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人才观
中国古代思想家始终把人的伦理素质和人的修养以及对人的重视，看作建立自己学说的基本出发点。在国家的运行和社会管理问题上；他们则更注重对人本身作用的发挥。中国古代有发达的文官制度，关于人才的培养与选拔也有着一套严密而成熟的机制和一系列标准，其中最为严格的就是对人才德性、品德和操守方面的讲求，明代大学者归有光关于“天下之治，系乎入臣之有德，而才不与焉”(《震川先生集·别集》卷一)，就是十分典型的表述；也就是说，社会的治理在人而不在天，领导人的德性是非常重要的，而才能是不能与其同日而语的。
早些时候，孔子继承和发展西周初年“明德慎罚”的思想，曾提出“为政以德”。这里所说的德治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其一，要求统治者推行德政，轻徭薄赋。其二，强调对民众的教化，反对统治者“不教而杀”。其三，提倡宽严相济，以刑辅德。接下来，孔子没有把自己“为政以德”的治国思想停留在理论上，他从实践的角度积极摸索实现德治的途径。首先，孔子站在“仁者爱人”的高度，提出要想实现德治，先要“为政得人”，政、事的兴废与最高统治者是否贤明息息相关。提倡“举贤才”(《礼记·子路》)主张贤人治国，也就是说要想帮助君主建立和巩固天下，就要为其推荐身边的贤能之士。孔子尤其看重统治者的表率作用，他多次重申“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可见一个领导者的品质、操守；是事业兴亡、国家盛衰的关键所在。
过去人们往往从负面的意义上来评价这种德性优先的人才观，认为它轻才而过分重德，有道德至上主义的嫌疑。但是人们往往投有再深问：古代人才观何以如此重德呢?原因无疑有很多种，但有—点值得今人三思，那就是对为官者的防腐倡廉。
权力意味着腐败，这本是句西方名言，中国古代先哲对此也有类似的深切体悟，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明证。为了防止这类贪渎污行的发生，除了建立相应的监督察举制度外，古人认为防微杜渐的根本还是要在人才的选拔上下功夫，即要坚持操行优先。因为品德优秀者在价值取向上会以道德为荣而不以金钱为耀，孔子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寸：利”就是这个意思，后世学者宣扬的“丈夫重义如泰山，轻利如鸿毛”也是在张扬这一意蕴。一个重义轻利的人。在人生追求上就不易产生“金钱拜物教”，不会“役于物”地被物欲牵着鼻子走；相反他能安于恬淡，自甘清贫，心不贪，自然手也就不会伸得太长，做到廉洁奉公就不难了。而“小人”既德恶者先利后义，其结果必然是视钱如命，沉湎享乐。
有操守的人大多“有耻”，即有道德反省精神和自觉意识，能做到“三省吾身”的自我约束；有了自我约束，“君子”才会有所为、有所不为，正如宋代哲学家朱熹所说：“人有耻，则能有所不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具有不可逾越的道德底线。先人所谓“故士之有志于道者，宁饥饿不能出门户，而不敢以丧节；宁阢穷终不得闻达，而不敢以败名”，也正是揭示了这一点。历史上的“清官”大多具备“有耻”意识和反思精神，所以能临财有节，守身有度。如被康熙皇帝赞为“江南第一清官”的张伯行，就有这样的表白：“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禁止馈送檄》)张伯行之所以能立身清正，与其重“为人”、讲“廉耻”的道德自觉是密切相关的。相反的，无德者必无耻。这种人既难以自我控制，也敢于无所不为，即“至于无耻，则见利而已，不复知有他”。
由此可见，立本有行者，会珍视自身的“名节”，能严守廉耻大防，拒绝切不义之财，于是也就能更好地抑制“权力寻租”的腐败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古代人才观之所以如此重德，正是寄意于为官者防腐倡廉之上的；历史不可重现，但先哲尚德人才观里的倡廉诉求，却是符合时代需要的，也是值得我们认真汲取的。
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的，尤其当一个人布面对金钱与正义发生冲突的时候，需要极高的道德自律，这往往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也正是干部贪污腐败现象古今中外任何朝代和任何社会都无法逃避和彻底杜绝的问题。近年来，针对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需要，有人认为，社会进步更应重视个体能力对社会的贡献而不是个人道德对社会的贡献，所以在干部的选拔、任用上多少有些顾此失彼，片面强调能力、强调政绩，而对干部德性的考察与评价，一方面不容易操作，另一方面则被过分强调的经济效益和经济指标所忽略。因此，有些伦理修养不高、自律意识不强的人走上了领导岗位后，在金钱和权力面前经受不住商品经济大潮的种种诱惑，一批批昔日的“有功之臣”纷纷落马，成了阶下囚，在付出自由甚至生命代价的同时，出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但就是这样，有些领导干部仍执迷不悟，有的人甚至在临邢前的悔过中，还感叹自己在有权又有钱时没住过五星级酒店的总统套房；没来得及尝过自家珍藏的几瓶路易十三的好酒；这不得不让人产生疑惑，单纯依靠法治能消除腐败?其实；社会赏罚本身是外在于道德的，它之所以起作用，主要诉诸于人的怀赏畏罚心理，诉诸于人的功利心、荣辱心或成就需求，并不着眼于调动人的良知，依靠它可能造就表面的道德秩序，却不能培养出有自律意识的道德人格。孔子认为，道德教化的力量大于刑杀，《论语·为政》篇中，孔子提倡“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他把“不教而杀谓之虐”(《论语·尧曰》)。对于君子和小人，必须用德和刑两种不同的手段进行统治，也就是后世儒学家总结的“德主刑辅”的思想，毕竟刑法是教育人们去恶从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而且它只对事后发生惩戒效力。
常常会有舆论探讨这些所谓“有政绩”贪官的功过问题，的确，有些领导干部任职期间经济效益和成绩都得到不知情的老百姓交口称赞，但如果这种“政绩”是以牺牲正义、公平、法律、社会风气等国家利益为代价，这样的浮华背后不是蕴含着更深刻的危机吗?其实这种“政绩”的成本已经远远超过了“政绩”本身。因此，一个领导干部就算再懂经济、再懂经营，没有一种良好的德性与定力也是枉然。当然道德既有由人自身及其生存条件：的某些共性所决定的基本恒定的内容，又因生活实践的不断发展和生存条件的变化或差异不断地经历着调整、变迁，并呈现出多元性。因此新时期我们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这个“德”字，与古代的“德性”有着不同的含义，但无论如何仍要将候选人的道德品质作为选拔和任用的首要条件，在同等情况下挖掘出工作能力更胜一筹者。优秀的领导干部一方面会确保事业的正确方向，同时依靠自身的人格魅力影响周围的人，团结更多同志，拥有更高威信。因此，邓小平同志南巡时曾谈到干部的德才兼备问题，他认为一个好干部要坚持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要有突出的政绩，还要得到人民的公认，只有具备这三个条件，才是，一个好干部。同样，江泽民同志也在“三讲”中反复强调领导干部要“讲政治”、“讲正气”和“讲学习”，而这三条中的两条都是与个人品质和道德有关联的。因此，要杜绝领导干部的贪污腐败只强调法的威慑和导向作用是不够的，要使领导干部一身正气，就要从源头做起，把好干部的选拔关，重视任前的道德素养，加强任后的监督和审计，同时不断地对领导干部进行“三讲”再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