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袁世凯的重新审视 作者：
来源：华夏快递
来源日期：2003-10-10 本站发布时间：2003-10-11 阅读量：234次
“双十节”又要到了，台北的陈水扁政权对这一“国民党的节日”兴趣不大，国民党也只是将其作为炫耀昔日辉煌的资本，而北京的中共政权一直将其作为“统战秀”来利用。也就是说，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及其相关人物，海峡两岸的政客们只是“为我所用”罢了，并不在乎还原历史且从中汲取教训的意义。
尽管，清末民初的史实大都公之于众，然而，国人对那段充满戏剧性的历史的认知，在某种意义上，仍然陷于“成王败寇”的思维惯性或意识形态化的解读之中，以至于，将确凿的史实变成党派私利的脚注。其中，最大迷思就是褒孙贬袁的偏见：孙中山被奉为推翻满清和创建民国的象征。国民党尊孙为“国父”，中共尊孙为“革命先行者”，而另一位对终结“家天下”政权做出实质性贡献的袁世凯，则一直被贬为“帝制余孽”，特别是在当代国人眼中，袁更是保守僵化、厚黑弄权的绝对独裁者。
然而，只要尊重历史，这样的结论就会大打折扣。
袁世凯当上大总统之后，固然干过暗杀宋教仁、操纵国会、媒体、法院和选举的下流勾当，他的称帝，在为他自己留下了千古骂名的同时，更遗留下军阀混战的乱相，致使本来开端良好的现代化进程走向企图，但这并不能抹煞袁在清末民初的积极作为：他曾经主持“新政”、支持“君主立宪”和“地方自治”，特别是他与南方革命军合作，在逼迫清王朝最终退位上起到了关键作用。所以，要论推翻满清和创建民国的功绩，袁的实质性贡献决不在孙之下。实际上，纵观袁在当时的政治作为，袁是一位新旧参半的人物，他复辟帝制之过并不能抹煞他对终结满清王朝的贡献。
李鸿章死后，袁便成为体制内渐进改革的领军人物，他支持地方自治和君主立宪，被清廷任命为第一任内阁总理而统领新政，既得到国内改革派的诸多头面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等人）的支持，也赢得了西方列强的普遍支持。1906年7月周游考察14国立宪的五大臣回国，向慈禧力陈君主立宪的紧迫性和诸种益处，全国8位总督之奏请立宪者就有5位，袁世凯无疑是这些力主君主立宪的朝廷重臣的领袖。清廷在9月1日终于颁布了“预备立宪先行厘定官制谕”。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立宪运动在全国兴起，各地纷纷成立民间的立宪团体，向民众普及宪政知识和敦促政府加快立宪进程，为后来建立民国做了良好的准备。可以设想，如果由袁领导的新政之渐进改革，不被体制内的保守派与体制外的激进革命派所形成的合力所中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许就会完全不同。
袁世凯开明的一面，也可以通过美国记者的眼睛得到证实。《纽约时报》记者托马斯F米拉德于1908年4月采访了袁世凯（见郑曦原所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三联书店2001年5月版）。在美国记者的眼中，袁世凯“虽然不是清国的改革之父，但他能让改革继续进行下去。”袁世凯是中国改革之父李鸿章的最佳传人，“一直负责推动整个大清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少数可以左右李鸿章之后的大变局、带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政治人物。外国记者称他“素质全面”，具有“异常才智”且“野心勃勃”，善于利用政治时机并有能力把自己推上最高权力的宝座；他吸取了中日战争和义和团式反西方的教训，主张尽量寻求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支持和谅解，以便推动渐进改革。
首先，袁表现出强烈的亲美倾向，他说对记者说：美国“一直是大清国的朋友，从未错过任何机会以无私的方式表示出这一点，„„我们更加信任美国。”因为，美国一直对东方国家非常友好，且“从未显示过哪怕是轻微的军事部署要去攻击它们。”大清国如果遭遇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严峻时刻，我们抗争“会期待并信赖美国能够为保护我们的权利而在国际上善施影响。”而中国近现代历史表明，保持良好而稳定的中美关系，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而言，显然是利大于弊的选择，清末民初如此，抗日战争如此，改革开放亦如此。
其次，袁世凯作为体制内渐进改革的头面人物，表现了开明和稳健的施政能力。这位美国记者认为：袁所推动的是“允许进步分子在维护皇权的前提下适当采取些行动”的改革，“并没有激进到会立即引起新旧体制的决定性对抗”的程度。当谈到中国民众对民主制度的态度时，袁世凯说：“我们内部的管理体制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革，但这却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难的事情。因为它牵涉到要彻底改变甚至推翻现存体制的某些方面。而这个体制已经存在了许多个世纪，诸多因素盘根错节地紧紧交织在一起。就民意支持的状况而论，我感到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给我们时间再加上机遇，我们无论如何都能够实现改革的大部分目标。”
如果没有这些开明思想、稳健作风和实力性权威，袁世凯也不可能成为首任民国总统。
史实证明：孙中山对创建民国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提出了民族主义与共和主义相混合的建国纲领，对建立新道统和思想启蒙，具有无可替代的首要功绩。同时，他屡战屡败地坚持武装起义的行动，也为武昌起义提供了独特的示范。在此意义上，尊孙中山为「革命先行者」，没错。
然而，在中国的史书中，与孙中山的名字连在一起的「辛亥革命」，事实上却与孙中山及其同盟会的核心层无关。辛亥革命前，孙中山等人一直将暴力革命的中心放在广州，而作为「辛亥革命」前导的四川危机（1911年5月－9月）、梁启超组织的「宪友会」（1911年6月）、甚至首义的武昌„„并不在同盟会的视野之内。1911年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孙及其同盟会要员都反对湖南湖北正在筹划的长江起义，湖北的革命志士还因此对同盟会的冷淡态度非常不满。当时，孙中山在美国、黄兴在香港，宋教仁在上海，他们对武昌起义爆发并不知情，而且，宋教仁听说武昌起义之后，还表示出极为悲观的看法。但是，并不被同盟会要员看好的武昌起义却成为历史的转折点。
历史的戏剧性在于，发动武昌起义的领袖们，其最高军衔仅相当于连长，但他们的揭竿而起却掀开了几千年帝制崩溃的序幕。他们成功说服了四千名新军，攻陷了总督府并胁迫黎元洪反清，当日下午以湖北军政府的名义宣告成立代表全中国的共和国。两周之后，黄兴和宋教仁才赶到武汉，要求废除黎元洪，但湖北革命派为了保持新政权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否认了黄、宋的废黎动议。
武昌首义后，湖北宣布成立汉族新政府，呼吁其他省市一起行动，派代表来武汉共商组成临时中央政府的大计。浙江和江苏两省，也呼吁「仿造北美的大陆会议」，尽快在上海召开全国性制宪会议。但是，当时的局势仍然以地方分离主义为主导，仅两个月时间，全国已经有十五个省宣告独立。独立的地方政权本身的变幻无常，且没有共同的纲领和行动，加剧了国家分裂的危险性。所以，急需找到一位可以号令各方诸侯的实力派权威，尽快成立各地方都能接受的统一政府。而在各省政权所衷情的人选中，袁世凯的权威超过孙中山。11月于湖北召开的国民议会，只要议题是商讨成立国民政府，各省领导人都把目光投向袁世凯：如果袁肯于支援革命和民国，他就可以出任新中央政府的大总统。之后，其他革命派领袖也纷纷表示支援袁世凯。而且，驻华的各列强代表，基于维护中国稳定的考虑，也希望袁出面主持大局。显然，国内外的主流支援在袁的一边。
孙中山长期搞暴力革命，自然不甘于把新政府的大权拱手让给袁世凯，所以在其他地方政权纷纷表示对袁的支援之时，唯一从中作梗的就是偏居广东的孙中山。当时，孙对袁的优势主要在道义方面，具有「汉人民族主义」和「革命共和」的新道统资源，但孙实际控制的地方政权只有广州，显然不具有整合各地方诸侯的实力和法统权威。孙之急欲于1912年1月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不过是为了以先发制人的谋略，抢得共和国缔造者的名分，并占据道义合法性的制高点。虽然，在选举中，孙获得了17省中的16票，以绝对多数当选「非常大总统」，但是，参与投票的代表并不是各省的实权人物，其合法性并没有得到全国性公认，所以，与各省的实力人物对袁的支援相比，孙不得不面对权力虚化的难题。之后，孙与袁又较量了几个回合，实力上的悬殊差别，国内外的主流倾向，特别是袁的顺应潮流，逼满清政权和平退位，使孙不得不让位于袁，1912年3月，以袁世凯为首的新中央政府的诞生。
而袁之所以在争夺大总统的较力中战胜孙，不仅仅因为他拥有最精锐的军队和体制内的显赫地位，也因为他的一系列开明言行在精英阶层赢得了改革派领袖的声誉，具有一定的道义权威。
孙中山一直坚持排满的暴力革命和高扬「共和旗帜」，并赋予新体制以「中华民国」的名号；他在南方的行动和「共和纲领」，也确实给袁世凯最终抛弃清廷而转向民国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没有来自南方的强大压力，袁世凯未必会顺应时代潮流。所以，孙对清末民初的历史大变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道义贡献。然而，如果没有手握重权且拥有精锐北洋军的袁世凯与南方革命派的妥协合作，以兵谏的绝决方式逼迫满清王朝和平退位，而只靠乌合之众的南方革命军，根本无力结束清王朝的统治。无论袁与南方合作的动机如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以袁当时的实力和遍布全国的北洋派系而言，如果他决心为维护清王朝而挥师南下，革命军再次被镇压的命运几乎难以避免，正如1911年4月的广州黄花岗起义以惨败告终一样。即便在一定时段之内无法分出胜负，残酷的内战也将造成巨大的破坏，起码会将「家天下」的覆灭日期大大推迟。
从「辛亥革命」到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和袁世凯皆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二人的历史作用可谓平分秋色：孙提供了新道统而袁确立了新法统。这之后，对中国的现代化转型的未来走向而言，袁与孙的实际作用显然是弊大于利：中国逐步走向宪政、议会的道路，先是被袁的利令智昏、贸然称帝所中断，留下军阀混战的烂摊子；继而被孙的全面倒向「列宁式政党」和「新三民主义」引上了党国体制的歧途，最终彻底葬送于新一轮「成王败寇」的政权交替。
由此，被辛亥革命所葬送的家天下专制，非但没有开拓出宪政民主，反而被更为暴虐的党天下独裁所取代，实质上是换汤不换药，中国历史又开始了新一轮打天下坐天下的恶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