尽管李霞早在1981年年底就完成了采访，但是她的图片新闻直到1982年5月才得以发表。“人物稿时效性不强，在当时，我们也没有抢发稿的意识，更重要的是我们没有想到中央会如此大力推张海迪这个典型，更无法预料1983年的学习张海迪热潮的到来，当时媒体对张海迪的报道，也还是相当有限的。”
不过，山东各级工委、团委和妇联却都在行动，他们开始大张旗鼓地宣传并争夺张海迪这个典型，并竭力向各自的报纸──《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妇女报》推荐，要求给更多的版面。
当时在团中央宣传部工作的高伐林透露，到了1983年元旦，时任团中央书记的王兆国也正在寻找适合的典型，“当时对张海迪的残疾人身份也有过犹豫”，高伐林说，“由于遴选的是一个全国级别、年代级别，要跟雷锋双峰并峙的先进典型，‘残疾人’这个因素就未免太‘特殊’了。如果当时另有一个青年（不管是男是女）与张海迪事迹相似，而却是健全人的话，我们为全国青年所遴选的典范，就不是张海迪了！”
不过，比张海迪更合适的人选并没有出现，张海迪是当时确定的最佳人选，于是，团中央迅速决定了张海迪的进京事宜。高伐林说，“在她到京之前，整个宣传活动方案由团中央宣传部精心推敲，以求达到最广的覆盖面，造成最强的冲击波。”
1983年2月24日，张海迪抵京。她被安排在城西中央团校院里的万年青宾馆。当天，团中央一把手王兆国和他的同事、其他几位书记就去看望了张海迪。随后，安排了大夫为她进行详细的、全面的身体检查。
2月28日，张海迪和记者见面。高伐林回忆说，张海迪那天穿的是一件乳白高领毛衣，外套一件西服上装，刚开口流露出一丝拘谨惶惑，不过，拘谨很快就消散了，显得自信和从容，不忸怩作态，不一本正经，这赢得了常与官员打交道的记者们的好感。
在此之前，高伐林从媒体上读到的对于张海迪的报道并不多，只有宋熙文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的那篇人物特写，以及《工人日报》的一个专题。张海迪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两条：一是自强不息，一是热心助人。但是这样的印象也都是抽象而模糊的，在集中宣传之前，张海迪在全国的公众知名度不是很高，她在北京的行程起初并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
不过，在当天的记者见面会上，张海迪的谈吐、气质与一般追求美的大学毕业生没有什么两样———虽然她并没有上过大学。“当时她的身体状况还不错，讲了一个多小时，又回答了约大半个小时的提问。”随后，她还分别用中文、英语、日语唱了三支歌：《生活多美好》《哆来咪》和《四季歌》。
“会场始而鸦雀无声，继则泪光闪烁，终于掌声如潮。”记者们被感动了。只有当记者是被激情驱使而不只是被指令调动，才有可能达到最佳宣传效果，看到记者们一个个悄悄掏出手绢，高伐林和他的同事们露出了笑容。全国范围内对张海迪的集中宣传，就此展开。
3月1日，《中国青年报》头版刊发长篇通讯《生命的支柱———张海迪之歌》，以及张海迪的自述《是颗流星，就要把光留给人间》。这篇文章因为挖掘出张海迪的迷茫与软弱、甚至动过自杀的念头，一时之间引起轰动，该文也成为通讯写作范文。
当时的新闻战打得火热，记者想尽办法争取采访张海迪的机会，几个出版社竞相加紧编纂关于张海迪的事迹文章汇集，抢着搜集整理出版她的书信、日记。宋熙文由于没有随张海迪进京采访，他琢磨着在山东打一场漂亮的外围战。
“我以前翻看过张海迪的日记，这是得到过张海迪允许的，她到了北京后，我再次赶往莘县，当时，我已经跟她爸妈比较熟了，征得他们同意后，我搬出一摞日记进行整理，编辑成《生活的旋律———张海迪日记实抄》于当年5月发表。”这一篇日记摘抄的发表，成为整个宣传战中非常重要的一笔。“
李霞的1983年，也是前所未有的忙碌。当时时兴橱窗图片展，全国的橱窗都竞相展出张海迪的新闻图片，没有照片，怎么办？大家都找到了图片社。“我们不断接到索取张海迪照片的电话和信函。由于需求量大，在我看来拍得不好的照片，也都拿出来了，全部都冲洗。我们当时为此没少加班，每天都有大量的图片往外寄发。”
宣传攻势的加重，每天上千封给张海迪的信件寄向了张海迪，并且这个数字不断增长。在当时给张海迪写信，地址可以不用写，直接写“张海迪收”，就会直接送抵团中央大楼。当时在各地的学习张海迪活动也陆续开展，其中以上海的活动让高伐林印象深刻，甚至可为之叫最绝。上海团市委组织了一个张海迪事迹演讲报告团，报告员都是从上海业余文艺骨干中百
里挑一选出的佼佼者，据说那位女青年是上海译制片厂的兼职配音演员，模仿张海迪的音色、语气不仅惟妙惟肖，甚至被听众评价为“更像张海迪”！
不过，在宣传热潮中，张海迪突然病倒了。3月11日下午，张海迪在人民大会堂激情澎湃地作完报告后，回到下榻的总参第一招待所，突然陷入昏迷，停止了呼吸，经紧急抢救，才把张海迪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团中央紧急研究决定，马上送张海迪到北京军区总医院治疗，才停止了一切活动和采访。
塑造典型人物已经越来越难
“北京之行，我只把它当成一种迫不得已的任务，我想得很简单，如果一定去的话，那我很快就回来。”后来谈起这段经历时，张海迪认为自己实际上更适合在屋子里读书、工作、学习、思考，“我喜欢跟我的朋友们在一起，我习惯了那个小县城。”
高伐林透露，他曾和张海迪在北京有过一次交谈，“张海迪听说到济南后，要安排住进南郊宾馆，她想表示坚决不住，她希望回到以前的生活。”不过，张海迪未能如愿，“回济南后，她还是住进了南郊宾馆。她的力量，没有拗过那些好心的人。”
“在宣传热潮中，对于一个先进人物的宣传，声势之大，篇幅之广，已经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首屈一指”。张海迪的事迹，青年们已经耳熟能详了。但是在官方宣传机器的震天轰鸣中，陆续冒出了一些对张海迪的质疑以及批评。高伐林说，在3月10日，就有人投递匿名信，语气尖刻地指责她介绍的某些事迹失实──“后来我们在重新调查张海迪事迹时证实，以前宣传报道的个别细节，像她高考的分数，确实有出入。”高伐林说。
从共青团中央办公厅公布的1983年3月22日的《张海迪同志活动的安排意见》中，记者注意到，“当前要抓好的几件事”中，就包括“组织团中央调查组，深入到张海迪同志生活、学习、工作过的地区和单位，进行全面深入地调查”。
“在1983年3月下旬到4月底期间，各地报刊已经很难发出有分量的文章，有些人已经在说：这项活动的集中宣传已到了尾声。”高伐林说，正是考虑到张海迪的质疑和宣传式微，团中央派出8人的宣传调查小组奔赴山东，山东从省委宣传部和团省委抽调7人组成山东省委宣传调查小组，两个调查组成员搭配，分成几个小组，按照张海迪人生经历的几个阶段的
地点，如济南、莘县、聊城，分成几个专题，如个人经历、自学成才、学医治病等，分头调查，除了查找原始档案记录，还要找到当事人和知情人。
“张海迪本人在北京住院，她的父母当时主要在北京，中间回到山东，我们也见过面，但是我们调查的情况在没有对团中央和山东省委汇报，进而对党中央汇报之前，对他们也是保密的。”对于此前一段宣传张海迪的过程当中，听到一些对她的负面反应和对宣传失实的批评，他们也受命要一一核实，经过二十多天的调查发现，张海迪的主要经历和基本事迹是属实的。
尽管调查结果证实了张海迪事迹的真实，但是对张海迪的报道，并没有出现恢复的趋势。高伐林分析认为：“全国民众和青年的兴奋点已经转移，这应是最为重要的原因；张海迪本人刻意保持低调，她也选择了公众视野之外的生活；团中央虽然没有忘记这个青年榜样，但是也没有合适的宣传契机。再说，对任何一个典型的宣传，都有开始、有结束。”实际上在当时，高伐林也注意到张海迪的事迹已经披露得差不多了要想挖掘出新的材料已经非常难，因为最典型、最动人、最翔实的事例已经公布得差不多了。
尽管如此，当高伐林趁休假回到武汉时，他看到的景象，还是让他吃惊。“当我在武汉大学、毛麻丝公司、武汉商场、省图书馆直接找团员、青年聊天时，他们的调子明显不同了，他们对张海迪的热情已经急剧冷却！”
“在宣传张海迪的过程当中，亲身感受到对她的宣传规格越来越高，但是这个典型离青年越来越远，使我这个参与宣传者陷入困惑和矛盾之中———张海迪本人也在困惑和矛盾之中，这一效果出乎所有抱有良好愿望的相关人士（包括张海迪）的意外。”高伐林认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从邓丽君流行曲、油印《今天》、星星画展、四月影会„„年轻的心灵在各个层面都开始了觉醒、躁动、挣扎，宣传机器包括媒体的公信力急剧衰减，塑造典型人物越来越难，是必然的。
也就是在这时，张海迪开始逐渐地远离公众视线。在后来接受媒体访问时，张海迪说，“我应该保持一份清醒的头脑，特别是我选择了这个职业。作为作家，我是应该在幕后工作的，而不是在前台，因为我不是一个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