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邑大学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摘 要
柳永是北宋著名词人，他的词流传最广、受欢迎程度最高，“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原本应“黄金榜上望龙头”的他早年在京都即以词知名，当时社会自上而下享乐成风，尤其帝都歌舞升平，柳永在此如鱼得水，并与此种享乐休闲的社会文化孕育的特殊群体——歌妓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仕途蹇促，官宦之梦徘徊于“浮名”之外,满腹才情寄托于“阁楼”之内，才艺双全，貌美音甜的歌妓是他蹉跎仕途最大的点缀，不仅慰藉了他漂泊落魄的心灵，更成为了其创作与传播的动力与源泉，对他的词的创作及其风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 歌妓 柳永 创作 传播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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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u Yong was a famous poet of the Bei Song Dynasty.The lyrics created by him were the most popular and prevailing ones in his age.It was reported that \"Where there is well water that can be drink, there are lyrics written by Liu Yong that are sung.\" He was famous for his lyrics even when he was still very young in the Capital.However, he was excluded from the golden name list, which indicating the people who had paed the exam and were admitted as members of the government, though he would have been included.At that time, pleasure-seeking is prevailing from the upper cla to the common citizens, the empire capital,in particular, put on a false show of peace and prosperity.Liu Yong was like a duck to water in such atmosphere and stablished close relationships with the geishas, a special social group that was bred by the temporal leisure and pleasure-seeking social culture.He is unlucky in his seeking of an official career, for his famous reputation turned out to be of no use for him to gain it.So he only poured all his talents and intelligence on the \"attic\", where the Geishas lived and put on performances.The all-round beauties with sweet voice, the embellishment of his difficult official career, not only comforted his wandering lonely heart, but also became the motivity and source of his creation of works.Geisha acceorizes the most his rough way to the succe of his official career, which not only consoles his wandering and sorehead heart, but also becomes the drive and origin of his producing and promulgating.Moreover, it has great impact on the invention of his words and the shaping of his style.
Key words
Liu Yong geishas romantic produce promulgate impact
试析歌妓文化对柳永词的影响
柳永是北宋词坛非常引人注目的一颗明星，文学史上第一位大量创作慢词的词人。柳永字耆卿，原名三变，字景庄，福建崇安县人（今福建武夷山市人），世称柳
七、柳三变。柳永生活在商业经济极大繁荣的北宋社会，出身于书香世家，在求取功名受挫后长期混迹于歌楼妓馆，坎坷的仕途遭遇,率真浪漫的天性，醉花眠柳的生活经历和自小表现出的调词遣曲的天赋，使他与当时享乐休闲的社会风气所孕育的特殊社会群体——歌妓产生了复杂的关系，对他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创作了大量的咏妓词、赠妓词。据统计，此类咏妓词、赠妓词占了其词集《乐章集》二分之一以上，词集共收词213首，咏妓词赠妓词则大一百多首。歌妓不仅慰藉了柳永漂泊落魄的心灵，更为其词的创作与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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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享乐休闲的社会文化孕育了特殊的社会群体——歌妓
（一）享乐休闲的社会文化
我国封建社会到了宋王朝时期，社会相对安定，商品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农业、手工业、商业、运输业等有了长足的发展，都市生活随之繁荣。在宋代的现实主义大艺术家张择端的传世之作《清明上河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盛世情景：大街小巷纵横交织，勾栏瓦肆星罗棋布，各种货物交易络绎不绝，舞榭歌台鳞次栉比，人头攒动，各乐其乐。享乐休闲的社会文化便在这种物质丰富，人民生活富足的环境下产生发展。
“正当辇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诚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簾，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观妓籍则府曹衙罢，内省宴回；看变化则举子唱名，武人换授。”[1] 孟元老在宋都汴京生活过一段时间，他在《东京梦华录》中详尽地记述了当时京城中的一事一物，为后人勾勒出一个物品极大丰富，人民生活安乐富庶，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都极为丰富的繁华之都。是什么使宋都如此繁荣呢？一是安定的社会环境。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对外采取和平外交，为本朝开创了较稳定的社会局势。《宋史·石守信传》记载，最高统治者“杯酒释兵权”， 鼓励文武大臣“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2]，用物质诱降斗志。对于降王宿将、新贵台臣，一律厚其俸禄，优其赏赐，乾德五年又诏示天下：“朝廷无事，区宇咸宁，况年谷屡丰，宜士民之纵乐。”[3]统治者公开提倡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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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过清闲享乐的生活，各种消费集中在享乐上。如此的推波助澜，使朝野上下，享乐之风日盛。纸醉金迷、声色享乐成为一种流行的生活风尚，柳永曾在《笛家弄》中写道“银塘似染，金堤如绣。是处王孙，几多游妓，往往携纤手。”统治阶层公私宴会绵连，游玩之风盛行，民间也沾染上这样的习气，所以平民百姓入酒楼追欢买笑也是普遍的现象，市井酒楼生意发展蓬勃。
二是传统的军事性、政治性城镇普遍发展为商业性城镇。宋代传统的坊市格局居住区和商业区的界限被打破，夜市完全解禁，商铺林立，各种娱乐活动通宵达旦，商业和娱乐业迅速发展。如汴京南通一巷的金银彩帛交易是“每一交易，却即千万，骇人听闻”[4]，把当时商业发达的规模勾勒了出来，“以其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5]人口众多，使汴京的人气非常的“旺”。
三是市民阶层空前扩大。市民阶层的扩大滋生了各类以娱乐为目的的文艺形式，说话、杂剧、诸宫调、小唱、嘌唱等市民文化生活需要的通俗文艺蓬勃发展。庞大的消费群体促进了民间酒楼歌舞业的发展。词则在此时成为最引人注目的文学样式，歌舞侑觞愈演愈烈的娱乐环境为这种歌唱性俗文学的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文化现象的产生必然与它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因素分不开。词人们也在作品中对社会环境进行了反映。而“柳永歌咏太平的词是最富时代特色的”,[6]《乐章集》中就有许多直接描写都市繁华的词，如写东京汴梁：
“谯门画戟，下临万井，金碧楼台相倚。”（《早梅芳》）
“画鼓喧待，兰灯满市。”（《长相思》） 写杭州：
“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市列珠玑、户盈罗绮”，“嬉嬉钓叟莲娃。”（《望海潮》） 写苏州：
“万井千闾富庶，雄压十三州。触处青娥画舸，经粉朱楼。”（《瑞鹧鸪》） 写成都：
“地胜异，锦里风流，蚕市繁华，簇簇歌台舞榭”（《一寸金》）。
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对柳词“承平气象，形容曲尽”[7]的高度评价，可看出柳永对都市繁华的描摹也是贴近真实的了。“渐渐园林明媚，便好安排欢计。论槛买花，盈车载酒，百王非千金邀妓，何妨沉醉。”（《剔银灯》） 词中反映的“承平气象”，自然少不了歌儿舞女们的点缀。
（二）歌妓的繁盛
《东京梦华录》卷二描写朱雀门外街巷，“出朱雀门东壁，亦人家。东去大街、麦秕巷、状元楼，余皆妓馆，至保康门街。其御街在朱雀门外，西通新门瓦子以南杀猪巷，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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妓馆”[7]，“凡京师酒店，门首皆傅彩楼欢门，唯任店入其门，一直主廊约百余步，南北天井两廊皆小阁子，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木兼面上，以待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8]
“宋风俗的标志之一便是歌妓制度。”[9]歌妓，首先是歌者，受过歌舞训练的职业人员，然后才是妓女，并不是单纯出卖肉体的女子，虽位列“贱民”，但她们通过自己的歌舞表演获得物质、精神和心理上的满足，与娼妓有所区别。“因要得到他人相当报酬，乃实行性的乱交，以满足对方性欲的，是为娼妓。”[10]这是王书奴对中国古代的娼妓界的定义。而在宋，“即便是市井青楼一支，虽有卖身之迹，但通过肉体的交易而获取‘夜合之资’的，也不是其全部内容，她们与家妓、官妓一样首先是凭其伎艺入乐籍、驻青楼的，在向狎客献艺和狎客赏艺中，不一定非导致性交不可，献艺和赏艺，并由此形成娱乐伙伴的关系”[11]，由此可看出歌妓制度的内容更重才艺，本文主要探讨的歌妓内容主要是倾向歌者这个身份的。
其实歌妓源于古代的女乐，先秦时主要服务于宫廷；至两汉发展为倡乐才走向贵族、官宦之家；魏晋南北朝又发展为乐户和家妓，服务对象仍是帝王贵族；到了中唐，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长安、扬州等已发展成为商业性城市，适合商人市民娱乐消遣的私妓（即市井妓）开始出现；晚唐“安史之乱”后，歌妓散向民间，开始了全面的社会化，成了文人士大夫的娱乐伙伴，形成了 “歌儿舞女，且相喜爱，系之风雅”的奢靡风俗。至宋一代，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商业城市普遍形成，市井妓才普遍化、组织化。
宋代歌妓按出身可分为三类：官妓、家妓与市井妓。当时规定政治官员不得与官妓和民间私妓“为滥”，但可以广蓄家妓，如苏轼、欧阳修等文人士大夫就自家畜有“家妓”，可在家里请客娱宾，自得自乐；而普遍市民无力私蓄女乐，却可以肆意走马章台，饮宴平康。而词人柳永长期生活在市井之间，交往的主要是在酒店茶坊诸处出入演唱的市井妓。传说宋时遍地烟花，那汴京的市妓有多少？在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说是“别有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之万数，不欲繁碎”[12]，可见处处春风的情形， “柳永为举子时，多游狭斜，善为歌词。”柳永年青时常在“平康巷陌”穿梭，放迹青楼的游子作风也是在此种遍地烟花的环境下形成的。
当时从上而下狎妓成风，在酒楼、平康诸坊和瓦肆设置市井妓，为朝廷所认可，社会舆论也不以招唤市井妓侍宴酒席为不誉之事，北宋煕宁（1068——1077）“新法既行，悉归于公，上散青苗钱于设厅，而置酒肆于谯门，民持钱而出者，诱之使饮。十费其二三矣。又恐其不顾也，则命娼女坐肆作乐以蛊惑之。”[14]各种朝廷御宴、官府公宴、富户宴乐、三学斋会、缙绅同年会、乡会，又都经常招市井歌妓到场佐宴，被召的歌妓，又往往是娉娉秀眉，桃脸樱唇，玉指纤纤，秋波滴溜，歌喉宛转的年轻女子，所唱“令曲小词”，又是“字真韵正，令人侧耳听之不厌”。歌妓不是这个时代的特有产物，但是歌妓文化的繁盛是这个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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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享乐政策的催化物。歌妓在各种宴集上大放光彩，欧阳炯早在《花间集序》中说：“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妖娆之态，„„用资羽盖之欢”。 词最初是以“侑觞佐欢”的使命为已任的，它的演唱者多由妙龄歌妓来担任。它在女人和酒的环境中诞生和成长起来。城市的繁荣促使了教坊竞作新声，士大夫的宴饮享乐则使文士竞制新词，而歌妓擅长歌舞，给宴席带来了浓烈的艺术氛围。
可以想象，在宫廷、官署、士大夫家或青楼瓦肆的华灯筵席之前，音乐徐起，色艺双全的歌妓身着绮罗衫裙，手执拍板，含羞敛袂，声音软美，字正腔圆地唱起一曲新词，传达出一种缠绵悱恻的情意，时而婆娑起舞，伴以优美的身姿，“用助妖娆之态”，以“资羽盖之欢”，眉目传情，婉转动人，将给观众带来怎样强烈的艺术享受。柳词中对歌妓精彩表演的描述非常多，如在《昼夜乐》中就描写了一个“爱把歌喉当筵逞。遏天边，乱云凝愁。言语似娇莺，一声声堪听”的善于歌唱的女子，在《柳腰轻》一词中描写了一个在音乐中轻歌慢舞的歌妓：
“锦衣冠盖，绮堂筵会，是处千金争选。顾香砌、丝管初调，倚轻风、佩环微颤。乍入霓裳促遍。逞盈盈、渐催檀板。慢垂霞袖，急趋莲步，进退奇容千变。算何止、倾国倾城，暂回眸、万人肠断”。
歌妓群体在这个享乐休闲的社会里茁壮成长，柳永词云：“是处楼台，朱门院落，弦管新声腾沸”。《长寿乐》）当时社会以市民阶层为主体的勾栏瓦肆文艺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以歌妓歌舞侑酒与文士填词听曲为一体的宴乐风气成为社会风俗的一大特点和文人士大夫日常生活的一种固定的行为模式。”[15]歌妓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特色。
（此处为什么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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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歌妓对柳永创作的影响
（一） 歌妓特殊的生活与柳永率真浪漫天性的契合
商品经济的繁荣带来了歌妓行业的空前发展，上面说过，词是当时上至皇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歌舞筵席上不可少的“调味品”，大众化的，通俗的，悦耳动听充满音乐性的词最能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一曲新词酒一杯”（《浣溪沙》），这是当时宰相晏殊之语，可看出当时的宴饮和词创作的关系，词是用来唱的，越是动听，越是醉人心，饮起酒来越是痛快。享乐的人们需要词，善歌舞的歌妓需要词，“歌妓是以声色服务来营生的，其所唱歌曲品位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其服务质量，”[16]为了“唱出新声群艳伏”（《木兰花》），她们请求士大夫文人为其填歌制词，而精通音律，善于制词的柳永适时出现了。
柳永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文人，他出身于典型的奉儒守官之家，在家庭环境的影响下，他自幼养成“学而优则仕”的用世之志。他热衷功名多年,年少时就曾著《劝学文》表明志向, “学，则庶人之子为公卿；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人”。[17]从故乡福建来到京都汴京，本为指望科举得中，但天生这样一个吟诗作赋、品竹调丝无所不通的青年到京都后被五光十色的城市繁华所吸引，骨子里率真浪漫、不受拘束、狂放不羁的天性被莺歌燕舞，“竞赌新声”的风气牵引而慢慢显山露水，纵观《乐章集》词作，都市词、歌妓词，包括身在异地怀念京都的羁旅词，都与京都有关。而在遍地烟花的环境中生活,这样一个天性浪漫的词人，“涉足青楼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18]
而柳永爱作词，有一个典故。据《古今词话》载；“宋无名氏《眉峰碧》词云：‘蹙损眉峰碧。纤手还重执，镇日相看未足时，忍便使鸳鸯只。薄暮投村驿。风雨愁通夕。窗外芭蕉窗里人，分明叶上心头滴。’真州柳永读书时，遂以此词题壁，后悟词章法。”[19]这是一首儿女情长的市井俗词，柳永从此词悟出章法也可看出柳永的审美情感与创作取向。王辟之的《渑水燕谈录》谓他“少有俊才，尤精乐章”“善为歌词”，[20]具有音乐才能。“檀郎幸有，凌云词赋，掷果风标”，（《合欢带》）他也自比潘安，以风流才子自居。那么其到京都后被当时的流行歌曲所吸引，乐于为歌妓谱写词曲，这也是极为自然的结果。
唱词的歌妓大多是妙龄女子，貌美音甜，才艺双全，古人李方叔曾说：“唱歌须是玉人，檀口皓齿冰肤。意传心事 ，语娇声颤，字如贯珠。”[21]佳人遇上风流才子柳永，互相之间产生爱恋也是比较自然的事，柳永的爱情观是：“美人才子，合是相知。”（《玉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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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把传统的“门当户对”的观念放在眼里。封建社会歌妓地位低微，而柳永天生率真浪漫，并不像封建男子把歌妓当玩物，对处于社会底层的歌妓真心对待，对她们的美和灵发出由衷赞美。
词又是如何让柳永与歌妓紧密结合在一起呢？词是一种音乐诗，它最初是以“侑觞佐欢”的使命为己任的，至宋，享乐氛围风行，侑酒助觞、娱宾遣兴的景象愈演愈烈。传统的小令体裁短小，难以适应城市繁华生活发展的需要，也难以满足歌妓尽情歌舞的需要。柳永通过长期生活在市井生活的观察，有意识地吸收了民间慢词的形式，创慢调，并让歌妓传唱。王炎《双溪诗余·自序》说：“长短句宜歌不宜诵”， [21]相比较小令和中调，慢词多长短句，重铺陈，篇幅更长一些，更适合歌妓在酒席上表演和发挥，也更能娱人心，满足群众的欣赏心理。同时柳词 “尽收俚俗言语编入词中”[22]，词经过他的改革，不仅更吻合歌妓的职业需要，也更适合市井群众的享乐需要，那么柳词能广为传唱，“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也就不难理解了。可看出，柳永、歌妓、词，三者在这个时代风气的催化下，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
城市经济繁荣带来市民阶层的壮大，“市民意识”孕育产生。柳永以落魄士子的身份长期混迹于勾栏瓦肆、歌楼妓院，加上他本身的浪漫天性，故而他的思想观念带有浓厚的“市民意识”。这些“市民意识”主要体现于歌妓情词。
（二）歌妓是柳词生命的原动力
柳永一生自视甚高。他自道：
“平生自负，风流才调。口儿里，道知张陈赵。唱新词，改难令，总知颠倒。解刷扮，能兵嗽，表里都峭。每遇著、饮席歌筵，人人尽道，”“遇良辰，当美景，追欢买笑”。（《传花枝》）
他在繁华的筵席上如鱼得水，既熟悉改字游戏，会唱新词，又会改难令，懂妆扮之道，又会唱歌，外表英俊，才华横溢。《词林纪事》谓他“以乐章擅名”，“风流俊迈，闻于一时”[23]，罗烨在《醉翁谈录》这样记载：“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身价十倍。” “柳陌花衢，歌姬舞妓，凡吟咏歌唱，莫不以柳七官人为美谈。”[24]他的才华，他的浪漫，让他在歌妓间得到了极高的声誉。《避暑录话》云：“柳耆卿为举子时，多游狎邪，善为歌词，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之为词，始行于世，于是声动一时”。[25]柳永与歌妓相见恨晚， “不早与伊相识”（《惜春郎》），“(歌妓)怜我多才多艺”(《玉女摇仙佩》)，不仅情投意合，更走上合作的道路，在词创作的路上走得越来越远。歌妓们争着要他作词，并把他的词从樽前传向市井。他在市井歌妓间过着众星捧月的生活，《玉蝴蝶》一词云：
误入平康小巷，画檐深处上，珠箔微褰。罗绮丛中，偶认旧识婵娟。翠眉开、娇横远岫，绿鬓亸、浓染春烟。忆情牵。粉墙曾恁，窥宋三年。 迁延。珊瑚席上，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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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犀管，旋叠香笺。要索新词，殢人含笑立尊前。按新声、珠喉渐稳，想旧意、波脸增妍。苦留连。凤衾鸳枕，忍负良天。
可看出酒席上歌妓索词的情形：美丽的歌妓亲自磨墨拿笔，把纸放好，含笑撒娇纠缠着词人写新词。气氛浓烈，可以想像，当时词人一蹴而就，满场欢跃，歌妓拿到词后随即“按新声、珠喉渐稳”。在酒席上喝着美酒，听着年轻的歌妓吟唱自己的词曲，那份满足将是如何强烈。柳永在饮席歌筵上人人尽道，可是也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现实太无奈，无奈这样一个作词高手却不得志，蹉跎仕途三十余年，频受打击。生逢盛世，欲展大途而不得，被正流社会摒弃，被谓以流俗辈，落魄京都，也写过不少投献词，用心良苦，但正流社会视他为无品之人，《艺苑雌黄》说“柳三变喜作小词，薄于操行。当时有荐其才者。上曰：得非填词柳三变乎。曰然。上曰，且去填词。由是不得志”[26]
《能改斋漫录》云：“仁宗留意儒雅，务本向道。深斥浮艳虚华之文。初，进士柳三变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尝有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及临轩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27]
哪怕仁宗平时也喜叫人唱柳词，每对酒，必使侍妓歌之再三，但在封建正统的观念面前，皇帝坚持维护正统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他把流连坊曲的柳永摒弃在门外，非常坚决地。而当柳永改名后终被录取之时，吏部又不肯授官；干谒同样好作艳词的晏殊（时任宰相），则又因其《定**》词而被拒绝，宋人张舜民《画墁录》云：
柳三变既以词忤仁庙，吏部不放改官。三变不能堪，诣政府。晏公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彩线慵拈伴伊坐’。”柳遂退。[28] 那是怎样一种语穷的激愤！“彩线慵拈伴伊坐”是《定**》中的词句，语言通俗，是描写少妇闺怨的代言体，符合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在民间极受欢迎，却被统治者认为与传统妇德相悖，不予重用。
柳永真正进士及第后又一直沉沦下僚，做着小官，四处漂泊。卑微的政治理想实现了，他又感到被名缰利锁牵绊，郁闷无奈，只留下不少京都词，羁旅词，歌妓词，不断地回忆昔日快意告慰自己，怀念京都，怀念让他难忘的歌妓，怀念他那众星捧月的日子。
他没有走上一条为官的康庄大道，只在旁边一条崎岖的小路上踟躇，他对现实有过不满，好在他在生活中仍有寄托，同样身世飘摇的歌妓慰藉着他的身和心。他在作品中表露无遗，他曾在应试前对一个歌妓这样说：“便是仙禁春深，御炉香袅，临轩亲试。对天颜咫尺，定然魁甲登高第。待恁时、等着回来贺喜。好生地，剩与我儿利市”（《长寿乐》），在歌妓面前吹耀自己科举必定夺冠，踌躇满志的自得模样。落败，他又在《鹤冲天》中淋漓尽致表白一番：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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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一个自负和率真形象跃于纸上。他不相信这场安排，他不满，他表现狂荡，他自忤“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何须帝王授权，我本是遣贤、！好在烟花巷中有意中人可解我失意，就让我沉醉红颜，把功名放身外，浅斟低唱！当时传说他就是此词触忤了仁宗，既不要浮名，不以我为上，就让你放任自由，去换“浅斟低唱”吧！在得中时被特意黜落，于是更闷闷不乐，打着“奉旨填词”的牌匾，更加狂荡，“日与儇子纵游倡馆酒楼间，无复检点，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29]，他把填词作为一种职业，与歌妓常日相伴。他的放纵冶游是对仁宗的回应，也是在此寻求人生的另一种价值的体现。
被拒于官场大门之后，他在另一首抒志词《西江月》中直抒胸臆，抚慰自己：
“腹内胎生异锦，笑端舌喷长江。纵教片绢字难偿，不屑与人称量。我不求人宝贵，人须求我文章。风流才子占词场，真是白衣卿相”。
坦率狂傲的个性在他的词作中表露无遗，他对自己相当满意，只是对命运的不公感到无奈，但没关系，我不求人，人须求我，我在词场叱咤风云，你能怎样？充分表现了对官场的不屑，但也让人从中读出解嘲意味。他敢公然对最高统治者的不满写进词里，又高度评价自称是“白衣卿相”，这是历史上是少见的，要是没有这样直率狂傲的个性，难以做到如此。奥驰曾在《四大风流才子——柳永》中这样评他“天性风流，才性高妙，科场上得意失意，众红裙争相亲近，不屑与达官贵人相往来，只嗜好出入市井，寄情风月，醉卧花丛，怜香惜玉，他是最风流却又最坎坷的一代词坛高手„„”[30]可谓精妙，虽失之于官场，却得之于词场。
（三） 歌妓是柳词表现的主体对象
柳永一生精力,在于制词，“不似东坡辈以余事为之也”。[31]仕途不顺，官宦之梦徘徊于\"浮名\"之外,满腹才情寄托于“阁楼”之内，歌妓慰藉了他漂泊落魄的心灵，自然也成了其创作的源泉。
柳永敢把他对皇帝的不满写进词里，把他的私事写进词里也不奇怪了。他把与歌妓的交往，对歌妓的欣赏、喜爱，对歌妓的了解，对歌妓不为人知的内心世界的揣摩通通写进词里，把歌妓当作知心朋友，欣赏爱惜的对象，而非玩弄的对象。歌妓在他笔下成了美好的女性形象，全无风尘气息。《乐章集》中歌妓词占了一半以上，歌妓成了他作品表现的主体对象。无论是外表体态，还是内心世界，柳永都将其表现在作品中，加之真情实感，开拓了词的题材和内容。表现了一个个风尘女子的玲珑心。他认识的歌妓或写一手好字，或歌喉绝妙，或舞姿惊艳，或能作文人语，或蕙质兰心，或灵巧可爱，或忧伤悲切，自然动人。他也多处写到了与歌妓的爱情，与前代文人的代妓言情词相比语多真挚，不矫饰。词作中提到的歌妓出现名字的就有秀香、瑶卿、虫虫、香香、英英、师师、安安、心娘、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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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佳娘和酥娘等至多十八个。
由于经济的发展，这个时期歌妓的人文素质较以前也有了显著的提高，这影响着柳永词在题材内容上的开拓及其所描写的女性形象。”[32]宋代官妓、家妓、私妓都很注重提高自己的才艺，柳永笔下的歌妓们不仅体态风流，更是才女。
“英英妙舞腰肢软”，“慢垂霞袖，急趋莲步，进退奇容千变”， “算何止，倾国倾城，暂回眸、万人肠断”。（《柳腰轻》）
“有个人人。飞燕精神。急锵环佩上华茵。促拍尽随红袖举，风柳腰身。籁籁轻裙。妙尽尖新。曲终独立敛香尘。就是西施娇困也，眉黛双颦。”（《浪淘沙令》） 写歌妓舞姿，形神俱现，技艺了人。
“笑整金翘，一点芳心在娇眼”。 （《荔枝香》） 所写青楼妓女娇俏可人，美妙至极、不涉恶滥。
柳永所表现的歌妓不仅貌美音甜，能歌善舞，蕙质兰心，更有能文识墨者，能与柳永在思想上进行交流。柳永在《惜春郎》中就描写了一个写词高迈过人，敢与自己“勍敌”的歌妓：
“属和新词多俊格。敢共我勍敌。恨少年，枉费疏狂，不早与伊相识”。 （《惜春郎》）
“有美瑶卿能染翰。千里寄、小诗长简。想初襞苔笺，旋挥翠管红窗畔。渐玉箸、银钩满。锦囊收，犀轴卷。常珍重、小斋吟玩。更宝若珠矶玑，置之怀袖时时看，似频见、千娇面。”（《凤衔杯》）
这首《凤衔杯》写得精致隽永，表现出对歌妓翰墨才情的欣赏爱惜。“有宋一代除文人墨客当然能词外，上至帝王将相公卿臣僚，下至贩夫走卒，以及碧玉，坊曲妓女，名门闺秀，女尼女冠，几无一不能作词，最低限度几无不能唱词。宋代民间词要算妓女词为最盛。因当时妓女时常与一班词人厮混，故能词者十而七八。”“宋代妓女有相当的文学修养。因为时常与一班大词人接近的缘故。” [33]由此也可看出当时词的地位与歌妓的素质，歌妓是当时文人可当之为知音的红颜。
“幸自苍皇未款，新词写处多磨。几回扯了又重写”。（《西江月》），
柳永不仅应邀填词，还与她们一起讨论、修改作品，和她们一起往来唱和。正是歌妓的此种魅力，让柳永迷恋其间，放迹青楼，而且把她们看成知己。并走进歌妓内心，用词表现其丰富的内心世界，提示其种种美好的情感的愿望。他站在歌妓的立场为其盘算人生道路。
“才过笄年，初绾云鬓，便学歌舞。席上尊前，王孙随分相许。算等闲、酬一笑，使千金慷觑。常只恐、容易华偷换，光阴虚度。已受君恩顾。好与花为主。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归去。永弃却、烟花伴侣。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迷仙引》） 歌妓也有平常女子的心思，并非爱风尘，似被前缘误，不甘沉沦，只是希望有安稳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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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生活，有一个人对她付出真心，一世相伴。笑脸盈盈的面具下，只是希翼远离朝云暮雨的卖笑生涯，令人听之心酸。
“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正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定**》）
柳永表现了身为下贱，心比天高的歌妓卑微而又崇高，清晰而又渺茫的爱情理想，对歌妓心理的刻画可谓入木三分。他充分运用现实生活中的口语与俚语，直率通俗,直抒胸臆,柳永模仿风尘女子的口吻表达对薄幸郎君的思念,用语通俗,极为妙肖,北宋“人人歆艳，咀味于明游尊俎之间，以此为相乐”[34]，很多文人也写词，但更多是写歌妓的容貌体态，把歌妓作为尤物玩赏，并不把歌妓当平等的人看待。只有柳永更欣赏她们的才华和品格，并走进歌妓的内心，看到她们在想什么，看到她们的痛苦与哀伤。
柳永长期不第，落魄京都，穷困潦倒，只是词人之名成全了他，“大得声称于世”， 而歌妓看中他的真情与才华，抚慰他的心灵，也许是来自被上流社会抛弃后的惺惺相惜,柳永与歌妓的结合关系是历代文人所罕见的。罗烨《醉翁谈录》说：“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35] “歌妓可借柳永出名，柳永也可为歌妓填词‘糊口’，因之，歌妓便成了柳词中的主要歌咏的对象。”[36]于是浪漫又爱好音乐的柳永继续选择迷恋于都市生活，与歌妓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柳死后还有众歌妓 “春风吊柳七”之传说。《独醒杂志》：柳耆卿风流俊迈，闻于一时，既死，葬于棘阳县花山，远近之人每遇清明日，多载酒肴，饮于耆卿墓侧”，“死之日，家无余财，群妓合金葬之于南门外，每春日上冢，谓之吊柳七”。[37]可以看出要是柳永没有在歌妓身上付出真情，歌妓也不会如此惺惺相惜。
一般资料认为，功名的吸引，商业都市的繁荣，使柳永形成恋都情结和流连坊曲、狂荡不羁的浪子作风，离开后还时时怀恋。但从其词作中却可看出，柳永对郎情妾意的沉湎，也即对歌妓的爱恋更为深刻：
“想帝里看看，名园芳树，烂漫莺花好。追思往昔年少。继日恁、把酒听歌，量金买笑。疏弦脆管，时换新音。越娥兰态蕙心。逞妖艳、昵欢邀宠难禁。醉乡归处，须尽兴，满酌高吟。向此免、名缰利锁，虚费光阴”（《夏云峰》）。
歌妓慰籍他回忆的沧桑。为官后，柳永风流放浪，沉溺酒香舞影的生活收敛了许多。但四处漂泊的宦游生活，惨淡与辛酸的经历，使他对功名利禄产生了厌倦，对自己曾沉湎其中的世俗享乐又产生了心理上的认同：
“图利禄，殆非长策。除是恁，点检笙歌，访寻罗绮消得”（《尾犯》）。 羁旅行途中，他不断怀念帝都生活，怀念作词调曲的生活，
“望帝里、难收泪眼”（《阳台路》），
“暗寻思、旧追游，神京风物如锦”（《宣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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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帝里，金谷园林，平康巷陌，触处繁华，连日疏狂……况佳人、尽天外行云，掌上飞燕。向玳筵，一一皆妙选。长是因酒沈迷，被花萦绊。”（《凤归云》） 他怀念与众歌妓的感情，漂泊行途中对自己的人生价值进行重新的反思，发现自己追求了大半辈子的功名并没有带给他价值实现的欣喜，相反倒是《鹤冲天》所说“风流事，平生畅”更告慰他的内心。“赏心何处好，惟有尊前”（《看花回》）， 他在作品中多处透露对歌儿舞女的怀念，对醉酒眠花生活的迷恋，如《满朝欢》：“因念秦楼彩凤，楚观朝云，往昔曾迷歌笑”。 他在汴京度过少年青年时光，帝都的繁华欢乐景象在他脑海里刻下了深深的印记：
“玉墄金阶舞舜干。朝野多欢。九衢三市风光丽，正万家、急管繁弦。凤楼临绮陌，嘉气非烟。 雅俗熙熙物态研。忍负芳年。笑筵歌席连昏昼，任旗亭、斗酒十千”。（《看花回》）
但城市的繁华生活集中反映在他与歌妓的交往上，“帝城当日，兰堂夜烛，百万呼卢，画阁春风，十千沽酒。未省、宴处能忘管弦，醉里不寻花柳”（《笛家弄》）。柳永的词是他一生经历的写照。商业大都市的巨大魅力确实使柳永迷之恋之，但具体是反映于对歌妓的那种契合的珍惜，（此处为何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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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歌妓对柳词传播的影响
李清照在《论词》中言：“建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数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意集》，大得声称于世”。[38]，分析了柳永词“声称于世”的背景条件。首先是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数百年，当时新声歌舞的音乐环境早在仁宗（1102----1106）时期就已形成，商品经济的繁荣，都市的繁华、市民俗文化的兴盛、声色享乐风尚的盛行，这些因素对柳永的思想、生活作风及词的创作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集中投射到歌妓身上，则不仅促成柳永专力制词，也影响了其词的题材内容、人物形象以及体裁形式、艺术手法、语言风格等，更成为其传播的最直接的媒介。
歌妓传唱柳永的作品，同时也与柳永进行交流互动，柳永的创作风格也大受歌妓们的影响。而关于柳词风格的争论，文坛大家如李清照、陈师道、张炎、刘熙载等皆因柳永的“狎妓”行为，而鄙其俚俗，因人品而鄙其文品，也有人对之大加肯定，褒贬不一。其实柳词的俗，并不鄙俗，而是符合市民阶层需要的俗，是重真情的俗，纪昀曾在《四库全书提要》中说：“盖词本管弦治学之音，而永所作旖旎近情，使人易入，虽颇以俗为病，然好之者终不绝也”。[39]在作品的成型过程，也是柳永与歌妓相互作用的结果。正因此俗，才奠定了柳永在中国词史上的特殊地位。
“词自南唐以后，但有小令。其慢词盖起宋仁宗朝。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台舞席，竞赌新声。耆卿失意无俚，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使人传习。一时动听，散播四方。”[40]
柳永陶醉于帝都的市井生活，将自己能换取功名的文才用在下层的游乐中。他贴近民众俗趣，也为歌妓写心曲，由于词章大多描述歌妓的生活心声，故而歌妓演唱起来动之以情，它们首先打动传播者，并经同传播者的精美演绎打动听众。歌妓声情并茂的演唱，活化了柳词内容，提升了作者在世俗社会的声誉。在人才拥挤、信息集中的京城，柳永名声直达上层统治者，但以词闻名也以词被弃，各种轶事又被民间所津津乐道，无形中也提高他的知名度。而在后期的漫游生涯中，他也大量创作慢调，怀念繁华，抒写心声，词作又随各地歌妓的传唱而声名远扬。
柳永词的传播特色是够俗，前代文人都未曾敢为之。他使用民间口语入词，频繁使用副词，并多用代言模式，明显也是为了适应文化程度不高的歌妓演唱和市民阶层的接受而有意为之。歌妓好其词，一般市民也爱其词，可看出柳词的魅力所在，以俗制俗，人人相传，他大胆表露自己“一日不思量，也攒眉千度”（《昼夜乐洞房》），“算人生、悲莫悲于轻别，最苦正欢娱，便分鸳侣”（《倾杯》），符合市民的审美情趣，他充分运用现实生活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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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语与俚语，如动词“都来”、“抵死”等，副词“恁”、“怎”等，代词“伊”、“阿谁”等，多本色语，为更多市民接受。上至一国之尊,下至贩夫走卒,东达高丽,西至西夏,柳词无处不在。
而歌妓与柳永的合作，首先是“索新词”：
“珊瑚席上，亲持犀管，旋叠香笺。要索新词，殢人含笑立尊前。按新声、珠喉渐稳”，（《玉蝴蝶》）
作品成型，就由歌妓推广了。南宋著名词人刘过曾有《酒楼》诗描写在酒楼听歌的情景：
“夜上青楼去，如迷洞府深。妓歌千调曲，客杂五方音。藕白玲珑玉，柑黄磊落金。醋歌恣萧散，无复越中吟。”
歌妓貌美，音甜，让人流连忘返。从此诗也可看出听歌妓唱歌在宋代作为一种极娱目娱耳又娱心的活动普遍存在。而“客杂五方音”，这是音乐词曲流传广泛的一个重要原因，客自五湖四海来，将受众传播的范围扩大化。而在很多公私宴集上，很多词作就是在酒席助唱时所作，经歌妓传唱，“始行于世”。柳永词也是如此。如《青泥莲花记》里说到“柳耆卿与孙相何为布衣交，孙知杭门禁甚严，耆卿欲见之，不得，作《望海潮》云云往谒名妓楚楚曰：‘欲见孙相恨无门，若因府会，愿借朱唇。歌于孙之前，若问谁为此词，但说柳士。’中秋夜会，楚楚宛转歌之。孙即日迎约耆卿预坐。”[41]可看出歌妓传唱的力量。柳永通过歌妓的传唱达到宣传的目的，有些是作给想谒见的人听的，有些是作给歌妓听的，有些是作给普通百姓听的，有些是作给朋友听的，有些是作给统治者听的„„柳永不仅与妓交好，靠妓传情，同时落魄文人与歌妓的关系还在于，“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为柳永的生活与创作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罗烨《醉翁谈录》说：“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42] 纵观柳永的一生，他走的是与乐工歌妓合作的创作道路，一方面是“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词，始行于世。”(前引)另一方面耆卿“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言语编入词中，以便使人传唱”。(前引)词的艺术魅力通过歌妓的演唱传播得以实现。词经过歌妓的演绎变得“活色生香”，而不再是平面的文字，音，色，境，形，态，五味俱全的一道“佳肴”，王炎《双溪诗余·自序》说：“长短句宜歌不宜诵，非朱唇皓齿，无以发其要妙之声”。(前引)两宋时代词的接受者，大多是在公私宴集、茶楼酒馆等娱乐场所中群体共同视听欣赏，演唱者与听众之间、听众与听众之间，会产生一种相互感染激发的情绪氛围，也即传播与接受的环境，具有特别强烈的“现场感”。曾大兴在《柳永和他的词》一文中论述：“首先，歌妓乐工请求柳永为之填词。第二，柳永按照他们提供的‘新腔’进行创作。第三，歌妓乐工又把柳永所填的歌词拿到勾栏坊曲一类的市民文艺场所去演唱。第四，由于演唱者本身是下层市民，而听众也多是普通的市民群众，他们在思想意识和审美情趣方面原本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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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个层次，这样，歌妓乐工便会收到许多来自听众的反馈信息；这些信息又由歌妓乐工传给柳永，于是柳永再次调整自己的认知结构。”[43] 歌妓是柳词最重要的传播媒介，她们带着词从樽前走向市井，柳词通俗易懂，加之歌妓的口耳相传，柳词因俗而一再流传。词是音乐诗，柳永善作词度曲，所作曲调以艳歌柔曲为主，更重要的是“以情胜”，写出年轻女子微妙的内心世界，反映她们的愿望，让一个个形象变得可爱，雅俗共赏，“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宋人词作的创作量普遍高于唐五代人，与当时社会的需求分不开。传播与创作构成了互动关系，词的传唱促进了词的创作和发展。“柳永作为革新传统文人词的第一人，他的词既受诗之韵意妙传，更开曲之先声，实在是于无意中契合了文学史的发展，并握住了中国文学由正统向非正统转化的机枢。”[44]在这享乐风气盛行的宋代社会，士大夫夜夜笙歌，不可一夜缺少醇酒美人，管弦与二八妙龄女郎手执月牙板浅斟低唱，这样的都市环境，柳永与歌妓的结合，是才子佳人式的相知相惜，歌妓为柳词的创作作的贡献，功不可没。
柳永是市民阶层的宠儿，又是文人阶层的弃子；他热烈歌颂世俗生活，又不自觉地回归文人理想；他的一生是备受欢迎的一生，又是饱含凄凉的一生。他的遭遇和他的曲子词创作分不开，他的曲子词创作与传播又和歌妓分不开，柳永与歌妓的结合是中国文学传播史上最奇特的景观，彼此互相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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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在本文结稿之际，回顾本文的写作过程，我深深地感谢我的指导老师谢珊珊的悉心指导。感谢谢老师耐心地指导我撰写论文的研究思路和写作方法，在写作的过程中，谢老师为我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并多次就论文中出现的问题与我讨论，并提出许多有益的见解，及时为我排除困惑，使我深受启发，让我能顺利完成论文的写作。再次感谢谢老师为我论文写作提供的大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