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权力：反腐败的基础与根本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腐败现象有了新的变化，党和政府更加重视从源头上治理和预防腐败现象的产生，积极探索治理腐败的根本之策。根据我的理解，反腐战略转变的关键是要抓源头、抓基础、抓根本。
如何抓源头、抓基础、抓根本?研究者普遍把权力缺乏制约、监督不力作为腐败泛滥的主要原因或源头，提出遏制腐败的根本措施在于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腐败是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缺乏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但是我们只能把监督不力看做是未能有效防止公共权力产生腐败的原因，而不能将其作为公共权力之所以会产生腐败的动因。通过剖析近年来发生的腐败案件，发现其中的一个共同点，就是相当数量的领导干部对权力的使用是无界限的，不少容易产生腐败的职位或职务所拥有的权力，甚至是合法的权力，但不受限制、不加监督，很容易产生寻租行为。
限制权力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基础性的工作，需要通过政治与经济体制的深层改革，并结合一系列法律与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配套建设才能完成。
1.树立有限政府观念，建立有限政府
结合我国的国情，建设有限政府应从政府内外两方面进行建构。首先，就政府外部的建构来说，必须严格限制政府权力的作用领域。一般情况下必须把政府权力限定在公共领域，不能渗透到社会的私人领域。有限政府在政府和社会之间实现合理配置时必须遵循公共权力的原则，树立“法无授权即禁止”而非“法无禁止即授权”的权力观，逐步缩小自由裁量权的范围。
2.转变政府职能
转变政府职能，实际上是限制和削减政府不必要的权力，减少官员利用公权与私利相勾连的机会。在转变政府职能的过程中，要通过构建公共权力与经济利益相脱离的体制、权力主体与超额利惠隔离的体制，从而划清政府公共行为和企业盈利行为之间的界线，使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能用公共权力来获得经济利益。
3.改革干部人事制度
第一，任用干部的决定权还掌握在少数人甚至个别人手中，少数人说了算的机制还未发生明显变化;第二，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选任方式基本上是变相的任命制;第三，买官卖官现象严重，在领导干部腐败案件中，几乎所有的当事人都有买官卖官的现象，由此来看，用人上的腐败成为腐败的重灾区。这些问题是干部人事制度的深层次问题、瓶颈问题，其实质是权力过分集中，少数人尤其是一把手在干部任用上的权力几乎没有限制，由此带来权责不明的后果和吏治腐败现象的发生。
4.改革行政审批制度
目前我国行政审批改革良性机制远未形成。过多过滥的行政审批已成为滋生腐败的肥沃土壤，大量设定行政审批事项的背后是巨大的利益驱动，多一项审批事项就多一项收费，这就是为什么行政机关不论层次级别高低都热衷于设定行政审批事项的主要原因，这也成为部门产生腐败的最大根源。
5.建立权力体制内部的“适度分权’，机制。.应当加快法律的完善，加大对腐败的惩罚力度这里的“分权”不是指整个国家层面上的“三权分立”，而是指在总体上确定政府应有职能与权力后，在政府机构之间、官员之间适度分权，以防止权力过分集中(见2009年“反腐败：经验与启示”会议论文集中浦兴祖的文章《阻断“公权”与“私欲”的勾连》)。当每个机构、每个官员所握有的公权不是过大时，也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官员“不能”将公权与私欲相勾连。中共中央2008年发布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中提出，要建立健全权力机构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之间既应相互制约又应相互协调的运行机制，这一策略对实现“适度分权”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总之，诚如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教授所说:“腐败程度与社会和经济现代化的速度发展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今的反腐败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以后的路还很远很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