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界的“跑官”现象，自改革开放以来，一步步地走到今天，勘称“发展迅猛”、“如火如荼”、“愈演愈烈”、“越跑越快”且“越跑越高”，甚嚣尘上，鼎盛如此，以至于中共中央不得不“三令五申”予以警告，并称“情节严重的”，要以党纪国法而裁之。这真使国民人心大快又大快人心！
“捐官”，是指古时诸国为国计民生之需，向士民“广开门路”而推出的一种不得以而为之的国策之一，即士民向国家捐资纳粟，而国家则以其资粟之多寡优劣而酌情册封官职，以便其“参政”、“议政”并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史书记载：“秦得天下，始令民纳粟，赐以爵”之。
此后，到西汉时，“捐官”则形成了制度。继之，唐、宋、元、明都有捐纳，到清朝此风最盛．
古代的捐官权力，一般都控制在朝廷和省一级部门。
仅仅从表面上看，“捐官”和“跑官”都差不多：“先拿钱来，再说下文！”
但其本质，却有着天壤之别：捐官，是政府开口要钱，以填国库之虚，不仅毫无忌讳，而且正大光明，外加广而告之。因此“捐官”者，实属响应朝廷号召，以国是为重。毕竟，政府是需要很多各级官员们来支撑的。
但，“跑官”就不一样了。而且很不一样了。
“捐官”，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且被认为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既没有人因不满而在官府门外的广场上静坐示威；也没有人因反对其行，而吆三喝五地纠集起来，高举各色口号牌子，满京城游行示威；更没有人会集体禁水绝食，以死相抗——一句话，从来就没有人反对过“捐官”之举，或从中作梗：“有闲钱的话，你去“捐”得了！这跟我倒有甚么相干来着？！”
而“跑官”，则采取的是“偷偷地‘进庄’”之策略；而且坚持“打枪的不要”之战术；还注重“地下工作”之机要：“单线联系”。
“跑官”者，做事周密严谨，一招一式都“运筹于帷幄之内”，而“决胜于千里之外”。大功告成者，就不仅自己能乐呵呵地当官，而且手里又有了若干的下一级或下下一级的官位可卖——这可他娘的真是一桩妙哉妙哉妙妙哉的美事啊！
但当今的“跑官”者们，却无一例外地都是唯恐其“跑”被他人察觉的。有的跑官者，甚至连自己的家属亲眷都讳莫如深。因为，事情明摆着：倘若他人得之，继而上报或上而告之之类，那可如何了得？！所以，“跑官”者的“做贼心虚”，那是众人都心知肚明的。
汉武帝时，边关多战事，国库开销甚大，用爵位换取粮食的做法已不足以解决问题，于是便出卖官位，以增加收入，用以支付庞大的军费开支。
至此，“卖官鬻爵”才合二为一。东汉末年，刘宏在鸿都门悬内外大小官爵价格表，禄位二千石的卖二千万钱；四百石的卖四百万，“三公”卖一千万。曹嵩花一万万买了个太尉，崔烈贿通灵帝保姆，半价买得司徒一个。
这买卖无疑是正大光明的公平交易。
清代乾隆晚年，由于官吏贪污和乾隆的铺张浪费，国库空虚，一遇灾荒，就大开“捐纳(卖官)”。捐纳有常捐、大捐，常捐只捐出身虚衔，大捐则卖知府以下的官。清朝卖官之风最盛，官员中就有不少是捐纳得的官。
捐纳制度在清朝是一个很重要的制度，它和科举制度互相补充，一部分人通过科举考试做官，一部分人通过捐纳制度做官。对买官的人无任何限制，地主、商贾且不必说，连流氓、盗贼等也无一例外。按照捐纳制度，士民不仅可以捐官，而且可以捐封典、捐虚衔及穿官服的待遇。这些都属于“政府行为”，且收入都归国库，谁会反对呢？
在众多“捐官”者中，朝廷通过精心选拔，择优录取，不在话下。
其中不乏众多出类拔萃者，因为社会制度等问题而报国无门，只得出此捐官（买官）之下策。如清代制墨名家、胡开文墨业创始人胡天柱(1742—1808)。绩溪县人。商家出身，曾为学徒，后自立墨店。列清代四大墨家之首。以墨业致富后，曾捐官而获从九品头衔，被赐予奉天大夫，成为正宗绅士。晚年热心公益事业。1915年，其后人所制“地球墨”曾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
在边疆学和外交学两方面，都有学术建树和重要实践的姚文栋（1852─1929），15岁中秀才，以后应乡试未成，乃纳资捐官，两次以随员身份出使外国，积资至二品衔直隶候补道，在晚清也是声名卓著者之一。
——之所以要例举一些古来的一些优秀的“捐官者”来，乃在说明一个问题：正大光明的捐官，果然能够大浪淘沙而选出“真金”来！而偷偷摸摸的跑官，能有这等效果？
好官，绝不是“跑”出来的。而“跑”出来的官，恐怕大多没什么才华能力情操修养可言。不过，回头一想：这又是何苦来哉？我等既没有跑官的资格，也没有跑官的银子，何不仿与捐官时代之小民所见平齐：“有‘闲’钱的话，你去“跑”得了！这跟我倒有甚么相干来着？！”
自然，这“跑”出来的官们当中，也不一定都不是好官——但，毕竟好“跑”官太少太少。这是不争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