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人才观
曾国藩(1811-1872)，湘军创始人。原名子诚，字伯涵，号涤生。后立下澄清天下，藩卫家国之志，改号国藩，湖南湘乡荷叶塘人。他家世代农耕，其父开始乃与文人有所接近。曾国藩六岁入学，十四岁到长沙参加童子试，先后历经七次，直到二十三岁方中秀才。又在二十八岁中进士。此后，他在功名和宦途上就极为顺畅。至道光二十六年六月，三十七岁的曾国藩已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咸丰元年，太平天国起义暴发，奔丧在家的曾国藩以正二名在籍侍郎的身份奉旨到长沙邦办湘勇。历时一年零四个月，他终于训练出一支儒教色彩浓厚的湘军，并在镇压太平军斗争中起了关键性作用。太平天国平定后，曾国藩致力于洋务运动，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军事工业——安庆军械所，并促成选派了第一批留学生。同治四年，曾国藩奉旨督师北上平捻，师老无功而回两江总督本任，后补武云殿大学士。同治九年六月，六十岁的曾国藩奉命查办天津教案，因过于迁就洋人，落到“内疚神明，外渐清议”之境地。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曾国藩溘然长逝，终年六十二岁，清庭闻报，辍朝三日，下谕追赠太傅，加恩予谥号“文正”。
纵观曾国藩的一生，可谓功成名就，极尽荣华，他学业精进，仕途顺畅，官至二品；他创办湘军，扶植淮军，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他鼓吹中体西用，率先举办洋务，开近代风气之先。在当时，曾国藩被誉为“圣相”、“古今完人”、“第一等忠臣孝子”、功比周公孔孟，名垂千秋万世。后人也誉其为“立言”、“立德”、“立功”三不朽之人。
曾国藩一生最大的“功业”，就是创建了一支过硬的湘军，平定了太平天国运动，使清王朝得于苟延残喘几十年。然而曾国藩一介儒生，素与军事无多大瓜葛，且天资不算很高，自称“秉质愚薄”，“最称钝拙”。就是这样一个不精兵法的“愚钝”儒生，带领的一支由书生和农夫结合的湘军，竟能战胜绿营和八旗军都束手无策的强大的太平军，并屡屡以少胜多，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其中原因后人各有评说，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那就是曾国藩重视人才的选用，将人才得失视为事业成败的关键，并始终如一。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虽在起义初期能不拘一格，唯才是举，但在定都南京特别是天京事变后，便逐渐开始任人唯亲，排斥贤能。结果造成人心焕散，并最终走向失败的道路。太平天国两位高级将领对此亦有中肯的评说，忠王李秀成批评洪秀全“误国不用贤才”，而翼王石达开则称赞曾国藩“能识别贤将”。
(一)重视人才的作用
曾国藩历来重视人才的作用，他深深地懂得治理天下首要在得人才。他对人才的重要性有清醒的认识,知道得人才者得天下的道理。作为地主经世派中的领袖人物，曾国藩具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他认为导致晚清社会危机的根源在于吏治腐败，而吏治之败坏又是由于人才之缺乏。因此，对于怎样解决封建统治的危机他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对胡林翼说：“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待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1]咸丰元年，皇帝下诏求言，曾国藩上过一封《应诏陈言疏》，奏疏中说到：“今日所当讲求者，唯在用人一端耳”。[2]在同期提呈的奏折中，曾国藩披肝沥胆地指出,国家之强盛，以得人才为强，若不得人，则以禽鸟羽毛未丰，自然难于高飞。咸丰十一年三月，署理湖南巡抚的毛鸿宾向曾 藩咨询湘政，曾在复信中仍把物色人才放在首位：“阁下共湘初政，仍祈物色将才为先务!窃以人存而后政举，今四方多难，纲维紊乱，将欲维持成法，仍须引用正人。随事纳之准绳，遮不泥于例，而又不悖于理。”[3]对于创建军队，曾国藩把选拔人才看得比制定营制营规还重要。他认为，制定营制营规不过是立法而已，法虽立，如果没有人才，则法形同虚设，所以用兵行军，以得人为第一要义。
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曾国藩片刻不忘寻访可用之才，甚至梦寐以求之，焚香以祷之，早年在京赴考和在翰林院供职期间，曾国藩便关注时事，留心人物，随时记下所见所闻人之气质、才识和特点，以备访求。湘军创立初期，曾国藩便在衡阳开幕取仕，招揽天下英俊为其所用。他公开号召：“倘有血性男子，号召义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为心腹，酌给口粮；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4]在直隶总督任内，为广加延访人才，改当地之风气，曾国藩曾专拟《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一文，广为散布。即使在与捻军作战之时，曾国藩也不忘在其告示中专列“询访英贤”一条，以布告远近，薜福成就是在看到告示后，上《万言书》，并进入幕府成为曾国藩创办洋务的得力助手的。曾国藩每到一地，即广为寻访和延揽人才。与人谈话、通信，则殷勤询问其地，其军，其部是否有可用之人才。一旦遇到俊杰之才，则根据不同对象，或结之以情，或待之以诚，或激之以情，为其所用，正如他自己所说：“求人之道，须如白圭之冶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5]其求才之急切与真诚，由此可见。
(二)用人不拘一格，量材器使
为增加对人才的吸引力，以免自己一时言行不慎或处事不当而失去有用之才，曾国藩力克用人唯亲之弊，并且自强自励，时时自惕，不敢恶规深言之，不敢怀偷安之念，不敢忌嫉贤忌能，不敢排斥异己。同时，对于人才的选用，曾国藩也不求全责备，而是知人善任，量材器使。他指出：“窃疑古人论将，神明变幻，不可万物，几乎百长并集，一短难容，恐亦史册追崇之词，初非当日预定之品”。[6]他认为把有一定能力的人或一定成就的人誉为“百长并集，一短难容”，甚至神化，无疑是古人认识人才上的一种片面性。因此，选拔人才时要不拘一格，评论事情时不可过于苛求.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只要道德堪称楷模，文章足为人师，韬略可用以战阵，资材能补于当前者，均在曾国 藩延揽之列。而一旦为其所用，则因量器使，务求人尽其材。在写给其弟曾国荃的信中，曾国藩道：“好人才实难多得，弟为留心采访，凡有一长一技者，兄断不能轻视。”“有材不用，固是浪费，大材小用，也有损于事业，小材大用，则危害事业。”[7]曾国藩又说：“虽有良药，苟不当于病，不逮下品，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俗流。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颉牛不可以捕鼠，骐骥不可以守门。千斤之剑以之祈薪，则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垦田，则不如耒。当其时，当其事，则凡材亦奏神奇之效，否则，颉梧而终无所成。故世不患无才，而患用者不能器使而适宜也。”[8]
而在实际的用人中，曾国藩也真正做到了知人善任，因量器使，如曾国藩的幕僚李元度，打仗胜少败多，不是理想的将才，但他学识宏富，文笔灿烂，其《国朝先正事略》一书，被曾国藩誉为“博雅公核，近数十年无此巨制。”曾国藩延揽李元度，正是看中了其文才和心计，李入幕后，果然不负所望，数年相从艰危，多所裨助。曾国藩自出师起，每遇不利即奋然欲死，如湘军水师在靖港，九江遇挫时，曾国藩都想投水自尽，但皆因李元度婉言相劝，妥善防救而得免。曾国藩的大将鲍超的才具与李元度恰好相反，此人英勇善战，踔厉敢死。但学养浅薄，骄矜自傲，缺乏心计，曾国藩在作战中，常让他冲锋陷阵，却不准许他参与军机谋画。
曾国藩用人不但对人才的能力不求全责备，而且对人才的地域、门第、冠戴、资历和年龄也不拘一格。他主张用人之道官绅并重，湘楚并用.在他的幕府中，湖南籍二十一人，占最多，江苏籍十七人，安徽籍十六人，浙江籍十人，其余四川、贵州、广东、湖北、江西各省都有，人员分布，共达九省。就其出生而言，则上至举人、进士，下至诸生、布衣。这些人出身各异，阅历不同，但都具有杰出之处，他们的结合对曾国藩的事业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曾国藩选用人才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不拘一格的，有的还富有戏剧性。其幕僚中，有创建湘军之初便并出共事的，如刘蓉、陈士述；有才华一向为曾国藩所钦佩，特疏奏调而来的，如郭嵩涛、李榕；有建军功于乡里，且足付重托者，如彭玉麟、唐顺芳；有投书延聘而来的，如萧世本、徐寿等；有被人推荐而来，如邓辅纶、李鸿裔便分别由左宗堂、胡林翼推荐而来；有千里渴见欲效奔者，如向师棣；有辗转而必欲入曾国藩之门者，如罗萱；还有上书献图以求效力者，如薜福成，林长春等。
(三)重视人才的思想品德
尽管曾国藩用人不拘一格，但也对人也有统一的要求，那就是都必须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这可以以他从选将中体现出来，曾国藩选将基本上有四条标准。 一是“血性为主”，即要求湘军将领效忠清王朝,自觉维护三纲五常的封建统治秩序，具有誓死与起义军抗战到底的决心.曾国藩认为强调这一点至关重要，他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于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则万不以带勇.”“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9] 二是“廉明为用”，曾国藩说：“弁勇之于本营将领，他事尚不深求，惟银钱之洁否，保举之当否，则众目耿耿，以此相伺；众口啧啧，以此相讥。”[10]因此，他强调将领在银钱上要检点，以守其“廉”，奖罚上要公道，以倡其“明”。
三专取“简默朴实之人”，针对绿营军队官气太重的积习和败不相救的弱点，曾国藩主张“军营宜多朴实少心窍之人，则风气易于醇正。”[11]他选人才尽量舍弃一切官气重、心窍多、浮滑取巧之人，而选用那些能够耐劳实干，不浮夸虚饰者为将。
四是“打仗坚韧”，曾国藩并非行伍出身，他以儒生治兵。建军之始也没多少军事经验，但他知道，行军作战备尝艰苦。将领平时须带兵士严加训练，整肃营务；战时则要临阵胆识，敢于冲锋陷阵。因此，他选将以“耐冷、耐苦、耐劳、耐闲”为警句，提倡“习苦为本事之本”，具有苦熬苦撑、敢与起义农民顽抗到底的决心和勇气。
仔细分析上述选将要求，我们可知，曾国藩反复强调的和首先要求的是将帅品德操守，也就是注重“德”而不是“才”。因为不论是“血性”，“廉明”还是“朴实”、“坚忍”，均居于思想品德范畴。
以上四条选将的要求，归结起来围绕的中心只有一个，即选拔那些能自觉遵奉封建纲常伦理，忠于封建君主为基本原则的“忠义血性之士”，以他们为湘军的基本骨干，从根本上保证了这支军队的阶级本性。这种选将要求，与曾国藩本人的理学忠君卫道思想又是紧密相连的。
(四)注重培养专业人才
思想品德的标准是曾国藩用人的首要标准，但不是唯一标准。他还很重视人才的各种能力，努力选拔和培养具有各类能力的专门人才。这种思想与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的学风有关，又具体地体现在曾国藩创办洋务这一历史阶段上。
曾国藩对洋务的认识，发端于初建湘军时期。那时，由衡州派人去广东采购洋炮，用以装备水师。后来这些洋炮在湘潭、岳州两次战役中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于是曾国藩便加紧催请清庭购买使用西方兵器。同时，他又认为，目前购买船炮，只能解决一时之需，将来学习外洋制造船炮，则可以收到永远之利。因此，他提出“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船等具为下手工夫。”[12]而要学造船炮，首先要有懂得这方面知识的人才，从这个时候起，曾国藩就特别重视选拔和培养精通外国语言文字和掌握西方科技知识的各类专门人才。当时享有盛名的容闳，李善兰、华衡芳、吴嘉廉、龚芸棠、徐建寅、徐寿等人都在为曾国藩的洋务事业效力，为了使后继有人，曾国藩还在江南制造总局旁边设立附属兵工学校，培养专业技术人才。又另立学馆，以习编译，培养自己的翻译人才。 创办洋务时期曾国藩所做的另一件值得赞许的事是选派留学生出国。此事由容闳提出，得到曾国藩的采纳和支持，曾国藩认为，要把西方技术学到手，聘请洋师到中国教习是一条路经，但更好地莫过于“置之庄岳之间”，实地留学。于是曾国藩向朝庭奏请“拟选聪颖幼童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13]虽然曾国藩经理的第一批留学活动，从成效看并不显著，但毕竟造就了我国最早一批自然科学家。由于这是一次主动地走向世界的实践，因此具有特别深远的意义，它不仅推动了我国传统教育的近代化，刺激了其它学习西方的形式和活动的勃兴，而且大大拓宽了国人视野，为封闭保守的思想文化氛围注入一般清新的空气。
以上就是曾国藩选人用人的一些特点，这些特点，不仅使曾国藩网罗了一大批各类人才，并发挥了他们应有的能量，成为曾国藩事业成功的主要因素，而且对以后的教育制度亦有深远的影响。他重视人才之观点，提醒后人在任何时候都应重视教育考试以选拔人才；其不拘一格的选才方法，则开创了现代考试多样化的局面；其对人才品德的严格要求，直到现代的教育考试制度亦未曾变化；而其在洋务时期对各类专门人才的培养与选拔，可以说是后来的教育课程改革的先声；他们选派留学生的运动，无疑开创了现代教育中留学体制之先河。
[1]>,卷22，>
[2]>,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188页
[3]>,卷8,>
[4] >,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351页
[5]>,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9年版，244页
[6][7][8]>,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9年版，238页
[9] >,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300页
[10]《曾文公全集批牍》，卷二，13页
[11]《曾文公全集批牍》，卷三，3页
[12]>,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1155页
[13]>,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117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