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作申 著
（目录）
｜－日本传统文化（范作申著）
｜｜
｜｜－日本人的自然观
｜｜自然鉴赏、植物鉴赏
｜｜
｜｜－日本人的人生观
｜｜思维方式、传统人生观、道德标准、国体思想的发展
｜｜
｜｜－日本人的审美观
｜｜生活美的历史、协调美的环境、日本美的代表
｜｜
｜｜－日本的传统艺术
｜｜茶道、香道、花道、书道、歌道
｜｜
｜｜－日本的民间戏剧
｜｜雅乐、歌舞伎与文乐（人偶净琉璃）
｜｜
｜｜－日本的其他民间艺术
｜｜神乐系统、田乐系统、风流系统、祝福系统、外来系统
｜｜
｜｜－日本人的游戏与娱乐的序
｜｜日本的合、斗茶、鸡合、竞马、围棋、将棋、游乐类、兴趣类、游兴类
｜｜
｜｜－日本人的信仰
｜｜日本人的祖先与氏族神、日本的民间神、日本的神道、日本的佛教
｜｜
｜｜－日本的民间活动
｜｜每年的民间活动、春夏的民间活动、秋冬的民间活动、日本的历与民间风俗
｜｜
｜｜－日本人的传统意识及礼仪
｜｜日本的占卜和禁忌、传统保健方法与治疗、有趣的日本数称、日本人的礼节
｜｜
｜｜－日本的膳食文化
｜｜日本的传统主食和副食、调味品、餐具、饮食习惯、酒与烟草
｜｜
｜｜－和服和化妆
｜｜织与染、染色与花样、和服、化妆与发型
自然鉴赏
日本列岛处于优越的自然环境之中，四面环海，海岸线所及之处都有绝景佳胜。境内火山纵横交错，构成众多的山脉，山中点缀许多河川、湖沼、溪谷、瀑布。列岛狭长，从西南到东北，动物、植物种类繁多，四季可看到各种各样的景观。生活在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中的日本人，深深热爱大自然，对自然充满很高的情趣。日本列岛的气温、气象变化比较大，所以日本人的感觉比较敏感，同时具有丰富的艺术性。与此同时，台风、地震、火山爆发等自然灾害频繁出现，使日本成为善于吃苦耐劳的民族。
志贺重昂的《日本风景论》将日本的自然没归纳为三点，即潇洒、美丽、自然本色。
潇洒：
（一）修竹三竿诗人家，梅花百株高士宅。
（二）一声杜鹃知何处，淀江渡口新绿流。
（三）芭蕉庵外，一泓清绿，青蛙唤雨来。
（四）一雨洗空，袅东楼台愈愈高，东山岚翠滴，如眉新月，悬山侧。
（五）铃虫声咽秋花路，风清宫城野外秋。
（六）老雁一声，寒砧万户，多摩江心，恰看秋月白。
（七）南都客舍，所得鹿鸣呦呦。
（八）捕鲑网暴斜阳，石狩江村晚。
（九）夜雪初晴，分明认得屯田村（北海道）灯火
三、四点。
美丽：
（一）绿柳如烟、如画，笼罩名古屋城，隐见楼阁高低其间。
（二）桃山（山城）落花，乱点如红雨，布地似锦绣。
（三）岚硖樱云，掠微风，夜色朦胧。
（四）川中岛四郡，菜花麦苗，黄绿交错，千曲一水屈折其间。上野、信浓群峰，浓淡高下，缭绕于地平线上。
（五）二州桥下春潮带雨，脍留渔网上。
（六）灌佛之人，归国分寺外，一群少女发插杜鹃而过。
（七）樱岛（萨摩）的丹锥火山，篱落环腰脚，绿竹围之，其间柑、柚、臭橙、金桔、朱栾枝条杂接，烟色畦圃高低参差。
（八）肥后山间，俯瞰谷下，深数百尺，内有人家树楹，空翠映发，一抹炊烟，鸡声、犬声相闻。
（九）驹狱（信浓）峰顶，翠然马尾松，匍匐于如雪的花岗石上，翠抹白，白抹翠。
自然本色：
（一）那须旷野，一望微芒。松林或三或五，苍健高耸。
（二）雁渡寒云，白川关外晓色，马匹嘶鸣。
（三）秋高气清，天长无纤云，富士高峰，巍然耸立在武藏野地平线上，月中高处芙蓉万朵。
（四）北岸沿岸，路左几百尺石璧峭立直插云天。路右临断崖，其下怒涛腾沸，飞喷逆上。
（五）立山（越中）绝顶，下瞰百余山岳，一齐收入双眸之中
（六）阿苏峰巅，两条喷烟腾空蒸上，轮内陡开平林田畴，村落簇簇，烟火东南起，耕锄驮马隐约在其间。
（七）樽前（胆振）山间，大块赭褐色的溶岩相错列，喷火后，高树顿飞，枝干皆无，骨立竦峙处，残月照来一片惨澹。
（八）舍子古丹(千岛），满岛积雪皑皑，高处一条喷烟斜沸腾。
（九）日本海上，云雾冥合。
（十）雷雨鸣门，云色如泼墨。骤雨一过，太平洋上，四望浩渺，半虹消后，红色、丹黄色、黄色的彩云，滚滚涌至天水相连处。
（十一）最上川上游，飞泉叠湍，一瞬十里，毛发为之竖立。
（十二）仰看大河从天而落，俯听地下奔雷：那智瀑布。
（十三）满眸皆梅，月色皎皎。
与志贺重昂有所不同，芳贺矢一的《国名性十论》将日本人的特征归纳为十点。“忠君爱国”、“敬祖先重家名”、“现实的、实际的”、“爱草木、喜自然”、“乐天洒脱”、“淡白潇洒”、“纤丽纤巧”、“清净洁白”、“礼节做法”、“温和宽恕”。芳贺认为，日本人“爱草木、喜自然”即日本人内心深处的自然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观察出来。
西方人著书常常称赞日本姑娘的和服绚丽多彩。日本的秋景很美，将美丽的秋景染在和服上，利用自然美装点自己，这是日本姑娘的特长。从印有大朵的菊、樱、梅、牡丹图案的绉绸、友禅染（染上花鸟、草木山水等花纹的一种缎子）、素花缎子做的腰带到木履的带子都装饰着自然界草木花的图案。就连颜色的名字也取自大自然，如樱色、棣棠色、桃色、葡萄色、黄栌色、木兰色、朽叶色等等。过去，日本妇女的装束多采用重樱、重梅、重棣棠等四季鲜花的图案。也有的采用波涛汹涌的大海图案，腰背上则绣上蔓藤花花样。日本妇女穿上这种和服，给人以典雅的感觉。日本人的家徽也多用植物来表示，如天皇家的家徽是“菊”与“桐”。德川家的家徽是“葵”。此外，还有用桔梗、樱、梅、牡丹、藤、松做家徽的。
日本的食品种类繁多，其中与自然界各物名称有关的大约占总数一般以上。以植物名为例，牡丹饼、御楸是最有名气的日本式点心，另外还有松风、红梅烧、矶松、桃山、山茶饼、瞿麦饼……，以植物以外的自然景致命名的有洲滨、时雨、越之雪、落雁、盐龟、细石……。还有取形于花木的，如松叶形，菊花形等等。日本名酒“菊正宗”、“樱正宗“”剑菱”、“山川”等也是取名于大自然。日本人烹调鱼类食品时也离不开植物。做好的生鱼片和醋拌生鱼片都得盛在垫着竹叶的盘子里。送牡丹饼的时候，双重食品提盒内一定得垫上南天竹叶，据说这样可以消毒。过去日本有一句俗话“叶碗叶膳”、饭碗周围用金线描绘花木图案。日本漆器、陶器的图案自然也以草木花鸟为主。装抹茶的茶罐是枣形的，日本民间习惯称匙羹为“莲花”。
日本的居住环境也离不开自然。参观日本式庭院，坐在日本式会客厅里，品尝日本菜肴，使人感到日本人始终与自然环境融洽地结合在一起。就连饭馆的名字也充满自然美。例如“红叶馆”内的单间以“菊室”、“梅室”、“樱室”相称，穿着艳丽的和服的女招待周旋于其间，如果问起她们的名字，也多为“阿花”、“阿松”、“阿梅”、“阿菊”、“阿蝶”之类。
用植物形容美人也是日本民族的特点之一。日本最古老的文献《古事记》、《日本书经》就已经用樱花、管茅、白萝卜形容美人了。
日本的插花术、造园术、山水盆景术别具一格，其绘画着色也十分注重花木的本色，飞鸟的自然动态，尽量追求自然的真实性。西式插花法讲究把花枝、花叶去掉，只将花儿插入瓶中。日本式插花按照自然搭配的原则讲究“活花方式”，将带枝叶的花艺术地插在瓶里或者盘里，尽量保持花卉的自然美。将自然景色收入一盆的盆栽也是日本人擅长的艺术表现手法。可以说，日本人是大自然的朋友，他们能够充分理解大自然。
日本文学当中的“军记”、“谣记”、“净琉璃”等等都是以大自然为基调的。秋风使人联想到“孤独和清冷”。春风则使人联想起“温暖”。日本和歌的词汇都有一定的传统规律，每一首连歌都能使人联想起一种自然景致。日本俳句也利用十七个字的小诗表现个人的心境。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如果没有叙景部分，就失去了《源氏物语》的价值。该书描写居住在六条院的女性均喜欢春天或者秋天，所以，她们的性格也因此而不同。
日本有赏话，赏月的习惯。春天的鲜花、秋天的红叶往往使诗人们诗性大发。日本人隐居时一定要搞盆栽，并从和歌、插花的乐趣中求得安慰。日本人厌世时，大致上脱离世俗，拼命写诗歌，以求精神到达高雅的境界。西方人厌世，便是地地道道的厌世，除了自杀没有其他道路。日本人厌世时，往往摆脱讨厌的人事关系，走到花、鸟、风、月中去，使自己从苦闷中解脱出来。例如西行法师扬言永遁尘世，以花月为拌。
尊重自然，尊重现实是日本文化的一大特点。单纯、质朴是日本文化的坚实基础。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日本建筑。
尽管日本的寺院建筑采纳了中国寺院建筑的格式，采用了繁琐式建筑手法，建筑规模宏大。但是，日本人生活的基础——民宅建筑从古至今始终保持纯日本风格。它同中国、印度、欧洲帝王、贵族的豪华宅邸形成鲜明的对照。尽管日本大量吸收外来文化，但对自身的生活方式却始终固执地保持不变。这种习惯是建立在彻底尊重自然和现实的基础上的。日本建筑用材多为原始木料，日本人擅长将大自然纳入庭院建筑构图部分。开放式的房屋结构，与自然浑为一体，与自然保持协调关系是日本建筑的特点。
日本人对森林的印象始终未能摆脱原始人对森林的恐惧感。他们认为，森林的深邃、幽远是神秘的或者是妖气十足的。无论是文学作品，诗歌几乎没有赞美森林的。
在日本，无论建筑用材还是生活资源用材，几乎全部使用木头，可以说日本人对木材的浓厚兴趣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很不欣赏木材的故乡——森林。
由此可见，日本人读自然的感觉并没有完全扎根于现实之中，仅限于概念和细节。所以这种感觉往往是软弱的、不完全的。正是以上原因造成日本人在文化（对自然的再生产）领域独创精神相对较弱而模仿性较强。
日本人知道在城市里建造盆景式的公园，却不愿在城市里建森林公园。中世纪的日本人曾模仿欧洲城市在江户城正中建立了“仿自然森林”的“山内”。然而知道今天，日本人对森林的兴趣依然不大。
日本对色彩的认识能够体现日本人固有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
日本的《古事记》多次提到“白”、“黑”、“青”、“赤”四种颜色，却很少提及“黄”、“绿”、“褐”、“茶”、“紫”。除了“黄泉”以外，机会没有用过“黄”字。大概原始时代的日本人仅仅用黑、赤、白、青的对称表示色彩体系。到了《万叶集》时代，开始大量使用“黄”、“绿”色彩名称。例如，车持朝臣千年的歌中提到用“黄土粉”染衣服。“黄叶”即枫叶，可见当时的日本人对黄与红的区别还不明显。一般说来《万叶集》中出现的色彩种类很少。正宗敦夫编《万叶集总索引》作了一个统计，其中提到“青”八十次。除白、黑以外。“青”名列第一，如香青、佐青、青海原、青香具山、青旗、青渊、青角发、青柳等。第二位“赤”，书中提到“赤”和“明”弓六十七次。如赤帛、赤驹、茜根、明星、赤僵等。第三位“鲜红”，共三十六次。如吴蓝、罗红、红等。《万叶集》用金形容秋，有“金凤”、“白风”为例。这显然是受到中国的影响。按照传统日本人是用“黄”形容秋天的。可以想像《万叶集》时代是以应季花草、树叶之色为染色基础的。尔后，由于中国染色法的传入，色彩的名称才逐渐抽象化了。
城户幡太郎的《国语表现学》系统地分析了日本人的色彩表现。他将日语中的色彩名称进行分类，形成植物色类（如嫩草色）、动物色类（如莺色）矿物色类（如铁色）。城呼在分类的基础上，统计百分比，最后得出结论，植物色类所占比例居首位。十分有趣的是，色彩的植物色类与矿物色类所占的比例日语为35%比10%。而英语则为27%比34%。比较而言，英国人往往比其他的欧洲人处于优惠的自然环境中，他们对自然风物有着特别敏锐的感觉，所以使用的植物类色名往往多于其他欧洲名族。尽管如此，相比结果日本语中植物类色名的比重远远超过英语。而且，英语中矿物类色名又占总色名的三分之一。可见日本人喜爱草木的说法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日本保留了一些传统耕作方式，最主要的是水田耕作法。农民根据一年当中水稻的生长规律，将一年分为几个节气，而每一个节气又形成了相应的传统节气活动。在这方面日本同中国有许多共同之处。水田耕作不仅是一门科学，同时也包含信仰（宗教）成分。农民们根据常日。祭日的交替，组织、安排自己的生活。为了农作物茁壮成长，每逢祭日，他们都要虔诚地祈愿。几乎没一个农业节气都要举行相应的祭祀。对于日本农民来说，“平日”与“祭日”的区别是十分严格的，因为他们认为这将关系到一年当中农作物是否可以获得丰收。随着城市生活的不断发展，农业祭祀已经失去了本来的意义。生活在城市里与农业毫无关系的人们参加节气祭祀，仅仅是为了享受一下风土人情。过去与农民耕作密切相关的信仰，如今已经完全抽象化，一般化了。
大概是由于以上的社会原因，促使日本人养成了“对季节变换十分敏感，喜爱花草树鸟”的传统习惯。
要充分理解日本人的自然观，必须对日本列岛所处的地理的、历史的条件有一个大概的认识。日本列岛地处印度洋季节风区域。除了受到自然气象的恩惠以外，同时也蒙受了不少损失。无论就植物生态学来说，还是就人类社会生态学来说，气候都是至关重要的。 生活在季节风区域内的日本人的生存方式也是特殊的“季风式”的，即“宽容”、“忍让”、日本列岛处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之中，每逢台风季节，台风暴雨猛烈袭击列岛。同时，日本也是世界上降雪量最大的地区之一。这种大雨、大雪的双重自然现象可称为“热带”、“寒带”的双重性格。水稻以及各种各样的热带蔬菜，麦子以及各种各样的寒带蔬菜都是人类创造的，它们需要必要的雨，雪和阳光的哺育。台风可以吹掉庄稼的花芯，会给人类带来威胁。台风那种季节性的、突发性的双重性，形成日本人生活的双重性。湿润的气候丰富了日本人的食物，同时它又以洪水、暴雨的形式威胁日本民族。所以，在日本人宽容”、“忍让”的双重性格中又加入了“热带”的、“寒带”的、“季节性”的、“突发”的特殊成分。
日本人是以特殊的形式接受季风影响的。首先它既是热带的，又是寒带的。既不长期地表现为单调的热带情感，也不长期地表现为单调的寒带情感，而是始终处于丰富的变化、持久的宁静的感情之中。第二便是季节性和突发性。他既不仅仅限于单纯的季节的、规则的变化，也不仅仅限于单纯的突发的、偶然的变化，而是变化的每一个瞬间，都包含着相对的规律性。总而言之，日本人十分擅长感情的流露。这种感情中孕育着持久的变化。这种持久的变化的瞬间又包含着突发性。这种活泼的感情中包含着隐藏在反抗和突发的昂扬中的娴静，即冷静中的激情，战斗性的淡泊。
日本人喜欢用樱花的潇洒、松树的柔韧、野草的顽固比喻人的性格。可见在日本人性格、情操形成的过程中，植物、山川等自然物质起了重要的作用。
植物鉴赏
松
日本有松国之称，全国各地均有松分布。松与日本人的生活密切相连，经常成为和歌，非句的咏颂对象。门松（新年时日本人在门前树立的装饰用松树或松枝）、松饰、松吹（一种民间艺术）、松内、松七日、取松、引松、过松、送松、松帚等都与日本人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此外日本春季有松绿、松蕊、松花粉，夏季有松叶散，秋有松叶落，冬有松叶时雨、松叶酒、立门松等说法。
对于日本的民族宗教来说，松是至关重要的。松被尊为至高无上的神木。知道今天日本国内还保留着“影松”的信仰，即神灵与佛可以投影在松树上。还有一些地区习惯将松枝插在墓前，祈祷死者之灵成为神仙。这种松枝被称为“松佛”。松佛作为神灵的替身接受祭祀。日本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松的传说。日本古典文学里的高砂松、住吉松、武隈松、曾根松、柿叶松、唐崎松、磐代松都是比较著名的。此外，三保的松林、舞子松林、筑前的千代松林、唐津的虹松林、安浓的松林都曾是和歌中提到过的著名地方。《万叶集》中也有不少咏松佳作。《枕草子》有“祭奠之物、松树、秋野、山里、山路”。《徒然草》有“家有树，松樱。松，五叶者为佳”。日本谣曲中有“高砂”、“羽衣”、“老松”、“松风”。狂言中有“松精”、“松叶”、“松脂”。日本现代非句中也有不少传世佳句，如芭蕉的“清泷散波青松叶（”《笈日记》）其角的“望古道一片松绿（”《五元集脱漏》），支考的“松门闻锺无常院”（《狮子物狂》），芜村的“线香落灰如松花”（《香世界》）。
自古以来，日本人就十分喜爱松树，因此它有许多别称。根据小野兰山的《本草纲目启蒙》一书记载，松的别名有无色草、翁草、初代草、千枝草、千代木、十千代草、非常草、寿草、夕阳草。志贺重昂在他的《日本风景论》中有一段精彩的描述：“日本人总是把樱花作为本民族性情的代表。樱花固然美丽，花瓣很快的飞落，以显示其多情，受人怜悯。然而，樱花忽而烂漫，忽而散落，不抗风，不耐雨，徒然狼籍，化为春泥，不如用松柏科植物比喻日本人的性格。松柏独立寒风而不凋零，铮铮躯干直刺青天，承受数千钧重量的枝干，烈风孤凌，扶持自守，节操隽迈，超越庸庸之植物之上，使人享受几何型的美。”
日本人的生活也离不开松树。松树可作燃料和照明用具（松明）。《古事记》、《日本书纪》记载：正月十五，初位以下者均得向朝廷进贡薪。奈良时代以后，这一活动便成了每年例行仪式中的一种。当时的松主要用于柴。松明一词最早见于《大宝令》中的军防令。当时松明已被人们用来当作携带用灯火。到了平安、镰仓时代松被当作珍贵的照明用具。室町时期，随着行灯、提灯的普及。松明渐渐地失去了以往的地位。
梅
根据植物学分析，日本本土并不产梅。梅何时传入日本，至今还没有定论。《古事记》、《日本书纪》中最初出现梅的记载是在天武天皇时代。《雄略记》中有“上桃原下桃原”，《安康纪》中有“真珠大如桃子”，《天智纪》有“桃染布”等等记载，但从未提到梅。最初提到梅的是日本最古的诗集《怀风藻》。这部诗集写于女帝孝谦天皇天平胜宝三年（751）冬十一月。诗集的第十首诗是葛野王的作品《春赏莺梅》。它是日本最古老的咏梅诗：“聊乘休假景，入苑望青阳，素梅开素花，矮莺弄娇声，对此开怀抱，优足畅愁情。不知老将至，但事酌春觞。”
大约在公元七百年前后，梅由中国传入日本。正如葛野王作品所提到的那样，奈良朝的梅花以白色为主。当时赏花的仅限朝廷权贵、贵族和文人雅士。《万叶集》中咏梅诗竟有118首。数量之多仅次于咏胡枝子的诗。诗**提到七种梅即“梅”、“乌梅”、“汗米”、“字米”、“宇梅”、“有米”、“于梅”（日本中“米”与“梅”读音相同）。日本植物学家松田修认为：梅最初由中国进入九州，逐渐东进，引进是分多次进行的。
进入日本平安时代以后，梅在民间逐渐普及。珍品由白梅变为红梅。《万叶集》时代，日本人称枫叶为“黄叶”，而平安时代则称枫叶为“红叶”了，可见日本人开始崇尚艳丽的色彩。日本人咏梅开始只咏其香，后逐渐咏其美。《万叶集》只有一首咏梅诗，以咏梅为主，“闻梅香，心思远方君。《古今集》”中的咏梅诗也均为“咏香式”。《源氏物语》专有一“咏梅”卷。然而，梅花花王的位置逐渐被樱花所取代。平安时代日本人称的“花”已不是梅花，而是樱花了。
到了中世纪，日本人对梅花的兴趣趋于多样化。到了近代，梅花鉴赏已经完全庶民化了，一般百姓不仅可在自家庭院内赏梅，而且还将梅种在花盆内。当时梅花的品种已达三百余种。日本宽永十八年（1641）的《俳谐初学抄》已有白梅、红梅、飞梅、纶旨梅、薮梅、黄梅、莺宿梅、座论、梅染、梅八等等。有名的梅花产地有江户（东京）地区的龟户、蒲田、杉田，关西地区的桂、伏见、小仓山、梅津、木幡、春日、初濑、生田、山田原、月濑、青谷、贺名生，九州地区的太宰府、五岛川、牛尾山等等。近代俳谐中有不少咏梅绝句，如“梅红散落后天王寺”（《大悟物狂》、鬼贯），“梅香四溢日出山路”（《炭裱》、芭蕉）等。
梅干几乎是所有日本人都喜欢的食品。梅干大约出现在日本镰仓时代，当时的《伊吕波字类抄》首次出现“卤乌梅”、“梅干”的记载。梅干是一种晒制食品，将盐水浸过的梅子晒干便可制成。然而，最初的梅干仅为药用，正式成为食品则是从日本江户时代开始的。日本元禄十年（1679）平野必大的《本朝食谱》写道：“卤梅法：采收半生半熟者洗净用盐数升，
二、三日渗渍之，待盐水浸透后，暴于日下，至暮复渍入前汁之中，竖日取出再暴于日下。经数日梅干汁尽皮皱色红润，取来藏于瓷壶中，以大圆细润者为上品以小圆黄枯者为下品。《本朝食谱》还写道：“”紫苏，处处有人家田圃栽之，与梅干同腌藏，则其汁香红，同渍者亦香红可爱，经年者为上乘。“当时的日本人创造了使用紫苏着色法，梅干变成大众食品。江户末期，诸侯纷纷种植梅树，以为食用。同时，制做梅干也成了不少人家的家庭副业。从中国传入的供人观赏的梅，居然为贫苦的日本农民开辟了一条生财之路。
桃
桃树原产中国，古时传入中国。日语中“桃”的字义为“真实”、“然实”、“百”。自古以来日本人就有用桃驱邪的风俗。
太田亮认为，万叶时代梅鉴赏转变为樱鉴赏的现象说明，平安时代社会风潮出现重大转折，威武强健之风已衰，华美浮艳之风兴起。人们开始欣赏樱花盛开时的烂漫，凋谢时的潇洒。一下子盛开华丽无比，一下子凋零花瓣如雪纷纷落下。当时，樱花还未同武士联系起来。可以说樱花是平安时期的代表性花卉，而梅花则是奈良朝时期的代表性花卉。
平安朝的人们赏樱花，除了远眺之外，还折花戴在头上或者带回家去插在花瓶里装饰房间。随着赏樱的习俗不断普及，民间创造出一种称为“花合”（一种纸牌游戏）的游戏。参加游戏的人分为两组，人们出示纸牌，根据上面的樱花图案，当场作和歌决定优劣。
到中世纪赏樱花的习惯由公家向武士，由都城向地方逐渐普及开来。樱花能同庶民的情趣结合。以役小角为开山祖的吉野金峰山的咒术者们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据《续日本纪》记载：“役小角为
七、八世纪在大和葛木山一带的咒术者，生没年不详。文武天皇三年（699）因散布妖言蛊惑人心，被流放到伊豆。”平安朝时期密教兴起，修行者们纷纷来到大和的大峰山主道场及南方的熊岳、北方的金峰山一带，山岳信仰也由此而生。奈良朝初期，受到佛教压迫的日本固有信仰（原始神道）同密教的教理结合起来，役小角便是这个神佛混合的新宗教的开山祖。值得一谈的是，修行者们将大本营吉野金峰山上的樱树作为神树，选择樱作为神树实属创举。它同以往人们为日本的神灵们选择的附身松、杉、卉等常青树有很大的不同之处。不仅如此，吉野山上所有的樱树都被视为降临人间的神树，而在其他场合神灵则被限定降临人间的神树，而在其他场合神灵则被限定降临在某一棵特定的神树上。这一变化可谓日本神史上一次重大的改革。
可见樱花自古以来就被日本人视为美的象征，当作一种美丽无比的花来鉴赏。
菊
菊是日本皇室的象征。至今中年以上的日本人仍然认为菊和樱是日本精神的象征。
菊原产中国。菊花逐渐成为日本国花的历史，正好证明日本文化、日本精神形成的全过程。一些日本人不员承认日本是外来的。但是《万叶集》（771年）收集的4516首诗中竟没有一首咏菊。主张日本自产菊的人们的立论根据是：与《万叶集》同时代的汉体诗集《怀风藻》（751）收有一篇由左大臣长屋王写的《五言-于宝宅宴新罗客一首》：“高雯开远照，遥岭蔼浮烟。爱赏有金兰，无疲风月宴,桂山余景下，菊浦落霞鲜，莫谓沧波隔，长为壮思篇。”此外，中纳言安倍朝臣广庭也有诗《五言-秋日于长王宅宴新罗客一首》：“山庸临幽谷，松林对晚流，宴臣招远使，离席开文游，蝉息凉风暮，雁飞明月秋，倾斯浮菊酒，愿慰转蓬忧”。这两首诗中的“菊浦”（开菊花的海湾），“浮菊酒”（泡有菊花的酒）都与菊花有关。所以这两首诗便成了日本自古有菊论的立论基础。但是，根据历史记载，新罗贡使是神龟三年七月二十三日来到日本的，宴会肯定在新罗使离京之前举行。当时根本不是菊花盛开的季节。这两首诗不过是借用一种文学表现手法，仅仅根据这两首诗就断言奈良时代已栽培菊花未免牵强附会。
素有”菊博士“之称的丹羽鼎三在他的《菊的栽培》中指出：
（一）日本山中自古生有菊科野生植物，直到平安朝之前，几乎没有人发现它。
（二）作为花卉得到发展的菊是由遣唐使等从中国带回来的。由于学习大陆的风俗习惯，菊也受到人们的尊重。
（三）菊传入日本的准确年代应是恒武天皇作咏菊短歌的那一年即奈良朝中期。
平安朝的宫廷贵族、文人墨客推崇菊花之美，当时已有一些宫廷仪式与传统节会与菊有关。例如，每年九月初九重阳节又称“菊节”。这一天，天皇在宫中设宴款待群臣。我国自汉代就有饮菊酒的习俗。饮菊花酒的习惯也传入了极力模仿唐朝的日本。《日本书经》记天武天皇十四年“九月甲辰朔壬子，天皇宴于旧宫安殿之庭。”这是有关九月九（重阳宴）的最早记录。平安朝初期，九月九重阳这一天，皇太子以下诸公卿臣僚到紫承殿参拜，天皇召集博士们赋诗探韵，最后天皇还将赐宴群臣。赐下来的酒必定是菊酒，杯也称菊杯。十月份朝廷还将社残菊宴，观赏菊花。宫廷内大兴爱菊之风，贵族们也栽菊、赏菊。观菊会向更多广泛的社会阶层发展
菊是从中国引进的，它的引进进一步激发了平安朝文人墨客对汉籍的兴趣。菊那华丽、闲寂的风度很合日本人的情趣，否则它不会受到日本人的欢迎。《日本纪略》长元三年九月十二日称菊为“第一花”。《本朝无题诗》第二卷称菊为“草中王”（藤原通宪诗）、“百草花”（藤原敦基诗）。丹羽鼎三称“春樱”、“秋菊”对日本花卉的双璧，诗歌、绘画经常把她们作为咏叹的对象。
镰仓时期以后，日本文献几乎不再有关于菊栽培和鉴赏的记载。不可思议的是，就是在贵族化的东山文化时期，在用绚烂豪华的美术编织起来的桃山文化时期，诗歌、绘画作品中竟也没有提及菊。然而到了江户时代菊得到了分化发展，出现了许多品种的珍英丽花。以元禄中期至享保时代和文化至文政时期为两个高潮，进行了菊花品种的改良，还有人篡写了《菊花行品定秋意古新集》（正德三年）、《花坛菊花大全》（享保二年）、《菊花坛养种》（弘化三年）等。
日本的菊花分大菊、中菊、小菊。所谓大菊是指馥郁之香和轮廓明显的一朵一朵的菊花。而中菊、小菊则作垂盆和盆栽之用。日本人不喜欢菊的正常花形，有意将它们弄成千姿百态，风韵各异的造型花，其中比较有名的菊花品种有“江户菊”、“伊势菊”、“嵯峨菊”、“肥后菊”、“美浓菊”等等。 日本民间工艺“菊人偶”久负盛名。文化三年制作菊人偶的巢鸭植木屋就已发展成有三十多间工作间的大作坊。他们制作的穿着印有菊花图案的和服的歌舞伎人偶很快赢得了广大日本庶民的喜爱。当然，这同当时社会上大兴植菊之风是分不开的。
竹
自古以来日本各地均有竹子分布。竹子除了被人们当做竹编、建筑材料以外，晚春初夏之时破土而出的竹笋也是日本人喜爱的天然食品。同时它作为一种装饰品，种在庭院里，婀娜的风姿可供人欣赏。据《古事记》黄泉国记载，当时的人将竹梳视为一种咒具，投竹梳以避鬼邪。《万叶集》中也多次提到“竹五（竹球）”，它也是一种咒具。第三卷大伴坂上郎女祭神歌中有“繁贯垂竹五”的描述。竹五（竹球）即是将竹子切成小段，然后串连起来的项圈，是神灵寄宿之地。有关“竹取翁”的传说，在日本家喻户晓，孺幼皆知。有趣的是，竹取翁传说在日本竟有两个版本。一个出自《万叶集》中有关竹取翁的传说，另一个则出自《竹取物语》。竹取翁故事的基本梗概就是一位老公公以砍竹为生。一日突然发现竹林里有一竹子发光。之间那竹子的竹筒里有三寸小儿。老公公将小儿带回家中抚养，从此二人相依靠为命，生活美满幸福。
思维方式
谈起日本人思维的特点，大概有以下几点：
（一）从属的、单纯的；
（二）融合的、同化的；
（三）现实的、实践的；
（四）乐天的、明朗的；
（五）宽容的、温和的；
（六）敬雯的、重礼节的；
（七）纤巧的、艺术的。不足之处：缺乏理论，思维受到派阀影响，处于闭锁状态中。善于模仿，缺少独创精神，情绪不够稳定。
有关日本民族的思想形成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有的日本人认为，在儒教和佛教传入之前，日本人没有思想。有的日本人则认为，自古以来日本民族固有的思想及道德——神道就存在。这两中说法都存在一定的片面性。
战后，随着日本的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宗教学、民俗学等诸学科的发展，古代日本人的思想轮廓已经划分出来。城户幡太郎的《古代日本人的世界观》（昭和五年，1930）和《国语表现学》（昭和十年，1935）从语言心理学的角度论述了古代日本人的思想。这两部著作至今仍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城户幡太郎反对就事论事的立论方法，主张从人民生活方式的角度即从美术、学术、道德、宗教等所谓的文化形态入手，在同外国的有关方面进行比较研究以后，发现日本民族特有的性格。他还认为，所有的文化意识都必须通过语言进行表达，所有通过日语的独特表现法，自然可以领悟民族的思想意识了。
对现实持容忍态度的思维方式
中村元在《东洋人的思维方法》中指出：“在日本人的思维方法当中最基本的原则是，原封不动地肯定为了生存所处的自然环境或者是各种客观条件。他们往往把所有客观现象视为绝对的东西。”明治以后的哲学家称这种思维形态为“现象即实在论”。古代日本神观的特点是，相信世间许多事物都存在神灵。他们习惯将人间神以外的各种神也都一并人格化，祖神化。日本神社便起源于这种思维方法。同时，日本人在接受佛教影响的问题上也持相同的态度。日本人根据这种思维方法接受、消化佛教哲学。从中国传入的唯识论有各种各样的系统。日本人没有接受强调空洞理法的正统唯识论，而单单接受了强调现象（世俗道理立场）面的唯识物。日本的天台学不同于中国的天台学，由日本古代天台学者创造的教学体系，尽管沿用了中国佛教术语，但其根本思想却有很大不同。日本天台的特点在于重视“事”（物）超过重视理（论）。此外，日本的儒学家并没有全盘接受理气二元论，而仅仅成了唯气论者。谣曲《游行柳》、《杜若》、《西行樱》中有关草木成佛、蝴蝶成佛的说法都基于肯定现实的思想。以上提到的日本人的这种特点，就是在自然科学十分发达的今天，依然保留下来。例如，日本人习惯在“水”、“茶”等字签名加上敬语“御”字。在日常会话中时常对事物使用敬语的民族，可能只有日本。
爱大自然的思维方法与日本特殊的地理条件有关，处于季节风地带的日本列岛，其自然环境与其说是与人作对的压迫人的，倒不如说是与人相融洽的，使人感到亲切的。日本人不是处于与自然对立的角度，而是始终处于与自然一体的角度看问题。世界上的各种宗教都将现世比作秽土，将来世比作乐土，只有日本的民族宗教（原始神道）承认现世的价值。日本人将中国传入的佛教变成以现世为中心的宗教，强调“即身为佛”的理论。
尽管日本人宗派的、派阀的倾向十分明显，但他们从来不同持不同意见的人力争。在处理社会的现实问题方面，他们始终采取一种稳妥的政策。神佛合体，接受佛教使其成为民族的宗教，尽量减少佛教同神道的摩擦。
折衷主义的思考与个别主义的思考
容忍现实的现实主义思维方式造成了日本人精神生活中的两个独特的思考。一是折衷主义的思考态度，一个是个别主义的思考态度。这两者绝不是两个毫无关系的个体。
日本人默默地承受现实给予的一切。即使有时出现相互矛盾或者完全对立的事物、现象，日本人会同时承认这种完全矛盾或者对立的现象、事物，不怀疑，不拒绝。由于日本人彼此间富于宽容、姑息的感情，所以他们能够面对各种各样的思想采取极其融洽的立场。但是，这种“Ａ不在Ｂ，Ｂ不在Ｃ”摸棱两可的态度，很难引起理论上的争论，因此也很难获得普遍真理。使日本人陷入无理论或者反理论的境地，最终导致无组织的反科学主义、直观主义、行动主义，在某种极端的场合，还会导致接近神秘主义的“个人体验的绝对性”。战争期间大力提倡的“日本式世界观”、“日本主义哲学”均属于缺乏普遍性的机会主义。 西方人来到日本，使他们惊叹不已的是，一个日本人竟能够同时接受几种信仰。按照日本人的习惯，在神社举行婚礼，用儒教的道德标准指导日常生活，死后葬在佛教寺院内的墓地。如果是知识分子的话，他很可能还有基督教信仰和马克思主义信仰。他们从不怀疑各种宗教和世界观在自己的头脑中是否能够和平相处。这一度使外国人怀疑日本是否有真正的宗教。
折衷主义对日本学术界的影响也是十分深刻的。近代儒学、朱子学、阳明学、国粹学均在日本兴盛起来，由此出现了“折衷主义学派”。他们主张广采诸学派之所长，避其所短。学问的本质内容重于形式。井山金峨经过取舍选择，提出训诂以汉、唐注疏，道德已宋、明学说，诗以中晚两唐诗歌，文以唐宋八家为准的思想，至今日本学术界仍然沿用“折衷主义学派”的称呼。
日本人普遍使用一种特殊的思考方式，即始终根据个别的、特殊的信仰认识普遍真理。天皇意识形态就是这种个别主义思想方式的典型。直到今天，支持天皇制的人们仍然一味强调日本国的特殊性、个别性，而不愿意从普遍真理的角度进行自我反省。日本人过分地强调这种特有的个别主义的思考方式就看不到事物的普遍性、一般性的一面，使自己陷入非科学的、非理论的思考方式之中。战争中日本人所犯的错误并不能说与这种个别主义的认识毫无关系。
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基础的思考方式
日本语回答否定式的问题时，习惯同西文完全不同。例如“您知道了吗？“”是，不知道。”实际上，日本人并不是就事论事地回答问题，而是针对对方的回答首先用“是”表示一下我听到了这句话，然后再回答实质性的问题。日本人十分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便造成日本语言中敬语层次十分复杂的局面。实际上，日本人使用名称代名词的时候，必须考虑对方的身份以及与自己的亲疏关系。除了人称代词以外，就连名词和动词的使用，也讲究适当的分寸。中村元称它为“会话中的礼仪”。尽管其他一些东方国家在封建制度十分发达的阶段，曾经使用过这种方式，但都未达到日本的程度。对于日本人来说，人伦共同体的存在往往优先于个人的存在。在认识自己之前，必须认识特定的人与人的关系。
今天的日本人会毫不犹豫地考虑到座次的问题。和歌森太郎在他的小论文〈日本人的权威感〉中谈到座次的先后顺序他谈到：（１）首先注重信仰的作用。除了神事、佛事仪式以外，日常会见也总是将专职神“官、僧侣安排在上座。这种习惯大概沿用了古代的风俗。（２）根据职位安排座次。发布命令者往往座上座。（３）根据财产的多少决定尊卑，安排座位。（４）根据年龄安排座次。这里的年龄还意味着社会经历、社会经验等等。”日本人通过这种形式确定本人的社会地位。在由完全闭锁的人伦组织构成的水稻耕作民的社会共同体中，有十分严格的规矩，任何人都不可能打破它。日本人的道德及道德规范只不过是理念化了的共同体习俗。所以，尽管日本人十分重视发展体现闭锁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人伦组织——家和体现主从关系、因缘关系的国家的道德规范，但每个日本人却十分缺乏从个人的角度对道德的认识。七世纪以后，佛教传入日本。本来主张平等、否定阶级身份区别的佛教理论在日本竟变成了强调主从关系的教理。十五世纪日本茶道兴起，开始它以鼓吹新兴都市大商人的资本主义职业理论为主。随着时代的推移，它逐渐向近代封建社会的身份制度、武士的统治政策妥协了。近代的儒教在建立武家政权的理论方面起过很大的作用。这种理论注重人伦组织往往超过注重真理，真理只有在能使人伦组织合法化、合理化的时候，才被承认。
这种现象一直延续至今。这里借用中根千枝的论述：“明治以来知道今天，日本式经营管理一贯站在„企业即入‟的立场。经营者与职员以工作为媒介，缔结一种契约关系。正如经营者经常说的那样，是靠„主从因缘结合起来的伙伴‟。这种关系甚至可以同夫妻关系相匹敌。这种强行的集团一体感形成了自我封闭的环境，产生很强的孤立性。同时它必然酿成固定的家风、社风。它们成为各个小集团的标志，进一步促进了集团化的形成。此外，也形成了家人和外人有差别概念。人们往往把处好与„家人‟的关系当作头等重要的大事。” 露斯－本尼迪克特也有一个论述：“日本人喜欢吵架，同时又很温顺。他们既是军国主义的，又是审美的。既是放荡不枭的，又是很讲礼貌的。既顽固，又很顺从。既是忠实的，又是不忠实的。既是勇敢的，又是歇斯底里的。既是保守的，又是欢迎新东西的。”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翻译介绍到日本的时候，曾经遭到保守派的批判。但是，几十年过去了，人们不得不对它作出科学的评价。正因为日本人的思维方式是以人与人的关系为基础的，所以他们往往忽视制约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普遍次序。只要对他的关系网内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利，他们什么都可以干，并且对罪恶缺乏敏感。
倭魂、日本魂、大和魂
提起倭魂、日本魂、大和魂，过去接受过军国主义教育的日本人马上联想起血腥的战争场面。今天日本的**分子仍将日本魂同军国主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根据科学的历史分析，大和魂与武断的军国主义的结合仅仅是近百年的事。
最初使用大和魂一词是十世纪末、十一世纪初。当时问世的《源氏物语》乙女卷提到了“大和魂”和“学才”。这里的学才是指汉学知识，了解中国的典故，通晓中国的诗剧是男子的骄傲，也是男子成名成家的必备条件。这里的“大和魂”是指自主的气魄，处世的才能。总之，学才是指有关的汉学知识，文章道，大和魂是指日本固有的思想。
然而，有关大和魂的解释并未停留在这个水平上。到了平安时期，大和魂被喻为“女性的心境”，而学才被喻为“男性的心境”。平安朝初期的思潮是完全唐化的。从法制到风俗以及文化艺术全部模仿中国。在诗歌领域，继汉诗体诗歌集《万叶集》之后，又出现了《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等。嵯峨天皇时代是中国式文化的鼎盛时期。从贞观时期开始，日本国内出现国风运动。由于唐朝的衰亡，停派遣唐使等原因，延喜年间日本化运动迅速兴起，导致日本固有文化的发展。其中假名的发展最具有代表性。在现存的日本古文献中，《宇津保物语》（983年）最早出现假名的提法。故事中的主人公清原仲忠为若宫提供的书写练字用的字帖，是按照男书、女书、片假名、苇手的顺序书写的。另一个故事《藏开中》则是按照女书、草、片假名、苇书的顺序书写的。由此可见假名的发展经纬。这里提到的“男书”是指奈良时代出现的万叶假名的楷书及行体书，平安时代的“草书”是按照男性自然书写的习惯派生出来的书写体。而平假名成称为“女书”，成为女性专用书写体。这种女书（平假名）的书写方法较男书更为放开，成为一种十分随和的字体。奈良时代以后，宫中一切册昭、太政官的达文及官方公文均用汉文书写。所以人们习惯将汉文（真名文）成为“男文”，将和文（假名）称为女文。可见大和魂原本是平和的、流畅的女性意境的集中表现。
公元十世纪末、十一世纪初出现的大和魂在以后的八百年岁月中始终保持了它的原意，仍为“女性的意境”、“女性的心思”的表现。到了江户时代中期，日本国内出现了国学，研究复古主义文学的倾向也随之兴起。从这时起历来作为平安朝女性文学精神的大和魂便有了新的解释。将大和魂转变为“雄武”思想的人名叫平田。平田在文化六年（1809）的讲演笔记〈古道大意〉中主张“御国人生来尚武正直，是曰大和心、御国魂。”以后又有人提出了“大倭心”、“大和魂”的说法。平田的“大和魂论”是在日本幕府末期面临深刻社会危机，外国船队不断进入日本的社会背景下诞生的。大和魂当时的立论根据是“尊王襄夷”思想。平田的大和魂论作为国学很快在民间传播开来，成为日本各阶层人士都可以接受的思想。可见大和魂、大和心同武力主义、天皇制的结合仅有一百年的历史。国学的胜利是以明治维新的形式出现的。在建立天皇制绝对主义国家的过程中，武断的尊王襄夷思想被近代化、现代化、理论化。完全丧失原意的、近代尊王襄夷思想的产物——大和魂，二十年代将日本人民引入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歧途，使许多年轻人失去宝贵的生命和年华，这段不幸的历史，日本人民至今不能忘怀。
武士道
提到武士道，人们自然会把它同日本军国主义忠君爱国的大和魂联系起来。这如同大和魂的本意并不是尚武一样，日本人对武士道的曲解完全是后来的反动思想家、神道家的宣传造成的。
实际上，明治以后，“武士道即大和魂（日本精神）”的说法才在日本的思想家、神道家当中传播开来，很快在思想界占据了统治地位。“武士道即大和魂论”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类。
一、武士道早在日本国开国之初就已存在。
二、尽管武士道是在武士勃兴之后出现的，但其渊源一直可以追溯到建国精神，以上两种论调大致相同，认为武士道起源于上古时代，其实是缺乏充分的历史根据的。
法。根据文献记载，武士道的历史还不足四百年。它比茶道、花道的历史短的多。
开始，武士道只是作为一种道德原理，要求武士们遵守，并没有成文。桥本实认为：“武士道原本不过是为了维护镰仓武家社会制造出来的封建道德。镰仓时代，武士道的内容是从者（御家人）接受主君（将军）的恩赏（包括领地、职位、推荐补任朝廷官职）必须回报（亦称忠节），履行三个义务即军事性服务（战时服务、平时服务）、封建的义务（营中服务、旅行外出的供奉、社寺的警卫、公事服务）、封建援助（向将军家进贡、献纳）。简而言之，武士道实际上是提倡“服从”的道德，“提倡”隶属的道德，同时也是提倡”献身“的道德。对于镰仓时代的武士来说，尽忠的直接对象不是皇室，而是封建主君——将军
。主君除了保护从者的生命财产以外，还要给从者土地作为赏赐。作为回报，从者（武士）必须尽各种各样的义务。武士的这种忠节，是从私下缔结的主从关系当中派生出来的“情谊”，起基调充满利己的、物质的欲望。从南北朝时代开始，经室町时期到战国时期，历经二百余年，武士的思想基本上没有多大的改变。
德川（家康）氏创造的江户幕府时代，武士的主从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巩固。由于外族、诸侯逐渐强大，对幕府的统治形成巨大的威胁。面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德川家康提倡用儒学教化武士，通过提高武士色社会地位（武士居士、农、工、商四民之首），唤起武士们的廉耻心，养成自重的习惯，注重道义上的修养。这种道义思想与其说是一种新的独特的伦理思想，倒不如说是对儒教思想的发挥。最初武士道起了很好的社会作用。
本来与尚武毫无关系的武士道后来被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利用，并由此制造一场历史悲剧，这个教训是值得深刻反省的。
日本的道
日本有许多道，如歌道、书道、茶道、花道、香道、武道、剑道、柔道、弓道、医道。进入昭和年代（1925）以后，道的范围更加扩大。体育和娱乐系统称道的也多了起来。相扑道（角道）、棒球道（球道）、棋道、三弦道、酒道、麻将道等新名词不断出现。小说《姿三四郎》生动地刻画了明治初年柔道馆的优秀选手为把柔术变成柔道所经历的坎坷。可见日本庶民的思想当中，道是一种生命原理。军国主义时代道为什么能够被一下撮人所利用，这也是日本人民今天应当进行反省的课题之一。
《古事记》、《万叶集》中的道是针对具体事物的。《古事记》中的道即道路、街道的意思，偶尔从道路之意中派生出旅行的意思。只有大伴旅人、山上亿良等受中国影响较深的文人墨客例外地将道比喻成世间之道。《日本书纪》的道泛指现实的、具有现实生活意义的东西，理则泛指超越现实的哲学原理。当时，道与理是有区别的。根据《日本书纪》“神纪代”部分记载，朋友道是指吊唁朋友的仪式。“景行纪”夫妇道意喻男女同的事实。此外“神代纪”的不知其术中的术发音也用了mipi（同道发音相同）。可见当时的术（mipi)也表示技术、科学的意思。由于佛教的传入，《日本书纪》三十卷后半部分当中，意义高深的、比较抽象的道的提法逐渐多了起来，如“天之道”、“神道”等等。
古代日本意指修炼、实践的道，经近代封建主义儒学家的加工，逐渐形成深邃的形而上学的原理。江户幕府时代，自从宋学（朱子学）成为日本的官学以后，道更加神秘化。原始儒教中的道主张“子曰：吾道一以贯之”（论语）是注重实践和个人实践的。到了十一世纪，宋代的程朱学将道路论化，将它解释为存在于天地之间的普通原理。朱子认为道是“事物当然之理”。孔子死后，时隔一千七百余年，宋代佛教的精辟思想对儒教施加了很大的影响。儒学家们一改往日训话、注疏的研究方法，开始重视形而上学的思想。朱子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输入日本，并被幕府统治者利用，从理论上证实了江户幕府统治机构的合法性。
通过以上事实可以了解到，日本心中的道，本来是实际的、自发的、个人的东西，也可以说属于一种生活技术。就连茶道、花道、歌道的高深思想也是由近代的御用学者后来创造的。
回避真名的习俗
自古以来日本人就不习惯让别人称呼自己的真名。而用场所宅邸、方位、官职作为真名的代称。直到今天，有些日本人称呼自己尊崇的人时仍使用“大讥的阁下”、“目白的令夫人”、“掘之内的先生”等等称呼法。战后，随着电视事业的发展，这种习惯已有所减少。
穗积陈重在他的《真名敬避俗研究》中指出：“真名敬避习俗是一种禁忌。禁忌是人类共有的普遍现象。日语的禁忌包括
一、接触禁忌；
二、观视禁忌；
三、称呼禁忌。而真名敬避习俗与第三条有一定的关系。”“名称素来不过是标志事物存在的符号而已。而文化水准较低的民族却将名称与实体视为同一体。名称如同身体的一个组成部分。称名道姓就如同接触了尊贵的身体，等于亵渎了人的尊严。
在日本真名敬避习俗可分为三种。
一、秘名俗；
二、避讳呼俗；
三、避讳书写俗。其中秘名俗最为典型。君主的姓名对人民历来是保密的，所以特设尊号取代名字。避称俗禁止普通人称呼君主或者有身份的人的姓名，否则就要受罚。随着文字的发展，这种避讳又表现在书写文章、书信方面，出现了错字、缺画、平出、抬头等书写形式。这种习俗不仅限于对君主和首长，在民间也十分普及。这些都是受了中国文化的影响。
世界上日本人的名字大概是最多、最复杂的。下面顺便介绍日本人姓名的知识。栗田宽在他的《古人名称号》中将古代日本人姓名非为十六种。
1、伦理名；
2、住处名；
3、禽兽鱼虫名；
4、染色及方位名；5四季风雷雨雪名；
6、由官职名引申的；
7、日用器具名；
8、国郡乡里山川名；
9、形体性质类名；
10、大小宽窄长短上中下类名；
11、金钱五石名；
12、草木稻粮名；
13、详瑞年寿类名；
14、儒佛类名；
15、工匠类名；
16、氏类名。
渡边三男修正以上分类，提出二十种分类法。下面简单介绍他的《日本人的姓名》。
一、有关人际关系的姓名：巨势人、父麻吕、弟雄、三郎、比壳、虾夷、韩子等等；
二、有关住处的姓名：家麻吕、大宅、御室、仓梯麻吕、石庭。
三、有关动物的姓名：比良夫、虏、蜂麻吕、蚁臣、赤猪、鲸、坚鱼、入鹿、龙、真鹫、赤鸠、凤子等。
四、于植物有关的姓名：菅麻吕、福草、罢葛、木实、乔木、松子、温雄、橡姬、小梨、夷姬等。
五、与矿物有关的姓名：金、银、磐、石麻吕、坚石、真水等。
六、与天象有关的姓名：高天、日之媛、朝日雄、星雄、雷、雪麻吕、春子、秋生、真冬、朝雄。
八、与方位有关的姓名：东人、西子、南麻吕、贵多雄、奥麻吕等。
九、与官职有关的姓名：马饲、鹈甘、猪养、禾守、园守、船公、土师、史、军等。
十、与职业有关的姓名：萁造、鞍作、船人、衣缝、鹰取等。
十一、与日用具器有关的姓名：幡媛、铠、佩子、小戈、锥麻吕、梁麻吕、墨绳、财等。
十二、与服饰、色彩有关的姓名：衫子、蔓麻吕、裙代、紫女、黑麻吕、阿椰等。
十三、与地名、地形有关的姓名：国麻吕、牟罗、难波麻吕、吉备人、伊势子、吉野、伊贺彦、淡海、富士麻吕、秋原、笙、泷雄、春江、凑、大海、小岛等。 十
四、与身体有关的姓名：乳、娘、长发媛、额、毛人、丑麻吕、兹麻吕、偶偻等。
十五、与动作有关的姓名：真足、继麻吕、手柏、蹶速、声姬、旅人、抱、好、弼、融、舒、开、光、胜、盈、站等。
十六、与存在有关的姓名善麻吕、与麻吕、愚麻吕、真秀、高子、弥高、真永、明、常、直、弘、精等。
十七、与数量、顺序、位置有关的姓名：数子、小数、万千足、千寻、八千代、五百国、百村、百子、三成、真仲、仲子、仲麻吕、上子等。
十八、与神儒佛有关的姓名：久奈都、琼窑、训儒麻吕、孟子皇女、阿弥陀、僧麻吕、君子、五常、中庸、文雄等。
十九、抽象类的姓名：德足、道德、吉祥、磨心、真事、礼麻吕、吉事、真福。
二
十、与氏有关的姓名：柿木猿、橘诸兄、蓑笠麻吕、船小乩、淡海三路、加茂大川、石川鱼麻吕、橘干枝、花山花麻吕。
从姓名看日本人的女性观：日本古代女性将自己的姓名告诉男人，就等于将自己的身体许配给对方。提到女性的名字就如同接触女性身体一样。可见这是名、物一体的原始心境的反应。
看一看北家藤原氏的家谱，就可以发现古时日本贵族女子的姓名如高子、顺子、明子、多美子、赖子、温子、庆子、安子等同今天普通日本女子的姓名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在日本平安朝时期，在名字中加“子”是贵族女子的专利。
寿岳章子的《从姓名话妇女的历史》从分析江户时期丹波渔村一马路村妇女的姓名入手，将古代与现代日本女性姓名中与动物有关的姓名占多数，与植物有关的姓名也很多。其比例同现代日本妇女的姓名不相上下。植物类姓名中与喜庆有关的植物名居多。
二、江户时代平民妇女姓名中见不到一个“子”字。另外，名字全部用假名书写，不用汉字。由此可见，江户时期庶民妇女的名字均为两个假名，而且没有使用**子的姓名。到了明治时代，取消了所有的身份、阶级差别，所有人都可以用汉字起名，也可以使用“**子”了。当然，着也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明治十年（1877）庶民女子起名**子的还很少见。明治二十年（1887）年达总数的20%。明治三十年（1897）年达40%。大正十年（1921）达75%。昭和十（1935）年达85%。这种现象说明日本妇女的社会地位逐渐提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则更加自由，生下女孩子，完全可以按照自家人的心愿自由地起名字。
孩子本位称呼法与日本人的儿童观
今天的日本已进入核心家庭（夫妻与孩子为单位的小家庭）时代，新婚家庭夫妇之间称对方“暧”、“你”、“喂喂”的十分普遍。但是，一旦夫妇俩有了孩子，夫妇之间的称呼马上就改变了。妻子一般称丈夫为“爸爸”、“父亲”。丈夫一般称妻子“妈妈”、“母亲”、这种变化对日本人来说十分自然。老年夫妇之间也十分自然地以“爷爷”、“奶奶”相称、这种称呼上的变化，在欧美国家很难找到，这种“孩子本位称呼法”是日本人固有的传统习惯。
B、泰勒在他的《原始文化》首次提出“孩子本位称呼法”的概念。原始社会中一旦孩子出生，双亲及双亲的亲戚从此不再使用原来的称呼法。而是以出生的孩子的父亲、母亲、伯父、伯母的身份相称。例如，一位名A的男子同一位名B的女子结婚，部落里的人仍按以前的习惯称A和B，一旦A、B的孩子Y出生以后，部落里的人不再用以前的称呼，而是用“Y的父亲”、“Y的母亲”的称呼法称呼A、B。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部落里的人仍按以前的习惯称呼A和B的话，就意味着对A与B的一种蔑视。
在日本最初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是河村只雄，他曾在与那国岛调查“孩子本位称呼法”。他在后来写的《探索南方文化》（1939）中介绍了那里的情况。“与那国在夫妻结婚后还没有孩子的时候，丈夫对妻子的父母，妻子对丈夫的父母仍然使用原来的称呼。一旦有了孩子，旗子对丈夫的亲兄弟的称呼，丈夫对妻子亲兄弟的称呼都以孩子为中心，发生很大的变化，即妻子称丈夫的父亲及父亲的兄弟为“祖父”。称父亲的姐妹为“祖母”。称丈夫的兄弟为“小父亲”，称丈夫的姐妹为“小母亲”。与此同时，丈夫对妻子的兄弟、姐妹的称呼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孩子出生后，夫妻间对彼此的亲兄弟、姐妹的称呼变的十分有趣。这时妻子称丈夫“新丈夫”，丈夫称妻子“新母亲”。妻子的亲兄弟也称她的丈夫“新父亲”。丈夫的亲兄弟也称他的妻子“新母亲”。其意是新出现的父亲、新出现的母亲。这就是所谓的站在孩子的立场的“孩子本位称呼法”。与那国的这种称呼法与其说是夫妇中心主义，倒不如说是父母子女中心主义。除了与那国地区以外，河村只雄还去过宫古群岛，调查了伊良部岛地区用长子本位称呼法称呼父母的习俗。河村认为，同与那国相比，伊良部岛的长子本位称呼法要单纯的多、明快得多。河村假设了这样一个家庭，父亲名朝教、母亲名松。长子名朝敬、长女名鹤，次子名朝元，次女名灶。如果母亲松外出，村里的人绝不会说：“松去哪里？”而一定会说：“朝敬他妈去哪里？”父亲朝教参加村里的聚会，村里人敬酒时一定会说：“朝敬他爹喝一杯吧！”这种称呼法至今在日本内地还保存着。实际上日本各地（以关西以西为主）均保持着这种习俗。在山口县地区，还保留着“朝敬的父亲”、“朝敬的父亲们”的说法。
日本的这种习俗是“水稻种植民族儿童观”的具体表现。它与欧美各国的“夫妇本位称呼法”有很大的区别。日本的祖先视婴儿的诞生为“神的诞生”，孩子生下来，全村的人都要集合起来为他祝福。日本民间有许多产儿、育儿的仪式。今天日本的七五三仪式就是童子开始由“神“变为人的庆祝仪式。
日本的乡土意识
恋乡，爱乡的感情决不是日本人独有的。但是，其强烈程度却十分罕见。在外国人看来，它甚至达到了异常的程度。日本移民在国外只同本国人聚在一起，绝不与异民族融合。即使有人在外获得成功，他们也会归心似箭地返回家乡。日本人的故乡往往不是风光明媚、物产丰富的地方，而是贫寒的、自然条件比较落后的地方。这些海外游子依恋故乡山河之情，并不取决于自然风貌，他们回来寻找的，往往是孩童时代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某些象征。在日本人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中，时而残酷，时而温和的自然风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掘一郎的《热爱乡土之心》分析日本独特的乡土意识、爱乡心。在人格形成过程中，自然环境、遗传、社会遗产、集团（社会）四个方面起决定作用。而“故乡的山河、家乡的象征”无意识地集中体现了这四个决定方面。故乡的“故”代表古、旧、昔的意思，同时也包涵经过的成分。也就是说它既是起源的、原始的，同时又是历史的、经历的。
从很久远的历史时代开始，日本人就形成了强固的定居农耕生活。这一历史事实使得日本人同乡土紧密地结合起来，使他们产生了人与乡土的一体感和不可分割感。游牧民族则不同，他们往往根据猎物和牧草的情况迁移。所以这些民族往往善于根据水草自然条件及季节变化调节自己。然而农耕民族的生活是以占有一定的区域为基本条件的，他们不能通过自己的意识及生活上的方便改变自然环境，顺应自然规律。这种生活状态与植物十分相似即不能离开土地，必须与土地共同生活。对于日本人来说，自然水土与人类生活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生活的大前提。在他们看来，自然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生活的自然，社会的水土
。这种意识始终是日本人自然观中的特殊成分。
掘一郎还对乡土及乡土意识进行了如下解释：山河、森林、四季变化、老家、神社、寺院、墓地不仅仅是一种客观存在，它们同人们的生活、劳动、交谈、感情、家族、同族、亲戚、村人以及有关的春秋祭祀、年节仪式、冠婚葬祭、礼仪、人情、联络、共同劳动、共同习惯以及与土地有关的传说、禁祭、有着不可分的联系。由此引申出来的传承、文化活动称“乡土复合”。它们是在特殊的自然环境中培养出来的人格、心性的感情表现。长期居住在村子里的人往往不会自觉地意识到这种感情的群在。但是，他们一旦知道、了解了异乡的时候，这种感情才开始形成。脱离乡土社会、置身于不同的社会环境、通过比较，认识到自己的故乡的生活方式、风土人情，于是人们对生活在异乡的同乡人表示好感，并根据这种同类意识组成特定的集团。人们称它为“乡党”。当然，永久居住在村子里的人也有“乡土意识”。在同其他地区的人交涉的时候，竞争意识急剧上升。这种竞争意识的产生往往是以强烈的优越感为基础的。人们常说的“爱乡心”也是乡土意识的一种表现。
竹内利美认为，日本人的乡土意识最初出现在中世纪的武士阶层当中。武士政权的建立使武士不得不经常离开家乡，到其他地方执行任务。近代由于交通日趋发达，更加激发了身居异乡的人们对故乡的思念。此外，近代流入城下町的町人们（城市人）多为农村出身。这些人一般都是农家的二子、三子，为了经商，学手艺才到城市来生活。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人，憧憬故乡，希望有一天能回家乡光宗耀祖。他们正是坏着这种美好的愿望，对待严酷的现实的。不少人的商店竟是以故乡命名的。明治以后，日本城市的发展突飞猛进，为了立身出世，许多农村青年涌入城市。他们结成乡党集团，其目的主要是为了介绍职业，内部形成了按先辈、后辈顺序排列的“主从关系”。在热爱乡土的同时，结党营私，只为小集团谋利益的弊病也应运而生。一直到今天，在国会议员的选举中，这种影响依然存在。
情谊与人情
日本人待人处事之中首先考虑的是不能缺少情义。一些初到日本的外国人很难理解日本人的所谓情义。这是因为情义这种生活规范并不是人类共有的普遍准则。
战后，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被翻成日文。她对情分的分析给日本学者、知识分子以很大的冲击。露丝-本尼迪克特认为，在日本人经常提到的话题中，没有比情分更使人吃不消的了。如同人必须尽义务一样，人情必须偿还。美国人认为，情义与义务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尽管如此，情义仍可称得上人类学家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文化中众多范畴中十分少见，但十分珍贵的东西。他是日本特有的。如果不充分认识日本独特的“人情”概念，就很难理解日本人的行动方针。本尼迪克特将日本人情分为几类。
一、对社会的人情。包括对主君的义务，对近亲的义务，对他人的义务，对远亲的义务。
二、对名誉的人情。包括受到别人侮辱、诽谤时，洗刷污名的义务。不承认自己失败的义务，履行日本人的礼节的义务。
日本式人情的具体表现为冠婚葬祭的时候家与家之间的互助关系。改建、新建住房遇到困难以及遇到灾害疾病时的互助关系。年初给尊长、上级送礼，亲戚知己间互赠礼物的惯例都是日本情义关系的具体表现。在这里情义意味着规定日本社会关系的一定的生活规范。正因如此，在日本父子关系、主从关系、师徒关系、上下级关系中上者对下者的关系不仅仅表现为权威式压迫。无论个人对社会关系、上下级关系、对等的关系、个人的关系、家庭的关系、集体的关系的立场、意志、感情都作为情义的表现，或者顺从，或者对立。日本的道德正是产生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说情义意味着公，人情意味着私。在现代的企业组织中，在现代官僚制度中，情义都根深蒂固地存在。 这种形式在某种特殊制度的概念一家的问题上则表现为：家长起着代表家的作用。他的个性行为受到限制。同时，家庭的所有成员都把将个人的私（人情）奉献给家的公（情义）看作最高的道德。由于家长代表家，所以以家长为中心的家族关系是家的次序的基础。为家长服务就是为公，家庭成员个人的事为私。对于家族成员来说，为公服务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义务。现代日本企业、官僚组织中情义都根深蒂固地存在。在大企业和官僚组织中，与公的关系同时并存的成员间相互的个人的私关系，多以家的形式结合在一起。这种私的关系中也包括公的关系。工作场所下级感受到的情义是上级的照顾和恩惠。同事之间也通过互相照顾，共同体会情义的存在。日本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同一企业体、官厅机构，公的关系往往表现为私的关系。或者说往往同私的关系联系在一起。
恩
同情义一样，日本人日常谈话中时常提到“受恩”、“不忘恩”、“报恩”、“忘恩”等。职员根据年限领取“恩给”（养老金）。尽管平日没有感受到老师多少好处，但在毕业仪式举行之前，一定要举行谢恩会，招待自己的老师，并称老师为恩师。百货公司和商店平日对顾客并不那么在意，年终和结算的时候一定要利用库存举行“谢恩大贱卖”。这是因为“知恩必报”的日本人道德心性在起作用。这种思维方式很早以前就存在于日本社会中，直到今天仍在起作用。
露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对日本人的恩进行了精辟的论述。本尼迪克特指出：在日本，恩人就是债权者。某人领受了上司或者他人的好处后便会产生一种不愉快的劣等感。如果哪一个日本人说他受了某人的恩惠。这就是意味着他今后必须对某人承担一种义务。他必须称债权者即恩惠给予者为恩人。
近代封建社会的法令、家宅、训诂书、文学作品中到处可见恩的意识。除了武士以外，一般市民、农民也十分强调恩的思想。对于他们来说天皇恩、父母恩、他人恩、主仆恩均与国家有关。除以上四大恩以外，还有祖先恩、主人恩、师傅恩等等。
原始自发的施恩——受恩——报恩的契约关系。封建社会后期逐渐规范化。直到今天仍然留在现代日本人的思想中。这种纯属近代封建道德的恩，今天仍然是指导日本人日常生活的准则。
名与耻
由日本封建社会培养出的特殊的社会意识中，有一种“惜名知耻”的道德规范。明确提出这种思想的是封建社会初期的镰仓幕府。然而早在平安时期，社会上就有“将门欲扬兵名于天下”、“可怜先灭己身，后扬他名”的说法。就在武士刚刚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就十分强调名的思想。
这种名与耻的思想经过室町时代，在近代封建社会得到继承和发展。山鹿素行、大道寺友山曾大肆鼓吹这种名与耻的思想，当然它是以武士的特权阶级的社会意识为基础的。通过强调“重名”、“知耻”的思想，使武士门产生比普通人、农民优越的感觉。名与耻是维持主从关系不可缺少的体面、面子。
从日本人的思维方式来看，他们重视存在于现实中的人伦组织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往往胜过重视个人的存在。在这基础上，日本人才考虑别人怎样看待他这个共同体成员。这就是名与耻形成的原因。换句话说，日本社会的基本构造是由对名、耻极其敏感的感觉性构成的。借用本尼迪克特的话来说，耻是日本人对他人的批评做出的反应。如果别人嘲笑，遭到拒绝就会感到耻辱。日本人对耻辱的认识往往超过对错误的认识。他们没有习惯在人前、神前忏悔。在日本只有祝愿幸福的仪式，却没有赎罪的仪式。
礼貌 人们称赞日本人懂礼貌。在外国人看来，日本人讲礼貌已经到了让人惊奇的地步。天文十八年（1549）曾去过日本的西班牙人扎比埃罗曾在他的书中写到：“在文化、礼仪、风俗、习惯方面（日本人）懂礼貌的程度远远超过西班牙人。”日本文政八年（1811）曾在松前蹲过两年监狱的葛罗宁在他的《日本幽囚记》中写到：“日本人彼此很讲礼貌，不仅下级对上级，就是同级的人彼此之间也很讲礼貌。把腰弯下去，恭恭敬敬地鞠躬。特别是向对方表示敬意的时候，双膝紧闭，跪在地面。日本人外出遇到熟人竟能说上几分钟的寒暄语。不说完这些话，他们决不会干其他要紧的事情。在这里，他们总要互相说上三分钟的话，才肯交班。”直至今日，讲情理的老婆婆遐遇后，仍习惯说很长的寒暄语并相互施礼。
芳贺矢一的《国民性十论》指出：“礼仪是社会被分成上上下下的等级的结果。自己侍奉的主君之上，还有其他的主君。向自己的主君行礼为一种规格的话，向主君的主君行礼便需要更高的规格。由于等级不同，行礼的规格也各不相同。所以逐渐产生了等级森严的礼节制度。特别是到了足利（室町）时代——德川（江户）时代，这种制度更加完善。
幕府时代的词汇中，敬语出奇地多。相比之下，宫中用语的敬语却要少得多。西鹤的《武道传来记》中有这样一段故事：”某武士在马上向另一武士致词，对方认为这是失礼行为，故而大怒，并执意以决斗了解此事。“这段故事体现了封建社会武士阶级特有的礼仪。礼仪包括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尽管内容方面（道德方面即对对方表示敬意和尊敬之意）发生变化，但形式方面（仪式、作法。例如宗教方面的仪礼，互赠物品、访问、路上的礼节、礼服、食物烹调、使用敬语）却是极为固定的。
礼仪作为封建社会的产物，代表了主从、上下的身份关系。其实际内容本应随着封建社会的消亡而消亡，变得毫无意义。但是，在今天的日本，这种形式上的拘束仍然束缚着人们的手脚。老人们经常为年轻人不懂礼节而大动肝火。这就是最好的说明。
孝道
孝道也是日本人独特的思想方式之一。在日本人看来，孝道是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行为。
孝的观念是东洋特有的观念。印度、中国、朝鲜、日本将他观念、理论化。甲骨文、金文当中的“孝”是在老人面前摆放食物即用物质供养父母的思想。
日本的孝道并不仅仅表现为孩子对父母的敬慕之情，也不仅仅表现为晚辈对前辈的尊敬之情。日本的孝道还表现为后代单方面承担的一种义务。也就是说，尽管父母没有给孩子多少好处，仅凭生育之恩，就得全心全意为父母服务。这同相互间的感情没有多大关系。只是单方面地强调儿女方面的自我牺牲。为了表示孝顺，在去当新郎或者新娘的路上自杀或者出卖自身当妓女养活父母等都属于这一类。对于父母作出的这种牺牲，父母没有报答的必要。只需享受就可以了。
敬老人仍是日本社会极为关心的大问题。
农民根性
今天的日本仍然使用蔑视农民的词汇，如庄稼汉、乡巴佬等，但是，近代日本封建社会的因素——农民的道德根性仍然残留在人们的思想中。尽管人们接受过城市文化的影响，经过资本主义经济风浪的洗礼，但是，只要有一点机会，如遇竞选议员的选举或在村旁修建高速公路时，他们总要站出来，表现他们的农民根性。
如同“町人根性”、“职人（工匠）根性”一样。农民根性是近代封建社会的产物。日本著名社会学家福武直、松丸志摩曾对“农民根性”进行分析。第一，农民根性是从“家”的意识中派生出来的。农民世世代代在“家”中养成抑制个人欲望的习性。为了维护“家”，他们相互间显得多心，同时牺牲个人利益采取相应的行动。他们这么作完全是为了提高“家”的地位，使其经济变得富裕一些。这就是家本位利己主义的思维方式。除了本家以外，在亲戚、近邻当中还有本家、分家、族长、族员，每个“家”都在“家”与“家”的联系网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农民必须在他的“家”中维持自己的体面。他们宁愿将自己拼死拼活地劳动、近似吝啬的节俭中得到的钱，浪费在装饰门面上，就是为了“家”的意识。
家与家之间，过去和现在都存在一种历史性的联系。家与家的关系就是在恩与情义方面的互相帮助。这种由恩和情义组成的家与家的联系加上其他的联系，形成特定的村际关系。对于农民来说，在村子里农民根据各自不同的身份、阶层、地位严格遵守这种维护既成规范的。尽管一些下层农民对此不满，但是墨守旧的风俗习惯的保守主义是农民历来的处世方针。
町人根性
根据《倭名类钞抄》的解释：“町，和名玛柒、田区也”。日本的町是根据政治、宗教、交通的需要建立起来的。日本镰仓时代、商工业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商人、工匠作为独立经营者，其人数不断增加，当时大量的商人、工匠居住在城内町。进入室町时代以后，出现了町人组织，这种组织同农村的农民组织相对应，其成员称为町众。战国时代大名同武家、商人、工匠共同建设了城下町。町逐渐具备了发展经济的条件。由于统治者丰臣秀吉禁止武家转为百姓、町人，施行兵、农分离，农工商为主的政策，町人便成为商人、工匠的别称。
所谓的町人根性是指处在近代封建社会最低层的商人阶层的集团意识及生活习惯。町人根性是近代封建制的产物。宫本又次将町人根性的消极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服务意识；
二、体面意识；
三、界限意识。所谓的服务意识是指町人没有勇气正视自己的经商行为。他们只得遵循统治阶级的道德观，认为自己的工作是极为低贱的。也就是说，服务意识当中就包含着妄自菲薄的成分。所谓的体面意识是指全盘接受统治阶级的理论，忌讳不守信用和不正当行为，同时十分重视同行、同族间的经常性联系。所谓界限意识是指尊重先例，墨守祖法，反对创新等封建社会的指导精神。从“信守祖业”的家训便可了解这种思想的实质。町人的这些服务、体面、界限意识不过是由外部的强制力量造成的道德。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町人不具备使社会变质、解体的力量。他们只能寄生在封建体制之中。
另一方面，町人的生活是靠做买卖维持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商业上是完全对等的。他们摆脱了复杂的等级身份关系。使他们逐渐认识到自己同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宫本又次同时指出町人根性中积极的一面。
一、节俭；
二、算计；
三、机警。所谓节俭是指町人想尽办法谋求收支平衡。它同一般的吝啬不同，只是尽量不花不必花的钱。所谓算计是指町人始终离不开算盘。整天考虑是否合算。过去曾有人说过，町人的计算可谓滴水不漏。所谓机警是指町人时刻窥视商业机会，对所有事物都反应敏感。西鹤认为机警包括伶俐、谨慎、发明、忍耐、工夫。
町人的最终目的是站在家的立场，满足自己的欲望。在家规、店规这些表面的道德规范背后，隐藏着不正派、奸诈、欺骗、奉承、贪婪、合谋骗人等成分。西方国家自然阶级意识形态中的市民道德、自治精神、行会精神终于未能进入日本的商业行业。
手艺人特性
日本达到手艺人诸职的分工最早产生于中世纪初期。日本建保二年（1214）的《东北院职人歌合》就提到了二十四种工职，其中包括医师、阴阳师、木匠。手艺人同商人一样，都居住在城市内。中世纪的手艺人泛指脱离土地、依靠自己的手艺维持生活的人。近代手艺人同商人一道都成了城市居民，统称町人。以后，手艺人的词意便固定下来，专指手工业者和专门的工匠。同样是町人，手艺人却无法同富有的商人相对抗，因为他们的雇主往往是商人。
所谓“手艺人气质”是指具有一定权威，不讲究，有事干的时候稍稍奢侈一些，没事干的时候赤贫如洗。这种手艺人气质同样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
与商人单纯追求利益不同，手艺人靠自己的一技之长，在完全脱离名利的情况下工作。他们的特点表现为
一、对工作充满自豪；
二、为了提高技术勤学苦练，手艺世代相传。
三、爱护机械和工具；
四、可多可少的工资要求；
五、尊重师徒关系；
六、维护行业价格，工钱固定，本行业内互相帮助。扶植。
氏原正治郎指出，手艺人的悲剧就在于多数日本人认为他们是日本社会当中最无知、最贫困的下层人，而他们自己恰恰也这么认为，有一种劣等感。发达国家的手艺人有自己的工会，他们自豪地作为直接生产者出现在社会上，并且不断使自己适应生产技术和社会进步。日本的手艺人由于狭隘的行业意识和劣等思想，所以他们引以为荣的手艺和组织只能被统治阶级所利用。
除了统治阶级以外，一般的日本人也对手艺人气质抱有一种蔑视感。然而人们并不知道这些落后的东西正是封建社会的产物。
扶弱思想
日本人将同情和扶助受命戏弄的弱者的行为称为“判官黼”。根据岛津久基下的定义，“判官黼”是指面对正确的，但却受到命运戏弄的弱者，世人发出的同情的呼声。“在这里，受到同情的人必须是正确的。同情弱者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所以古希腊人称它为“市民道德”。然而，日本的同情弱者同真正的市民道德不同。对于生活在今天的日本人来说，这种心性意味着它的短处要比长处多一些。
“判官黼”中的判官是指最受日本人欢迎的英雄人物源义经。其实判官的原意是日本古代四部官（长官、次官、判官、主典）中的第三位官职的总称。判官主要负责官厅内的监察、统制工作。曾负责京都市内、检查、诉讼的官员源义经也称判官。日本人推崇的源义经1184年曾任检非遣使左卫门少尉，判官的名字由此而来，并且只是源义经一人。
最早制造英雄故事的文学作品是日本的《平家物语》。故事中的源义经是一名勇猛的武将。在讨伐义仲的战斗中源义经立下了大功。但是，就在他大获全胜以后却遭到发配奥州的处分。据说源义经是被尾言景时的谗言所害。
然而扶弱思想不仅表现为同情、扶助弱者的美德。数江教一认为：“现实社会中弱者、受命运戏弄的人并不一定都是好人。如果仅仅因为一个人处于劣势，就按弱者应该同情的原则处理，那只能是片面的。扶弱思想如实地反映了封建时代大众心理的偏向。这种心性最充分地表现为“忠臣藏”专用的受虐淫和施虐淫。多少年来，这种心性表现从内心深处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结合起来。有的日本人警告说：“回顾扶弱思想过去的历史说明它不会给生活在今天的日本人带来好处。日本人民当中存在的楠正成和西乡隆盛的扶弱济贫传说，就有不少值得反省的地方。
岛国根性
岛国根性是以日本国特有的地理条件为前提的。当日本人强调本民族性格中优秀的一面，对自己充满自信的时候，往往忘记了岛国根性的存在。当他们发现自己的弱点，丧失信心的时候，马上意识到日本的地理位置，发生“啊，又是令人讨厌的岛国根性”的感叹。
所谓的岛国根性并没有固定的意义。岛国根性一词最早见于明治二七年。久米邦武在《国民之友》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出岛国根性的根本是一种恐惧心理，“仅仅认为浪涛就可以挡住同他国的生存竞争”、当时，对岛国根性的反省曾一度促进了日本向国外发展和制定大陆经营政策。文明开化以来，无论是极端欧化主义，还是极端国粹主义，其产生都是由于日本缺乏客观地认识的态度。其根源自然是岛国根性。
治二九年（1896）内村鉴三撰文《国民之友》指出：“日本人的天下不过是远东的系列岛屿。人们盘踞在蜗牛大的国土上，沉溺于琐细的事物之中，不知尽志士本分。政治家、美术家、文学家亦不能摆脱岛国根性。”日本人之间表现为互相嫉妒、排斥、对他人的猜疑心。不顾大局，处处为小事积虑，心胸狭窄，满足于眼前的功名，缺乏科学性的感情冲动、卑屈与盲目骄傲都是岛国根性的反映。难怪许多日本人认为，日本人的敌人就是他们自己。从崇拜外国急转为国粹主义。自卑感一下子可以变成唯我独尊。这种感情上的大起大落，反映出日本人只注意蜗牛角大小的利益，使自己处于井底之蛙的角度。
立身出世
立身出世是日本庶民的理想，同时也是日本人独特的生活信条。本来“立身”一词出于“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孝经）。而“出世”一词则出于“浪迹未出世”（李白诗）。“立身出世”的思想古代传入日本，从律令时代开始，成为各级文人的思想。江户时代朱子学意识形态占了统治地位，但事实上德川幕府仍将“德”作为维持其封建体制身份组织的理论基础。明治维新以后，许多下级武士一跃成为藩阀政府的要人。政界人物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新贵族阶层逐渐形成。立身出世被再次奉为日本人民的生活理想。明治以后，立身出世在一定的范围内、一定的范围内、一定的条件下是可行的。立身出世的思想不仅影响个人，还涉及家庭、亲戚和乡党。
与立身出世相似的生活信条曾经刺激了美国人的生活情趣。英文有激励成功（Succe)的概念。它是美国竞争社会的反映。如同体育比赛一样，在人生的比赛场上获胜的人受到社会的尊敬。但是在法国、英国等欧洲古国，邮递员的后代永远是邮递员，修鞋匠的子孙永远是修鞋匠。这些人都具有满足现状，安分守己的修养。这些人即使勉勉强强获得成功，但在社交界也会碰钉子，成为被侮辱、被歧视的对象。因此，功利主义是美国社会特有的产物。
日本的立身出世其定义和方法都与美国有很大的不同。这是因为日本社会不是由单独的人为单位构成的，而是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单位构成的。支撑日本社会的社会规范是以人情为基础的情义。情义与人情必然影响上下关系（主从关系），协同组织关系（家族关系）。现实的日本社会从家族、同族集团到政党、企业内部的派阀都是由无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组成的。这就意味着：要在日本社会立身出世，就必须妥善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须以这种联系为背景，同外部世界竞争。也就是说必须加入有势力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中去。立身出世的关键就在于是否能够维持住这种状态。具体的做法是：深入了解支撑“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的情义、人情等社会法则，并巧妙地利用她。更具体地说，日本人认为立身出世的秘诀是“使上级觉得你十分可爱，使下级全部自觉地追随你。” 爱国的表现形式
战前的日本，爱国的只能是国家主义者、国粹主义者、资本家等属于**的人。左翼如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者，甚至连自由主义者都被视为非爱国主义者。战后，以前的爱国者一下变成了亡国者。日本社会出现了大逆转。但是不久**阵营内重新出现了自称爱国者的人。
有人将日本的爱国心分为六大类：
牧歌式的爱国心：本能地对生育、养育自己的故乡产生的自然爱。这是所有的爱国心中最原始的一种。它是在不受任何人强制的条件下所产生的爱乡心，属于一种自然情绪。牧歌式的爱国心就是以这种爱国心为基础的。可以说它是通过教育，形成的“祖国爱”之前的东西。必须注意，这种由爱国心的延长、扩大而形成的爱国心是缺乏公共感的。明治三十四年（1901）出版的幸德秋水的《帝国主义》写道：“爱国心所爱之处仅限自国国土也。不爱他国，唯爱自国的人，自不会爱他人，而只爱自家一身也。爱浮华的名誉，爱利益的袭断，不可云云，可云私也。”“爱国之心难能可贵，亦甚者可卑。”“谁在孩提之时真正理解故乡某山某水之可爱乎。尔等的怀土望乡之念，实际上非居异乡他国者所能体会。”
封建的爱国心：在封建体制中，忠诚（忠义）就是爱国的别称。封建的爱国心不象牧歌式的爱国心那样天真无邪，与世无害。它包括对敌国的警惕、憎恶以及歇斯底里的不安和焦虑。从形式上创造了统一的明治国家为了对内推行富国强兵政策，继承了日本的传统精神遗产——爱国心，以便唤起日本人的激情。没有土地的人民爱国心不过是对统治土地的权力的一种顺从而已。
天皇制爱国心：明治维新以后，“忠君爱国”、“忠孝一体”成了天皇制国家的道德标准。忠君爱国不过是被天皇制歪曲了的爱的一种变种。天皇制爱国心最后终于导致战争，使日本国陷入战争泥潭。人民被彻底奴化，文化发展受到阻碍。为什么天皇制爱国心给日本人民带来了如此深重的灾难，其原因在于天皇制爱国心不过借用了爱国心的名义。实际上它是对天皇个人忠诚心的表现。
市民的爱国心：市民的爱国心是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基础的。生活在以自由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国家的人们都可统称“市民”。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接受基督教影响的德富苏峰（早期）、德富芦花兄弟以及日本基督教领导人内村鉴三等提倡的市民道德不是对天皇的忠诚，而是自由地热爱祖国的感情。市民的爱国心因其所属阶级不同，反映了各阶级间的对立。
各阶级的爱国心：如上所述，市民的爱国心因市民立场的不同，形成两个完全不同的类形。它们分别以福泽谕吉为首的《通俗国权论》和幸德秋水的《帝国主义》为代表。以福泽谕吉为首的自由魂论者，不得不屈服于明治政府的国权主义。明治以后，爱国心的主流是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日本尽快与其它帝国主义国家并驾齐驱。因此，不是提倡对国土、同胞、文化的热爱，而是提倡从属于天皇、国家、政府权力的爱国心。“神国，中华可爱。洋人、夷狄可憎。为可爱者讨伐可憎者”就属于这种爱国心。同时提出阶级爱国心的还有幸德秋水。他主张“变陆海军人的国家为农工商人的国家。变贵族专政的社会为平民自治的社会。变资本家肆意横行的社会为劳动者共有的社会。以正义、博爱之心压倒偏面的爱国心。科学社会主义使野蛮的军国主义灭亡。亲如手足的世界主义将扫荡、根除掠夺性的帝国主义。幸德秋水主张的爱国心从市民爱国心中分离出来，作为阶级的爱国心独步发展。由于大逆事件的出现，明治四三年（1910）阶级的爱国心逐渐消失。代之而起的便是由基督教徒们发起的平等主义、“人类皆同胞主义”运动。
人道的爱国心：缺少人类爱与同胞爱正是自明治国际主义一来至昭和法西斯主义时期日本主义爱国心的最大弱点。人类爱的概念自然过于抽象，但它并不是空洞的理论。在战争仍是解决问题的手段的今天，它仍具有重要的意义。基督教的博爱、佛教的慈悲，儒教的仁义，斯多葛学派的世界主义都曾经反复宣传人类爱的思想。日本人给人道的爱国心下的定义是：与其高谈阔论国家天下事，不如首先从解决身边的小问题入手，开始行动。人道的爱国心不是“灭私奉公”特定的超人道德，它提倡尊重科学、热爱旁人、不蔑视劳动、积极生产、保护本国文化、爱护公共财产。也就是说，它是每一个人都应尽义务的爱国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