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编 清代文学 第一章 清代文学总论
一、清代社会状况
满清王朝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在入关后基本上继承了明朝的政治文化制度，并使之更加完备与强化，成为封建专制主义集权的高度发展形态。清代初年，民族矛盾十分尖锐，一方面清朝统治者实行极其严酷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采取高压手段镇压具有反清意识的文人，曾经屡兴文字狱，以消除汉人的民族对抗情绪。另一方面，又采取各种手段笼络汉族士人，除继续沿袭明制以八股取士外，康、乾两朝均特开博学鸿词科以网罗天下名士；还组织编纂各种大型图书，作为优容文人的象征。明清之际的学术思潮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顾炎武等启蒙思想家对明末空谈心性的虚浮学风加以系统清算，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于有清一代学者影响深远。上述种种，在清初的文学创作中均有所反映。清代中期，民族矛盾渐趋缓和，经济一度出现繁荣局面，但社会矛盾开始激化，尤其是嘉庆和道光时期，政治经济已呈现出全面衰颓的没落趋势，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进入日薄西山的末世阶段，濒临崩溃的边缘，以致道光二十年以后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竟毫无抵御能力，自那时起，中国历史进入近代发展时期。清代中期学术思潮的一大变化是乾嘉学派的兴起。乾嘉学派重视训诂、考据，反对空想臆说，对古代文献的整理有卓越的贡献；但它又是适应当时文化专制的产物，逐渐丧失了经世致用的儒学传统与独立思考的批判精神，有脱离社会、逃避现实的倾向。乾嘉学风多方面地影响到当时的文学创作。
二、清代文学
清代文学集封建时代文学发展之大成，是古代文学的一个光辉总结。各种文体无不具备，蔚为大观，诸多样式齐头并进，全面繁荣。诗、词、散文等传统文学样式，清代使之得到复兴；小说、戏曲、民间讲唱等新兴文学样式，清代使之达到登峰造极的高度。下面就按不同文体对清前期至中期文学的发展变化作一简单的概述。
清代诗人有惩于元诗的绮靡纤弱、明诗的或拟古或轻浅，提倡兼学唐宋诗歌的长处，转益多师，取径较广，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风格多样，流派林立，在数量上和总体成就上都超元轶明，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后劲。清初的遗民诗人，抒写家国之痛，张扬民族气节，关注民生疾苦，铸就了一代诗史。另外一些诗人则在诗艺方面有所拓新，钱谦益主盟虞山诗派，开创有清一代新诗风；吴伟业领袖娄东诗派，其“梅村体”开拓出叙事诗的新境界；王士禛标榜神韵，以冲和淡远为尚；凡此诸人，各自名家，共同促成清初诗坛万紫千红的局面。清代中期，沈德潜力主格调，效仿汉魏、盛唐；翁方纲倡导肌理，注重义理、考据；袁枚标举性灵，追求诗歌解放；厉鹗宗祢宋诗，壮大浙派门户；各派之间相互争胜，皆有所成就。经历元明两代的萎靡消沉之后，词至清代又出现了振颓起衰的中兴气象，词人云集，词派纷呈，高潮迭现，流光溢彩，远超元明，直追两宋。清代初年，陈维崧取法苏、辛，雄放恣肆，为阳羡词派之宗主；朱彝尊圭臬姜、张，清空醇雅，执浙西词派之牛耳；纳兰性德推崇南唐二主，纯任性灵，卓然自成一家。清代中期，张惠言、周济提倡词的比兴、寄托，强调词的社会作用，开创了常州词派，代表了词风的转变，其影响直至清末。
清代散文上承秦汉唐宋，蔚为大观。清初散文可分两类：一类是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为代表的学人之文，以学术修养为根柢，以政论、史论见长，无不风骨遒上，表现出强烈的时代精神；一类是侯方域、魏禧、汪琬等为代表的文人之文，以唐宋古文为取资，以传记文学为优，文风各具特色，表现出较高的艺术价值。清代中叶出现了影响最大、延续最长的散文流派――桐城派，代表人物是方苞、刘大櫆、姚鼐，他们提倡义理、考据和辞章，使古文理论系统化、规范化，在创作上也取得了一定成就。桐城派从康熙年间创立，直到晚清还非常活跃，几乎与清朝国运相始终。嘉庆年间，恽敬、张惠言自立门户，开创阳湖派，他们既承认桐城派的正宗地位，又不满其束缚过严而欲有所突破，文风以博雅放纵取胜，是一支别开生面的生力军，但影响远不及桐城深广。骈文经过唐宋古文运动的打击与明代复古思潮的排斥，在文坛上虽并未绝迹，但已呈衰弱之势。直到清代，骈文的创作才再度兴盛，出现了一大批优秀作家和传诵一时的作品。清代初年，陈维崧、毛奇龄等以骈文寄托才情，渊博雄肆，追踪魏晋，揭开了骈文复兴的序幕。清代中期，雍、乾之际的胡天游推波助澜，其骈文沉博瑰伟，“直掩徐庾”，起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尔后有汪中、洪亮吉、袁枚等“骈文八大家”出现，一时间佳构连篇，云蒸霞蔚，呈现中兴气象，形成与桐城古文尖锐对立的格局。其中汪中的骈文“钩贯经史，熔铸汉唐”，状难写之情，含不尽之意，在清代骈文中成就最高。
清代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全面成熟期，也是清代文学辉煌的标志。清代文言小说在明代传奇复苏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获得了巨大成功。清代初年，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用传奇法而以志怪”，使花妖狐魅人格化，幽冥世界现实化，大大拓展了文言小说的叙事功能与表现功能，成为文言小说发展史上前无古人也后无来者的艺术典范。清代中期，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有意与《聊斋》相抗衡，尚质黜华，追踪晋宋，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是清代笔记体小说的代表作品；袁枚的《子不语》记述简略，行文洒脱，表现出向六朝志怪回归的趋势。自此以后的文言小说便以摹仿为能事而渐趋没落。清代白话短篇小说虽不能与明代的三言二拍相匹敌，但在局部方面亦有所创新。清代初年，拟话本小说由改编转向独创，自主性大大增强，《醉醒石》、《照世杯》、《豆棚闲话》等各展风姿，争奇斗艳，其中李渔的《无声戏》、《十二楼》最具特色。清代中叶，拟话本的创作已开始衰落，说教色彩日益浓厚，较有影响的只有杜纲的《娱目醒心篇》。至于长篇章回体小说，更是清代文学的骄傲。清代初年，英雄传奇小说有新的收获，产生了《水浒后传》、《说岳全传》等寄托民族意识，具有时代特征的作品；才子佳人小说风行一时，《好逑传》、《平山冷燕》等超越世俗情欲，抒写落魄文人婚恋梦想的作品不断问世；在学步《金瓶梅》的基础上，还产生了《醒世姻缘传》、《林兰香》等以家庭及社会生活为题材，描写现实人生的世情小说。清代中叶，《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两部巨著把我国古典小说的创作推到了顶峰。《儒林外史》既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其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又是讽刺小说的典范，“慼而能谐，婉而多讽”，将讽刺艺术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红楼梦》的出现，更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把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不仅是古代小说的最高艺术典范，而且是整个中国古典文学的最高峰。《镜花缘》、《歧路灯》等长篇小说也取得了较高的成就。
清代戏剧是在明代戏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获得了重大的成就。清初剧坛，承晚明戏剧高度繁荣之余波，戏曲创作的高潮进一步向纵深发展。以吴伟业、尤侗为代表的文人化剧作家，往往是借剧中的故事和人物，抒发个人怀才不遇的苦闷，寄寓国破家亡的哀思，他们以文字为剧，以才学为剧，案头化倾向严重。以李玉为代表的苏州派剧作家，关注社会政治，紧贴现实生活，注重舞台的表演性和戏剧性，开创了戏曲创作的新局面。戏剧艺术家李渔重视戏剧的本体价值和娱乐作用，专演才子佳人故事，对我国喜剧艺术的建构做出了重要贡献。康熙年间洪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是两部传奇杰作，它们“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代表了清代戏剧的最高成就。清代中期，是戏剧创作从元明以来的兴盛繁荣走向衰落的重要转折阶段。传奇、杂剧的创作皆转入低潮，只有蒋士铨的《藏园九种曲》饶有情趣，杨潮观的《吟风阁杂剧》清丽可读，方成培的《雷锋塔》盛演不衰，算是此期剧坛上不多的几个亮点。就戏剧发展的总体趋势而言，杂剧、传奇已经走完了它们的历史行程，代之而起的是植根于民间的地方戏曲。花部地方戏的蓬勃发展和京剧的兴起，标志着中国戏曲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第二章 《聊斋志异》 第一节 蒲松龄的生平和创作
一、蒲松龄的生平
蒲松龄被称为是中国的短篇小说之王，才华出众却一生穷愁潦倒，热衷科举而始终蹭蹬失意。他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读书、教书、著书与应考，其生平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1．第一时期（1640――1670）：为家居读书、应考时期。初应童子试时的风光，成年分家时的困窘，与朋友结“郢中社”。
2．第二时期（1670――1671）：为南游作幕时期。短暂的幕宾生涯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
3．第三时期（1671――1715）：为设帐教学、多次应考时期。屡试不第的经历，长达四十年的塾师生涯，与馆东毕际有的宾主相得。
二、蒲松龄的创作
1.蒲松龄一生徜徉于传统的精英文化与现实的通俗文化之间，他的著作也基本上分属于两大类：即雅文学与俗文学。收有其诗词文章的《聊斋文集》、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可归于前者；用当地民间曲调和方言土语创作出的聊斋俚曲、以极其通俗的语言所撰写的一系列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聊斋杂著可归于后者。另外，有人认为长篇小说《醒世姻缘传》亦出自蒲松龄之手。
2.《聊斋志异》的主要版本：（1）手稿本，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在东北发现，仅存半部，凡四卷，二百三十七篇。（2）铸雪斋抄本，1751年张希杰根据济南朱氏殿春亭抄本过录而成，共十二卷，实存作品四百七十四篇。（3）青柯亭刻本，1766年赵起杲、鲍廷博据抄本刊刻而成，共十六卷，凡四百三十一篇，是目前所存最早刻本，并成为此后通行本之底本。（4）三会本，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由张友鹤辑校的《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共十二卷，收作品四百九十一篇，是目前最为完备的本子。
第二节 《聊斋志异》的思想内容
《聊斋志异》乃是蒲松龄寄托“孤愤”之作，他自觉地将记述怪异与现实批判、抒情言志结合在一起，以小说创作作为抨击时政窳败、揭露社会痼疾、表现美好理想的工具。因此，与以往的文言小说相比，《聊斋志异》大大增强了对现实生活的干预意识和批判意识，有力地拓展了文言小说的社会功能。
一、《聊斋志异》中最富现实意义、最具思想价值的作品是官绅批判小说。此类作品直接或间接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政治，鞭挞了贪官污吏鱼肉百姓、势豪劣绅肆虐乡里的罪恶行径，同时也表现出下层民众不屈不挠的反抗。代表作品有《席方平》、《促织》、《梦狼》、《续黄粱》等。
二、科举批判小说最能体现《聊斋志异》作为“孤愤”之书的特色。作者对科举的愤懑不平，首先发泄在科场的是非颠倒与考官的衡文不公上，如《司文郎》、《贾奉雉》。作者还饱含辛酸，深入揭示出八股取士、功名利禄对封建士子灵魂的摧残、腐蚀与扭曲，如《叶生》、《王子安》。
三、《聊斋志异》中数量最多、成就最高的是描写男女情事的爱情小说。此类小说往往通过非现实的幻想世界表现强烈的反封建礼教、反封建婚姻制度的精神，表现具有普遍意义的爱情理想、人性理想。一些小说突出强调了两情相契的知己之爱，已突破郎才女貌式的传统爱情观；一些小说充分描绘出封建势力对青年男女爱情生活的压抑，使作品的主题更加丰富和深刻。其中的女主角大多是由花妖狐魅幻化而成，她们被赋予各种各样的美好品格，不虚伪，不矫情，不受羁绊，不被约束；在追求婚姻幸福生活的过程中，热烈大胆，富有主动的精神，坚贞专一，具有执着的信念，寄寓着作者的人性理想。代表作品有《婴宁》、《青凤》、《香玉》、《连城》、《阿宝》等。
四、描绘家庭伦理的矛盾纠葛，揭示各种病态社会现象的世情小说，在《聊斋志异》中包罗最广泛、思想倾向也最复杂。此类作品以现实的伦理道德观念作为美刺的原则，立意在于劝善惩恶。部分作品歌颂了世间的真情，善美的人性，如《乔女》、《娇娜》；更多的作品则是表现世态的庸俗，人心的险恶，如《局诈》、《劳山道士》；还有一些作品写日常家庭生活的情态，展现了世风的浇薄，也可看出作者回归传统道德的良苦用心，如《张诚》、《曾友于》。
第三节 《聊斋志异》的艺术成就
《聊斋志异》在艺术上兼采众体之长，不仅继承了魏晋志怪和唐人传奇的优秀传统，而且还从史传文学、白话小说中吸取了有益的营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代表了我国古代文言小说所已经达到和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
一、作者有意将幻异境界与现实社会联结在一起，以寄托自己的孤愤和理想，使作品既驰骋天外，充满浓郁的浪漫气息；又立足现实，蕴含有深厚的生活内容。幻想性与真实性的相反相成，对立统一，构成了《聊斋志异》的突出特点。
二、大量的非现实性艺术形象的塑造成功，是《聊斋志异》的主要艺术成就。这些形象塑造的基本方式是：以他们作为“人”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性为核心，巧妙地融合进他们作为“物”的自然属性或幻想属性，使之成为一种人性和物性复合统一的艺术形象。这样，这些花妖狐魅既多具人情，和易可亲，使人忘其为异类；又蕴含着他们本体的固有气质和超现实的神异性，让人觉得可望而不可即，大大增强了形象的美感。
三、《聊斋志异》的情节离奇曲折，幻诞诡谲，但在作品提供的特定情境之内，却又顺理成章，是按照某种固有的逻辑必然出现的。其情节的内在逻辑，主要包括人物性格逻辑和幻想逻辑，二者往往蕴含在同一个情节系列中，达到了高度的和谐统一，构成了作品幻中有真、真中有幻的艺术特色。
四、《聊斋志异》采用的是优美、典雅、精炼、传神的文言，又做到了文言体式与生活神髓的高度统一，因此形成一种既典雅工丽又清新活泼的语言风格。无论是人物语言还是作品的叙述、描写语言，都在文言形式中蕴含着强烈的生活气息，极富描摹力和表现力，大大增强了文言小说的小说性和趣味性。
第三章 《儒林外史》 第一节 吴敬梓的生平和创作
一、吴敬梓的生平
吴敬梓原是醉心举业的儒生，但终于成为弃绝仕进的寒士；原是封建官僚家族的纨绔浪子，但终于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逆子贰臣。他不仅是旧科举、旧礼教的背叛者，也是新思想、新制度的探索者。其生平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1701――1721）：为少年读书、准备应举时期。显赫的科举门第，陪父到赣榆任所，父亲对其思想性格的影响，考取秀才为其一生最高功名。
2.第二阶段（1722――1732）：为返回故乡、独立支撑家庭时期。父亲无故被免、抑郁而死，族人侵夺遗产，放诞不羁以致家产散尽，乡试落第，与故乡的决裂。
3.第三阶段（1733――1754）：为移家南京、从事著书时期。以病坚辞博学鸿词科廷试，放弃秀才学籍，乾隆南巡时企足高卧，从事《儒林外史》的写作，客死扬州。
二、吴敬梓的创作
1.吴敬梓有诗文集《文木山房集》十二卷，已佚。今存乾隆年间刊行之四卷本，为他四十岁之前的诗文作品。建国后陆续发现《文木山房集》以外的诗文三十馀篇；1999年发现《文木山房诗说》，从中可看出他的治经思想。
2.《儒林外史》的版本历来有五十回本、五十五回本、五十六回本等歧说，但前两个版本迄今均未见到。现存最早的刻本是1803年卧闲草堂的巾箱本，五十六回。此本的第五十六回是否出自吴敬梓的手笔，学术界有较大争议。
第二节 《儒林外史》的思想内容
《儒林外史》通过对儒林文士生活和精神状态的现实主义描写，绘制出一轴色彩斑斓的士林人物长卷。它以功名富贵和文行出处为中心，站在俯视整个封建文化的高度，对科举制度统治下的儒林群像和儒林心态作了深刻的剖析，既是一部儒林丑史，又是一部儒林痛史。不仅如此，作者还提出了儒林群体的命运这一历史的课题，孜孜不倦地探求儒林的真正出路。因此小说的思想内容可大致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对科举制度的严峻批判；二是对理想人生的热切追求。
首先是通过三类否定性的人物形象，全面批判了科举制度弊端和功名富贵观念。
1.第一类是儒生形象，这类人物最具典型意义，也写得最为成功。其中有热衷功名、利禄熏心的腐儒，如周进、范进，他们老实平庸，懦弱猥琐，思想麻木之极，知识贫乏之极，一生匍匐于科举制下，精神也受其毒害和摧残；有虔诚相信八股举业和封建礼教而自害害人、中毒毒人的迂儒，如马二先生、王玉辉，一个视举业为神圣不可侵犯，诚心诚意地四处宣扬举业至上，一个真心笃信礼教，自觉以礼律己，他们既是封建思想的传播者，更是受害者；还有原本纯朴善良却被八股制腐蚀而最终蜕化变质的陋儒，如匡超人、牛浦郎，他们精神堕落、道德败坏、廉耻丧尽，正是功名富贵的颓风熏染的结果。
2.第二类是官绅形象。他们是科举制度的直接产物，出仕则大多为贪官污吏，处乡则大多为土豪劣绅，成为政治腐败的根源。前者如王惠、汤奉，凭借科举得意，升官发财，压榨百姓，贪婪成性，作威作福；后者如严贡生、张静斋，通过科举特权，交通官府，鱼肉乡邻，横行霸道，无恶不作。这样，作者就把科场批判与官场批判、政治批判结合起来，既在更深层次上揭露科举制度的腐败，又提高了全书的思想价值。
3.第三类是名士形象。他们苦苦谋求的是“异路功名”的终南捷径，实为科举制度的派生物。这些人不走八股正途，貌似风雅，实际上不过是一些闲得无聊的纨绔子弟，名落孙山的科场士子，搔首弄姿的斗方诗人，招摇撞骗的帮闲篾片，他们装腔作势，攀附权贵，在骨子里对功名富贵依然念念不忘。作者通过湖州莺脰湖盛会、杭州西湖诗会、南京莫愁湖高会几次集中亮相，揭露了这些假名士的无耻丑态和肮脏灵魂。
上述三类形象，恰如闲斋老人在《儒林外史序》中所说：“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可见，八股取士制度构成了牢笼一代文人的巨大厄运，功名富贵观念造成了人性的扭曲和世风的颓败，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深思索。
其次是通过三类肯定性的人物形象，来寄托作者的理想，反映他不断探索的心路历程。
1.第一类是带有某种叛逆精神的杜少卿和沈琼枝。杜少卿寓有作者的影子，是一个既有传统品德，又有名士风度的人物。他鄙薄功名，蔑视权贵；对某些封建礼俗提出大胆挑战，追求恣情任性、不受拘束的生活；尊重女性，要求个性解放。在他身上有比较多的离经叛道的味道。沈琼枝是一个具有某些新因素的奇女子形象，她敢于反抗封建婚姻制度，敢于同封建势力做坚决斗争，不慕财富，不惧官府，力图掌握自己的命运，努力维护妇女的独立人格，闪耀出叛逆思想的光芒。这两个人身上，已初步具有了民主主义思想的光彩。
2.第二类是真儒名贤形象，如迟衡山、虞育德、庄绍光等。他们均看重文行出处，淡泊功名利禄，追求合理的道德操守和人格的自我完善，表现出浓厚的原始儒学精神。同时他们又主张以“礼乐兵农”的实学取代空谈性理的理学，以经世致用的学问取代僵化无用的科举时文，真正代表着作者的社会理想。作为全书核心事件的祭祀泰伯祠，就是他们企图通过复古手段来挽回世道人心、以传统礼乐来改造现实社会的写照。但这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些贤人君子也最终难免“风流云散”。 3.第三类是市井奇人形象，有季遐年、王太、盖宽、荆元。这四位奇人不受功名富贵羁绊，不受礼法名教束缚，傲骨嶙峋，安贫乐道，既自食其力，又文采风流，追求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表现出尊重自我人格、疏离政治功利、要求个性自由发展这样一些近代民主主义思潮的萌芽。但这些市井细民却又被抹上文人、儒者的色彩，赋予了“琴棋书画”的雅兴，这实际上是作者心造的幻影，是作者为新一代读书士子设计的人生出路。
第三节 《儒林外史》的艺术成就
一、《儒林外史》最主要的艺术成就，是它富有民族特色的讽刺艺术，它将中国古代讽刺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峰，并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1.作者能秉持公心，把握分寸，针对不同的人物作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讽刺：对贪官污吏是无情揭露和严厉鞭挞，对迂腐儒生是既同情又讽刺，对正面人物是在肯定中略显微词，做到了“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而且，作者的讽刺还往往随着人物的社会地位和思想品质的变化，分别采取不同的态度。
2.作者善于将讽刺对象的喜剧性和真实性结合起来。《儒林外史》的讽刺，能够面向现实，挖掘其社会根源，使诙谐的讽刺与严肃的写实得到高度的统一；在表现讽刺对象的喜剧性特征时，绝不以主观好恶去阉割客观形象的丰富性、整体性，而是通过一系列的真实场景使其获得“讽刺的生命”。
3.作者善于将讽刺对象的喜剧性与悲剧性结合起来。《儒林外史》能真实地展示出喜剧性情节背后隐藏着的悲剧性内蕴，锋利冷峻，振聋发聩，使讽刺包含有深邃的社会批判和巨大的文化容量；同时也形成了“慼而能谐”、悲喜交融的美学风格，给读者以双重的审美感受，表现出其独特的艺术品格。
4.作者善于运用含蓄、婉曲的讽刺手法，冷静超然，不动声色。在作品中作者往往直书其事，不加断语，既不介入事件的讲述，也不带任何褒贬色彩，而是把合理的夸张和客观的描述有机结合，使讽刺的深意通过情节的发展自然流露出来，在蕴藉中见出锋芒，在超然中寓有沉痛，真正做到了“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诚微辞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
二、与以往的长篇小说相比，《儒林外史》的叙事艺术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显示出新的特点。 1.《儒林外史》继承并发展了《金瓶梅》的写实观念，真正完成了古代小说从传奇性向现实性的转变，是小说发展史上具有美学内涵的一大跃进；与此相适应，《儒林外史》已从故事型小说跨入到性格型小说，它有意淡化故事情节，弱化戏剧性的矛盾冲突，用寻常细事，通过精细的白描来再现生活，塑造人物。
2.《儒林外史》所写的人物更切近人的真实面貌，已经突破类型化的模式，显示出充分的个性化。与前此的通俗说部相比，它在艺术形象的审美特点上发生了一系列的显著变化：人物形象从超常性变为平凡性；人物特征从单色素转为多色素；人物性格从稳定性走向流动性；肖像描写从脸谱化转向具象化。
3.《儒林外史》改变了传统小说中说书人的评述模式，采取了第三人称隐身人的客观观察的叙事方式，由人物形象自己呈现在读者面前，大大缩短了小说形象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作品的叙事角度也随之发生变化，作者已经能够把叙事角度从叙述者转换为小说中的人物，通过不同人物的不同视角和心理感受，写出他们对客观世界的看法，丰富了小说的叙事角度。
三、在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中，《儒林外史》的结构形式颇有特色。它没有贯穿首尾的中心人物与主要事件，而是分别以一个或几个人物为中心，组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故事。各个故事随着有关人物的出现而展开，又随着有关人物的隐去而结束，故鲁迅称它是“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实际上全书以对儒林的厄运进行反思为中心题旨，将各自独立的故事情节和复杂的社会生活内容统摄起来，因此结构仍不失谨严完整，布局也不失和谐统一。
四、《儒林外史》的语言是一种高度纯熟的白话，单纯明净，清新洗炼，同时也吸收了文言语体的艺术传统，实现了白话语体的雅洁化和韵味化。其语言描摹世态，曲尽人情，常常寥寥数笔，就使人物穷形尽相，画出一个个鲜活的形象。写景则充盈着自然情趣，洋溢着诗韵画意，不愧为灵活驾驭语言的圣手。
第四章 《红楼梦》
第一节 曹雪芹的生平和《红楼梦》的创作
一、曹雪芹的家世和生平
曹雪芹既是中国十八世纪最为杰出的文学巨匠，又是呼唤新时代到来的最初一位诗人。他生于繁华，终于沦落，在大起大落的生活巨变中，曹雪芹也由贵族世家的纨绔子弟成长为
封建阶级的叛逆者，但有关他本人的确凿的生平资料却极少，他的生卒年月、他的亲生父亲是谁、他与脂砚斋的关系等，都尚未弄清。
1.曹雪芹的家世：以军功立业而以文事著名后世的家族，与康熙帝的密切关系，曹寅时家族的煊赫，三代四人任职江宁织造，雍正当政后被抄家的凄惨下场。
2.曹雪芹的生平可大致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为“锦衣纨绔，饫甘餍肥”的幼年时期。居家江宁，富贵繁华的世家生活，良好的文化、教育氛围。
第二时期为愤世嫉俗，豪放不羁的青壮年时期。家产被抄，定居北京，家境迅速衰落，放浪形骸的生活，多才多艺的才华。
第三时期为“茅椽蓬牖，瓦灶绳床”的晚年时期。迁居北京西山，著书黄叶村，泪尽而逝。
二、《红楼梦》的成书和版本
1.《红楼梦》的成书：曹雪芹大约从三十岁开始创作《红楼梦》，共“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至病死为止，只整理出前八十回。八十回以后，大约也写过一些片断手稿和回目，在传阅中“迷失”。现存《红楼梦》的后四十回，一般认为是高鹗所补。
2.《红楼梦》的版本：《红楼梦》的版本大致分为两个系统。一是八十回抄本系统，此系统的版本大都题名《石头记》，大都有署名脂砚斋、畸笏叟等人的评语，故习惯上称之为“脂评本”或“脂本”。目前发现的脂本有十余种，其中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三种本子，距离曹雪芹写作年代较近，对研究《红楼梦》成书有重要价值。一是一百二十回刻本系统，此系统的版本题名《红楼梦》，后四十回由高鹗续补而成，并由程伟元以萃文书屋的名义两次刊行，故一般称为“程高本” 或“程本”。1791年，程伟元和高鹗将《红楼梦》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合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以木活字排印出来，通称“程甲本”；第二年，程高二人又对甲本做了一些修订工作，重新以活字排印，通称“程乙本”。以后的各种一百二十回本大抵以以上二本为底本。
第二节 《红楼梦》的思想内容
《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巨著，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时代的悲剧、文化的悲剧、人生的悲剧融为一炉，显示出小说内容的博大精深和主题思想的多元意蕴。具体说来，《红楼梦》的悲剧意识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爱情悲剧和婚姻悲剧。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及他和薛宝钗的婚姻悲剧，是《红楼梦》的情节主线，也是作品的灵魂，以至作者称小说为“悲金悼玉的《红楼梦》”。宝黛爱情是一种经过长期共同生活的相互了解，建立在叛逆思想一致的基础上的新型爱情，正包含了强烈的反对封建礼教和习俗，追求个性解放和平等自由的民主性精华，因此木石前盟的悲剧是双重的悲剧，是腐朽的传统礼法所不能容许的爱情的悲剧和专横的封建势力所不能容许的叛逆者的悲剧。相比而言，金玉良缘更合乎贾府的家族利益，更合乎封建家长改造宝玉的意愿，“德言工容”俱佳的宝钗理所当然地成为宝二奶奶的理想人选，象征着知己知心的木石前盟被象征着富贵结合的金玉良缘所取代。但宝玉的悬崖撒手，使得宝钗在得到有名分而无实质的婚姻之后不久就变为弃妇，她同样不是胜利者却反而成了封建婚姻制度的殉葬品，无疑也是一场悲剧。
二、女子悲剧。作者在书中虚构了一个与污浊现实有所疏离的大观园，它实际上是与“须眉浊物”相对立的众女儿的精神乐园与理想世界，但发生绣春囊事件之后，大观园也迅速走向毁灭。生活于此的女儿们尽管出身地位各有差异，性格品德和思想意识也不一致，但她们都充溢着青春之美和生命之光。作品形象地展示出这些“异样女子”在各自不同的遭际中被摧残、被扭曲、被蹂躏、被吞噬的悲剧命运，以及殊途同归于“薄命司”的苦难历程，无论贵者贱者强者弱者叛逆者卫道者，她们处于封建末世的男权社会，都无力把握自己的命运，最后都无可挽回地一起走向“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终极归宿。大观园的女儿悲剧是青春、美、爱和一切有价值的生命被毁灭的悲剧，这表明这个社会的腐烂和不合理已经到了被整体否定的程度了。
三、家族悲剧和社会悲剧。《红楼梦》以贾府的衰落过程作为一条重要的副线，贯穿起史、王、薛等各大家族的没落，描绘了上至皇宫、下至乡村的广阔历史画面，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封建末世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从而客观上显示了封建社会必然走向没落的历史趋势。荣宁二府功名奕世、赫赫扬扬历经百年，却由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走向“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之衰，表演了一出“树倒猢狲散”的家族悲剧。小说揭示出这一家族必然崩溃的深刻原因：物质生活上穷奢极侈，导致坐吃山空；精神生活上腐化堕落，导致后继无人；家族内部矛盾重重，勾心斗角；再加上安富尊荣者多，运筹谋划者少，即使没有抄家之类的外来冲击，它也难以维持下去。贾府的由盛而衰具有高度的典型概括意义，实际上就是它所寄生的封建社会的缩影，因此《红楼梦》又是一出巨大的社会悲剧。生于康乾盛世的曹雪芹，能透过表面的繁荣，看到封建末世不可逆转的衰亡之势，反映了他对时代脉搏的深切感受。
四、人生悲剧。贾宝玉是《红楼梦》中的核心人物，最引人注目之处是他突出的叛逆性格，以及他身上透露出来的追求民主和个性解放的反封建意识和人道主义思想。他生长在功名富贵之家，却极为鄙视功名富贵。他生活在科举是正途出身的时代，却极端鄙弃科举制度。他处在封建伦理观念巩固等级制度森严的环境里，却痛斥八股文为“饵名钓禄”的工具，讥讽“文死谏，武死战”的所谓忠臣，也不过是沽名钓誉之辈。因此，在正统者和卫道者眼中，他自然是不折不扣的“似傻如狂”的“混世魔王”。他身为大观园里的“金凤凰”，从小在女儿国中长大，他不但对众女儿不加以轻视和玩弄，反而格外同情和尊重，以至于为她们“爱博而心劳”。其“水泥骨肉论”更是对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的公开挑战，是对封建礼教的一个有力冲击，这种态度实际上反映了他对现实社会的否定。他虽然与封建秩序格格不入，但又对周围环境无可奈何，他虽然满怀希望寻求新的出路，但又无路可走，所以他的人生备感痛苦、困惑。当他目睹了发生在身边的一幕幕丑剧和悲剧后，对人生和尘世有了更多的独特感悟，产生了浓厚的失落感和幻灭情绪，出家就成为他唯一的归宿，正如鲁迅所说：“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
第三节 《红楼梦》的艺术成就
《红楼梦》在继承中国古代小说艺术传统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创造和发展，达到了我国古典小说前所未有的高峰。
一、《红楼梦》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形象塑造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总结，塑造出一大批高度个性化的艺术典型，从而完成了具有中国古代民族特色的现实主义人物艺术的发展历程。
1.《红楼梦》完全改变了以往小说人物类型化、绝对化的描写，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丰富性。作者严格依照生活的本来面目进行创作，“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他笔下的人物往往“正邪两赋，善恶相兼”，大都是多侧面、多棱角、多变化的圆形人物，真正打破了“恶则无往不恶，美则无一不美”的传统人物描写模式。
2.《红楼梦》写出了人物形象的独特性格，人各一面，毫不雷同。书中所写多为年轻女性，年龄、身份、教养、生活环境相近，作者以其精湛的技巧塑造了一批同中有异的艺术典型。之所以能达到如此效果，与作者创造性地运用了多种表现手法有关。第一，打破以往小说的传奇性特征，通过日常琐屑的生活细节，对主要人物的独特性格反复皴染。第二，借助于对比与映衬手法，使人物既立体、丰富，又鲜明、独特。作者不仅使那些性格不同的人物在对比中显得异常分明，而且能使那些性格相似的人物显出各自的独特性。第三，通过环境描写和气氛渲染衬托人物个性。
3.在《红楼梦》之前，中国古代小说的心理描写相当薄弱，《红楼梦》在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掘上却最见功力。作者运用多种方式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形神毕现，入木三分，成功地揭示出人物的精神世界和内心深处种种隐微曲折的情感。有时是直接以内心独白的形式将人物的所思所想剖析得细致入微；有时是将人物的心理活动外化为具体可感的、确定性的动作、语言和景物，以之来间接地传达人物的心理；有时还将笔触深入到梦境和潜意识的层面，使心理写实和主观表意相结合。《红楼梦》代表着中国古代小说心理描写的最高成就。
二、《红楼梦》工于叙事，彻底摆脱了说书体通俗小说的模式，极大地丰富了小说的叙事艺术，为小说能真实地反映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和生动地刻划众多的人物性格，找到了理想的艺术形式。
1.写实与诗化相融合的叙事风格。《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写实小说，又是一部表意性很强的诗体小说，它既显示了生活的原生态又充满诗意朦胧的甜美感，既是高度的写实又充满了理想的光辉，从而形成了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即写实与诗化的完美融合。整部小说雄丽深邃而又婉约缠绵，既直面现实人生，有人情世态的充畅刻绘，又富于意韵雅趣，有真挚浓郁的感情色彩。这样就真正在新型的叙事文学体制中实现了化俗为雅，雅俗兼容，提高了小说的艺术品位，又实现了古代叙事文学与抒情文学艺术传统的融合创新。
2.浑然一体的网状叙事结构。《红楼梦》彻底突破了古代长篇小说单线结构的方式，采用了多条线索齐头并进、交相连结又互相制约的网状结构。全书由神话世界、理想世界和现实世界构成一个立体交叉的宏大结构，把众多的人物和纷繁的事件组织在一起。同时书中的每个事件无不百面贯通，筋络相连，都有它的来龙去脉；各个事件互为因果，连环勾牵，毫不间断。可以说，《红楼梦》是作者用生活的彩线织成的一幅艺术巨锦，巧夺天工而又自然浑成。
3.转换灵活的叙事视角。在叙述者问题上，《红楼梦》突破了说书人叙事的传统，作者与叙述者开始分离，作者退隐到幕后，由作者创造的虚拟化以至角色化的叙述人来叙事，在中国小说史上首次自觉采用了颇有现代意味的叙述人叙事方式。在叙事角度问题上，作品创造性地运用叙述人多角度复合叙述，取代了说书人单一的全知角度的叙述，这样既使叙述视角灵活多变，又有利于多层次、多角度地刻划人物。
三、《红楼梦》是中国古代小说中语言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品。它以当时北方口语为基础，融汇了古典书面语言的精粹，经过作者苦心营构，穷力追新，形成了简洁纯净、洗练自然、准确精美、具有浓厚生活气息和强烈感染力的文学语言。它的叙事语言平实自然，通俗生动，富有立体感和表现力。它的人物语言能准确地显示人物的身份和地位，能形神兼备地表现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具有高度的个性化。《红楼梦》的语言确实是中国古代文学中最成熟、最优美的语言。
第四节
《红楼梦》的影响和研究
一、《红楼梦》的影响
1.就题材内容而言，《红楼梦》是中国小说史上继《金瓶梅》之后一部伟大的世情小说。它将人情世态寓于粉迹脂痕，把世情小说的创作推向最高峰，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的艺术水准迈上一个新台阶。在它之后，一些狭邪小说、鸳鸯蝴蝶派小说都曾模仿其笔法，现代、当代作家中受其沾溉者也为数不少。 2.《红楼梦》刊行后，相继出现了三十多种续书。这些续书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从一百二十回续起，如《后红楼梦》、《续红楼梦》、《红楼复梦》等；另一种是接在第九十七回之后，如《红楼梦补》、《红楼幻梦》等。其内容多将原书的爱情悲剧改为庸俗的大团圆结局，与原著相较，无论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不可同日而语。
3.《红楼梦》以其杰出的现实主义创作成就，为当时和后世的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以它为题材的诗词、戏剧、曲艺、影视、绘画、舞蹈、雕塑等作品，举不胜举。《红楼梦》还流播海外，成为世界文学艺术宝库中的瑰宝奇葩。
二、《红楼梦》的研究
《红楼梦》问世后，引起人们评论、研究它的浓厚兴趣，并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红学。两百多年来产生了各种红学派别，举其大要者而言之，主要有：
1.评点派。从乾隆到光绪年间，一些研究者采用评述、评点的方式来探索《红楼梦》的内容、本事或阐述其思想、艺术价值，可称为评点派。其中脂砚斋、畸笏叟等的评语，对理解小说的创作具有启示性和参考价值；脂批之后，又有“护花主人”王雪香、“太平闲人”张新之、“大某山民”姚燮等人的评点，亦有可取之处。
2.索隐派，一般又称为旧红学派。索隐即探索幽隐，也就是发掘被小说表面故事所掩盖的“本事”或“微言大义”。其实不过是穿凿附会，用“猜谜”的方法把小说中的人物、情节去比附、印证当时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并以此评定《红楼梦》的意义与价值。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认为此书是写顺治皇帝与董鄂妃（亦即秦淮名妓董小宛）的故事；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认为此书是宣扬反清复明的政治小说，显然为著者本身民族主义思想的表现。
3.新红学派，或称为考据派。五四运动以后，胡适等人一方面继承乾嘉学派学风，同时又接受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对《红楼梦》作出了新的解释，在红学研究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代表性著作有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和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他们批驳了索隐派的主观臆测、牵强附会，而以科学考证的方法研究《红楼梦》，对曹雪芹家世及生平的勾勒，对小说版本演变的比较，都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他们还提出《红楼梦》是作者的自叙传，是作家的“情场忏悔”之作，这样就把贾府与曹家、贾宝玉与曹雪芹视为一体，则有一定的片面性。
4．建国以后，红学的发展又经历了种种曲折，取得了新的成绩。这一阶段的红学研究虽然不止一次地受到政治思潮的影响，甚至出现了以政治分析来替代文学分析和审美分析的不良倾向，但总的趋势是不断走向深化。此期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红学研究，涉及到作家论、创作论、人物论、风格论、主题论等各个方面，呈现出全方位、多元化、开放性的研究格局，在不少问题上都有新的拓展与新的贡献。但迄今为止，对《红楼梦》的一些重大问题，依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第五章
清代初期、中期其他小说
清代小说是清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的高峰阶段。清代小说发展的特点，一是品类繁多，流派纷呈，不仅包容了传统的各种形式，而且又有大量的创新；二是名著层出不穷，取得了最为辉煌的成就。
第一节
文言小说
清代是文言小说的繁荣时期。清代前期，除产生了文言小说巨著《聊斋志异》外，其他单篇作品，亦日益增多，大都收录于张潮编辑的《虞初新志》中；各类专集，尤争奇斗艳，层出不穷。清代中期，在《聊斋》杰出成就的影响下，众多文人纷纷参与文言小说的创作，有的意欲仿效追随，有的志在抗衡翻新，掀起了一股文言小说创作风潮。此期的文言小说可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模仿《聊斋志异》的近于传奇形式的作品，和邦额的《夜谭随录》、沈起凤的《谐铎》、长白浩歌子的《萤窗异草》等较有特色；一类是模仿魏晋志怪之作，有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袁枚的《子不语》等，此类书虽拟魏晋，亦有创新，尤其是袁、纪之作，打破了《聊斋》“一统天下”的格局。自此，文言小说创作有的模拟《聊斋》，有的模拟《阅微》，两种不同体式风格的文言小说有如双峰对峙，两水分流，形成了并驾齐驱的发展局面。但两类拟作皆不逮原作，属于传统形态的文言小说逐步走向终结。
一、模仿《聊斋志异》之作
和邦额《夜谭随录》：收录小说160篇，多言鬼狐之事。
沈起凤《谐铎》：收录122篇，借谈鬼狐，描摹世相。每篇之后皆附“铎曰”，发议论，抒感慨。
长白浩歌子《萤窗异草》：收138篇，有些篇章是《聊斋》作品的衍变。 这三种是模仿《聊斋》之作中较有特色、成就较高的作品。
二、模仿魏晋志怪之作。
1.袁枚《新齐谐》（庄子：齐谐者，志怪者也），原名《子不语》（论语：子不语怪力乱神），后来发现元人有同名之书，于是改名。
2.纪昀《阅微草堂笔记》：《阅微草堂笔记》是清代最有代表性的拟魏晋志怪类小说，也是继《聊斋》之后影响最大的一部文言小说。在思想内容方面，此书的最突出之处是鲜明的反理学倾向，书中对理学家言行的虚伪、苛察的议论、空谈的学风、拘迂的见解，痛加驳斥和攻击，构成了全书最精彩的部分。此外，抨击浇漓世风，揭露鬼蜮伎俩的作品也占相当篇幅，与他寄寓劝惩的创作宗旨是相通的。在艺术特色方面，此书有意追摹六朝志怪，篇幅短小，记事简要，重实录而少铺陈，尚质朴而黜繁华，叙述简古雅洁，议论妙极精微，“雍容淡雅，天趣盎然”，确有大家风范。
3.王械《秋灯丛话》
第二节 历史小说
一、历史演义
1.蔡元放《东周列国志》，全书23卷，108回。是一部敷衍东周列国历史故事最完备的作品，它取代了明人余邵鱼的《列国志传》而得到广泛的流传，成为清代最有代表性的历史演义小说。
2.褚人获《隋唐演义》，20卷，100回。 3.吕抚《二十四史通俗演义》，属于通史型演义。
二、英雄传奇
1.钱采、金丰《说岳全传》20卷80回，成为岳飞故事的集大成之作。 2.陈忱与《水浒后传》：在《水浒》的诸多续书中，陈忱《水浒后传》的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都是最高的，它也是英雄传奇小说的重要代表作。小说乃接续百回本《水浒传》敷演而成，叙写梁山未死英雄三十二人重举义旗，反抗贪官污吏，后来金兵入侵，他们又抗金御悔，最终到海外创立王业的故事。它托名“古宋遗民”，实是为明末遗民写心抒愤之作。小说一方面继承了原著官逼民反、锄奸诛恶的主题，另一方面其描写的重心更偏向于表现作者的民族意识，抒写他家国倾亡的怨愤悲痛，体现了强烈的时代精神与爱国主义思想，无疑是对原著主题的一大深化。海岛创业的结局，既反映了作者在故国沦落后无可奈何的心境，同时也隐约流露出对在海上坚持抗清事业的郑成功所寄予的希望，带有一定的浪漫空想色彩。 作为续书，《水浒后传》克服了“按谱填词，高下不得”的困难，艺术上有所发展。在人物塑造上，作品中的重要人物大都能保持前传中的基本性格特征，有些人物的性格还有相当大的发展变化。如李俊、李应、乐和等都写得比较成功，决非原书中人物模式的翻版。在情节结构上，为了能使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人物重新集合起来，作者采用了前传“百川入海”式的结构，但组织得更加严密、更加精致。在语言运用上，作品的语言已失去前传中来自民间的粗犷和气势，但它雅洁自然，细腻准确，人物对话生动传神，景物描写富有诗情画意，具有文人化的特色。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品并没有像同类小说那样去过多地渲染人物的传奇经历，而是趋向寻常生活化，在平实的故事中注重情感的抒发，风格质朴自然而深沉哀惋，抒情写意性大大增强。
清中叶以后，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都走向衰落。
第三节 世情小说
一、世情小说
（一）清前期：
1.西周生与《醒世姻缘传》
《醒世姻缘传》，原名《恶姻缘》，题“西周生辑著”，是继《金瓶梅》之后又一部个人独创的长篇世情小说。它假托明正统至成化年间为背景，叙述了一个冤冤相报的两世姻缘故事。小说旨在维护封建纲常，宣扬因果报应，带有浓重的宿命论色彩，但作者的笔触一旦接触到现实人生，就往往突破了预定的创作意图，描绘出相当丰富的真实而鲜活的世态人情。首先，作者所关注和要解决的中心是封建家庭中的夫妻关系问题，从以往小说很少涉及到的视角反映了“阴阳倒置”的恶姻缘所造成的家庭与个人的灾难。尽管作品表现出浓重的男权主义立场，但在客观上却说明了封建社会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尤其是一夫多妻制，是产生“家反宅乱”的根本原因；同时也反映了封建社会趋向解体时“纲常不振”的人伦关系，说明传统道德观已开始失去维系人心的力量。其次，小说还以晁、狄的两世姻缘为基点，辐射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展开了对封建末世社会诸现状的全面检评。作品既暴露了当时政治的腐败、官吏的贪贿、考场的舞弊，也揭示出世风的浇薄、道德的沦丧、民众的愚昧，交织成一幅纷纭驳杂的社会风情图。尤为可贵的是，小说较多地描写了农村的风俗人情以及农村经济的凋敝、农村租税的繁重，这些都是先前世情小说很少写到的。
《醒世姻缘传》在艺术方面也不无可取之处。第一，全书“以因果报应之谈，写社会家庭之事”，描写则颇为真切、细致，贴近生活原貌，对城乡下层社会的描绘尤富生活气息。第二，小说在继承《金瓶梅》刻骨尽相的写实基调上，又采用了夸张的漫画化的讽刺手法，写活了市井社会的众生相，颇能以生动练达之笔凸现其音容形貌，描摹惟妙惟肖，讥讽直捷刻露。第三，全书的主线由晁、狄前后两世姻缘构成，并以“劝人为善，禁人为恶”的创作主旨把两者勾连得非常紧密，使小说形成一个浑融有机的整体；小说还分别以晁家与狄家的兴衰为轴心，向四周辐射延伸，联系起上下百年、纵横数州县的社会图景，将明清之际的生活风貌进行了全景式的展现。第四，小说纯用山东方言写成，具有浓郁的地方情调，风格活泼冷峭而又幽默诙谐，文笔汪洋恣肆而又灵动活跃。描摹人物情状，口吻毕肖；刻绘人物心理，生动有趣。
2.《林兰香》64回，是清前期世情小说的佼佼者，与《玉娇梨》一样，是连接《金瓶梅》与《红楼梦》两大世情小说的桥梁。
（二）清中叶 红楼梦
李海观《歧路灯》，108回，也是一部通过家庭生活反映社会面貌、人情世相的重要作品。《歧路灯》梗概：明嘉年间，河南开封贡生谭忠弼，为人端正谨慎，家教甚严。忠弼临终留其子绍闻八字：用心读书，亲近为人。同辈子弟，有夏鼎、张绳祖、管贻安、盛希侨等人浮华浪荡。谭忠弼既故，处长来引诱，闻因无约束而从之。五人结拜兄弟，同吃共赌。绍闻渐染恶习。几人开赌场，窝土娼，宠爱娈童，私铸银钱。绍闻陷于泥沼，入狱候审。家人倾家荡产，使得出狱，为偿债，绍闻伐尽祖坟林木，备尝辛酸，终迷途知返，立志悔过。年至不惑，潜心攻读，后得授知县。绍闻常以平生遭遇戒其子篑初，篑初随父读书，考场屡捷。后钦点翰林，重振家事。
《歧路灯》清代文言长篇小说，警世稀品。清代李海观作。一百零八回。李海观出生于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北冶乡马行沟村。该书叙述书香门第子弟谭绍闻堕落败家，又浪子回头重振家业的故事。对封建社会的吏治、教育和当时市井社会的世态人情、风习流俗有广泛生动的描写，但多封建说教。
郭豫衡的文学史将《玉娇梨》、《平山冷燕》列为明代小说。它们同属明末清初的作品。
二、才子佳人小说
1.才子佳人小说，指描写青年男女恋爱婚姻故事的章回小说，是“学步”《金瓶梅》而又有所反驳、纠偏的世情“异流”，崛起于明末，盛行于清代前期。这些小说大抵是落魄文人与谋利书商运作的产物，反映的是下层文人所憧憬向往的富贵风流梦，理想色彩较浓，从中表现出来的爱情观、婚姻观和妇女观，都有值得肯定的积极因素；但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情节结构的固定化、程式化，人物形象的概念化、脸谱化，又有一定的消极影响。总之，才子佳人小说是由《金瓶梅》向《红楼梦》过渡的重要桥梁，也是中国小说历史链条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代表作品有荑秋散人的《玉娇梨》（亦称《双美奇缘》）、《平山冷燕》，名教中人的《好逑传》（亦称《侠义风月传》）。
《玉娇梨》又名《双美奇缘》，作者：（清）荑荻散人。主要写青年才子苏友白与宦家小姐白红玉（又名无娇），卢梦梨为了爱情经历了种种磨难，最终大团圆的爱情故事，是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平山冷燕》主要描写“先朝”隆盛时的才子才女（平如衡、山黛、冷绛雪、燕白颔），书名即由四人的姓氏连缀而成，他们才华出众，深得皇帝赏识，最后双双成亲的故事。书中所写两个才女，一方面不但诗才卓异，而且机敏过人，老练成熟，令众多须眉自叹弗如；另一方面， 又忠君孝父，恪守仁恕，是儒家伦理道德的化身和典范。 全书情节，虽以爱情为主，却绝不涉及淫辞秽行，至其语言亦渐臻纯熟规范，达到“雅”和“俗”的统一，体现了东方文化所特有的风雅含蓄的美学。
《平山冷燕》是明末清初小说中较有影响的一部作品。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曾予以详细介绍，认为它的主旨是“显扬女子，颂其异能，又颇薄制艺而尚词华，重俊髦而嗤俗士”。《平山冷燕》共二十回，题为荻岸山人编次。荻岸山人究竟为何许人也，历来没有定论。清朝盛百二《柚堂续笔谈》认为是嘉兴张博山十四五岁时所作，其父笔削续成之。按博山名劭，清康熙时人。阮元《两浙猷轩录》称其“少有成童之目，九龄作《梅花赋》惊其师。”但据鲁迅推断，其“文意陈腐，殊不类童子所为”。“盖早慧，故世人并以此书附著于彼。”（《中国小说史略》）
《平山冷燕》主要描写“先朝”隆盛时的才子才女（平如衡、山黛、冷绛雪、燕白颔），书名即由四人的姓氏连缀而成，他们才华出众，深得皇帝赏识，最后双双成亲的故事。书中所写两个才女，一方面不但诗才卓异，而且机敏过人，老练成熟，令众多须眉自叹弗如；另一方面， 又忠君孝父，恪守仁恕，是儒家伦理道德的化身和典范。 全书情节，虽以爱情为主，却绝不涉及淫辞秽行，至其语言亦渐臻纯熟规范，达到“雅”和“俗”的统一，体现了东方文化所特有的风雅含蓄的美学。 但小说的语言缺乏特色
《好逑传》叙述御史铁英之子铁中玉“既美且才﹐美而又侠”﹐曾为援救韩愿妻女﹐只身打入大夬侯养闲堂。又有兵部侍郎水居一之女水冰心美貌聪慧﹐多次智胜过学士之子﹐恶霸过其祖仗势逼婚﹐后为铁中玉路遇所救﹐而铁因此遭害致疾﹐冰心则不避嫌疑﹐迎至家中护视﹐彼此相敬。几经曲折后﹐铁中玉得中翰林﹐与冰心成婚。其中水冰心抗婚一段颇为曲折﹐显示了她“临事作为﹐却又有才有胆﹐赛过须眉男子”的性格特色﹐在明清之际诸多才子佳人小说中属于上乘。全书大旨在宣扬“守经从权”之说﹐将纲常名教与青年男女正当交往调合起来﹐使“名教生辉”﹐“以彰风化”﹐因此夹有大段说教。
2.才子佳人小说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与其他类型小说迥然不同的思想艺术特征。就思想特征而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作家的主体意识较为突出，在作品中往往把作者个人的思想感情作主观的理想化的表现，实际上是文人在功名仕途上的失意情绪的发泄，是他们追求自身价值的实现的反映。第二，在晚明以来进步爱情观的影响下，才子佳人小说不同程度地肯定了青年男女之间“真情至性”的合理性，对根深蒂固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礼法有一定冲击，但他们的爱情又都是发乎情而不悖乎礼，显然仍浸染着浓厚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第三，才子佳人小说把才、情、貌当作最重要的择偶标准，表达了新型的婚姻理想，极大地冲击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和门第观念，但才子佳人成婚的先决条件往往是金榜题名，又是在自觉地美化科举制度，这就大大削弱了反门第的积极意义。
3.才子佳人小说的艺术特征，有以下几点较为突出。第一是三段式的公式化结构。才子佳人小说的基本定式可分为明显的三个阶段：一是一见钟情，私订终身；二是小人拨乱，暂时离散；三是金榜题名，终得团圆。第二是才貌双全的概念化形象。这类作品的男主角不仅大都出身名门，貌如潘安，而且文采风流与仕途经济兼具；女主角也出身显宦，不仅国色天香，倾国倾城，尤具才情慧眼，有的还颇有胆识。第三是曲折奇巧的故事情节。为增强作品的可读性，作者有意翻空出奇，灵活运用巧合、误会、意外、计谋等手法展开情节，对读者有一定的吸引力。
第四节 其他各体小说
一、神魔小说：李百川《绿野仙踪》以明代嘉靖年间奸相严嵩专权为背景。主人公冷于冰虽然才学卓越，但因为不肯逢迎严嵩而科举落地。落地后他彻底解悟人生，抛弃家私妻子入山求道，经过火龙真人指点后，开始遍游天下，一面斩妖除邪、救民济世，一面度脱大盗、市侩、浪子等，广积阴德。陕西总督之子温如玉因嫖赌恶习而倾家荡产，后来经过冷于冰点化而成正果。还有周琏，困于酒色，也经过冷于冰救助，弃恶从善。最后冷于冰乘鸾朝帝阙，被封为普惠真人。作品虽然写了很多度脱、点化、飞升成仙的内容，冷于冰也是一个身披羽衣的仙人，但是大部分情节都发生在芸芸众生之中，书中人物也主要是一些官僚、书生、武夫、强盗、嫖客、妓女。因此《绿野仙踪》虽然是神魔小说，却对现实有直接的揭露。
《绿野仙踪》在文学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它对传统的神魔小说有所突破和创新，融神魔小说、世情小说、历史小说为一体。小说的人物描写十分精彩，尤其是那些活跃于人间凡世的小人物。小说中写达官之子温如玉贪恋烟花，倾家荡产的一段，最是精彩。郑振铎先生认为，这是“《绿野仙踪》写得最好的一段，也是许多‘妓院文学’中写得最好的一段。”小说的用笔十分老辣，大气，富有幽默感。所写的人物对话，则口吻毕肖，绘声绘色，能把人物的个性、身份、心理在口语中表现出来，真是一个语言大家的风范。李百川的朋友陶家鹤叹赏此书为“说部中之极大山水也”，郑振铎先生把《绿野仙踪》和《红楼梦》、《儒林外史》并列为清中叶三大小说。
二、杂家小说：李汝珍与《镜花缘》
在中国古典小说即将转入低谷之际，《镜花缘》确是一部别开生面之作。从作者的表白和小说的描写来看，作品呈现出多重写作意图和创作旨趣，使其成为一部对古典小说具有某种总结意义的作品。一是同情妇女，张扬女权。作者曾借泣红亭主人道出命笔之由，即悲悯女子销沉，要为她们传芳写烈。针对现实世界的男尊女卑，小说一方面借百花仙女下凡塑造了一大批巾帼奇才，以表彰才女的形式为女子扬眉吐气，表现出男女平等的思想；另一方面又创造了一个女儿国，将男女地位倒置，让男子设身处地体验穿耳缠足之痛，以此抨击封建社会摧残妇女的恶俗与陋习，无疑是反抗男权主义的艺术体现。可以说，它对妇女问题的看法，明显继承了《红楼梦》的民主思想，但又缺乏《红楼梦》那样深厚的悲剧底蕴。二是揶揄世态，寄寓理想。作品前半部分写唐敖等人的海外游历最为精彩，通过海外世界的变形、变态人物的造型和描述，把封建末世的各种痼疾一一放大，并加以无情地针砭和尖锐地讽刺；在批判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的同时，书中还通过君子国、大人国等理想国度的营造，体现了作者“升平世界”的政治理想。可以说，它的揭示社会丑态与辛辣讽刺，跟《儒林外史》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又不如《儒林外史》那样态度严肃，冷峻有力。三是炫鬻才学，反映时尚。李汝珍本是多才多艺，学问渊博的文士，又深受乾嘉学术的熏染，有意逞才炫博，在小说中治学，以小说显才学，特别是作品后半部分着重铺排众女子的才能，论学说艺，数典谈经，连篇累牍而不能自已，充溢着考据之风和学究之气。这也是时代风尚使然，但在一定程度上就破坏了情节的连贯性与形象的完整性。
第六章 《长生殿》与《桃花扇》 第一节
洪昇和《长生殿》
一、洪昇的生平与创作
1.洪昇与孔尚任是清代最优秀的戏曲作家，两人并世齐名，时称“南洪北孔”。
洪升少年时期，曾受业于陆繁弨、毛先舒、朱之京等人，接受了正统的儒家教育，也受到他们遗民思想的熏染。他学习勤奋，很早就显露才华，15岁时已闻名于作者之林。20岁时已创作了许多诗文词曲，受到人们称赞。康熙三年（1664）七月，他与舅父之女黄兰次结婚。4年后，赴北京国子监肄业。因未得官职，失望而归。为了衣食而到处奔波。27岁前后，遭“天伦之变”的家难，为父母所不容，被迫离家别居，贫至断炊。康熙十二年(1673)冬，他再度前往北京谋生。两年以后，他的诗集《啸月楼集》编成，受到李天馥和王士祯诸名流的赏识和培养，诗名大起。卖文为活，而傲岸如故，“交游宴集，每白眼踞坐，指古摘今”(徐麟《长生殿序》)，对现实颇为不满。徐嘉炎在《长歌行送洪昉思南归》中说他“好古每称癖，逢人不讳狂”。尤侗称他：“洪子既归，放浪西湖之上，吴、越好事闻而慕之，重合伶伦，醵钱请观焉。洪子狂态复发，解衣箕踞，纵饮如故。”
康熙十八年冬，其父以事被诬遣戍，他奔走呼号，向王公大人求情，并且昼夜兼行，赶回杭州，奉侍父母北行，后来遇赦得免。为此他已形容枯槁，心力交瘁。他开始注意到了民间疾苦，写了《京东杂感》及《衢州杂感十首》等诗，对人民历遭兵灾及水灾，倍加同情。他还写了《长安》诗，其中有“棋局长安事，傍观迥不迷。党人投远戍，故相换新颜”之句，深恶统治集团内部倾轧与朝政翻覆，对社会现实有了较深的认识。
康熙二十七年(1688)他把旧作《舞霓裳》传奇戏曲改写为《长生殿》，传唱甚盛。次年八月间，招伶人演《长生殿》，一时名流多醵金往观。时值孝懿皇后佟氏于前一月病逝，犹未除服，给事中黄六鸿以国恤张乐为“大不敬之罪名，上章弹劾。洪升下刑部狱，被国子监除名。与会者如侍读学士朱典、赞善赵执信、台湾知府翁世庸等人，都被革职。时人有“可怜一夜《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之句。此案的政治背景为当时朝廷内南北两党之争。南党以刑部尚书徐乾学为首，多为汉族官僚；北党以相国明珠为首，多为满族官僚，互相抨击。洪升与南党中人较为接近，且素性兀傲，其《长生殿》中有触犯当时忌讳之处。北党借此发难，欲兴大狱。康熙帝故示宽柔，除对与会者作了处理外，并未深究《长生殿》剧本。洪升突遭此难，在京中备受白眼揶揄，不得已于康熙三十年返回故乡杭州。他疏狂如故，放浪西湖之上，写诗填词作曲。康熙三十四年，《长生殿》付刻，洪升的老友毛奇龄作序，序中说：“予敢序哉？虽然，在圣明固宥之矣。”明确指出康熙帝已不再追究这部剧本。康熙三十六年，江苏巡抚宋荦命人安排演出《长生殿》，观者如蚁，极一时之盛。洪升在宴席上“狂态复发，解衣箕踞，纵饮如故”（尤侗《长生殿序》）。自此之后，吴山、松江等地相继演出。康熙四十三年江宁织造曹寅集南北名流为盛会，独让洪升居上座，演出全部《长生殿》，历三昼夜始毕。自江宁返，行经乌镇，酒后登舟，堕水而死，时为六月初一（1704.7.2）。
2.洪昇是一位具有多方面才能的作家，其诗文词曲均达相当水平，现存有诗集《啸月楼集》、《稗畦集》和《稗畦续集》。他的主要成就在戏曲方面，现有名目可考者十二种，只有传奇《长生殿》和杂剧《四婵娟》尚存。《四婵娟》由四个单折短剧组成，分别写谢道韫、卫茂漪、李清照、管仲姬这四个才女的韵事，为表彰女子才情的案头之作。
他创作《长生殿》则相当艰辛，前后经过十多年，其间曾三易其稿：初稿题名《沉香亭》，是有感于李白之遇而作；后删去有关李白的情节，加入李泌辅助肃宗中兴的内容，更名为《舞霓裳》；此后他根据《长恨歌》、《梧桐雨》等有关描写对剧本予以重构，修改成专写唐玄宗与杨贵妃钗盒情缘的宏篇巨制，定名为《长生殿》。
二、《长生殿》的思想内容
长生殿全剧五十出，前二十五出为上卷，主要敷演李杨的爱情以及安史之乱、马嵬之变；二十六出之后为下卷，主要表现安史之乱后李隆基对杨玉环的思念和最后的仙界“重圆”。
《长生殿》以安史之乱为背景写唐明皇、杨贵妃的爱情故事。《长生殿》的思想内容相当复杂，作者一方面通过唐明皇杨贵妃的故事颂扬生死不渝的爱情；一方面又联系他们爱情的发展，揭开了安史之乱前后广阔的社会背景。因为李杨是最高统治者，他们在爱情上所表现的荒淫昏乱，必然给政治带来严重的后果；而政治形势的逆转，又促成了他们的爱情悲剧。作者批判了他们爱情生活所带来的政治后果，却又歌颂他们的爱情生活，同情他们的爱情悲剧。这就给作品的主题思想带来混乱。然而从另一方面看，作者所描写的李杨爱情，包含了作者的爱情理想，有一定的民主思想因素；他联系李杨爱情所揭露的阶级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民族矛盾，在封建社会更有它普遍意义。因此作品在主题思想上虽然存在着作者所无法解决的矛盾，作品依然表现了进步的思想倾向，受到当时许多读者与观众的欢迎。作者在《传概》一出中说：“借太真外传谱新词，情而已。”在自序中又说：“然而乐极哀来，垂戒来世，意即寓焉。”这说明作品思想的复杂性正是和作者的创作意图联系着的。
首先，作品主要描写了李、杨爱情的悲欢离合，歌颂了他们精诚不散，终结连理的钗盒情缘。在《长生殿》中，作者摒弃了以前戏曲小说中种种“涉秽”的情节，使李杨故事净化、升华而成为不朽的至情。在上半部，作者生动细腻地敷演出李、杨爱情的发展过程，富于深刻的现实性。李隆基的感情由不专到专一，由帝王对后妃的肤浅之爱发展到普通夫妇的真心之爱，至七夕密誓两人爱情发展到高峰。接下去马嵬之变，迫使李隆基赐死杨玉环，导致生离死别的爱情悲剧。在下半部，作者重点写二人尘世、仙界，苦苦思念，情意绵绵，具有浓厚的理想性。剧中不仅专门写了二人的真诚忏悔，以洗清以往的罪孽，更写出了二人的生死不渝、真心到底。一个情愿放弃太上皇之位，早早结束生命到黄泉之下以与爱人厮守；一个宁愿抛弃神仙之籍，不惜再受人间折磨而与情人续缘。他们执着的情感最终感动了天庭，二人得以重圆旧盟，从而以精神的“长生”消解了现实的“长恨”。 在作者笔下，杨贵妃是一个值得同情的悲剧人物。作者突出了她对爱情的忠贞，有意地避过她和寿王、安禄山的关系，描写了她在宫廷中争恩擅宠的生活，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宠妃的形象。唐明皇作为寄情声色的皇帝，作者是有批评之意的，但作者又认为他是帝王家少有的钟情者，值得歌颂，因此把他在政治上的失败归罪于杨国忠等人。特别是下卷，作者在幻想的世界中，美化了他们在天上人间的彼此怀恋。杨贵妃在复归仙籍之后，仍向织女倾诉说：“位纵在神仙列，梦不离唐宫阙。千回万转情难灭。”(《补恨》)明皇则终日悲叹“我独在人间委实的不愿生”(《闻铃》)，“惟只愿速离尘埃，早赴泉台，和伊地中将连理栽”(《见月》)。这正是作者所讴歌的那种“那论生和死”的真情。它显然不是封建帝王的实际生活，只是表现了作者对爱情的理想。《长生殿》中所描写所宣扬的“情”，冲破时空的束缚，超越生死仙凡的界限，不受世俗利害关系的纠缠，为传统的李、杨故事注入了新的质素。在清初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时代里，作者能重新弘扬晚明的尚情思潮，无疑具有不可低估的文化思想意义。
其次，全剧把李、杨爱情故事结合着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广阔的社会背景来描写，这就使他们的爱情悲剧与社会历史的变迁合观共视，既寄寓有“乐极哀来，垂戒来世”的教训意义，也不乏历史兴亡的深沉感慨。李、杨爱情被置于双重现实情境之中展开，第一重现实情境发生在宫廷内部，即杨玉环的专宠和以梅妃为代表的其他嫔妃失宠的矛盾，从而把后宫女性互相排挤、倾轧的残酷性暴露无遗。第二重现实情境发生在宫廷外部，即两人爱情所伴随的严重政治后果。李隆基“占了情场，弛了朝纲”，沉醉于胡天胡地的爱情中，“逞侈心而穷人欲”，导致政治上误任边将、委政权奸等重大失策，直接酿成了严重的政治危机；而杨玉环得宠，使得杨氏一门愈加骄奢淫逸，杨国忠也随之把持朝政，卖官鬻爵，招权纳贿，并与安禄山狼狈为奸，埋下了安史之乱的祸根。通过这些描写，作品将李、杨的爱情生活和宫廷政治、国家兴亡紧密联系在一起，形象地展示出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画卷。另外，在下半部还表现出社会大动荡给人们带来的迷茫的失落感和历史沧桑感，这与清初强调社会功用的启蒙思潮、“兴亡变幻”的时代精神是息息相通的，因此能引起时人的强烈共鸣。
第三，作者对封建统治集团作了无情的揭露，他愤怒地抨击了弄权误国的杨国忠。杨国忠“外凭右相之尊，内恃贵妃之宠”，明目张胆地“卖官鬻爵”、“纳贿弄权”。他可以接受贿赂，为安禄山掩盖罪状，使一个死罪的军犯作了高官；而当安禄山得势后，他为了专权，又排挤他出朝，并有意激变，以证明自己“忠言最早”。《禊游》、《疑趁》等出中，描述了杨氏家族的奢侈生活。作者从“逞侈心”、“穷人欲”为祸败之源出发，进而揭示了统治者所加于人民的灾难。《进果》中，迸荔枝的驿马踏坏了庄稼，踏死了人，这些都是对统治者的正面控诉。与《禊游》中所描绘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
由于作者生活在民族矛盾比较尖锐的清初，他对作为侵入中原的番将安禄山以及典颜事敌的朝臣表现强烈的憎恨。作品中的安禄山是一个十分阴险、贪婪、狡猾、残暴的人物。作者还借雷海青之口把那些卖国求荣的投降分子骂得体无完肤：“平日价张着口把忠孝谈，到临危翻着脸把富贵贪。早一齐儿摇尾受新衔，把一个君亲仇敌当作恩人感。咱只问你蒙面可羞惭?”(《骂贼》) 作者在塑造叛将奸相的同时，成功地刻划了一系列的爱国者的光辉形象。郭子仪是作者心目中一个安邦济世的理想人物，他在末入仕时，日夜忧心的就是“杨国忠窃弄威权，安禄山滥膺宠眷。把一个朝纲看看弄得不成模样了”。他同情人民的疾苦，在《疑趁》中，他看到了杨氏家族的穷奢极侈，就深沉地慨叹道：“可知他朱甍碧瓦，总是血膏涂!”他在掌握兵权后，就积极准备防御安禄山作乱。战乱一起，他又以“扫清群寇、收复两京、再造唐家社稷、重睹汉官威仪”为己任，终于建立了赫赫功勋。由此剧本一方面着意歌颂了郭子仪、雷海青、李龟年等忠臣义士的赴汤蹈火、为国效力，另一方面又强烈谴责了杨国忠、安禄山等权奸叛将给国家造成的深重灾难，表达了褒忠诛奸的鲜明立场。所以，《长生殿》中所讴歌的真情、至情，除了作为生死情缘的爱情之外，还包含有“看臣忠子孝，总由情至”的忠孝之情，这样就把“情”的内涵拓宽到了政治和道德的领域。在作者看来，夫妻之间的真诚专一和忠臣孝子的坚贞不移，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生发的，它们共同构成至情思想的文化内涵。
三、《长生殿》的艺术成就
1.《长生殿》兼用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一方面继承了《梧桐雨》、《浣沙记》的传统，通过爱情故事反映一代兴亡，在揭露和批判方面较多地采用现实主义手法；另一方面又继承了《牡丹亭》的传统，通过幻想的情节歌颂精诚动天地的理想爱情，显示出浪漫主义的特色。第二十五出《埋玉》之前写人间事，以写实为主；《埋玉》之后多写仙界事，以幻想为主，现实主义描写与浪漫主义表现前后辉映。
2.浓厚的抒情色彩是《长生殿》的又一特色，如在《闻铃》中结合铃声、雨声，抒写了唐明皇对杨贵妃的怀念：
淅淅零零，一片凄然心暗惊。遥听隔山隔树，战合风雨，高响低鸣。一点一滴又一声，一点一滴又一声，和愁人血泪交相迸。对这伤情处，转自忆荒茔。白杨萧瑟雨纵横，此际孤魂凄冷，鬼火光寒，草间湿乱萤。只悔仓皇负了卿，负了卿!我独在人间，委实的不愿生。语娉婷，相将早晚伴幽冥。一恸空山寂，铃声相应，阁道棱赠，似我回肠恨怎平! ——〈武陵花〉
3.《长生殿》的曲文既继承了元曲的传统，化俗为雅，创造出别具一格的典型的曲辞，又较多地化用了唐诗中的名篇佳句，化雅为俗，如同己出，从而形成清丽流畅的语言风格，文采斐然而又不失本色。洪升深通音律，又得到当时专门研究音律的徐麟的订正，所以《长生殿》在音律方面的成就一向受到曲家的推崇。在全剧中，前一折和后一折的宫调决不重复，运用北曲、南曲的各种曲调，都有细致的安排。即使在一折剧中，对曲牌的安排也很注意。遣词用韵方面，字字审慎。故当时南北上演，盛极一时。吴舒凫序中说：“爱文者喜其词，知音者赏其律，以是传闻益远。蓄家乐者，攒笔竞写，优伶能是，升价什佰。”可见它的舞台效果。
4.《长生殿》的结构宏伟，场面壮丽，而又排场紧凑，组织严密。剧本以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爱情故事为主线，以朝政军国之事为副线，两条线索互相穿插，彼此关联，自然而又紧密地扭结在一起，体现着“占了情场，弛了朝纲”的创作意图。而李、杨爱情主线又以定情的金钗佃盒时隐时现贯穿其中，钗盒随故事的进展由合而分，由分而合，既使全剧的情节有着内在的联系，又体现了主人公悲欢离合的命运变化。全剧关目衔接，针线绵密，伏笔照应，极见匠心，同时场次与场次之间苦乐对照、庄谐参错、冷热相济，取得强烈戏剧效果，从而将传奇剧的创作推向了新的艺术高度。
第二节 孔尚任和《桃花扇》
一、孔尚任的生平与创作
1.生平：孔尚任（1648-1718年），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别号岸堂，自称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孔子六十四代孙，清初诗人、戏曲作家。
与南方的洪昇同时，在北方也有一位著称于世的戏剧家孔尚任，他们的代表作《长生殿》和《桃花扇》是清代传奇的双璧，同时也标志着传奇这一戏曲形式达到了高度的成熟和最后的辉煌。孔尚任的生平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仕前阶段：三十七岁前，孔尚任在家过着养亲、读书的生活。他接触了一些南明遗民，了解到许多南明王朝兴亡的第一手史料和李香君的轶事。对写一部反映南明兴亡的历史剧萌发浓厚兴趣，开始了《桃花扇》的构思和试笔，但“仅画其轮廓，实未饰其藻采也”（《桃花扇本末》）。
出仕阶段：1684年康熙南巡北归，特至曲阜祭孔，三十七岁的孔尚任在御前讲经，颇得康熙的赏识，破格授为国子博士，赴京就任。三十九岁，奉命赴江南治水，历时四载。这个时期，他的足迹几乎踏遍南明故地，又与一大批有民族气节的明代遗民结为知交，接受他们的爱国思想，加深了对南明兴亡历史的认识。他积极收集素材，丰富创作《桃花扇》的构思。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奉调回京，历任国子监博士、户部主事、广东司外郎。经过毕生努力，三易其稿，康熙三十八年，五十二岁的孔尚任，终于写成了《桃花扇》。一时洛阳纸贵，不仅在北京频繁演出，“岁无虚日”，而且流传到偏远的地方，连“万山中，阻绝入境”的楚地容美（今湖北鹤峰县），也有演出（《桃花扇本末》）。次年三月，孔尚任被免职，“命薄忍遭文字憎，缄口金人受诽谤”（《容美土司田舜年遣使投诗赞予〈桃花扇〉传奇，依韵却寄》），从这些诗句看，他这次罢官很可能是因创作《桃花扇》得祸。
隐居阶段：罢官后，孔尚任在京赋闲两年多，接着回乡隐居。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这位享有盛誉的一代戏曲家，就在曲阜石门家中与世长辞了，年七十岁。他的作品.还有和顾采合著的《小忽雷》传奇及诗文集（湖海集》、《岸堂文集》、《长留集》等，均传世。 2.创作：孔尚任一生著述等身。诗文集有《石门山集》、《湖海集》、《岸堂稿》、《长留集》等，今人汪蔚林辑为《孔尚任诗文集》。他的戏剧创作除《桃花扇》外，还有与顾彩合撰的传奇《小忽雷》。《小忽雷》借乐器小忽雷写宫女郑盈盈与书吏梁厚本爱情的悲欢离合，以反映唐文宗时朝中的政治斗争，在艺术上并不成功，可以视为孔尚任的练笔之作。《桃花扇》的创作则相当漫长，它经过作者十余年苦心经营，三易其稿才得以面世。早在三十来岁在石门山隐居时，孔尚任便已开始勾勒作品的轮廓，成一草稿；出任河工，闲居扬州期间，结交明朝遗老耆旧，凭吊历史名胜古迹，有意识地进入《桃花扇》的草创阶段；返回京城任职冷官闲曹之时，挑灯润笔，依谱填词，终于在1699年完成《桃花扇》的创作。
二、《桃花扇》的思想内容
《桃花扇》是一部借用复社文人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来反映南明一代兴亡的历史剧。
写作背景：明末天启年间，以魏忠贤、崔呈秀为首的宦官集团把持朝政，倒行逆施，激起了广大民众和以顾宪成、高攀龙为代表的东林党人的强烈反抗。东林党作为“在野”的政治力量，其成员以天下为己任，猛烈抨击朝政，与阉党进行了有力的斗争。崇祯年间，阉党势败，但其残余仍然相当有势力。这时的复社继承东林之志，继续抨击阉党余孽。
1644年，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打进北京，崇祯自缢。但在吴三桂的引导下，清兵很快入关，并打败李自成，占领北京。明王朝作为统治全国的政权，已为清廷取代。同年五月，在凤阳总督马士英等人拥戴下，明室福王朱由菘在南京继帝位，建立了史称南明的政权，年号弘光。
当时，清廷的统治还限于北方，江淮以南的大片国土仍然是明室所有，而且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南京作为明朝的“陪都”在政治上有很高的凝聚力。明室的军事力量仍然有相当的实力。清兵入关并非由于明室军事力量的崩溃，因此，史家一向认为南明政权如果励精图治，完全可以和清廷长期对峙，甚至北伐成功，恢复明朝的一统天下。然而，弘光王朝迅速灭亡超过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南渡政权。史家无不感叹。于是，一个重大而沉重的历史课题摆在了后世哲人学者乃至广大人民面前：南明政权何以仅仅维持一年时间就损失垮台？孔尚任的《桃花扇》则是以戏剧的形式正面回答了这个历史课题。 1.《桃花扇》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它通过复社文人侯方域和秦淮名妓李香君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反映南明小王朝一代覆亡的悲剧历史，并从中揭示出明代三百年基业一旦瓦解的历史原因。作者说：“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父老犹有存者。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桃花扇小引》)这就说明作者所说的兴亡不仅是南明王朝的短促命运，同时还企图指出明朝三百年基业为什么会覆亡的历史经验教训，作为后人的借鉴。
从作品描写来看，明亡的原因之一是权奸祸国。马士英、阮大铖等魏党余孽恃迎立有功，把持朝政，对上以酒色侍君，极尽谗媚逢迎；对下则结党营私，大肆残害忠良；大敌当前，买妾的买妾，选优的选优，完全是一派腐化堕落的现象。当清兵南下、国势倾危之际，他们却非跑即降。原因之二是文争武哄。弘光朝廷不仅文官们为各自派系的利益党争不止，为了私人派系的利益，他们不仅丝毫没有想到上下一心，团结对敌，反而假公济私，自相残杀，最后甚至调黄、刘三镇的兵去戴防左良玉，致使河、淮一带兵势空虚，清兵得以长驱直入。原因之三是昏君荒佚。身处国难深重之秋，弘光帝却不思国事，无心朝政，反而纸醉金迷，忙于征歌选舞。通过南明王朝这一系列覆亡事实，作者暴露了统治阶级醉生梦死、昏庸腐朽的本质，深刻地揭示出它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
2.《桃花扇》不但展现历史兴亡的事实，而且表现出正义和邪恶两种力量的剧烈搏斗。
正义力量的代表者有侯方域、李香君和复社人士，有柳敬亭、苏昆生、李贞丽等下层平民，还有抗清英雄史可法等；作者以极大同情，写史可法怎样激励将士，死守扬州，并终于沉江殉国：“走江边，满腔愤恨向谁言。老泪风吹面，孤城一片，望救目穿。使尽残兵血战，跳出重围，故国苦恋，谁知歌罢剩空筵。长江一线，吴头楚尾路三千，尽归别姓。雨翻云变，寒涛东卷，万事付空烟。精魂显，大招声逐海天远。——〈古轮台〉”然而在那样腐朽的南明王朝里，史可法是完全孤立的。他名为阁部、统帅，实际只有三千残兵，一座孤城。结果也只有留下一个悲壮的民族英雄的形象。
邪恶势力的代表者主要是阮大铖、马士英、弘光帝等所谓的“弘光群丑”。 尤为可贵的是，作者把最大的热情投注到歌伎艺人等市井细民身上，他们虽然社会地位低微，但却关心国家安危，明辨政治是非，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李香君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与权奸的斗争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其优秀品质和政治眼光远远超出了剧中的须眉男儿。柳敬亭、苏昆生位卑不敢忘忧国，忠肝义胆，为国事甘愿出生入死。他们的思想情操不但同那些祸国殃民的上层统治集团形成鲜明对照，也使清流文人黯然失色。把这些低贱人物放在这部历史剧的中心地位来表现，其中就蕴含有尊贵者反而卑贱，卑贱者反而尊贵的可贵思索。
李香君原是秦淮歌妓，她的受压迫受侮辱的地位，使她对统治阶级里的黑暗势力保持警惕，当她知道阮大铖出资收买侯方域的阴谋活动时，义正词严地责备了侯方域的动摇：“官人是何说话，阮大铖趋附权奸，廉耻丧尽；妇人女子，无不唾骂。他人攻之，官人救之，官人自处于何等也?”并坚决辞却阮大铖暗中为她置办的妆奁，以自己鲜明的政治态度影响了侯方域：“官人之意，不过因他助俺妆奁，便要徇私废公；那知道这几件钗钏衣裙，原放不到我香君眼里!脱裙衫，穷不妨；布荆人，名自香。”
这是多么坚贞的性格。如果说却奁以前，她还只有比较清醒的政治头脑，那么从却奁开始她已被卷入南明王朝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并成为矛盾尖端的人物。尖锐的斗争锻炼了她，促使她的性格进一步发展。她坚决拒绝再嫁，不管是利诱，还是威胁，她毫不动摇，公开声称“奴是薄福人，不愿入朱门”。在斗争中她性格的光辉一面又有所发展，终至“碎首淋漓不肯辱于权奸”。并进一步认识了马、阮统治集团的狰狞面目和丑恶的本质，以及他们给国家带来的严重灾难。在《骂筵》一出里，她更冒着生命的危险痛骂马士英、阮大铖：
堂堂列公，半边南朝，望你峥嵘。出身希贵宠，创业选声容，后庭花又添几种。把俺胡撮弄，对寒风雪海冰山，苦陪觞咏。——〈五供养〉
东林伯仲，俺青楼皆知敬重。干儿义子从新用，绝不了魏家种。冰肌雪肠原自同，铁心石腥何愁冻。吐不尽鹃血满胸，吐不尽鹃血满胸。——〈玉交枝〉
这些描绘使李香君成为我国戏曲舞台上最光辉的妇女形象之一。柳敬亭、苏昆生原来都是阮大铖的门客，当他们看到了复社文人的《留都防乱揭》，知道阮大铖是魏阉的党羽，就拂衣而去。后来左良玉不顾大局，要邻兵东下，柳敬亭就不辞辛苦去劝阻。阮大铖逮捕复社文人下狱，苏昆生又主动去向左良玉求救。到明亡之后，他们宁愿归隐渔樵，不愿做清朝的顺民，他们的坚强性格和阮大铖之流形成鲜明的对照。特别是柳敬亭，他的豪爽、侠义性格和一个民间艺人所具有的幽默、诙谐相结合，表现了高度乐观主义精神。然而这些人物的社会地位和生活道路，使他们只能把国家民族的希望寄托在爱国将领和复社文人身上。当复社文人失败了，爱国将领牺牲了，他们的希望也跟着落空，结果就入道的入道，归隐的归隐，一个个走向消极避世的道路。
3.《桃花扇》全剧表现出深沉的感伤之情，弥漫着浓重的幻灭之感。《桃花扇》展示了危难动荡的特殊阶段的社会生活图景，表达了作者对明末清初历史的深刻反思，笔调凄清悲楚，深沉的感伤情怀几乎笼罩全剧。其中既有对南明小朝廷崩溃的悲愤，也有对大明三百年基业覆亡的哀悼，还有对众多的正义之士的悲剧命运的痛惜。后来清军攻入江南，侯、李不得不双双逃难，最后于白云庵重逢。当他们只顾诉情时，却被道士张瑶星一声断喝：“呵呸！两个痴虫，你看国在哪里，家在哪里，君在哪里，父在哪里，偏这点风花情恨割他不断么？”破家亡的沉痛的民族意识使他们猛醒，于是入山“学道”。这使传统的兴亡感慨得到了高度的升华，表达出沧桑倏忽的破灭感和世事无常的失落感。这样，全剧不仅仅是抒发了明清易代的兴亡之悲，而且还涵蕴着对封建社会江河日下的忧虑哀伤，预示了历史的必然性破败，唱出了封建末世的时代哀音。
思想局限：从《桃花扇》里这一系列的描绘看，它确是通过了侯方域、李香君的儿女之情，表现了南明王朝的兴亡之恨，使读者或观众痛恨权奸的误国，叛将的投降，惋惜复社文人的沉迷，同情城市下层人民的反权奸斗争和爱国将领的宁死不屈。作者在作品里从爱国思想出发所表现的爱憎也基本是分明的。然而决定于作者的封建正统观念，他对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始终抱着敌视的态度，剧中骂起义军是流贼，还把以镇压农民起义起家的左良玉当作象史可法一样的爱国将士来歌颂。左良玉哭祭崇祯时说：“养文臣帷幄无谋，豢武夫疆场不猛”，就是骂那班文臣武将镇压农民起义无能。同时作者虽然怀着对明朝兴亡的遗恨，表现了一定的爱国思想，但由于本身是清朝的官吏，又加上清朝统治的严酷，作者对当时的民族矛盾就只能采取回避的态度。他不仅称赞清兵“杀退流贼，安了百姓，替明朝报了大仇”(《闲话》)，还讴歌康熙圣朝的祥瑞；不仅回避了清兵血洗扬州的惨剧，在结局里还掩盖了侯方域的变节，这就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作品的思想成就。
文学史上原有不少传奇通过男女主角的离合悲欢，串演一代兴亡的历史故事，但《桃花扇》的出现，却使这类创作达到新的艺术高度，它把侯、李的离合之情与南明的兴亡之感结合得更紧密。与它同时的《长生殿》比之以前的作品如《浣纱记》、《秣陵春》等算是结合得较好的。然而《长生殿》是通过兴亡之感来突出李杨的爱情，而不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这样，《长生殿》在下本里就有部分情节离开了现实形势来颂扬李、杨生死不渝的爱情，而《桃花扇》写侯、李的爱情是始终紧密结合明清之际的历史形势展开的。由于侯方域本身是参加过复社文人反阉党的斗争和史可法幕府的人物，通过他的一连串舞台活动就有可能比较集中地反映南朝王朝内部的各种矛盾。李香君是秦淮名妓，通过她，又正好从侧面反映出南明王朝的苟且偷安、腐化堕落。传奇《媚座》出总批(注：《荀学斋日记》说《桃花扇》评语是孔尚任自己的手笔。《桃花扇本末》则说，“皆借读者信笔书之”。然而批语中有些完全是作者的语气，在《桃花扇本末》中，作者也认为这些批语“忖度予心，百不失一”，至少他是完全同意这些看法的。)说：“上半之末，皆写草创争斗之状，下半之首，皆写偷安宴乐之情。争斗则朝宗分其忧，宴游则香君罹其苦。一生一旦，为全本纲领，而南朝之治乱系焉。”清楚地说明了作者的艺术构思。
三、《桃花扇》的艺术成就
《桃花扇》是中国古典戏剧的最后一部杰作，在许多方面均富有艺术创造性。 1.作为一部历史剧，《桃花扇》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结合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孔尚任在《桃花扇凡例》里说：“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至于儿女锺情，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原书有《考据》一篇，列举传奇中许多重要历史事实所根据的文献资料。这种忠于客观史实的精神，在明清传奇中，除《清忠谱》外，是没有可以和它比拟的。然而作者又说：“剧名《桃花扇》，则《桃花扇》譬如珠也，作《桃花扇》之笔譬则龙也。穿云入雾，或正或侧，而龙睛龙爪，总不离乎珠。”这就说明作者不仅忠于历史事实，同时是通过精心的艺术创造，如排场的起伏转折，情节的前后照应，角色的分配，曲白的分工等等，使它成为一部优秀的传奇作品，达到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较好的结合。 作者一方面采取了征实求信的原则，剧中所反映的社会历史内容、所涉及到的重要人物事件，基本上都是“实人实事，有根有据”，真实地再现了弘光一朝的历史；即使是一些无关重要的细节，不少亦有所本，可征之于野史杂录。另一方面，作者虽然以史为据，却并不拘泥于历史，有时也以虚幻之笔略加点染。如史可法的沉江殉节，侯、李的修真入道等，均与史实完全不符，这些改动，显然是为了服从主题思想和人物性格发展的需要，达到了更高程度的艺术真实。
2.《桃花扇》运用了“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艺术构思，结构严谨，组织巧妙。剧本以一生一旦的爱情悲欢为主线，串联起南明政权各派各系以及社会中各色人物的活动与矛盾斗争，纷繁错综、起伏转折而有条不紊、不枝不蔓。在侯、李爱情这条主线中，作者又以一把宫扇作为贯穿之物，让它在情节发展的关键时刻多次出现，充分发挥了这个小道具的作用；桃花扇既是侯、李坚贞爱情和高尚节操的象征，也是马、阮之流祸国殃民的见证，因而成为离合之情与兴亡之感的凝聚点，体现了“南明兴亡，遂系之桃花扇底”的艺术匠心。剧本的情节既细针密线，又转换灵活，全剧起伏、转折、照应，都显得井然有序，前面情节为后面情节的张本，后面情节又为前面情节做照应，连环牵绾，相互映带。
3.悲剧的语言
桃花扇的剧中既有儿女情长，又有兴亡感叹。因此，语言也就形成了优美温柔与慷慨愤激的统一。但是，作为一部历史悲剧，其语言风格的主导倾向则是愤激之中蕴含着悲凉慷慨。例如《沉江》一出中史可法唱的【古轮台】：“走江边，满腔愤恨向谁言？老泪风吹面，孤城一片，望旧目穿。”“长江一线，吴头楚尾路三千，尽归别姓。雨翻云变，寒涛东卷，万事付空烟。”既抒发了“老泪风吹面”的悲凉之感，又表现了“尽归别姓”的悲愤之情。【哀江南】套曲更是传诵的名篇：“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枭鸟。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离亭宴带歇指煞〉”悲凉慷慨的语言，使这部历史剧确实成为“哭声泪痕之书”。
然而，作者在语言的运用上主张“宁不通俗，不肯伤雅”。所以给人的印象是典雅有余，当行不足；谨严有余，生动不足。这实际是许多文人传奇戏在语言上的共同特征。
第七章
清代戏曲 第一节 清代初期戏曲
一、清代初期戏曲创作概况：
清初戏剧可视为晚明戏剧的延续，呈现出持续发展的态势，戏剧创作进入新的繁荣期。此期的剧作家可大致分为三类：一是以吴伟业、尤侗为代表的文人化剧作家，他们的剧作以结合个人身世、借历史素材抒发内心郁闷为主，注重抒情性而不大注意情节结构和舞台要求。二是以李玉为代表的苏州派剧作家，他们的剧作既能密切联系社会实际，反映出时代特征，又能密切联系舞台实际，故事性强、戏剧性强，便于演出。三是以李渔为代表的娱乐派剧作家，其风情喜剧主要敷演既风流自赏又不悖礼教的才子佳人故事，构思奇巧，富于机趣，舞台效果甚佳，当时颇为流行。至康熙年间，洪昇的《长生殿》与孔尚任的《桃花扇》先后问世，把中国戏曲的结构、音乐、表演和历史剧创作艺术等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境界，树立了两座不朽的艺术典范，但也同时敲响了中国古代戏剧的沉钟暮鼓。
二、吴伟业和尤侗
1.吴伟业和尤侗都是文人化剧作家的代表，他们多以创作诗词的传统思维模式创作戏曲，多借古代的历史故事抒发内心的情感，这就给他们的作品带来主观化和案头化的创作倾向。吴伟业写有传奇《秣陵春》和杂剧《临春阁》、《通天台》，都是借历史人物而随意生发，以陶写其胸中之抑郁牢骚，在伤今吊古中寄托有故国之思、亡国之痛。《秣陵春》叙写南唐学士徐铉之子徐适在入宋以后的姻缘功名遇合故事，实是假南唐亡国的沧海变幻，抒发自己作为孤臣孽子的失国惆怅和兴亡感慨，又借剧中徐适的两朝际遇，表现自己既不忘旧朝恩眷，又感戴新朝恩宠，出处两难的矛盾心境。
2.与吴伟业不同，尤侗的剧作是家国之痛较淡，身世之感尤深。他著有传奇《钧天乐》和杂剧《读离骚》、《吊琵琶》、《桃花源》、《黑白卫》、《清平调》，合称《西堂乐府》。这些作品都写于他仕途遭受挫折，个人功名失意之际，因而充满愤激的情绪，其中五种杂剧大都是通过为历史上不得其遇的才士贤人鸣不平，发泄自身不合时宜的牢骚及对世道不公的怨愤，并虚构出这些人物令人满意的结局，不外是借浪漫的想象来弥补现实的缺憾。《钧天乐》主要叙写才子沈白、杨云在人间、天界的两种不同境遇，为作者科场失意的发愤之作，其中上卷饱含着他命运多舛的抑郁和对世事浑浊的愤慨，下卷寄寓着他欲施展抱负、享尽荣华的愿望与梦想，从而体现出作者对科举制度既愤懑、谴责又憧憬、热望的双重心态。
三、李玉和苏州派 1.李玉：
（1）生平：字玄玉,号苏门啸侣,又号一笠庵主人。吴县（今属江苏）人。约生于明万历末（1610～1620），卒于清康熙十年(1671)以后。出身低微，其父曾是明朝大学士申时行府中的奴仆，他也因此受到压抑，不得应科举,到明末始中副贡，此时他已步入中年。所以李玉在明代仕途是不利的。入清后无意仕进,全力从事戏曲创作。总之他是一位不得志的封建社会下层文人，毕生致力于戏曲创作和研究，是一位职业或半职业化的剧作家。他的作品在当时就很有声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创作：李玉是苏州派的的领袖，也是明清传奇作家中写作剧本及存留剧本最多的作家，现存完整的有十八种。剧作见于各种曲目书中著录的有42种。其中《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清忠谱》、《眉山秀》、《两须眉》、《太平钱》、《千钟禄》、《万里圆》、《牛头山》、《麒麟阁》、《七国记》、《昊天塔》、《风云会》、《五高风》、《连城璧》、《一品爵》等18种，如今存有全本;《洛阳桥》、《埋轮亭》（与朱佐朝合作）2种存有散出;《千里舟》仅存佚曲数句。另外,《双龙□》、《万民安》、《长生像》、《武当山》、《罗天醮》 5种，原本失传，但《曲海总目提要》中有介绍。其余的《三生果》、虎邱山》、《挂玉带》、《意中缘》、《凤云翘》、《麒麟种》、《禅真会》、《上苑春》、《清平调》、《秦楼月》、《五侯封》、《洪都赋》、《燕双飞》、《铜雀台》、《洛神庙》、《珊瑚屏》等仅见著录，内容不详，其中《意中缘》李渔有同名之作，《秦楼月》朱素臣有同名之作，《洛神庙》吕履恒有同名之作，三剧是否为著录者误列李玉名下，难以查考。李玉还根据徐于室的《北词九宫谱》原稿，重新编定了《北词广正谱》，吴伟业为之作序，称赞它为\"骚坛鼓吹，堪与汉文唐诗并传不朽\"，此书对研究戏曲史具有很大参考价值。
李玉的剧作可以明亡为界分为前后期。前期作品以描写人情世态为主要内容，最负盛名的是崇祯年间刊刻的《一笠庵四种曲》，亦即《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合称“一人永占”。
中国明末清初传奇《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的合称。李玉著。《一捧雪》写莫怀古被幕客汤勤告密 ，严嵩之子严世蕃向其强索祖传玉杯“一捧雪”，莫怀古不肯给予，被严世蕃捕获问斩，临刑前由义仆莫诚代主受戮，怀古得以脱身。首级传至京师，又被汤勤识破。法堂审头时，汤勤又逼怀古妾雪艳成婚。雪艳假意应承，洞房中刺死汤勤，然后自杀。严家败势后，莫怀古一家才得以团圆。《一捧雪》揭露了明代社会的黑暗和世风险恶，成功地塑造了卖友求荣的人物汤勤的形象。《审头·刺汤》至今仍在舞台上演出。惟义仆莫诚的形象，过多地鼓吹了落后的封建奴隶道德观念。
《永团圆》是一部讽刺喜剧，写秦文英和江兰芳婚姻事，揭露了嫌贫爱富的兰芳父亲江纳的种种丑态，最终以秦、江终获团员为结局。《人兽关》据小说《警世通言》之《桂员外途穷忏悔》改编，谴责桂薪忘恩负义，并以其妻儿变狗予以惩罚，表达了对于世态炎凉的谴责，立意与《中山狼》相近。《占花魁》据小说《醒世恒言》中的《卖油郎独占花魁》改编，写卖油郎秦钟和妓女莘瑶琴的爱情婚姻故事，较好地体现了原作的主题思想。
后期作品较多的是描写历史上的政治斗争事件或直接从明末苏州的现实生活中取材，代表作有《千钟禄》（又名《千忠戮》）、《万里缘》等，其中《清忠谱》成就最高。《清忠谱》是一部描写明末东林党人及苏州市民同魏忠贤阉党斗争的时事剧，它上承《鸣凤记》，下启《桃花扇》，成为我国戏曲史上迅速反映当代重大政治事件的名剧之一。天启年间，魏忠贤把持朝政，其党羽、爪牙以厂卫在全国实行恐怖统治。东林党人是统治阶级内部反对阉党、主张改革的政治力量，他们的斗争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天启六年（1626）三月，魏忠贤派人到苏州逮捕东林党人周顺昌，激起了苏州市民的强烈反抗。颜佩韦等聚集市民万余人，到府衙请愿，要求释放周顺昌，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市民暴动。但结果被阉党镇压，颜佩韦等五人被杀，周顺昌在狱中被暗害。崇祯年间，阉党势败，被阉党残害致死的臣民得以昭雪，周顺昌等得到表彰。苏州人民毁掉了魏忠贤的生祠，在原址为颜佩韦、杨念如、马杰、周文远、沈扬等五人立碑。这就是《清忠谱》的故事背景。
《清忠谱》全剧二十五出，大胆地把苏州市民的暴动搬上舞台，真实地再现出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场面，充分显示出民众的力量，这在中国戏曲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剧本成功地刻画了周顺昌清正刚直、坚强不屈的性格，更为难得的是还塑造了颜佩韦等五位义士的英雄形象，他们行侠仗义，嫉恶如仇，爱憎分明，敢做敢当，作品充分肯定了这些市井细民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这是《清忠谱》在思想境界上的重大开拓。剧本在艺术上的最重要的成就是善于利用有限的舞台以表现广阔的群众斗争场面，善于把群众与个人、明写与暗写、前台与后台很好地结合起来。其次是主题突出，线索分明，详略得当，布局合理，一洗明人传奇头绪纷繁、结构松散的通病。《清忠谱》不仅以其新题材、新人物在戏剧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而且以其大气磅礴、风雷激荡的艺术风格在众多古典悲剧中独树一帜。
《清忠谱》是李玉、朱素臣、毕万后和叶雉斐的共同创作。它是以天启年间东林党人和苏州人民反抗阉党魏忠贤黑暗统治的斗争为题材的剧本。作品暴露了以魏忠贤为首的反动统治集团祸国殃民的罪恶，歌颂了周顺昌等东林党人的正义斗争，成功地描绘了人民群众支持正义、反抗暴政的优秀品质，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时代气氛。作品把市民的政治斗争搬上舞台，是过去戏曲史上所未曾有的。
周顺昌耿介正直，集中体现了某些东林党人清廉公正、疾恶如仇的优秀品质。随著东林党人和阉党矛盾的加深，他那种不畏权势，勇于斗争的精神，也更加突出了。当东林党人魏大中被魏忠贤逮捕时，许多人都不敢接近，周顺昌却独往江边送行，并和他联姻。当阉党的爪牙正在庆贺魏忠贤生祠落成的时候，他却冲进祠堂，大骂他们是“豺狼满朝”、“鸱号满巢”、“只贻著臭名儿千秋笑”。他被捕入厂狱后，在阉党的严刑逼供之下，表现得更加顽强。他一面痛骂魏忠贤“欺君虐民，残害忠良”；一面表白自己的“劲骨千磨不坏，填胸正气，直将厉气冲开”。在就义之前，他仍然高呼：“魏忠贤，魏忠贤!……我周顺昌生不杀汝，死作厉鬼，击杀奸贼便了。”表现了至死不屈的精神。当然周顺昌毕竟是一个士大夫，他的斗争主要是从忠君思想出发的，他一出场就表白自己“忠孝自根心，君亲魂梦钦”。感伤“怎奈君门万里，空流血泪千行，一点孤忠，徒付数声长叹”。除掉君侧权奸，做一个名留后世的忠臣便是他的愿望。当别人告诉他，人民知道他被逮。恐怕引起民愤时，他却说：“果有此事，反陷弟于不忠了。”在生死关头，人民起来挽救他，他还说：“小弟与兄俱读圣书，君命召驾且不俟，今日奉旨来提，敢不趋赴。”在厂狱里受了种种的酷刑，还想辩白自己的忠心。这些都表现了他的愚忠和对最高统治者的幻想。
作品还成功地塑造了城市人民群众的形象，其中最突出的代表要算为佩韦。他的性格特徵是豪爽、重义气、有胆识，具有毫不妥协的战斗精神。他在李王庙前听书时，听到韩世忠无辜被害，就忍受不住，因而大闹书场。充分表现出他爱憎分明，疾恶如仇的品质。在听到官府要逮捕周顺昌时，他愤怒地喊出：“公愤冲天难宁耐，怎容得片时捱，任官旗狼虎威风大，俺这里呼冤叫枉、喧天动地，管教你一霎扫尘霾。”(《义愤》)为佩韦对阉党的斗争是最坚决的，有人提出向官府请求时，他说：“求他什么!他若放了周乡宦罢了，若弗肯放，我们苏州人一窝峰，待我们几个领了头，做出一件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事来，为兄弟不可缩头缩脑，大家并力同心便好。”这和周顺昌害怕群众斗争反陷他于“不忠”的思想形成明显的对比。 《清忠谱》在艺术方面最重要的成就在于比较真实地表现了一场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同时通过斗争显示出各阶层人民的不同性格。如《义愤》、《闹诏》二出既写出了为佩韦、杨念如等的组织群众斗争，也写出了王节、刘羽仪等书生的醉心于写辩呈向地方官恳求，还描绘了北京校尉和地方大小官吏的不同精神面貌。又如《毁祠》出，通过群众的合力拉倒石牌坊和最后的冒火抢出魏忠贤雕像的头颅来祭周顺昌、为佩韦等，表现了人民热烈的情绪，并热情地歌颂群众的队伍：“似行兵摆阵，似行兵摆阵，好似天将天神，下临苏郡。”
其次是主题突出，线索分明。明代传奇，特别是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的戏，往往头绪纷繁，人物复杂，或夹杂爱情描写，冲淡了作品的严肃主题。而《清忠谱》全剧二十五出都按照周顺昌及苏州市民的反魏党斗争进行，没有多馀的人物和情节。
再次，作品写的是苏州实事，作者根据耳闻目见的材料加以组织，搬上舞台，不仅重要事件有历史根据，就是一些明细，如周顺昌写“小云栖”匾额，周茂兰刺血上疏等也都有事实根据。《清忠谱》是我国戏曲史上第一部“事俱按实”(吴伟业《清忠谱序》)的历史戏，在清代舞台上有著重要的地位。这对后来的《桃花扇》等剧有影响。
和《清忠谱》相似的还有《万民安》，描写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以纺织工人葛成为首的苏州市民反对税监斗争。《万里圆》写苏州黄向坚在明清易代之际的兵荒马乱中到云南寻父故事，剧中反映了清兵南下时人民遭受的种种苦难，暴露了清朝统治者屠杀人民的罪恶，抒发了作者对于亡国的悲愤感情。另外，如《千钟禄》（又名《千忠戮》、《千忠会》、《琉璃塔》等）写明初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占领南京后建文帝乔装为僧出外流亡的经过，剧中表现的朱棣的残暴，程济、史仲彬等的忠贞，建文帝在逃亡途中的艰险和凄凉，也都隐含着作者对清朝统治者的不满和对明朝故国的怀念。《连城璧》写完璧归赵的蔺相如，《牛头山》写英勇抗金的岳飞，《风云会》和《麒麟阁》写宋、唐开国时的英雄业绩，都流露出作者对于时局的感受。其他一些作品，如《埋轮亭》、《洛阳桥》等描写不同的历史人物，表达兴利除弊、扬善惩恶的主题，都具有一定的价值。
李玉的剧作中也存在一些封建糟粕。如《两须眉》极力歌颂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黄禹金夫妇，而对麻城奴仆暴动的领袖人物汤志等则加以诬蔑；《武当山》写到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时也恣意丑化。一些作品中不乏劝忠劝孝的说教。有的作品中还过分渲染和赞美仆代主死、臣代君死的封建道德，关于人生命定、因果报应及宗教迷信等不健康的描写也随处可见。
2.苏州派：明末清初，在苏州这个戏剧创作和演出的中心城市，出现了一群沉抑民间的平民专业剧作家，较为著名的有李玉、朱佐朝（代表作《渔家乐》）、朱素臣（代表作《十五贯》）、叶雉斐（代表作《琥珀匙》）等。他们相互往还密切，有时合作创作剧本，有时共同切磋曲律，在市民生活的土壤和文化氛围中，形成了创作倾向和艺术风格大致相近的戏曲流派，后人称之为苏州派（苏州古称吴县，又称吴县派）。苏州派戏曲在题材上跳出了写儿女私情的狭隘圈子，贴近世俗人生，关注时事政治；在思想上揭露黑暗现实较为有力，具有鲜明的伦理教化指向；在人物塑造上，富于平民色彩，许多下层人物以正面形象的姿态活跃在舞台上。在艺术上，苏州派戏剧家能紧密结合舞台实际，戏剧冲突紧张、集中，结构周密、紧凑，熟谙音律，曲辞通俗，演出效果好。总之，苏州派以其成功的创作实践有力地推动了戏曲艺术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四、李渔
李渔不仅是剧作家、而且是戏剧理论家。他的作品虽然不及李玉友深度，但在理论方面颇有建树，在中国古代戏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1.生平：李渔（1610～ 1680），原名仙侣，字谪凡，号天徒，中年改名李渔，字笠鸿，号笠翁，明末清初著名戏曲家。江苏如皋人，祖籍浙江兰溪。李渔自幼聪颖，擅长古文词。41岁去杭州，后移家金陵，游历四方，广交名士。公元1677年（清康熙十六年），复移家杭州，于云居山东麓修筑层园。李渔素有才子之誉，世称李十郎，家设戏班，至各地演出，从而积累了丰富的戏曲创作、演出经验。在明代资本主义萌芽已有发展的背景下，李渔自筹戏班，献艺取银，其戏剧活动已经具有商品经济的性质。他重视戏曲文学，曾说：“填词非末技，乃与史传诗文同流而异派者也。”李渔在金陵时，别业称芥子园，设有芥子书肆。李渔女婿沈心友，请王概等编《芥子园画谱》，流传甚广。
李渔不仅是高产多能的作家，还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出版家。早在居杭期间，他就编辑出版过自己创作的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作品。寓居金陵后，为了防止别人私自翻刻他的著作，成立了芥子园书铺，他的编辑出版事业由此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他写的大部分书都是在这里印行的。书铺同时还印行、销售他自己精心设计的各种笺帖，以及其它文化用品。
作为出版商李渔，他那灵活的经营策略与经营理念，使他能牢牢把握住商机，左右开弓，把芥子园书铺经营得红红火火。他根据读者的心理和需要，除了出版自己创作的作品，还编辑出版了大量的通俗文学作品，如被他称之为“四大奇书”的《三国志演义》、《水浒全传》、《西游记》、《金瓶梅》等；编辑出版了诸如《古今史略》、《尺牍初征》、《资治新书》、《千古奇闻》等一大批读者想看而买不到的书；由他倡编并亲自作序、女婿沈因伯搜集整理、在中国美术界影响颇广、一直被誉为中国画临摹范本的《芥子园画传（谱）》也是在芥子园印行的。由于芥子园印行的出版物工精价廉，重信誉，加之广告意识强，多年来市场销路好，受到人们的欢迎。
后来李渔迁回杭州，芥子园屡换主人，但一直保持李渔优良的经营作风，成为清代著名的百年老店之一。书以人传，店以人名，随着岁月流逝，芥子园虽数易其主，但芥子园书铺仍然在不断营运，有资料表明，直至清咸丰七年（1857）年，芥子园还刊印过《情梦柝》等小说。可以说，芥子园书铺不仅是清代为数极少的具有二百多年历史的老店，也是中国出版史上为数不多的历史悠久的“百年书铺”。
李渔出生时，由于其祖辈在如皋创业已久，此时“家素饶，其园亭罗绮甲邑内”，故他一出生就享受了富足生活。其后由于在科举中失利，使肩负以仕途腾达为家庭光耀门户重任的李渔放弃了这一追求，毅然改走“人间大隐”之道。
为了维持一家人的衣食需求，他不得不与官吏打交道，常常外出“打抽丰”，以寻求保护与馈赠。 “打抽丰”是明清时代风行的一种社会现象，就是一些未曾做官的文人，凭文艺上的某些特长，出入士大夫之门，以求得到馈赠；士大夫也借这班人来获取美名。“我以这才换那财，两厢情愿无不该”，于是李渔常与达官贵人打交道，交朋友，为他们赋诗撰联，谈文说艺，度曲演戏，设计园亭，把他们的书信、文案等选编出版等。出众的才华，加上善于交游，他不但能“混迹公卿大夫间，日食五侯之鲭，夜宴公卿之府”，还经常获得丰厚的馈赠，为他的文化活动提供支持与帮助。
当时有的正统文人看不起李渔，说他是“有文无行”。面对世俗偏见和世人的不理解，他无由辩白，信誓旦旦地认定：“是非者，千古之定评，岂人之所能倒”，“生前荣辱谁争得，死后方明过与功”，他相信历史将会对自己作出公正的评判。当然，李渔“打抽丰”也是有自己的原则的，绝不折节自辱。
公元1666年（康熙五年）和1667年（康熙六年）先后获得乔、王二姬，李渔在对其进行细心调教后组建了以二姬为台柱的家庭戏班，常年巡回于各地为达官贵人作娱情之乐，收入颇丰，这也是李渔一生中生活得最得意的一个阶段，同时也是李渔文学创作中最丰产的一个时期，《闲情偶寄》一书就是在这一段内完成并付梓的。167
2、1673年，随着乔、王二姬的先后离世，支撑李渔富足生活的家庭戏班也土崩瓦解了，李渔的生活从此转入了捉襟见肘的困顿之中，经常靠举贷度日，1680年，古稀之年的李渔于贫病交加中泯然于世。
说起李渔，一开始几乎是几个男人之间的谈资，稍稍有点隐私，关于如何挑选女人、关于《金瓶梅》的版本，诸如此类，以为都是秘不示人的。可是后来发现，喜欢李渔的人越来越多，不仅男人喜欢，连女人也很欣赏。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喜欢李渔，几乎出于男人的本能。因为李渔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并且生活得很艺术的人。而且他能够把生活的经验又很艺术地写成书，这也是他高出许多风流才子的地方。林语堂在谈到《闲情偶寄》这本书时说：“李笠翁的著作中，又一个重要部分，时专门研究生活乐趣，时中国人生活艺术的袖珍指南，从住室与庭院、室内装饰、界壁分隔到妇女梳妆、美容、烹调的艺术和美食的系列。富人穷人寻求乐趣的方法，一年四季消愁解闷的途径、性生活的节制、疾病的防治……”
2.创作
从1651至1668年，李渔在流寓杭州、南京等地期间创作了《怜香伴》、《风筝误》、《比目鱼》、《凰求凤》等大量剧本。他把《风筝误》等十个剧本合称《笠翁十种曲》出版发行，此书一经问世，便洛阳纸贵，抢购一空，并被当时的戏剧界推为“所制词曲，为本朝（清朝）第一”。又有小说《织锦回文传》、短篇小说集《十二楼》、《无声戏》、文集四卷、诗集三卷、余集一卷、别集两卷、《闲情偶寄》六卷，由芥子园书坊汇刻刊行为《笠翁一家言》。
《风筝误》最为著名：写茂陵书生韩世勋，人品俊逸，才学出众，为其父好友布政官戚天衮扶养成人。戚好友詹烈侯有二女，长女爱娟，貌丑才劣，次女淑娟，聪慧端庄，才貌双全。当时西蜀蛮族扰乱，詹烈侯主持讨伐之事，以二女婚事相托戚天衮。清明节，戚之子到城楼放风筝，韩世勋题诗风筝上。风筝断线落到詹家，为淑娟所得，和诗一首於上。韩世勋见风筝上有和诗，大喜。别作一风筝，再题一诗於其上，故意让风筝断线落入詹家，这回风筝却被爱娟拾得。爱娟冒充淑娟，约世勋夜间来会。世勋得信前往约会，被爱娟的丑貌劣性吓得落荒而逃。韩生入京应试，得中状元。後迫於戚天衮之命，入赘詹府。完婚之夜，误以为淑娟为爱娟，经家人张灯细认，方知是误会，一家人欢欢喜喜大团圆。
李渔强调戏剧的娱乐性。《十种曲》中虽然有些作品包含了劝诫甚至说教，但主要内容都不脱离金榜题名、郎才女貌，一夫多妻、苦尽甘来、离而复聚、失而复得。大抵都是喜剧或闹剧。所以没有什么高深的思想。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喜剧手法的运用上，如偶然性与意外性的设置，逆转与突变的安排，以及真假误会、偷换人物、移花接木等待，因此，幽默、滑稽、诙谐等喜剧因素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一切为中国古代喜剧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3.《闲情偶寄》
李渔在六十岁前后，开始系统地总结他的经验，使其上升为理论。康熙十年（1671），《笠翁秘书第一种》即《闲情偶寄》（又叫《笠翁偶集》）问世，这是李渔一生艺术、生活经验的结晶。《闲情偶寄》分为词曲、演习、声容、居室、器玩、饮馔、种植、颐养八部，共有234个小题，堪称生活艺术大全、休闲百科全书，是中国第一部倡导休闲文化的专著。
中国戏剧发展到清初，经历了元杂剧和明传奇两次高潮，积累了许多经验，也有不少人从理论上加以探讨和总结。但前人之作，以札记、评点、序跋之类居多，像王骥德《曲律》那样较有系统性的理论著作较少；讨论的问题，除资料性的以外，大抵偏重音律和文辞方面，而且通常对戏曲和散曲不加区分。因此，对于戏剧文学的特殊性，还缺乏系统的理论总结。李渔的贡献，就在于以自己多年写剧和率家庭戏班从事实际演出的经验为基础，参照前人的成果，提出了这一种性质的总结。
《闲情偶寄》内容博杂，是李渔自己非常看重的一部书（见《与龚芝麓大宗伯》、《与刘使君》），书中反映出他的文艺素养和生活趣味。其中关于戏曲创作的《词曲部》分为“结构”、“词采”、“音律”、“宾白”、“科诨”、“格局”六章，最精采的是前面两章。李渔首先强调“天地之间有一种文字，即有一种文字之法脉准绳”，而“填词之设，专为登场”，所以谈戏曲，首先要从舞台演出的特点来考虑。他把“结构”（这里指全剧的构思布局，与现在所指情节关系的“结构”意思有所不同）放在首位，这和前人首重音律（歌唱的美）或首重辞采（文字的美）就有明显的不同。
在戏剧构造方面，李渔提出的重要原则有：“立主脑”，即突出主要人物和中心事件，并以此体现“作者立言之本意”；“脱窠臼”，即题材内容应摆脱陈套，追求新奇，重视创意；“密针线”，即紧密情节结构，前后照应，使全剧成为浑然一体；“减头绪”，即删削“旁见侧出之情”，使戏中主线清楚明白。这些论点，都能切合戏剧艺术的特性，且简明实用。在戏剧语言方面，李渔反对用书面文学的标准来衡量，认为必须首先从适合舞台演出来考虑，所以剧作家应“既以口代优人，复以耳当听者”，使之顺口而动听。具体的要求有“贵显浅”、“重机趣”、“戒浮泛”、“忌填塞”等，大体是既要明言直说，不故作姿态，炫耀博雅，又要生动有趣，见出机锋和性灵，并切合剧中人物各各不同的心理和口吻。他对以前剧作普遍存在的弊病所提出的批评，是很能切中要害的。包括《牡丹亭•惊梦》中一些著名的曲辞，也确实如李渔所说，虽是“妙语”，却经营太过，过分偏向于书面文学。另外，戏剧中的宾白一向不大为作家所重视，而李渔从演出的效果考虑，提出宾白“当与曲文等视”，使之互相映发，这也是中肯的意见。
其中《词曲部》谈论戏剧的结构、词采、音律、宾白、科诨、格局；《演习部》谈论选剧、变调、授曲、教白、脱套；《声容部》中的《习技》详述教女子读书、写诗、学习歌舞和演奏乐器的方法，都和戏剧有关。后人曾把《词曲》、《演习》两部抽出来，独立印成一书，名《李笠翁曲话》。其中从创作、导演、表演、教习，直到语言、音乐、服装，都一一作了论述，是李渔在汲取前人的理论成果基础上，结合自己的艺术实践经验，对中国古代戏曲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总结，从而形成了一个内容丰富、自成体系、具有民族特色的戏剧理论体系，它比法国著名文学家狄德罗的戏剧理论体系早出一百年。可以说，它是中国古典戏剧理论集大成著作，是中国戏剧美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其中关于导演的论述，更比苏联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早出两个世纪，是世界上最早的导演学。
《闲情偶寄》的后六部主要谈娱乐养生之道和美化生活，内容丰富，切合实用，同时也为我们全景式地提供了十七世纪中国人们日常生活和世俗风情的图像：从亭台楼阁、池沼门窗的布局，界壁的分隔，到花草虫鱼，鼎铛玉石的摆设；从妇女的妆阁、修容、首饰、脂粉点染到穷人与富人的颐养之方，等等，无不涉猎，表现了作者广泛的艺术领悟力和无限的生活情趣。这六部的写法，和一般生活知识读物不同，往往结合抒情和说理。他希望人们读了他的书对美化生活有新的认识，能让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他还希望通过草木虫鱼、摄生养性知识的论述，旁引曲譬，有助于规正风俗，警惕人心。
第二节
清代中期戏曲
一、清代中期戏曲创作概况：
清代戏剧经过康熙时期的一度繁荣之后，至中期逐渐发生明显的分野，即花部与雅部的分庭抗礼。一方面，修养较高的文人学者继续进行传统的杂剧与传奇的创作，涌现出数量不少的作家与作品，但他们大写历史剧而远离现实，大写案头剧而脱离舞台，宣扬封建道德的伦理教化剧和娱宾遣兴的风情喜剧占据着剧坛的主流，此期的剧作大多失去了鲜活的生命力；同时杂剧、传奇这些历史悠久的戏曲艺术本身已经老化，而当时剧作家的刻意追求典雅精巧非但不能挽回传统戏曲衰微的颓势，反而促使其形式愈益僵化，更加远离群众，这样，曾长期辉煌的雅部渐呈衰落之势，传统戏剧的创作也已进入尾声，此期的文人戏曲创作只有蒋士铨的传奇与杨潮观的杂剧较有特色。另一方面，自明末清初开始萌生并经过较长时期发展的地方戏曲即所谓花部日益兴盛。至乾隆时代，花部各腔以丰富的内容、活泼的形式、粗犷的风格和通俗的语言，博得广大群众的喜爱，已能与昆腔传奇分庭抗礼，乃至逐渐占取上风。乾隆末年，四大徽班相继晋京，带来徽剧的二簧调，同时吸收昆曲、秦腔等声腔曲调，风行一时，在同雅部的对抗中，取得了压倒优势。在这场花、雅之争的过程中，各种声腔剧种互有交流和吸收，到道光年间，二簧调与来自湖北的西皮调再度合流，形成为一种新型的全国性的剧种――皮簧剧，以后改称“京剧”，京剧最终取代昆曲，成为影响全国最大的剧种。
二、蒋士铨与《红雪楼九种曲》
蒋士铨为乾隆时代最负盛名的戏曲家，也是昆腔传奇发展过程中最后一个较为著名的作家。现存剧作以《红雪楼九种曲》（又名《藏园九种曲》，包括杂剧三种、传奇六种）最有名。他有意以“笔墨化工”来“维持名教”，其戏曲创作大都以表彰节烈、扶植人伦为主旨，涂染着浓厚的道德色彩，是当时传奇艺术道德化的楷模，如《冬青树》、《桂林霜》等；有时也借他人故事来寄托自己壮志难酬的遭遇与愤懑，如传奇《临川梦》、杂剧《四弦秋》。蒋士铨以诗人的激情和灵气写作曲辞，剧作有诗歌的意境和文采，典丽流畅，清雅自然，但案头化较重，与演出有所脱节。
三、杨潮观与《吟风阁杂剧》
清中叶的杂剧作家以杨潮观最为著名，代表作是《吟风阁杂剧》，共收剧三十二种，每剧一折，各有独立的故事。作者十分重视作品的社会功用，仿白居易《新乐府》体例，每剧前有一小序，说明本剧的主旨和写作的用意。作为一位生活阅历极其丰富的剧作家，杨潮观熟悉官场生活，了解民间疾苦，所作既讽谕世态，揭露黑暗，又颂扬清官，同情民众，寄托着他对社会的认识和理想。但他是从有益政教的目的出发来写作，劝惩意味过重，影响了创作的深度。《吟风阁杂剧》借用历史而不囿于史实，重在针砭时世，有一定的现实性，大多数剧本构思新颖，故事简洁完整，曲词清新优美，宾白诙谐生动，但舞台效果不佳，这也反映了此期戏曲案头化的倾向。代表剧目有《寇莱公思亲罢宴》、《汲长孺矫诏发仓》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