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文人五言诗的兴起和发展
作 者：金安区张店镇白塔寺中学 冯 锐
摘要：文人五言诗的起源，在古代文学研究中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本文试图以现有的资料来证明文人五言诗起源于西汉而非东汉，继而理清文人五言诗在汉代发展的大致脉络。由虞姬的《和项王诗》到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文人五言诗经过三百多年的发展而趋于成熟，从此中国诗歌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一个以五言诗创作为主的时代即将到来。
关键词：汉代 文人五言诗 起源 发展
Han Dynasty poetry literati Origin and Development
Abstract : Five-Word Poem origins in ancient literature study has been outstanding iues.This paper attempts to present the data to prove that the Five-Word Poem not originated in the Eastern Han , then sort out the Five-Word Poem in the general development of the Han Dynasty thread.By Yu \"and items, WANG\" Anonymous \"19 Ancient Poems\" Five-Word Poetry After 300 years of development and maturation From then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oetry has entered a new era, a poem writing poetry-dominated era is just around the corner.
Key words : Han Dynasty poetry literati rise development
中国古代诗歌,以文人创作为主体。而文人创作的诗歌又以五言为主流形式。有汉一代,是文人五言诗起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了解了五言诗的发展脉络,才能更好的了解这种诗体形式。
然而有关文人五言诗的起源,却一直是古代文学中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文人五言诗起源于东汉,班固的《咏史》则被看作是最早的文人五言诗。对此,也有人持反对意见,认为最早的文人五言诗当是东汉应亨的《赠四王冠》。当然也还有人认为西汉李陵、枚乘的作品才应当是最早的文人五言诗作品。无论如何,文人五言诗成立于汉代这一点,已无争议。可究竟是缘于西汉，还是东汉？
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将两个概念先弄清。一是关于“汉代”的时间界定。文学史上习惯于将汉高祖元年乙未(前206)至汉灵帝中平己巳(189年)这段时期的文学称为“汉代文学”。也就是说包含了“楚汉之争”这段历史,而不包括“建安文学”。二是关于“文人”的概念。什么是“文人”？《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为“会做文章的读书人”，因而不能狭义地将它理解成历史上有名的墨客、骚人。在理解了这两个概念之后,现在就可以对“文人五言诗到底起源于东汉，还是西汉？”这个问题作出应答了。
一、两汉文人五言诗的起源
文人五言诗究竟源于何时？长期以来,围绕着这个问题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两点上:一是苏、李诗的真伪问题。梁代萧统在《文选》卷二十九“杂诗”中分别选入了李陵用五言写成的《与苏武》诗三首和苏武的五言诗四首。钟嵘《诗品》中说:“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所以文人五言诗当缘于李陵。可是对于这七首诗的真伪,与钟嵘同时代的刘勰却提出了质疑。他在《明诗》中说:“至成帝品录三百馀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之后的苏东坡在《答刘沔都曹书》中也说:“苏武、李陵赠别长安,而诗有江汉之语。„„正齐、梁间小儿所拟作,决非西汉人 ,而统不悟。”他根据诗的用语与苏武、李陵二人行事行踪不符,从而得出这一结论,合情合理,因而得到了后人的支持。再之后梁启超在《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中也认为“汉武帝时绝无此种诗体”。有了这三位大师的论断,所以后世的许多学者对苏李诗的真实性持否定态度。二是《古诗十九首》的作者问题。南朝徐陵编的《玉台新咏》把《文选》所载《古诗十九首》中的《西北有高楼》等八首诗和另一首诗《兰若生春阳》放在一起,题为“枚乘杂诗九首”。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也说:“古诗佳丽,或称枚叔。”然而对这九首诗的真伪,后人又提出质疑。他们的理由是:西汉避讳非常严,汉惠帝讳“盈”,而这九首诗中却多次出现“盈”字,因而不可能是西汉枚乘所作。这种推断也是不无道理的。
在对苏、李诗和枚乘诗的真实性进行否定之后,现在大多数学者基本上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那就是:文人五言诗不可能产生于西汉。
其实,文人五言诗是否产生于西汉？我认为至少有两种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去验证。
一、考证《文选》所载的苏、李诗和《玉台新咏》所载的枚乘诗是否可靠。
二、看看还有没有其他西汉时代的五言诗作品。既然通过第一种方法不能让所有人信服,那么何不试着从第二种方法入手呢?
我们讲,一种诗歌形式的形成与发展,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它必定要经过一段时期的磨合，五言诗的发展也同样如此。“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钟嵘在他的《诗品序》中也说:四言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又说,五言诗“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可见,与四言诗相比,五言诗具有较大的优越性。因而五言取代四言、杂言亦是诗歌发展的必然趋势。其实早在四言盛行的先秦时代,五言即已萌芽。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诗经·召南·行露》中写的:“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虽速我狱,室家不足。”又《诗经·小雅·北山》中写的:“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不行。或不知叫号,或惨惨劬劳。或栖迟偃仰,或王事鞅掌。”这些五言诗句,虽然不能看作是五言诗,但毫无疑问对后世的五言诗创作产生过影响。而秦代在民间出现的一些五言歌谣,如晋代杨泉《物理论》所载秦始皇时《长城歌》:“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无疑已经初具独立成篇的五言诗雏形了。按这种发展脉络、发展轨迹,我们讲在西汉出现文人五言诗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事实上呢,也正是如此。
目前,对于《舂歌》和《美人歌》的作者问题学术界无争议。据《汉书·外戚传》记载:“高祖崩,惠帝立,吕后为皇太后,乃令永巷囚戚夫人, 髡钳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暮,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女？”又据《汉书·外戚传》记载:“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可是为什么不认定这两首诗便是文人五言诗呢?原因不外乎有这两点:
一、对“文人”概念的理解。戚夫人是高祖的宠姬,而李延年出身倡优家庭。所以,一般的研究者都将其排除在文人之外。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偏见。这里涉及对“文人”这个概念外延范围的确定问题。认为他们非“文人”的这个观点同我们今天所说的“工人、农民出身的作家就不是文人”是同样的荒谬。
二、对“五言诗”形式的理解。他们认为这两首诗并非完全用五言写就,中间夹有三言、八言。我们讲,一来它们是早期五言诗,还不是很成熟。二来这两首诗都保留有口头歌唱的特点,所以不是那么的整齐。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仅仅抓住这点不放,硬是认定这是非五言诗,那么就难免会有吹毛求疵之嫌。现在就算这两首诗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五言诗,那么,对虞姬所作的《和项王诗》又当作如何解释呢？
据《史记》记载,垓下惨败以后,在汉兵的重重围困之下:“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阙,美人和之。”可惜司马迁当时只记载了项王的诗,而没有虞姬和诗的内容。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在《项羽本纪》里引了《楚汉春秋》所载美人和项王的歌:
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
后世学者由于对枚乘和苏、李诗的真实性的否定,从而认定西汉无文人五言诗。而正是受汉初不可能有成熟的五言诗的思维定势的影响,往往又否定这首诗的真实性。这种循环论证的方法本身就缺乏说服力。而他们推断这首诗是伪作的主要论据便是:项羽所唱的诗歌是带“兮”的楚辞体而非五言诗,作为和诗,虞姬应当用楚辞体才对。这种观点,也难让人信服。我们讲,一个人对艺术的样式各有偏爱,为什么项羽唱的是楚辞体,而虞姬的诗就必须是楚辞体而不能是五言诗呢?而且,通过对张守节这个人的了解我们知道,作为史学家的他,写作态度是非常严谨的。他在《史记正义》中明确地注明了引诗的出处,即《楚汉春秋》。而在《汉书·艺文志》中也有“《楚汉春秋》九篇,陆贾所记”的记载。《楚汉春秋》系“陆贾为记时功而作,其中记事延及惠帝、文帝时事”。而陆贾,大家都知道,他是汉初著名的学者。曾经追随刘邦打过天下。作为和项羽同时代的人,在记载项羽悲壮结局时详细地记录虞姬和诗的内容,也是合情合理的。该书虽已失传,但书名和作者却都著录于《隋书·经籍志》。而《隋书》系唐人编写，说明该书还在唐代流传过，因而张守节见过此书，并引用此书，也是合情合理的。我们不能因为此书失传，就怀疑它的真伪，从而怀疑虞姬所作《和项王诗》是伪作。这不是正确的研究问题的态度。更何况，我们既然承认《舂歌》为戚夫人所作，那么戚夫人可以熟练地用五言诗进行写作，为什么与她同时代且相差不远的虞姬就不能作出这首五言诗呢？正如曹道衡先生所说：“虞美人与戚夫人两人时代相去甚近，而戚夫人之作既无可疑，而其体又基本上属于五言，那就很难说虞美人之作出于伪托。”[1]而程毅中先生也认为：“如果我们不局限于有名的文人作品，那就大可不必把五言诗的成立推到那么晚的。为什么虞美人的歌就不能算五言诗呢？”[2]
我们知道，《楚汉春秋》是汉初人陆贾编写的书。现在即使我们认定《和项王诗》不是虞姬自己所作，那么它也必是汉初文人的拟作，否则不会在此书中出现。这样看来，文人五言诗还应当是源于西汉。况且，现在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和项王诗》就非虞姬所作，所以笔者认为：文人五言诗当起源于西汉，而虞姬的《和项王诗》则是我国第一首文人五言诗作品。
在弄清楚文人五言诗的起源问题之后，下面我们就要谈谈文人五言诗的发展情况了。
二、两汉文人五言诗的发展 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知道文人五言诗起源于西汉初，虞姬的《和项王诗》是我国第一首文人五言诗。然就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在西汉，除去这少数几首诗我们能判定其作者外，其余的，我们都很难断定其真实的作者。这是什么原因呢？
一直以来，诗坛上有“四言正体”和“五言流调”一说，尤其是在汉代。“由于五言诗被认为是一种„俳优倡乐多用之‟的诗体，与四言相比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因此早期的文人五言诗多不具名”（包括《古诗十九首》）。[3]由于不登大雅之堂，所以文人往往为“娱情”而偶然为之。这样一来，造成作品不会太多，而作品能流传后世的也就更少。如同早期出现的词和小说一样，作者多不署名或假托他名。然而没有流传下来，并不说明当时就没有人进行创作。大家知道，班固在《汉书》中特地安排了《艺文志》来记录西汉时期的诗文创作情况。只可惜，他只记载了当时各类诗歌的总量共三百一十四篇和二十八家的分类目录，而没有具体的诗歌内容。我们今天虽已无法确认哪些是五言诗，哪些是非五言诗？但谁又能确定这其中就没有文人五言诗呢？清代的考据学家王先谦在《汉书补注》中就指出：“郭茂倩的《乐府诗集》中收录的五言诗《鸡鸣歌》即是《汉书·艺文志》中的《吴楚汝南歌诗》。”另外，据《汉书·五行志》记载：成帝时歌谣又曰：“邪径败良田，谗口害善人。桂树华不实，黄雀巢其颠。昔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西汉成帝时既有如此完整的五言诗，我们通过合理的想象，那么当时也应当会有文人五言诗的创作。只是由于种种原因，佚亡而已。
由西汉虞姬的《和项王诗》、戚夫人的《舂歌》、李延年的《美人歌》，到那些中间已经遗失的诗作，再到东汉应亨、班固、张衡、秦嘉、蔡邕、郦炎、赵壹等人的五言诗作，再到“五言之冠冕”的《古诗十九首》，我们可以看出这是符合诗歌发展规律的。早期的文人五言诗，篇幅都比较短小，有的还保持着口头歌唱的特点，所以不那么整齐，内容也比较简单。随着这一诗体运用的不断成熟，它的篇幅也增长了，而且句式也更为整齐，内容也更为丰富，诗歌的创作技巧也就更为圆熟了。
（一）、班固、应亨， 谁先谁后 现在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文人五言诗的创作起源于东汉的班固。如游国恩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文人的五言诗是东汉才有的，相传为西汉枚乘、李陵、苏武等人的五言诗都不可信，这只是前人的传闻。”“从文献记载看，东汉时代的早期作家班固写的一首《咏史》诗，内容是缇萦救父，汉文帝除肉刑的事，可能是他被逮洛阳狱中所作。虽„有感叹之词‟，但„质木无文‟，缺乏形象性。这说明文人初学五言新诗体，技巧还很不熟练。”此外，袁行霈先生在其所编的《中国文学史》中说：“现存东汉文人最早的完整五言诗是班固的《咏史》。”另外，张松如先生也说：“这（指班固的〈咏史〉）是现存最早的文人五言诗，诗中记叙了孝女缇萦救父的故事。”[4]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马茂元先生的《古诗十九首初探》等书也大多主此说。
形成上述这种观点，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对枚乘、苏李诗真实性的否定，由此得出西汉无文人五言诗。
二、对“文人”一词狭义的理解。班固的名声太大，而且又是文人，难免会将一些荣耀归在其身上。我们讲，这种研究方法是不能让人信服的。通过对现有资料的分析研究，我们认为，东汉写文人五言诗的最早的诗人不是班固，而应当是应亨。应亨，何许人也？史书记载其事迹不详，只知道他生活于明帝时，是汝南（今河南汝南附近）人，应立之侄。应亨有《赠四王冠》诗一首，并有自序说：
永平四年，外弟王景系兄弟四人并冠，故贻之诗。
全诗共有八句：
济济四令弟，妙年践二九。令月惟吉日，盛服加元首。 人咸饰其容，鲜能离尘垢。虽无兕觥爵，杯醮传旨酒。
通过诗的序，我们可以知道这首诗写于永平四年，也就是公元61年 。而班固的《咏史》写于何时呢？弄清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看看这首诗写了什么内容：
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太仓令有罪，就逮长安城。
自恨身无子，困急独茕茕。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 上书诣阙下，思古歌鸡鸣。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 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
按照字义理解，这首诗先是叙述太仓令有罪，被押到长安城。次写缇萦闻说父言而沉痛，遂诣阙陈辞。然后写汉文帝心生恻隐之心，下令废除肉刑。最后是班固的感慨，赞扬缇萦胜过男儿。后世学者多根据这首诗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即有“感慨之词”，从而推断其为班固晚年下狱时所作。如游国恩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说：“„„内容是咏缇萦救父，汉文帝废肉刑的事，可能是他被逮洛阳狱中所作。”如果说游国恩先生还只是猜测的话，那么袁行霈先生就直接说：“此诗当是班固晚年下狱时所作，其中寄托着自己的感慨。”[5]历史上班固入狱的时间为和帝永元四年，也就是公元92年。由此而断，班固《咏史》诗当在应亨《赠四王冠》诗之后。那么班固又怎么能算是最早的文人五言诗作者呢？
两人作品就内容来看：应亨的《赠四王冠》为祝颂之词，内容空洞；而班固的《咏史》诗也是“质木无文”。“两首诗都只是老实地叙写事实，缺乏文采和形
[6]象性，说明当时文人作家运用这种新体还很不成熟，不免质朴幼稚。” 显然，离成熟的文人五言诗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二）、文人五言，逐渐发展
班固、应亨之后，出现了文人五言诗的创作高峰。创作五言诗的文人开始多了起来，艺术成就也越来越高。这其中比较突出的作家作品有：张衡的《同声赋》、秦嘉的《赠妇诗》、蔡邕的《翠鸟诗》、郦炎的《见志诗》和赵壹的《疾邪诗》。
1．张衡和秦嘉
（1）张衡《同声赋》
邂逅承际会，得充君后房。情好新交接，恐栗若探汤。 不才勉自竭，贱妾职所当。绸缪主中馈，奉礼助蒸尝。 思为莞箬席，在下蔽筐床。愿为罗衾帱，在上卫风霜。 洒扫清枕席，羝芬以狄香。重户结金扃，高下华灯光。 衣解巾纷御，列图陈枕张。素女为我师，仪态盈万方。 众夫所希见，天老教轩皇。乐莫斯夜乐，没齿焉可忘。
张衡是东汉较早创作五言诗的文人。这首《同声赋》我们姑且不论它是否用了比兴手法，是否是以妇人之情喻臣子事君之道，单就其所写内容就很有特色。全诗通篇假托一新婚女子口气自述，写自己新婚之夜那种忐忑不安、又惊又喜的心情。“情好新交接，恐栗若探汤”两句，将女子那种惊奇、胆怯之情写得异常传神。中间部分女子不直说自己如何如何的勤劳，而是声称从日常家务到祭祀自己都愿意承担，来表明自己的优美品质；不直接说对丈夫如何如何的爱恋，而是作了这样的表白“思为莞箬席，在下蔽筐床。愿为罗衾帱，在上卫风霜”，让人不禁想起汉乐府《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对其夫焦仲卿的表白“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结尾部分更是大胆坦率，不仅展示了自己的美好体态，更写了新婚之乐，让我们从中看出明显受汉乐府民歌影响的痕迹。与“质木无文”的《咏史》诗相比，这首诗感情真挚、词采绮丽，在艺术技巧上有了较大的进步。
（2）秦嘉《赠妇诗》
其一
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忧艰常早至，欢会常苦晚。 念当奉时役，去尔日遥远。遣车迎子还，空往复空返。 省书情凄怆，临时不能饭。独坐空房中，谁与相劝勉？ 长夜不能眠，伏枕独展转。忧来如循环，匪席不可卷。
其二
皇灵无私亲，为善荷天禄。伤我与尔身，少小罹茕独。 既得结大义，欢乐苦不足。念当远离别，思念叙款曲。 河广无舟梁，道近隔丘路。临路怀惆怅，中架正踯躅。 浮云起高山，悲风激深谷。良马不回鞍，轻车不转毂。 针药可屡进，愁思难为数。贞士笃终始，恩义不可属。
其三
肃肃仆夫征，锵锵扬和铃。清晨当引迈，束带待鸡鸣。 顾看空室中，仿佛想姿形。一别怀万恨，起坐为不宁。 何用叙我心？遣思致款诚。宝钗好耀首，明镜可鉴形。 芳香去垢秽，素琴有清声。诗人感木瓜，乃欲答瑶琼。 愧彼赠我厚，惭此往物轻。虽知未足报，贵用叙我情。
秦嘉是东汉人，字士会。史书上有关于他的记载不多，只知道他是陇西（今甘肃临洮县东北）人，东汉桓帝时为本郡上计吏。
秦嘉现存诗六首，其中五言三首，而正是这三首《赠妇诗》奠定了他在诗歌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对这组诗进行整体观照，我们不难看出，它在时间上有连续性。第一首诗讲的是秦嘉奉命出差去京都洛阳，临走的时候派车去接妻子徐淑，可妻子因病，在娘家不能返回与他面别，只写了一封陈辞凄切的信给他。秦嘉心中思念，伏枕辗转，彻夜不能入睡。第二首诗先叙述夫妻二人孤苦的身世以及秦嘉对妻子的思念。然后写他想要前往妻子处面诉衷情，但终因交通不便而未能去成。第三首诗写秦嘉为致思念之情，送了“宝钗”、“明镜”给他的妻子，遥寄款诚，希望能表达自己的一些心意。
从内容上看，这三首诗有别于一般文人的创作。我们知道，继屈原的《离骚》之后，后世文人写男女的相知、相恋、相离、相弃，大多比附于君臣的关系（张衡的《同声赋》即属此类），而秦嘉这组诗则不同。他在诗中可以说毫无虚饰地袒露了自己的爱情生活，其中对妻子的那种思恋之情，让人感到真实、亲切。这样的诗在诗歌史上并不多见，读起来也让人感动。
在艺术表现上，可以看出这组诗结构严谨，构思精巧，首尾照应，一气呵成。通篇隔句押韵，每句三顿，符合五言古诗韵律要求。全诗还注意对仗句的运用，如“临路怀惆怅，中架正踯躅。浮云起高山，悲风激深谷。良马不回鞍，轻车不转毂”，以此来进行排比、铺陈。 无疑，这是一组成熟的五言诗作。与东汉初的五言诗相比，它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同时，它也是一组艺术成就很高的抒情诗，是东汉文人五言抒情诗成熟的标志。
2、蔡邕、郦炎和赵壹 （1）蔡邕《翠鸟诗》
庭陬有若榴，绿叶含丹荣。翠鸟时来集，振翼修形容。 回顾生碧色，动摇扬缥青。幸脱虞人机，得亲君子庭。 驯心托君素，雌雄保百龄。
蔡邕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附近）人，是东汉著名的学者、文人，可以算得上是一位大师级人物。这首《翠鸟诗》，很显然用了比兴的手法。
全诗表面是写翠鸟的寄人篱下，以及翠鸟对以往被人追捕遭遇的心有余悸，实质上反映的是作者那种遭遇迫害，幸脱世网的忐忑心情。从中可以看出，生于汉末乱世，文人那种惶恐不安、不知所措的处世心态。也可以说，蔡邕的《翠鸟诗》是乱世文人全身远害心态的写照。
然而,单就写作技巧来看，这首诗并不是很成熟。 （2）郦炎《见志诗》
其一
大道夷且长，窘路狭且促。修翼无卑栖，远趾不步局。 舒吾陵霄羽，奋此千里足。超迈绝尘驱，倏忽谁能逐。 贤愚岂常类，禀性在清浊。富贵有人籍，贫贱无天录。 通塞苟由已，志士不相卜。陈平敖里社，韩信钓河曲。 终居天下宰，食此万钟禄。德音流千载，功名重山岳。
其二
灵芝生河洲，动摇因洪波。兰荣一何晚，严霜瘁其柯。 哀哉二芳草，不植太山阿。文质道所贵，遭时用有嘉。 绛、灌临衡宰，谓谊崇浮华。贤才抑不用，远投荆南沙。 抱玉乘龙骥，不逢乐与和。安得孔仲尼，为世陈四科。
郦炎字文胜，是郦食其的后裔，范阳（今河北定兴附近）人。他的作品今存两篇，原本并无标题，后世题为《见志诗》，即是我们上面所引的这两首诗。这两首诗从内容上来看：第一首，格调比较高昂，有着积极入世的心态。作者先是坦露自己高远的志向，要“舒吾陵霄羽，奋此千里足”。接着又以历史人物陈平、韩信自勉。他们两人都出身微贱，却都终成大事。自己也要像他们一样，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第二首，格调明显比较低沉了。诗人虽然有远大的志向，奈何现实却并不遂人意。自己非但不能得到重用，还要惨遭摧残。这种情况下，作者自然地想到了年轻有为却又遭人排斥的贾谊。最后，作者又以美玉和千里马自比，感叹在现实之中遇不到了解自己、赏识自己的卞和与伯乐。
这两首诗前后形成鲜明对比，前面可以说是气冲霄汉，而后面则情绪低沉。通过这种巨大的心理反差，让我们感受到作者那种怀才不遇的感慨。
（3）赵壹《疾邪诗》
其一
河清不可俟，人寿不可延。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 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伊优北堂上，抗脏倚门边。
其二 势家多所宜，咳吐自成珠。被褐怀金玉，兰蕙化为刍。 贤者虽独悟，所困在群愚。且各守尔分，勿复空驰驱。 哀哉复哀哉，此是命矣夫！
赵壹字元叔，汉阳西县（今甘肃天水市西南）人。我们现在大多都只知道他是东汉著名辞赋家，代表作是《刺世疾邪赋》。其实他也是东汉文人五言诗的代表作家。以上所引的两首诗，便是他附在《刺世疾邪赋》后面的两首五言诗。和他的赋一样，他的这两首《疾邪诗》同样也表现出了那种愤世疾俗的感慨。第一首诗以“河清不可俟”开头，表面是讲黄河水清是不可等待了的，实质是以此喻指等待政治清明就像待黄河水清一样，是毫无指望的。表现他对现有政治的彻底绝望。接下来又以“伊优北堂上，抗脏倚门边”这种富者称贤而有文才的人却不得重用的反常现象，来抨击不合理的用人制度。第二首诗先是控诉权势已成为整个社会价值判断的唯一尺度，接着又写“贤者虽独悟，所困在群愚”，让人不禁想起“举世皆浊吾独清”的屈原，愤激之余，只好听天由命，不必去奔竞了。
赵壹的《疾邪诗》所表达的感情，在东汉文人诗中最为激烈，“他不是普通的哀怨，而是充满愤怒；他不是一般的愤世疾俗，而是刺世疾邪，具有东汉党人的悻直之风”。[7]
在本部分，出于对文人五言诗诗风转变以及诗歌基调变化的考虑，笔者以东汉桓帝为界，将桓帝以前的作家，包括应亨、班固、张衡、秦嘉等放在了一起，而将桓帝以后的作家蔡邕、郦炎、赵壹放在了一起。从中发现，桓帝以前，文人诗歌的创作大致经历了由叙事向抒情、由模仿民歌到作家独创的转折，但是诗歌的基调一直都没有太大的变化。从应亨的《赠四王冠》到秦嘉的《赠妇诗》都是中规中矩的写作，诗中都没有太过于激烈的言辞，更没有惊世骇俗的话语，表现的多是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东汉末年则不然，主要活动于灵帝时期的诗人像蔡、郦、赵等人，他们的诗歌创作从内容上来看与班、张、秦等人迥然不同。他们诗歌中的感情基调已不再是温柔敦厚的了。由蔡邕《翠鸟诗》中的忧患意识，到郦炎《见志诗》中的满腹牢骚，再到赵壹《疾邪诗》中的控诉呐喊，无疑都是乱世文人的情感写照。尤其是郦炎、赵壹的作品，它们已不再像前期文人诗那样蕴藉含蓄、缓缓道来，而是大声疾呼、锋芒毕露，可以说“东汉文人诗的最后阶段，是以对现实的猛烈批判而告终”。[8]
在这里，考虑到孔融是“建安七子”之一，习惯上将他放在建安文学中来介绍；而辛延年的《羽林郎》、宋子侯的《董娇饶》属乐府诗歌，所以在此都不再叙述。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谈谈被刘勰称之为“五言之冠冕”的《古诗十九首》了。
（三）、五言之冠冕--《古诗十九首》
所谓《古诗十九首》是梁昭明太子萧统收入其所编的《文选》中的十九首古诗。在前面我们已经讲过，那个时代有“五言流体”一说，五言诗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因此“文人五言诗多不具名”，所以不知到它的作者，也不知到它的题目。后人为研究方便，取每篇第一句为题，即我们今天看到的《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青青陵上柏》、《今日良宴会》、《西北有高楼》、《涉江采芙蓉》等十九首诗。《古诗十九首》非一时一地所作，它的作者不是一个人，而是多人。
《古诗十九首》到底产生于何时呢？根据诗中所反映出来的悲观厌世的思想，我们推断其决非东汉初的作品。东汉初为太平年代，不会有这种怨声载道。从文人五言诗的发展轨迹来判断，它的写作成熟程度，当是在汉末才能够出现。我们又发现《古诗十九首》中有些作品在意境和用语上和秦嘉的《赠妇诗》很相似，所以推断两者产生的年代不会相去太远。因而综合看来，《古诗十九首》的产生最迟不晚于桓帝时期，应当是桓、灵二帝或之后的“乱世之音”。
历史上的桓、灵二帝时期，可以说是最为*的一个时期。当时宦官专权，政治黑暗。广大下层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由社会矛盾而引发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然而统治阶级内部却依然是我行我素，外戚、宦官和地方豪强垄断政治，彼此争斗不已。在这种情况下，身处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在对黑暗现实不满的同时，又苦于自己抱负无法实现，不能够干出一番事业，所以他们往往背井离乡、落魄江湖，去外面寻找出路。可是残酷的现实却又不得不让他们失意、彷徨。《古诗十九首》要表现的就是他们当时的那种生活际遇。从某种意义上讲，《古诗十九首》就是这个危机四伏的时代生活的病态反映。
《古诗十九首》所表现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作两类：一是伤时失意之作，一是游子思妇之辞。
1．伤时失意的悲歌 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的知识分子向来都有积极入世的精神。在太平年代，他们或许能够凭自己的才识蹑足高位，干出一番事业。然而在汉末*年代，他们的理想却并非都能够实现。“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伊优北堂上，抗脏倚门边”能够做官的多是豪门贵胄的子弟，一般的士人很少有机会能够进身仕途。加之当时宦官外戚交替专权，卖官鬻爵层出不穷，一般文人的政治出路就更为艰难。现实就是如此，因此伤时失意、叹老嗟卑、知音难遇，就成为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文人诗歌所表现的一个重要主题。
他们有的感叹人生的艰辛，如《回车驾言迈》中写道：“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以一个赶车人在茫茫前途上颠沛奔波来暗示人生道路的艰难，而“东风摇百草”的萧瑟景象，又何尝不是当时社会的写照？有的感慨知音难遇，如《西北有高楼》：
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 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 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 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
以楼上歌者的境遇，来比拟自己的境遇。高楼上抚琴发歌的女子与楼下失意落魄的文人融为一体。“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就在这一唱三叹之间，表现出诗人那种内心深埋而不被人所理解的知音难求的感慨。有的则揭露人情，描写世态炎凉。如《明月皎夜光》中写道：“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诗人虽仕途不顺，但仍渴望“振六翮”的“同门友”来提携、举荐自己，可是他的朋友是怎么做的呢？“弃我如遗迹”,让我们不禁对世态的炎凉感到愤慨。有的则感到人生苦短，对自己有限的生命产生了怀疑。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青青陵上柏》） “人生寄一世，奄忽如飙尘”（《今日良宴会》） “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回车驾言迈》） “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驱车上东门》） 从这些诗句中我们不难看出，它们的感情基调都是悲观的。人生的确很短暂，在这有限的生命之中如何实现自己的价值呢？他们虽然有“立身苦不早”（《回车驾言迈》）的意识，发出“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今日良宴会》）的豪言，但现实却没有给他们机会。和大多数的文人一样，现实的不称意，让他们转向了美酒、佳人。于是，他们开始及时行乐，以求片刻欢愉。
“昼短夜苦长，何不秉烛游。为乐为及时，何能待来兹？”（《生年不满百》） “荡涤放情态，何为自结束？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东城高且长》） “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青青陵上柏》） “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驱车上东门》） 美女、佳酿，成为了他们的精神寄托。对于他们的郁郁寡欢，他们的及时行乐，后世学者多持批判、否定态度。当然，这种消极的人生态度，的确为我们所不取。可是如果把这些作品与它所产生的时代联系起来看，他们所宣称的“及时行乐”、“消极出世”的思想未尝不是处于黑暗社会中怀才不遇，抱负不展的那种义愤之音。这些都是发自于诗人内心深处的东西，与汉大赋夸夸其谈、华而不实的内容相比，其中更多地表现了一种人性的至真、至纯、至朴，洋溢着浓浓的人性美。
2．游子思妇的恋歌
我们知道，汉末大兴游宦之风，作为中下层的知识分子，为了寻求出路获得一官半职，往往要远离亲人，外出游宦，以求得举荐。他们长期在外漂泊，过着孤独清苦的生活。如果游宦顺利还好，若稍不如意，便格外恋起家里的亲人。所谓外有游子，内有思妇。在《古诗十九首》中反映游子思妇、闺妇怨别的诗歌有很多，这些作品在我们今天看来，似乎没有多大的现实意义。但是这类作品因包含着人与人之间最为诚挚的感情，所以显得格外地珍贵。
在这些诗歌里，首先表现的是对忠诚爱情的歌颂。如《客从远方来》：
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尔。 文采双鸳鸯，裁为合欢被。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 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
诗中的女主人公收到了丈夫从远方寄来的半匹绮，于是她马上将它做成画有双鸳鸯的“合欢被”，并且在被的四周镶上同心结，以此来表达自己的心迹，即与丈夫不离不弃。全诗虽短，但却有着浓浓的人情味，让人感觉真切、自然，带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显然，作者在这里是以一种褒扬的笔调来写这位少妇的。与这位女子相比，《孟冬寒气至》中的女主人公则更令人惊叹、佩服。她收到丈夫从远方寄来的信后，是“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一心抱区区，惧君不识察”这四句将这位思妇的忠贞之情，写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三岁字不灭”，可想而知，思念是多么的深！
其次，描写游子怀乡、思妇怀远，深含着怨别望归的深情。如《涉江采芙蓉》：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 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寥寥八句，将一位漂泊异地的游子，怀念妻子的愁苦之情刻画的淋漓尽致。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明月何皎皎》中，月明之夜，游子因念家中的妻子而忧愁难眠，于是起床独自徘徊，可是面对漫长的黑夜，游子的思乡怀妻的愁绪却始终不能够排遣，因而只能退回房中“泪下沾裳衣”，独自垂泪。游子尚且如此，那么闺妇思念游子之情恐怕更甚。且看《行行重行行》：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诗中的丈夫与妻子，相隔万里，天各一方。妻子怀念之余，不禁想：鸟兽尚且知道眷恋故乡，而为何他一去不复返呢？于是便猜测“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这一句传神地表现了女主人公的心理。可是猜测归猜测，她依然希望丈夫能保重身体，希望他努力加餐。最后这一细节不仅表现了女子对丈夫的那种真挚的感情，而且也包含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又再如《冉冉孤生竹》一篇，写的是女子新婚不久，就与丈夫分别，而丈夫的离去，又怎能让这位妙年少妇不“思君令人老”呢？因此，她发出了“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的哀怨。长期的夫妻分别，也使得她们中的有些人产生积郁，直率地表露了“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青青河畔草》）的心腑之言。
正是由于诗中表现出了那种至真、至诚、至朴的感情，所以千百年来为人所称道。从这些诗中，我们不难看出其受乐府民歌影响的痕迹。
也许有人会说，《古诗十九首》它“既没有像《诗经》那样沉积了丰厚的上古文化内容，具有不朽的民族诗歌奠基意义；也没有像《楚辞》那样充满炽烈的宗教意识和爱国情感，放射着神奇的浪漫主义光彩”，[9]它只是一些中下层文人关于个人生活的吟咏，可是却为何为历代文人所称道呢？刘勰把它誉为“五言之冠冕”，钟嵘称它是“一字千金”，唐代皎然说它是“辞精义炳”，宋人张戒说它是“卓然天成”，它的魅力究竟在哪里呢？
笔者通过粗浅的研究，觉得它的魅力至少应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就内容来看：它所抒写的是人的“真性情”，是人的真实情感的外露。学过历史知道，汉自武帝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炮制了一整套“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的神学目的论的思想体制。于是，儒教神学就逐渐成为了汉代的主要统治思想。这种思想无疑禁锢了汉代文人的文学创作。在此思想的指引下，汉代文人只知一味的点缀太平、歌功颂德，于是出现了形式华美、内容却很空洞的汉大赋。与汉大赋相比，《古诗十九首》继承了《诗经》、《楚辞》、《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优良传统，把诗歌从“儒教神学”的禁锢中解放了出来，使之成为抒发人的性情的文学，而不是政治教化的工具，给几近窒息的汉代文学吹进了新鲜的空气。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显示了文学主体意识的回归，具有表现人的觉醒的主题。从这点上看，它昭示着文学“自觉时代”的即将到来。
2、就其艺术成就来看：
首先，《古诗十九首》是一组纯粹意义上的抒情诗。诗人们为写情而写情，不受道德思想的禁锢，无所谓讽和喻，从而淡化了传统诗歌的认识教化功能。他们所写的是对人生、人情、人事的不同体验和感悟，怨妇的“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也好，游子的“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也罢，都是他们自己对生活的体察。将对现实生活的体悟融入到诗歌之中，从而增加了这些诗歌的内涵和深度。
其次，《古诗十九首》中许多诗篇以其情景交融、物我互化的笔法，构成浑然圆融的艺术境界。如“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青青河畔草》）通过对无边春色的描写，反衬出少妇孤独、凄清的生活和青春易逝的伤感；“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去者日以疏》）则是以萧萧的秋风来折射游子落拓失意的悲愁情怀。还有《回车驾言迈》中的“东风摇百草”等无不是以景写情。情景的渲染，增强了诗歌的抒情效果，让诗歌具有余味无穷的意蕴。
最后，《古诗十九首》中的语言浅近自然，意蕴丰厚。它是以最平浅质朴的文句，来表现最诚挚的感情。无《诗经》的古奥气，也没有辞赋的贵族气。如《孟冬寒气至》中的“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又如《行行重行行》中的“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就如同与你说话，娓娓到来。语言自然本色，而非人工的妆抹与雕饰，从这一点上说，它的语言已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无怪乎钟嵘称其为“一字千金”。
由上所述，《古诗十九首》不论是在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成就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以说是两汉文人五言诗成熟的标志。在为汉代诗歌作一个很好的总结的同时，也为“建安文学”开了一个好头。
文人五言诗由最早的虞姬开始，历经三百多年，到《古诗十九首》可以说是告一段落了。这以后，中国诗歌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一个以五言诗创作为主的时代。从此，五言作为一种全新的诗体形式，开始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大放异彩了。
注释：
[1]
转引自张家英.关于汉代五言诗的几个问题.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22，4，54.
[2]
程毅中.中国诗体流变.中华书局，1992，1，36.
[3] 张亚新.汉魏六朝诗.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55.[4] 张松如.中国诗歌史(先秦两汉).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1，345.
[5][7][8]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1，267-270.[6] 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1，137.[9] 赵敏俐.论汉代文人五言诗的艺术特征.文学遗产，1995，2，14.
参考文献:
[1] 陆侃如 冯沅君.中国诗史.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2.[2] 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6.[3]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2.[4] 郭预衡.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7.
[5] 姜书阁 姜逸波.汉魏六朝诗三百首选注.岳麓书社，1992，3.[6] 游国恩.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7] （西汉）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中华书局，1959，7.[8] （东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97.
[9] 吕艳.《古诗十九首》的审美阅读.山东电大学报，2005，2.[10] 权五泽.汉代诗歌初探.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6，3.
[11] 江艳华.汉末文人五言诗的源流与影响.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0，32，4.[12] 姜明.生命意识的张扬与悲叹.楚雄师专学报，2000，15，1.
[13] 郭浩帆.虞姬与第一首五言诗作者关系考辩.济南大学学报，1999，9，6.
[14] 高益荣.从“神”到“人”的文学.陕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