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邓小平时代》的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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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孜孜·托合提
本书是年逾八十高龄的作者傅高义倾十年之心力而完成的一部权威性的邓小平传记。他阅读了大量的当代中国档案，特别是中国过去十五年公开的历史材料，而且由于其人脉关系得以深入广泛地访谈了邓小平子女以及诸多不同背景的中国高层及其子女、秘书等。作者曾在多届美国政府担任东亚事务顾问，并曾以学者身分在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任职，这些经验使得他对《邓小平传》的写作既有社会学学者的专精，又能超越学院的限制，而从政治经验、政治智慧的角度理解邓小平的政治实践。作为真正的中国通，他对邓小平的把握既能入乎其中，又能站在中立、客观的学术立场上而出乎其外，让读者全面而深度地把握邓小平及其整个改革开放时代。邓小平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走向，也改变了每一当代中国人的命运。解读邓小平的政治生涯及其行为逻辑，就是解读当代中国，解读个人命运背后的历史变局。
哈佛大学傅高义教授的权威巨著《邓小平时代》，是对邓小平跌宕起伏的一生以及中国惊险崎岖的改革开放之路的全景式描述。作者对邓小平个人性格及执政风格进行了深层分析，并对中国改革开放史进行了完整而独到的阐释。书中涵盖丰富的中外档案资料和研究成果，以及为数众多的作者独家访谈。对中美建交、华国锋历史评估、改革开放的幕后曲折、邓小平和诸多当时关键人物之关系、香港问题、邓小平南巡等重大议题均有详述及剖析。《邓小平时代》既具学院研究的严谨专精，又对中国现实政治与事理人情有透彻把握，被誉为邓小平研究“纪念碑式”的著作。在仔细阅读后感慨颇多，对我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摘自第一章革命者、建设者、改革者）1979年，邓小平在北京会见时任港督麦里浩（MacLehose），在会谈中，麦里浩大谈治理香港面临的诸多困难，邓小平听毕，只是淡然回应道“你如果觉得统治香港不容易，那就来统治中国试试。”
点评：邓小平的成功不仅与他的才能有关，更与他不畏权势、雷厉风行的性格有关。他就是那个年代的普金，一个铁腕人物。制同归于尽，遗憾的是，前半生都被党内激进派整的他，80岁后开始激进：1986年急切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激起同年**；1987年急切提出全面价格改革，导致物价飞涨„„胡为前者埋单，赵为后者背锅。在历史的风浪中，他敢于成为弄潮儿，不畏惧任何风浪。
（摘自第二章家人相濡以沫）在江西安家之后，邓小平和卓琳每天6点半起床。战争年代邓小平每天做的头一件事是往头上浇一桶冷水，在江西时他用一块浸了冷水的小毛巾洗脸洗头，他认为这可以增强御寒能力。然后他跟卓琳一起，
在别人的监督下读一个小时毛主席著作，这是他们接受再教育的一部分。邓小平不与当地干部谈政治，只有在听他们上毛泽东思想教育课时除外。但是，据在江西最后两年的大多数时间跟父母住在一起的邓榕说：“他没有意气用事，没有情绪消沉，没有放弃哪怕是最后的一线希望。”在这一点上邓不像他的一些老同事，譬如1949至1958年任上海市长、1958至1972年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陈毅是邓小平在法国时的老友、淮海战役的同事，他被迫下放河南后变得意志消沉，情绪低落。
点评：邓小平是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者，所以他对于现实没有太多抱怨。越是不现实爱幻想的人越容易受现实打击，意志消沉。他为了中国的命运，他不在乎现实怎样。他活着的目的就是未来，因为他已经预见了大乱之后时代对他的呼唤。在他接手国家之初，心中并没有改革开放的宏图远景，而只是想在毛泽东留下的烂摊子上，为中国社会做一点实事。这样看上去似乎让小平的光辉形象黯淡不少——在我们心中，伟人多少是应有些英雄主义情怀的。殊不知，邓小平的成功正源于此：他的理想很低，但技术高超。反之，毛泽东的问题，在于他的理想太高，但技术低劣，其结果就像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里那句著名的结论一样——“道德之长不能补技术之短”。
（摘自第二章邓小平反思的岁月1）邓朴方是邓小平五个子女中最后一个获准来江西的。1968年，邓朴方不堪红卫兵无休止的迫害而跳楼自尽，结果摔断了脊椎。由于父亲正在受批判，医院最初不敢给他治疗，结果导致病情恶化。后来他获准转到北医三院，医生发现他脊骨断裂，胸骨多处骨折，而且发着高烧。邓朴方在医院里昏迷了三天。医生保住了他的性命，但没有做手术来避免严重瘫痪，这使他的腰部以下失去知觉，丧失了控制大小便的功能。他后来被转到北京大学校医院，但院方仍没有给他动手术改善病情。邓朴方的妹妹邓榕和邓楠搬到医院附近轮流看护他。1969年夏天邓榕获准去看望仍住在北京的父母时，把邓朴方的遭遇告诉了他们。据邓榕说，知道儿子邓朴方已经终身瘫痪后，卓琳哭了三天三夜，邓小平坐在一边一言不发，一支接一支地抽烟。
点评：邓小平是一个成功者，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英雄人物。没有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像他这样，领导自己的国家转型，从贫穷落后难得温饱，到经济总量世界第二，在自己的国家名声不佳，在其他国家，却被高度评价。邓小平到底做了什么，让中国这样脱胎换骨？大概是改变了执政党的基因，从一个残酷斗争的党，到一个可以内部谈判的党。这个转变，是以邓小平的自我牺牲为代价的。他牺牲自己，这还好说；牺牲他自己的党，自己的阶层，自己的同龄人，以及自己的学生，就不那么好说了。所有被牺牲的，都可能引起对他的广泛怨恨。不仅如此，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全权且堕入*疯狂的国家，改革，意味着扩大自由的边界，同时，还要保持社会稳定与秩序，不重蹈十年*的覆辙。为此，他与他的对手，也与他的战友，在自由的边界上反复拉锯。就因为这个，他必然左右
不讨好。保守派恨他太右，自由派讨厌他无情。邓小平不是神，他是一个想通过自我牺牲来完成自我救赎，通过自我救赎，来救赎他的党和他的国家的悲剧英雄。
（摘自第四章林彪坠机，邓小平致信毛泽东）据邓榕说，父亲跟十大元帅中的九人都有来往，唯独林彪除外。毛泽东在1966年选定了林彪作为自己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以确保解放军对他的拥护，因为林彪自1959年取代彭德怀之后一直领导部队。但是尽管如此，毛泽东在1967年仍然私下说，如果林彪的身体不行了，他还是要让邓小平回来。
点评：这一点我觉得很惊讶，因为历史呈现出来的是毛是很排斥邓的。这点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在那个变化无常的年代，一切的生杀大权都掌握在人的手里而不是制度的手中。人治的社会是没有安全感的。
（摘自第五章邓小平的缓慢复出）邓小平在信中强调说，他认可在1968年
6、7月的自我检讨中所说的所有内容。他再次检讨了1931年自己在广西离开红七军的错误，另外还承认自己在担任党的总书记期间工作也有缺点，有时候不征求毛主席的意见。他在1960至1961年没有消除自己的资本主义思想，他没有有效贯彻毛主席关于抓好在内地建立关系到国防的“三线工业”的工作的决定。他也没有在作报告前及时地向主席请示。邓小平承认，“*”揭露他的错误是完全应该的。他在信中还试图打消毛泽东在一个关键问题上的担忧：他说自己绝不会对“文化大革命”进行翻案（“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点评：对于*造成的灾难，有人认为错误源于毛泽东一人，而邓小平却认为是制度缺陷导致了这些问题，他曾说道“我们大家都有错”。在1969年到1973年被下放到江西的时候，邓就察觉到中国的问题不是源于个人，而是由于体制的深层缺陷——正是它造就了毛泽东、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其实我不明白是什么样的缺陷导致中国的劫难。我佩服的是邓的忍耐力，古今成大事者都能够忍常人所不能忍。
（摘自第六章毛让邓小平协助周恩来）半个世纪以前邓小平在法国时，就和他的上级周恩来有密切的工作关系。但是30年代初邓小平在赣南苏区又与毛结下不解之缘，他在后来的岁月得到提拔，也因为他得到毛的赏识。周恩来在1973年处理着大量异常复杂的外交政策问题，使邓小平在这年春天成为周恩来的助手后获益匪浅。毛泽东在60年代曾因邓小平疏远自己亲近刘少奇而对他感到失望，所以他有理由怀疑，假如对邓小平委以重任，邓会不会像“*”前的几年那样，不再那么听他的话，而是跟着周恩来走？他会不会批判“*”，撤掉毛泽东任命的关键人物，让毛的错误任由历史评说？整个1973年，毛泽东一直紧盯着邓小平的表现。
点评：历史总是残忍的，这本书中给我们展示了领导人真是而又不堪的一面。
这和中国国内写的相关书籍是完全不同的。其实历史褪去外衣就是阴谋与斗争。
这本书从不同的层次研究了变革与适应的问题，其核心是（邓小平）个人面对一场复杂且危机重重的革命所作出的回应。他的核心事业围绕着历史上最大的政治实体的巨大变革——中国从一个混乱的、无可措手的农业社会转变成今天的工业与制造业巨人。在书中，傅高义出色的让邓小平对中国的设想变得可信，让中国的迷局变得可解，让那些次要角色都栩栩如生。全书以时间为线索，全面回顾了邓小平的一生（1904-1997），并将重点放在邓小平掌管国家的时段（1979-1992），大致涵盖了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对邓小平个人经历和政治生涯的事实描述、二是对其决策和行为动因的推测与分析、三是对其功绩和事业的评价。
不管怎样，《邓小平时代》都是一本值得我们细细品读的好书。在可读性上，它也许比不上那些带有小说般跌宕起伏色彩的畅销传记，在理论性上也自然不比纯粹的学术经典。但是，它对当代中国改革与发展历程的细致描绘，与我们这代人的成长息息相关，值得我们去关注和尊重。正像本书译者冯克利先生在译后记中写道的那样——“从很大程度上讲，我们仍处于邓小平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