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组织工作中，不知道是由于人才缺乏还是难以发现人才，或是别的什么原因，有些民革组织不能按照中央或省级组织的布置如期换届的主要原因，竟是在这些组织中难以选出使各方面认可的主委人选。对付这样一个问题，有关的领导部门总会不约而同地把视线凝聚到最后一处，把希望寄托在最后一着，那就是在数十甚至上百的民革党员之外，寻找一个在当地有
一定社会影响和声望，基本符合民革党员的条件，各方面素质不错，又能被有关方面认可的人，以超常规的速度加入民革组织，然后一举成为一个组织的主要领导。这种前有先例，今有效者的做法，已被称之为引进人才。
老实讲，有关的领导部门视一个地方一个组织具体的真实的情况，经过慎重考虑而采取一定的超常规措施（包括引进人才这种措施），不仅是积极的而且是必要的。就此而飞短流长地议论，大惊小怪地说三道四，绝不是真正关心我民革事业所持的态度。
同样老实讲，如果我民革所有的组织以及和这些组织相关的领导部门，都不在培养后备力量造就接班人上认真下功夫，目光短浅，得过且过，不注意吸收人才，以车到山前必有路的消极态度，一味效仿某些组织引进人才的做法，用这种近乎无奈的办法来对待我们严肃生动的民革事业，那么，我们的组织将会毫无前途可言，参政党所应有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号召力将受到极大的影响。参政议政，为祖国统一做贡献将无从谈起。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所幸还能够安慰我们的是，一些引进人才的组织整体面貌在引人注目地好转，各项工作在有声有色地开展。这些新人以他们高尚品质、渊博的知识、广泛的社会交往及谦虚谨慎的态度、扎实有效的工作，在短短的时间里便赢得了广大党员的信赖和支持。他们以自己的实绩表明：他们无愧于“人才”二字。领导部门把他们引进民革组织是正确的。
但，欣喜之余，我们切切不能不注意另外一种与上述情况截然相反的现象：一些引进的新人，盛名之下，其实难符。在突然担任了以前连想也未曾想过的领导职务之后，不思谦虚上进，而是脱离群众、趾高气扬，不做耐心细致的工作，而是主观武断、意气用事，实事求是之心全无，哗众取宠之意极盛，致使党员意见纷纷，组织的各项工作难以有效地进行。
诚然，这两种情况的出现，仅仅是一种客观表现而已。既不足以证明引进人才的措施就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也不能由此断言这种做法毫无价值。事实上，即使采取其它措施，以上两种情况也照样会出现。但是，撇开这些实际效果不论，就这种做法本身而言，难道不给人以一些启示，难道不值得我们思索一番吗?
古人云：“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民革中央就培养后备干部作过三令五申的指示，这是很有远见的。遗憾的是，我们有些组织却始终没有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我想，对于一个组织的一届领导，任期内的工作纵然千头万绪，但积极用心地吸收人才、全心全意地培养造就接班人，应是一项贯穿工作始终常抓不懈的大事。以主要领导为首的班子，应以对我们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积极取得当地统战部的支持和帮助，为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尽可能良好的条件。对素质高的党外人士，要进行耐心诚恳的说服工作，把他们吸收进我们的组织；对有培养造就前途的现有党员，要精心培养，给以锻炼的机会。倘能如此，无论如何也不会出现连换届人选都挑选不出的尴尬局面。之所以到了这步境地，如果说我们的领导还不至于心胸狭窄、忌贤妒能的话，那么，至少可以说他们没有培养后备干部的意识，至少可以说他们没有认真执行民革中央培养后备干部的文件精神。其结果只能是耽误人才。
古往今来，人们常叹息：“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如果我们的组织是有千里马在，那么我们的领导善作伯乐吗?敢作伯乐吗?能作伯乐吗?伯乐能透过满身泥泞、骨瘦如柴的外表，一眼识出那匹千里良驹，我们的领导能吗?这需要能耐、需要素质、需要勇气、更需要胸怀。没有吸收培养人才是对事业不负责，有人才而没有发现或不敢发现则是一种更大的失职。不客气地讲，极个别的领导，尽管自己平平，但对别人却是另眼相看。求全责备，横挑鼻子竖挑眼，左看右看不顺眼。甚至在一些小节问题上纠缠不休、抓住不放，只见树叶，不见泰山。他们自以为是在为革命事业精心选人，“让他们成熟成熟吧”成了他们不负责任的借口。殊不知人无完人时，金无足赤日。无情的时间只能使我们的干部该得到锻炼进步的没有进步，该发挥作用的没的发挥作用。这不免使人想到《资治通鉴》上讲得故事：战国时卫慎公明知苟变是将才，但却因为他以前做官向老百姓收租子时，曾经白吃过人家两个鸡蛋，就不用他。“赋于民而食人二鸡子，故弗用也。”万幸的是在谋士子思的劝说下，卫侯最后还是启用了能统五百乘兵马的苟变。虽说是个庸侯，但还没有庸到动不动摆出“吾意已决，不必多言”的架子来，还不至于顽固不化令人讨厌。
“朝庭有人好做官”。这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