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冰莹（1906——2000），原名鸣冈，字凤宝，又名谢彬，绰号冈猛子。曾用笔名芷英、紫英、乡巴佬、英子、格雷、林娜、兰如、南芷、刘滢、无畏、碧云、小兵、芙英等，是我国现代著名女作家。与陈天华、成仿吾并称“新化三才子”。她一生创作文学作品80多种，365部，计2000多万字，并被译成10佘种外文。被誉为“中国新文学史上‘女兵’文学的祖母”。1906年农历9月5日出生于湖南省新化县大同镇谢铎山村（现冷水江市铎山镇龙潭村），2000年1月5日病逝于美国旧金山，享年94岁。
一、传奇的长成奋斗之路
谢冰莹出生于一个书香之家，其父谢玉芝是前清举人，当地名流。他一生致力于教育，先后任湖南省邵阳、武冈、零陵、东安，新化各书院院长，三度当选为新化县立中学校长。又主修新化民国县志。并且博闻强记，知识渊博，人称“康熙字典”，又有“书箱”之美誉。她的母亲也曾读诗书，讲究礼教，对儿女管教甚严。又性格刚强，办事能干，人称“墨索里尼”。其懿行誉满乡里。她的大哥谢赞厘，湖南高级师范毕业，历任湖南益阳五福学校、湖南第二联合中学校长，湘中汽车路局常驻委员，新宁县自治调查专员，新化劝学所所长，益阳、攸县县政府科员、科长等职。二哥谢赞尧，国立山西大学毕业，曾任山西省政府编译，中学教员，后弃教从军，任国民革命军四十四军政治部主任，少将军衔。著有《哲学概论》、《人生哲学》等，为熊十力、梁漱溟先生所推重。三哥谢赞篁，毕业于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曾在湖南省第一师范、第一女师范、明德中学、岳云中学、北平河北训政学院、蓝田明宪女中、周南女中、大麓中学、湖北省立第二女中任教；又任过《湖南通俗日报》、《长沙商民报》、《汉口和平日报》编辑，西北文化出版社总编辑；还担任过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秘书，少将军衔。解放后，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谢冰莹在这种文化氛围的影响下，求知欲特别强，拼搏精神特别坚定。一步步走向文坛，最终成为了一代文学巨匠。
（一）求学与觉悟
谢冰莹在三岁时被许配给父亲一位朋友的儿子肖明为妻，家里要她少读书多学女红，裹脚穿耳。但因受“梅山文化”的熏陶，谢冰莹从小就有反叛性格，不学女红不裹足，为这些事经常与母亲哭闹，对识文断字却独有情钟。她五岁开始识字，八岁时就能背诵《唐诗三百首》、《随园女子诗》。1916年，她满10岁时进谢铎山私塾读书，接受正规教育，成为当地的唯一女生。在这里，她读完《女子国文》八本，《四字女经》一本，又偷学了《劝学》、《伦语》半册。1918年，她12岁时，经过三天的绝食斗争，其母亲才同意她入大同女校读小学。1919年转入新化县立高等女子小学校。在这里，她有机会接触外国文学，阅读了都德的《最后一课》和莫泊桑的《二渔夫》等。同时还阅读了大量的中国古典名著。她十分崇拜《水浒》里的英雄好汉，却不喜欢《红楼梦》中人物的儿女情长。作为一个女儿家却表现出了男子汉的气慨。1920年春，14岁的谢冰莹离开故土进入益阳信义女校就读。信义女校是挪威老处女爱娜办的教会学校。她不愿读学校规定必读的《新约》、《旧约》等“圣经”，也不愿唱教会的“赞美诗”。并于“五·七”国耻纪念日组织同学校内游行，高喊“打倒帝国主义”、“反对基督”、“争取言论自由”的口号，被学校“遣送”回家。
1921年暑假，她考取了湖南省立第一女师。在这里，她如饥似渴地学习，刻苦用功，常常深夜躲在厕所看书，被同学称为“书呆子”。特别是在校长徐特立思想的影响下，思想自由，阅读了大量的进步文学作品。如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的诗作和散文，莫泊桑、左拉、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爱罗生珂等人的作品。尤其喜欢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这一时期，她的思想开始成熟，已有了自己明确的世界观。1922年发生的一件事，是她的世界观第一次向世人展示。1922年的一天，谢冰莹与女师的二位同学到一位当师长太太的老乡家吃饭，师长太太拉出一个新买来的小丫头，要她们品评姿色。面对这种“太不人道”、“把人当畜生看”的举动，她的两个同学无动于衷，谢冰莹的眼里却“燃烧着不平的火焰”，“气得饭也吃不下，借故回到了学校”，立即写了一篇题为《刹那的印象》的短文，用“闲事”为笔名，发表在《大公报》上，对这种人压迫人的不合理现象发出了愤怒的控诉。“闲事”不“闲”，谢冰莹用这篇处女作来“管闲事”，表明她对当时这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腐朽社会已经有了理性上的认识，并力图去改变它。这为她以后当兵、写文章、与军阀、与帝国主义进行革命斗争打下了思想基础。
（二）初次从军与成名 1925年，湖南省会长沙发生“六·一”惨案，学生们整队去省府请愿，要求取消卖国的“二十一条”，缉拿“六·一”惨案的真凶。谢冰莹积极参加游行，四处演讲，融入了爱国反帝的洪流中。紧接着，她又加入了反军阀的行列。1926年，北伐战争爆发，在她二哥谢赞尧的支持下，决定去当兵，直接参加战斗。是年冬，她考取了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武汉分校）第六期，当上了女兵，经受严格的军事、政治训练。1927年5月，她随叶挺军长率领的讨伐杨森、夏斗寅的革命军西征。途中，她利用行军、作战、做群众工作的空隙，在豆大的灯光下，用膝头当桌子，把所见、所闻、所感写成《从军日记》，寄给时任《中央日报》副刊主编的孙伏园先生，请他代为保管。孙先生认为这些日记和书信体的文章表现了新时代女性的觉悟，便陆续将这些文章刊发在1927年5月14日至6月22日的《中央日报》副刊上。林语堂又将其译成英文在该刊的英文版上发表，立即轰动文坛。紧接着便有法、俄、日、朝鲜等文的版本问世。于是“谢冰莹”便名闻天下。1930年8月，法国著名的《小巴黎人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题为《参加中国革命的一个女孩》的评论文章，详细地介绍了《从军日记》的内容。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曾向谢冰莹致函，表示敬意和祝贺。并称赞她是“努力奋斗的新女性”。
1927年夏，经过一个月零四天的战事，为保存革命实力，北伐女生队解散。谢冰莹抱着两条跑肿的腿回到了新化之家。其母逼她与肖明结婚，她又三次出逃抗婚。第一次是在酒席上假装上厕所逃跑，第二次是在细雨霏霏的夜晚逃跑，第三次是化装成一个中年妇女逃跑，但均被抓了回来。最后只得假意结婚，到了肖家，同肖明谈判，只作名义上的夫妻。不久，她假借去大同女校任教，从肖家逃走，在长沙找到肖明，说服他登报解除婚烟。不料在长沙被当作“乱党”逮捕，惨遭毒打。后因法官曾是父亲的学生而保释。出狱后去衡阳湖南省立第五中学附小当国文教员。因她教书认真负责，引起教务主任的嫉妒，她便于1928年6月毅然离开衡阳又到长沙。不久到汉口转上海，找到正在上海主编《当代》月刊的孙伏园先生。1928年7月，在孙伏园、钱杏邨（阿英）的帮助下，考入法租界内的上海艺大中国文学系二年级。在这里，过着非常贫困的日子，每天只能以四个小烧饼来充饥，后竞挨饿，四天未能吃上小烧饼了，只好去春潮书店预支《从军日记》的搞费。1928年秋，上海艺大办的平民夜校成立了摩洛文艺研究社，被法租界巡捕诬为“反动分子”，大肆抓捕学生，上海艺大被迫解散。谢冰莹又成了流浪者。
（三）浪迹南北与两赴东瀛
1929年，谢冰莹应三哥谢赞篁之约上北平，先在《民国日报》与陆晶清一起合编副刊，不到两个月报纸被查封。后在黎锦熙先生的帮助下考入北平女师大。本来她的地理只打了4分，又在试卷上写了责备出偏题教员的话，但文学系主任黎锦熙认为她语文、英语与算术三门考得不错，经力争，谢冰莹才得以录取。这一时期，她一面读书，一面在外面兼课，一面写作，努力挣钱养活自己和刚生下不久的女儿符冰（与北伐时同学符浩所生）。因她的文章针砭时弊，大报副刊不敢登，劝她写“软性”文章，她拒绝了，只好更换笔名，不再用“谢冰莹”三字。同时，她还积极参加“北方左联”活动，是北方左联的发起人之一。因她参加进步戏剧公演，主编《妇女月刊》，被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1930年冬末的一天，她得知要逮捕她的消息后立即南下。先到武汉，把孩子交给符浩的母亲后，在武汉卖文为生。因怕再惹出麻烦，又回湖南，在岳麓山的昆涛亭隐居了一段时间。不久，回家乡与母亲见一面，于1931年仲夏来到上海。在上海，她拼命创作，以一天13000字的速度，不到三个星期完成了《青年王国才》和《青年书信》两部书稿，得到650元的搞酬。她决定用此款去日本留学，完成多年的留学心愿。
1931年7月20日，她从上海乘船到日本长崎，正值爆发了日本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她立即要回国参战，经同学相劝才留了下来。但马上与留日学生一千余人在东京举行了“追悼东北死难烈士大会”，与日本军警发生冲突。接着又参加了“抗日救国会”，因进行抗日活动，年底被遣送回国。1932年1月，她回到上海后，“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她参加了“著作者抗敌协会”，白天参加救护工作，晚上写稿，编辑《妇女之光》。后因刊物被法租界查封，她又只身到福建，在厦门中学教书，为《厦门日报》编辑副刊“曙光”。同时创办《灯塔》文学月刊。1933年11月，“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她被任命为妇女部长，遭到国名党的通辑。她在《申报》上看到“通辑令”后，柳亚子劝她回乡一避。她只得悄悄逃回长沙，住在妙高峰青山祠，应赵家璧之约闭门写作，将自己坎坷的前半身经历写成《一个女兵的自传》。《自传》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后，又掀起了第二次“谢冰莹时代”。青年人争相购买，到了“人手一册”的地步。后又被译成英、日、法、德、西、葡、意等多种文字，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1976年，台湾中央电影制片厂将《女兵自传》改名为《女兵日记》拍成电影，又轰动一时。
1935年，谢冰莹再次到日本求学，在早稻田大学文学研究院攻读西洋文学，本间久雄是她的教授。1935年4月14日，日本朝日新闻社以《早大文科的异彩——中国女作家考入研究生院大欣喜》为题，读卖新闻以《中国的闺秀作家，考入盼望进入的早大》为题，同时报导了谢冰莹来日读书的消息。1936年4月12日，谢冰莹因拒绝去迎接到日本朝拜的伪满皇帝溥仪，被关进日本监狱，遭到严刑拷打，身心倍受摧残，但她始终不肯屈服。三个星期后，由于国内柳亚子等人的声援，中国驻日领事馆保释，才逃出虎口，回到上海。不久，取道香港去桂林，在南宁高中教国文，并编辑《广西妇女》周刊。整理十多编散文，编成《湖南的风》专辑，由北新书局出版。
（四）、二度从军与出书编报
1937年，“八·一三”全面抗战开始后，谢冰莹在母故父病的情况下，抱病告别家乡，赶到长沙，仅用四天时间就组织了“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举着“有敌无我，有我无敌”、“杀到东京去”的旗帜，高喊“打倒日本帝中主义”高唱《义勇军进行曲》重上征，途奔赴抗日前线，又当了“女兵”！她在戎装照片上题写“不灭倭寇，誓不生还”八字以明志。她抱着“救一伤兵，就是杀一敌人”的信念，跑遍了运河东西，长江南北，黄河流域。
1937年11月下旬，她从前方随大部队撒到武汉之后，本来准备整理旧部，训练一批新人再上火线的，但军部未批准，只保留原有的八人，她大失所望。恰在这时，南京《新民报》迁往重庆，社长陈铭德邀她去编副刊《血潮》，为了推动大后方的抗战文化，她便到重庆为《新民报》编副刊。不久，她觉得“后方的文人太多，而到前方去的太少，”她又独自去徐州前线，在李宗仁任司令官的第五战区司令部任秘书，授少将军衔。后来，离队撤退到南方，在长沙湘雅医院的战地救护队任向导，参加后勤部和负伤将士服务协会的伤兵招待所工作。1939，又到武昌办救护人员训练班。
1940年，她去西安，主编《黄河》文艺月刊，同时还与沙雁等人编辑一个专为前线士兵阅读的《阵中文艺》。在这一时期，她还出版了《新从军日记》、《在火线上》、《战士的手》、《写给青年作家的信》、《抗战文选集》、《在日本狱中》等。1943年，她离开西安到成都，在制革学校任教。1945年，抗战胜利后，她赴武汉任《和平日报》与《中华日报》副刊主编。还创办幼幼托儿所。1946年，借资出版《一个女兵的自传》（中卷）。后应母校北京师大之聘，去讲授“新文艺习作”。同年，在北平复刊《黄河》月刊，仍任主编。
（五）定居台湾、美国与笔耕不缀
1948年，应台湾师范学院之聘讲授“国文”和“新文艺习作”，成为一名大学教授，一直到1972年退休为止。其中，1957年7月，与女儿赴马来西亚任教，担任华联高级中学国文科主任，任教三年。1963年夏，又赴菲律宾马尼拉文艺研习班短期讲学三个月。在台湾期间，她笔耕不缀，绿树常青，其作品数量远远超过了在大陆时的创作。有长篇小说、散文、儿童文学、游记、理论、书信等。有《还乡梦》、《故乡》等怀念故土的散文集。1974年秋她与丈夫贾伊箴定居美国，过着读书与写作的生活。1979年底，她在《世界日报》的“儿童世界”版开辟了“贾奶奶信箱”专栏，与小朋友进行心灵交流。1984年出版了《小读者与我》，将小朋友给她的来信和自己的回信一并发表出来，给读者展示了天真纯洁的童心世界。
（六）婚烟与家庭
谢冰莹经历坎坷而传奇，而其婚烟也是几度悲观离合的。三岁与肖阳的婚约，由于家庭的包办，直到她22岁时才摆脱出来。1929年5月，与武汉黄埔分校的同学、湖北仙桃人符号同居，生女孩符冰，又名小号兵，兼有父母的名字（符冰在文化大革命中在中央戏剧学院被红卫兵迫害致死）。1930年，符号在天津工作的北方书店被侦破为中共地下机关，符号受牵连被埔，关在天津第三监狱，短时内出监无望，符号要谢冰莹另选生活方式。由于生活陷入绝境，两人感情又产生了裂痕，于是两人分手了。1931年，谢冰莹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清算》一文，将自己与符号的矛盾公之于众，又引起当时文坛的轰动。1933年9月，谢冰莹在厦门省立中学任教时与同在此教学的福建仙游人黄维特相识而同居。黄维特原名黄震，毕业于北京高师生物系，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后从实教育工作。
1936年谢冰莹在日本因抨击溥仪卖国而被捕入狱，黄维特也株连入狱。1937年，黄维特到江西南昌一家医学院任教，而谢冰莹则投入了抗日救亡斗争。由于残酷的战争，两人分手后音讯中断，完全失去联系。1940年，谢冰莹便与贾伊箴结合。贾伊箴是山东人，毕业于燕京大学，后留学英国，是一位化学专家。与贾先生结合，是谢冰莹真正意义上的婚姻，两人感情深厚，相依为命，白头偕老。1948年8月，两人同去台湾省立师范学院任教，1957年7月同赴马来西亚任教，1972退休后一同去美国定居。1988年7月28日，贾先生在美国旧金山因心脏病去世。谢冰莹与贾伊箴生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均获得美国博士学位。长子贾文辉、次子贾文湘分别担任大学教授或其他高级职务，女儿贾莉莉是一位美国很出色的钢琴家。有两个孙子，两个孙女，发展前途均不错。
（七）逝世与魂归故里
因种种原因，谢冰莹一直未能回大陆看看，不能回到她魂牵梦绕的故乡，仅仅只能与家乡的亲戚们通通信，留下了终生的遗憾。2000年1月5日，怀着对故土的留恋，谢冰莹在美国旧金山逝世，享年94岁。人们按照她“如果我不幸地死在美国，就要火葬，然后把骨灰撒在金门大桥下，让太平洋的海水把我飘回去”的遗嘱，将她的骨灰撒入江海，圆了她的还乡之梦。
谢冰莹逝世后，许多媒体都报道了她逝世的消息和追述了她的生平事迹。如2000年1月8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就以《作家谢冰莹病逝于旧金山》为题作了报道，并用了一个较长的副标题：《享年九十三，曾根据北伐经历，写成〈女兵自传〉等书，苏雪林曾称她的作品“每使读者感觉津津有味，非读终篇，不忍释手”》。又如，同日的台湾《中国时报》以《文学女兵谢冰莹逝世旧金山》为主标题，以《生命历程曲折，辗转大陆、台湾、美国，享年九十四岁》为副标题进行了报道和追念。媒体的反映表明了世界对这位文学女兵的关注和怀念。
二、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灿烂的文化财富 在中国历史上，文坛不是为女人而设的，它是男人的专席。几个少得可怜的作诗、填词女人，都不能登“大雅之堂”，甚致连“偏席”都没有。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女作家，如谢冰莹，谢冰心，丁玲等脱疑而出，如同一颗颗启明星在封建的土壤上升起。谢冰莹更是奇特：她一手拿枪杆子，一手拿笔杆了，把新女性的特点发挥得淋漓至尽，被称为“努力奋斗的新女性”。她从“女兵”的角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直白的描写手法，纪实的文学体裁，真实地记录了中国社会大动荡时代的方方面面，为我们研究历史，研究中国文化的发展轨迹留下了珍贵资料.
（一） 她的人生轨迹和作品，丰富了梅山文化的内涵
谢冰莹生长在湖南中部古梅山地区的核心地带，梅山人特殊的性格和特殊的梅山文化氛围造就了她坚毅、倔强、叛逆的性格。古梅山人数千年来不服王法，从来不向历代朝庭面北称臣，更不交粮纳税。而朝庭除了给他们定位为“梅山峒蛮”、让其“自治”外，别无他法。不仅如此，其“王土”还屡遭梅山“蛮兵”的侵犯。直到北宋熙宁五年（1072），因朝庭用怀揉政策才使梅山的中心地带纳入政府版图，置新化、安化二县。从县名可知，“新化”就是“新开化，新王化之地”之谓，“安化”就是朝庭“新安抚、平定的王化之地”之谓。梅山人数千年来形成的个性特点就是倔强、剽悍、不畏强暴、不怕死伤、敢于反抗。所以受梅山文化薰陶的人往往具有拼博、反抗精神，不达目的，至死不休。如近代的民主革命先驱陈天华，为了唤醒国民反帝反封，他宁肯在日本跳海而死。又如当代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罗盛教，为了救朝鲜儿童生命，宁肯自己沉江而死。谢冰莹受这种特殊文化的影响，在潜移默化中就培养了“不怕事”、“敢于反抗”、“死不足惜”的坚毅、勇敢、叛逆性格。并且终生难改，就是晚年信佛了也不改初衷。
例如，她4岁时就哭着、闹着不裹足，从小就敢于和封建礼教挑战。稍长又以绝食斗争为手段，争取女子读书的权力，打破了“男子进书房，女子进厨房”的男尊女卑封建礼教。不仅如此，在当时男子汉都认为“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的情况下，她竟然突破禁区偷偷地去当了“女兵”，与男兵们一样翻爬滚打上前线，这在当时是不可理喻的。在婚姻问题上，她更是敢于越过“父母之命，媒芍之言”的红线，强烈抨击“指腹为婚”、“订娃娃亲”的封建陋俗，顶着“忤逆不孝”之名数次逃婚。面对“母亲比历史上古今中外任何专制帝王还历害可怕”的封建礼教维护者，面对“你反对婚约，就是反对父母”的压力，但她还是“不达目的，决不干休！我宁肯为反对礼教，推翻封建制度而牺牲生命，但决不屈服在旧社会的淫威之下”。可见她的傲骨有多硬！（见《被母亲关起来了》、《第四次逃奔》两文）在谢冰莹的人生字典里，没有“懦弱”一词。在基督教会办的学校里当学生，她敢喊“打倒基督”的口号，在日本国的国土上，敢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外监狱中，她视死如归，守口如瓶。在北伐、抗日的战场上，她敢“跃马前冲”。在报刊不敢发表她击中时弊的文章时，她便用笔名发表。在她主编的进步刊物被查封时，封了东家她主笔西家，总是不示弱。就是到了晚年，她的著作早已等身了，她还笔耕不缀，顽强地带病创作，人称“不老的女兵”。
特殊的梅山文化环境培养了她倔强、坚毅、敢于反抗的性格，同时，她的成长、奋斗历程和大量作品，又丰富了梅山文化的内涵，为梅山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广泛的素材。她是梅山文化又一个新的里程碑。在当前国内外掀起“梅山文化”研究热的时候，把“谢冰莹现象”列为研究对象具有重要意义.
（二）她的作品，是一部部社会写真集
谢冰莹作为生于多事之秋的觉悟女性，作为反封建礼教、反封建军阀、反日本帝国主义的斗士，其各个时期的作品无不是匕首、投枪。她对封建礼教的批驳，对军阀割据的鞭挞，对帝国主义的仇恨都是用事实说话，不喊空头口号。她的作品都是用写实的手法，不造作，不夸张，不臆想，可以说，是一部一部的写真集。她的《从军日记》、《新从军日记》简直就是两部战地通讯集，而她就是特殊的“战地记者”。“我真高兴，无论跑到什么地方，看见的都是为主义为民众战斗的革命军，都是含笑欢迎我们的老百姓。我们的车停了，随便走到什么地方，总是有许多百姓围拢来安慰我们：‘你们辛苦了，你们真是很辛苦了，你们坐下歇歇，吃吃茶吧。’他们的诚恳，他们的殷勤，真是形容不出，他们见了我们的快乐，是从心坎深处发出来的„„”。“在铁道旁的草地上，我看见了三个受伤最厉害的战士，其中有位右腿和腹部受伤的同志，满身血淋淋地，而且除了身上一件小领褂外，都是赤裸裸地浸在鲜红的血液里。他的呻吟，他的‘哎哟’声，无论谁听了，无论是个什么铁石心肠的人看了，也会伤心，也会流泪，更会鼓起自己的勇气，蹈着死者的血迹，继续伤者未完的工作，努力去与敌人奋斗！”。“四点钟了，我的肚子还是凹得象‘什么’一般，早晨虽在肚子痛的时候吃了几口饭，然而此时肚子好了，饭也想吃了，但哪里有充饥的食品呢？连药店里的红枣都没有了。唉！可怜的老百姓，该死的恶军阀！”（从《军日记》）略略数笔，把北代战争的大场面，正义与非正义，用看到与感受到的“小场景”表现了出来。人民对北伐的拥护，对军阀的痛恨，战争的残酷，老百姓的疾苦，用记述几个小故事的手法展现了出来。老百姓围拢来慰问，呻吟的伤兵、饥饿到连药店里可以充饥的药——红枣都卖光了。末了又点评一句：“可怜的老百姓，该死的恶军阀！”真是爱憎分明。我一个人先抵嘉鱼，为了找我们的住址在街上走了好几次。呵呀！女兵来了！女兵来了！这个骑马的女兵恐怕是什么长官罢？一片喊声连关在九层楼的闺女也通通出来了„„他们或她们有叫我老总的，有叫女先生的，有叫女长官的„„我已经做了西洋镜里的‘古董玩器’，不，新时代的怪人物。他们她们从我的头顶一直望到脚跟，我的头发多少恐怕她们都数清楚了！一位持拐杖的老婆婆说：‘我长到八十多岁了，从未见过这样大脚，没头发，穿兵衣的女人，’哈哈哈！她笑出眼泪来了！我也和大众们笑了。有位四十多岁的婆婆送茶我喝，我真感谢她，她说了一句使我很难过（其实并不难过）的话。她说：‘这样年纪轻轻活活泼泼的女孩，假使在战场上打死了，她家里的父母怎么办呢？’我当时很勇敢地回答她：‘你家不要难过，我出来当兵是下了决心的，即是我马上死了，我是很愿意的。为革命而死，为百姓的利益而死，这是多么痛快的事呀！至于父母当然是舍不得的，但我们可不要管他，因为革命是牺牲少数人替大多数人谋利益、谋幸福的„„’许多人都点着头佩服我的勇敢„„”。“我们虽然是睡在地上，睡在草堆上如猪栏里的小猪一般，虽然蚊子咬出了我们的鲜血，虽然鸡屎牛屎染污了我们的衣服，虽然有种闻所未闻的臭气塞住我们的鼻孔，有些见所未见的污物摆在我们面前，然而我们精神之乐，竞战胜了物质之苦„„我见了忠实朴质勤劳的农民村妇，我便有种从心坎深处发出来的快乐„„我见了他们朴质的土布衣服，我就恨死了城里的奢华；我见了他们那种忠实诚恳的态度，我就想起了诚里人的欺骗狡猾可怕。”（《寄自嘉鱼》）她把在北伐途中老百姓把“女兵”当稀罕物，老百姓对女兵的爱护和耽心，宿营条件之艰苦和她的“爱”、“恨”，以及对“死”的态度，从一篇短文中流淌了出来。八十多年后的今天读起来依然亲切和具有感染力。虽然没有华丽的词语，但就是这种据实的白描才具有文学的生命力。正如她自己所说的：“我的《从军日记》太单调了！太没有生气了！太没有引起人看的兴味了！我很知道，然而我写不出别的什么来，莫名其妙，我总写不出活泼的东西来，即如以后所写的何偿不是一样呢？然而不要紧，只要是我生活之写真，丝毫假都没有的写真，那我也不顾一切了，不管它好不好了。”（《寄自嘉鱼》）人们常说，真实是新闻稿件的灵魂，而“丝毫假都没有的写真”更是谢冰莹的文风。所以，她的作品集就是“写真集”。她为我们记录了不可重现的珍贵历史。因此，我们研究谢冰莹的作品，既是因为有她的特殊的文学价值，又是因为有她特殊的史料价值。
（三）她是一面反封反帝的时代旗帜
谢冰莹作为一个尚处在裹足时代的女性，能冲破封建牢笼去读书、去当兵，其本身就有很大的号召力。但她不仅仅如此，她还在拿起枪的同时还拿起了笔，写出了一篇篇振聋发聩的文章，唤醒广大的民众起来一同反封反帝，反对一切不合理的制度，其意义远远大于她一个人的抗争。在她的呼喊影响下，许多人觉醒了，加入到了反封反帝的革命行列。特别是深受压迫的妇女们，把谢冰莹视为他们偶像和英雄，并以她为榜样，纷纷站到了反封反帝的前列。“我愿以我这死灰、黯淡、枯燥、无聊的人生，换条欣欣向荣，生气勃勃的新生命。我愿以我烦闷的心灵，变成和月姊那样恬淡，那样悠闲。我愿所有的过去和未来的泪珠，都付之流水！我愿将满腔的爱愤，诉之于春风！我愿将凄切的悲歌，给予林间鸣鸟！我愿以绵绵的情操，挂之于树梢！我愿以热烈的一颗赤心，浮之于太空！我愿将所有的一切，都化归乌有，化归乌有呵！”（《爱晚亭》）她把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都看得那么恬淡、超脱。只要自己的爱与恨（对劳苦大众的爱，对封建势力、军阀、帝国主义的恨）能化作春风为民众所感受，哪怕自己化为了乌有，也是心甘情愿的。这种高尚的情怀，瞻前的思想在当时是有如一座灯塔照亮了不少尚处于麻木、蒙胧中的人的。“况且现代的结婚，绝不是像封建时代一样，它的目的仅仅在组织一个家庭；现代的婚姻，是与改造社会有直接关系的。两个人结合了，并不是只求自我的享乐，主要是在两人同为社会服务，努力干着创造新社会的工作，因此他们不但是夫妇，同时也应该是挚爱的朋友，忠实的同志。”（《被母亲关起来了》）她在80多年前的婚姻观，比现在的婚姻观还要充满理想。她的这种“革封建礼教之命”的新婚姻观如同一面闪光的旗帜，使许多人都站在了她“叛逆”的义旗下，为争取自由的婚姻而纷纷背叛封建礼教，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婚姻运动。一时间，废除三媒六证旧仪式，用登报形式宣布结婚的，用登报形式宣布废除包办、买卖婚姻的成为一种新风尚。当时的报纸中这类公告、声明，比现在报刊上的广告还多。“小时候为了读书，我曾有过绝食的自杀„„我的个性是坚强的，无论做一件什么事，不达目的不止。”（《被母亲关起来了》）她的这种坚韧不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顽强精神，在当时不知感染了多少青年男女，又不知有多少人效仿她的做法。“生在二十世纪时代，却在乡间过的十八世纪的生活”的“可怜虫”们（《湖南的风》），被她的一篇篇火辣辣的文章翩动起来了。不论是男人女人，都争相赶上二十世纪的新潮流。这就是文学的力量，这就是榜样的力量！
“提起苏州，谁不忆起‘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句子，谁不享两声：‘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谁知这样美丽、这样静穆、这样雅致而富足的苏州，如今却变成地狱般之凄惨、荒凉、恐怖了！苏州，你这饱受敌机蹂躏的天堂，两个多月来，你已经受够了轰炸，受够了机关枪的扫射，你已成为百孔千疮，奄奄一息的死城了。我并不为你悲哀，我只有愤怒。整个的中国，多少锦秀山河，多少像天堂般的城市，都变成了一堆堆的瓦砾，都变成了一片片的焦士，都变成了血肉横飞的战场，鬼哭神号的地狱！苏州，怒吼吧！天堂快要沦为地狱了：‘夜半钟声到客船’，早已成为‘夜半警报到敌机’了！数千年来的安静生活，如今弄到鸡犬不宁！苏州，你是静静地让敌人毁灭，还是挣扎着奋勇地冲上前去和敌人做一次最后的斗争？”（《地狱中的天堂》）读了上述文字，谁不为之动情，谁不为之愤怒，谁不激起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刻骨仇恨？中国的“天堂”被日寇变成了“地狱”，作为有血性的中华儿女，谁不愿拿在钢枪奋战？我想，当年凡是看到谢冰莹文章的人，都是会被震怒的。在她《战士的手》一文中，记述了一名右手被日寇机抢打断了的战士的英雄气概：在战地医生割下他的右手时，他不但不喊痛，他比关云长刮骨疗伤还要激昂：“他的眼睛望着另一位伤兵打掉了下腭的脸，咬着牙说了这样一句话：‘丢他妈，他用大炮飞机轰炸，我们用肉血来抵抗，总是这样拼下去，看他还能继续多少天！’”。“丢他妈，右手没有了，还有左手！”“只等右手不痛，左腿上的弹伤好了，就要上火线去！右手虽然没有了，不能拿枪，但左手仍然可以丢手榴弹的。”看到这些用血肉之躯与敌人的钢枪大炮相抗衡的英雄壮举，谁不热血沸腾呢？谢冰莹用战地通讯的文笔把他写下来发表在各大报纸上，她的抗战宣传作用之大是不难想像的。所以她在谈到她的笔的作用时说：“我的钢笔，此后我要更爱它，当它是我的第二生命。我要用它来揭破社会上的一切丑恶、虚伪、欺骗、贪婪、自私自利，利用它来消灭封建势力以及帝国主义者；利用它来创造真实、坦白、互助、亲爱的人生，建设自由平等的新社会。我更勇敢了，因为我的笔是有着特殊的生命力的，它遭遇过几次大险都没有消灭它，它是和我一样负着改造社会，保卫祖国的责任，它是英勇的战士，尤其是日本强盗的莫大敌人。珍惜着吧！珍惜维持送给我的这支宝贵的绿笔——冰莹杀敌的武器。”（《笔》）
的确，谢冰莹闻名于现代中国乃至世界，既缘于她二度从军的壮举，更缘于她手中的笔。她的笔，成为了近代中国一面反帝反封的旗帜；她的笔，也使她成为了中国新文学史上“女兵”文学的祖母。 最后，借用廖仲凯夫人、廖承志母亲何香凝女士当年送给谢冰莹的一首诗结束本文：
征衣穿上到军中，巾帼英雄女士风。
锦绣江山遭惨祸，深闺娘子去从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