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财产申报，新加坡是怎么做的
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如何保证官员群体的廉洁？
答案并不单一，比如威权式的官僚管理，以薪养廉的薪酬制度，独立强势的反贪机构设置，等等。当然，还包括其成熟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无独有偶，在李光耀离世引发新加坡模式关注浪潮的当口，中国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也迎来新进展。
报道显示，全国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基本完成了个人事项的填报工作，对于填报结果，已有十几个部门展开联合核查。
呼唤二十多年，财产申报艰难推进至此。但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基本框架已搭建完成？与时下火热的新加坡比，我们的差距在哪？
财产申报，我们真有决心吗？
在新加坡的吏治廉洁高效这点上，持论者恐怕难有分歧。来自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公布的清廉指数显示，近些年来，新加坡一直稳居世界前十，亚洲第一。
新加坡文官体制的廉洁，并非历来如此。在建国前及建国之初的一段时间内，新加坡也饱受腐败问题的困扰。对于彼时的官场风气，李光耀曾形容道，“腐化到处盛行，从官僚政权的最高级到最低级！腐化已成为当权人物的一种生活方式。”
在这个背景下，李光耀及其领导的人民行动党，从成立反贪污调查局开始，推出了一系列反贪措施，来遏制贪腐之风。其中自然包括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而1952年成立的反贪污调查局，也成为财产申报的权威审核部门。 在立法方面，除了《财产申报法》这一专项立法外，涉及财产申报的，还包括《公务员守则和纪律条例》、《防止贪污法》等法规。完善的法令，加上反贪污调查局的独立权威地位，新加坡的财产申报制度，很快完成了对公务员群体的全覆盖。
2012到2014年透明国际发布的清廉指数全球前十名。
李光耀当初面对的贪腐局面，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这一阶段，也同样面临。作为一种应对措施，财产申报制度，在1987年就有人提出，此后，各类条例、规定接连出台，财产申报进入地方试水阶段。
但财产申报的推进，也仅限于此。1994年，《财产申报法》就被列入立法规划，但直到今年两会，这一专项立法，还是停留在提案阶段。与此同时，由于没有至上而下的整体性统筹，很多地方试点工作，最后都是不了了之。
新加坡比中国小太多，公务员群体少，遇到的阻力小，财产申报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无缝覆盖，不是不能理解。李光耀依靠威权体制，强力反腐，虽然也饱受争议，但它是否也说明，在财产申报制度上，中国依旧缺少铁腕决心？
副处级以下公务员不能免于申报 由于公务员群体数量较少，所以，与中国只是副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才需要填报个人事项不同，新加坡的财产申报面向所有公务员群体，上至李显龙，下至最基层的政务官，不分级别，都得填报个人财产。
按照要求，中国需要填报财产事项的公务员，数量超过150万；新加坡公务员全员申报，一共才7万多人。但如果考虑到，中国的公务员群体已超700万，还有四分之三的公务员无需申报，更不谈对外公示，这个进度就值得质疑。
再者，新加坡可以像管理一个城市那样，管理国家，但中国的社会管理体制，必须建立在基层治理上。在经济转型的当下，基层公务员，甚至说在体制末端之外的村官群体，都能通过插手拆迁事务，从中渔利。
而且，民众直接打交道的，反而通常是副处级以下的公务员群体，设卡寻租、贪污腐败的能量不可小觑。此外，军队干部也未涉及，这些让财产申报打折扣。
各地方试点中，对于财产申报主体的规定，范围不一。
还得指出的是，对于新加坡的公务员而言，财产申报是入职的前提条件。在此之后，每年的7月1日，公务员都要对个人财产状况，做例行的申报，申报内容甚至包括个人的债务状况；更重要的是，公务员如果辞职或者退休，他还得就个人财产事项做离任申报。任前、任中、离任三套申报体系，确保了新加坡公务员群体的财产状况，能够为廉政机构实时掌控。
与之相较，中国目前推行的财产申报，存在很大不足。作为主要依据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规定了申报内容、申报范围，并要求官员每年1月31日前集中报告，并要求“凡提必查”，但公务员任职前有无申报，离任时以及退休后要不要申报财产，都没有规定，只能靠试点地方去平衡、摸索。
缺少公示，财产申报将形同虚设
根据《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领导干部应当填报的事项，包括婚姻变化和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从业，以及收入、房产、投资等事项。
相较于以往，申报范围从个人收入，扩大到包括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投资在内的动产、不动产，无疑是很大进步。申报内容由收入变为包含家庭成员在内的财产情况，在这个层面与新加坡横向比较，其实差距并不大。
但是，财产申报不等于财产公示，我们讨论财产申报，是因为与英美等国不同的是，新加坡官员填报的财产事项，不必面向公众公开。按照《公务员守则和纪律条例》规定，财产报表以密封的形式保管，只有少数官员能够查阅。
在被记者问及“您是否愿意公示财产”时，广州市长陈建华表态道：我们如果接到通知要进行公示（财产），我会带头公示。
如果据此为中国官员财产只需申报无需公示辩护，那就错了。新加坡财产申报不对外公开，有两个前提，一是有一个只对总理一人负责的反贪污调查局负责审核；另一是财产清单得接受法院公证处的审查，并有指定的宣誓官签名公证。
新加坡的财产申报模式，与其精英政体有关，也与其公务员的人数有关，监督部门能够胜任对所有公务员群体的审查任务，且被赋予了极大权限。如果把同样的模式套用到中国，全靠相关监督部门一一核实150万人的财产状况，难度可想而知。且不论十几个部门联合审核，是否存在九龙治水的问题。
所以，在领导干部此轮填表之后，官方的说法是，“有关部门还将组织核查工作”，随机抽查比例由3％至5％提高到10％，凡提必查。这意味着，大量的财产报表可能不会得到严格的审核，即便就工作量来讲，也不可能都得到细致的审核。
那么，如果制度建设止步于个人事项的填报审核，不再向财产公示迈进，这样的财产申报，意义有多大？
高薪养廉，新加坡模式的廉政幻觉
公务员群体每每诉苦，要求涨薪时，视线总容易瞄向新加坡。原因很简单，新加坡的高薪养廉，某种程度上达到了高薪和廉洁的双赢。
但得看到，新加坡公务员群体的高薪，建立在财产申报以及严格的审核基础上，反贪污调查局像一个利剑高悬；而且，新加坡的精英体制，是从各行业搜罗人才，如果进行跨行业的薪酬比较，公务员薪酬谈不上多少优势。 所以，确保新加坡文官体制廉洁高效的，与其说是相对较高的薪酬体系，不如说是包括财产申报在内的苛刻的反贪腐措施。高薪酬，只是在这种体制之上给守法办事的公务员的一种合理激励。
但在国内要求涨薪的声音中，对高薪养廉的向往，往往容易忽视这个前提，由此导致在对新加坡廉政模式的学习中，呈现出很大的分裂，向往者只是希望选择性地取其于己有利的部分，对于财产申报部分，则避而不谈。
对于一个有着700多万公务员群体的大国而言，中国与新加坡在廉洁程度上的差距，在财产申报制度层面，至少目前为止，全方位地体现在申报主体、内容、范围、审核等各个细节方面。这点必须承认，并且正视。
在推进财产申报制度的进程中，我们固然可以拿出诸如国情复杂、公务员基数庞大等一万个理由，但无可否认，财产申报的石头摸了二十多年，没有理由一直原地踏步，或者以隐私权为托词，止步于财产申报，拒绝公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