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的背景及缘起
2012-08-13 文章来源：池林刚
关于改革开放的背景，胡锦涛同志在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在求是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继续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文章，他在文章中讲到“我们党在上世纪70年代末做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背景。一方面，从我国的自身情况看，‘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党和国家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另一个方面，从外部环境看，20世纪70年代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动了世界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是实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面临着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把这两个方面的背景结合起来，我们用四个字概括，就叫双重逼迫，使得中国不得不在这个时候，而且有了这样的契机，提出改革开放的政策，这个双重逼迫的产物，我们先看第一个背景，国内形势的逼迫。
一、国内背景：20年“左”的错误特别是十年“*”给党和国家带来了巨大灾难。这个意思是从胡锦涛同志《继续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文章中而来的。
中国从1956年选择走上社会主义道路，1956年党的八大对于如何以苏联为鉴，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了很好的思路。但是，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从1957年开始，我们用小平同志的话来说，就是开始了‘长达二十年左的错误’。到1976年后，我们来看一下*结束后的中国是一个什么图景。
（一）“*”结束时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图景
“*”结束时的中国，是一副怎样的图景呢？
1．政治上，“文化大革命”严重混淆敌我，严重践踏社会主义民主法制，造成冤假错案堆积如山。据统计，“*”十年中，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高达230万人，占“*”前夕全国1200万干部的19.2%。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长期陷于瘫痪和不正常状态。公安、检察、司法等专政机关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机关都被搞乱了。
2、经济上，“文化大革命”造成我国国民经济的巨大损失。1977年12月，据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估计，“*”十年在经济上仅国民收入就损失人民币5000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了建国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1978年2月，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由于“*”的破坏，仅1974年到1976年，全国就“损失工业总产值1000亿元，钢产量2800万吨，财政收入400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3、文化上，这场由文化领域肇始的“大革命”，对教科文的摧残尤其严重。无数的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遭受浩劫，一大批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受到残酷迫害。
4、思想上，“文化大革命”还造成全民族空前的思想混乱，党的建设和社会风气受到严重破坏。
（二）“*”结束时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状况
“*”结束时，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如何呢？
先看市民生活。城市市民基本上靠工资生活。没有财产性收入。然而，从1957年到1976年，全国职工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涨过工资。
再看农民的生活。安徽农村最有代表性。1977年6月，中央任命万里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到任以后，万里先后来到芜湖、徽州、肥东、定远、凤阳等地调研，所见所闻，使他大为震惊。他后来回忆说：“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的样子。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安徽农村的情况并非个别现象。据原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统计的数字：1978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74.67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均收入低于50元。
（三）邓小平打出的沉重“问号”
我们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但是，大家看，“*”时期搞的这种社会主义，难道就是我们千百万共产党人流血牺牲所要追求的那个社会主义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如此体现的吗？按照这样的社会主义继续发展下去，社会主义还有吸引力、号召力、凝聚力吗？人民能答应吗？中国还有希望吗？每一个关心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人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邓小平更是如此。从第三次复出伊始，他就对“*”这样的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这种“优越性”打出了沉重的问号。1978年3月10日，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时，他又说：“什么叫社会主义？它比资本主义好在哪里？每个人平均六百几十斤粮食，好多人饭都不够吃，28年只搞了2300万吨钢，能叫社会主义优越性吗？”1978年9月，在东北三省视察期间，他说：“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20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这一连串的“问号”，实际上也是发出了重新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强有力的信号。社会主义绝不能够再像“*”这样搞下去了，中国再也不能像“*”这样折腾下去了。
二、国际背景：中外经济科技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使中国面临沉重压力
我们看完国内，再把目光放眼到世界。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在中国相继发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一个接着一个，西方世界、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又在干什么呢？又是怎样一副图景呢？
（一）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
新科技革命，也称作第三次科技革命，首先兴起于二战以后的美国。这次科技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二战期间积累的本来服从于战争需要的军事技术转移到民用上来，使得原子能技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等尖端技术得到快速发展并广泛应用。新科技革命的蓬勃兴起，使世界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和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二）美欧日经济实力的大发展、大提升
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美国、欧洲、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一直持续到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这个时期也被称作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在这期间，中国周边原来一些比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如韩国、新加坡等，也抓住机遇快速发展，实现了经济起飞。
（三）巨大的差距与震撼
对中外经济科技之间巨大差距的真实认知，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通过出国考察访问实现的。“*”结束后，由于国内局势的深刻变动，人们急切地想了解外部世界的面貌。这样，从1978年起，全国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出国考察热潮。重要的考察团包括：以林乎加为团长的赴日经济代表团；以李一氓为团长，于光远、乔石为副团长赴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代表团、以段云为组长的港澳经济贸易考察团和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团长的赴西欧五国(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西德)考察团。其中西欧五国团最引人注目。该团于1978年5月2日出发，6月6日回国，行程36天。访问期间，欧洲经济的自动化、现代化、高效率，给考察团成员留下了深刻印象。1978年，也是中国领导人出国访问的高峰。各层级出访者不约而同获得的共同感受是：没想到世界现代化发展程度如此之高，没想到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如此之大，没想到西方发达国家老百姓的生活与中国相比高出如此之多！大家无不痛心疾首于这样的现实:中国太落后了，这些年耽误的时间太长了!我们党再不调整政策，另寻出路，改革开放，奋起直追,真是愧对人民、愧对国家、愧对时代了！
三、改革开放的提出：思想大解放，推动历史大转折
1985年11月11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时曾说：“中华民族不是低能的民族，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最终证明中国人行不行，还要看这十亿人口怎么做。”建国以后几十年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间，中国人做得怎么样呢？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做得怎么样呢？中国的社会主义表现得如何呢？应该说，进行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从最终结果看，距离应该和可以达到的目标，还差很远的路程。但新的契机终于到来了。1976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中国获得了重新出发的重大转机。面对这样的转机，中国再也不能失却也不容失却了。
（一）冲破“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
在重大历史转机面前，作为毛泽东临终前指定的接班人、并在粉碎“四人帮”问题上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华国锋，虽然对“*”给中国造成的巨大灾难有所认识，也曾试图结束“*”造成的混乱，但由于他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认清“文化大革命”的危害，相反却提出并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并在这个方针下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左”倾理论，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因而没能承担并完成引领全党走出“*”困局、实现历史转折的重任，这就造成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年间，虽然各项工作有所前进，党的指导思想却仍然没有实现根本转变，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处于徘徊中前进的不正常状态。
这样，打破“两个凡是”的禁锢，来一场思想上的革命，就成为中国告别过去，开创未来，开辟新时期新道路新天地，解决当时中国一切问题的前提和关键，是关键中的关键。真理标准大讨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起来的。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确立了“实践”至上的权威，不点名地批判了“两个凡是”。这篇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激烈交锋，并引发了一场全国规模、影响深远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关键时刻，邓小平对这场讨论给予了有力支持，批评“两个凡是”的主张，公开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号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叶剑英、李先念、陈云等人也表态支持这场讨论。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在全国有27个省市的党政领导先后表态支持真理标准讨论，不赞成“两个凡是”，从而造成了真理标准讨论的不败之势。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贡献和意义是什么呢？它的最主要的意义，就是重新恢复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冲破了个人迷信、“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把人们从毛泽东晚年错误、从“文化大革命”的极左错误中解放出来，从而为改革开放、拨乱反正等一系列新政策、新主张、新思想、新办法的提出，打开了通道，提供了思想空间和条件。
（二）改革开放的初步“酝酿”
伴随着真理标准讨论的不断深入，伴随着思想“坚冰”的打破，改革开放也开始酝酿了，并逐渐成为共识。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国务院召开务虚会。会议的中心内容，是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研究如何加速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会议开了两个月零3天，提出的新办法、新路子，集中起来，就是一条：改革开放。这次务虚会，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央决策层唯一一次用如此长的时间集中地、大规模地深入研究改革开放的会议，对改革开放决策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十一届三中全会“一锤定音”
真理标准讨论热烈开展半年多了，改革开放开始酝酿了，工作重点转移也提出来了，这些都预示着中国将发生重大变化。但是，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只是酝酿，到底改不改、开不开；工作重点转移虽已提出，到底转不转移，何时转移；真理标准讨论究竟谁是谁非，等等，对这些重大问题，从党中央来说，都还没有做出正式结论和决定，都属“悬而未决”。还有一些具体问题，如农业问题、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问题等，也需要研究。这样，召开一次中央全会，也就是后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来研究和回答这些问题，并做出正式结论和决定的必要性、紧迫性就提出来了。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一个眼前的、现实的背景。
按照我们党的惯例，在召开中央全会之前，往往要先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就一些重大事项进行讨论，统一认识，为全会召开做准备。这样，从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就先行召开了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开得一波三折，取得的成果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一致赞成从1979年起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二是为**事件等7个重大历史遗留案件平反；三是肯定真理标准讨论的意义，批评了“两个凡是”；四是进行中央人事问题酝酿等。邓小平在会议闭幕时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郑重提出：“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邓小平的讲话实际上也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报告。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后第三天召开的。由于前期作了充分准备，这次全会只开了5天就结束了。全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取得了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重要成果。有了这三个“拨乱反正”做基础和保障，再有了前面的一系列酝酿和准备，全会正式做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决策就水到渠成了。全会发表的公报提出：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公报中虽然没有出现“改革开放”四个字，但这一段话，概括起来就是“改革开放”。
综上所述，20世纪70年代末我们党做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绝非历史的“偶然”，更不是某个人的“臆想”，而是中国发展的要求和时代发展的大势使然，是“内忧外压”的形势所逼迫出来的。当然，这个选择本身也经过了较量和斗争。在做出这个选择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的大智大勇、顽强生机再次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正是因为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中国社会才在此后的30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试想：如果当初不作这样的选择，或者做出别样的选择，继续闭关锁国，继续固步自封，继续陷在僵化封闭的“左”的泥淖之中不能自拔，与世界发展的潮流相脱节，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相背离，——现在的中国，会是怎样一个中国呢？现在中国社会的面貌，会是怎样一副面貌呢？现在中国十几亿的老百姓，会过着怎样的生活呢？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又将会如何呢？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