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限的崇拜—吴飞《自杀》无限的失望、邢朝国《论自杀》四个彻底的否定——西方的奥古斯丁、托马斯、但丁、英国个案、瑞典沃瑟曼，形成两个传统一个是医学精神病学，另一个是社会学
评述：迪尔凯姆自杀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是：社会整合不足是导致利己型自杀上升的原因。
吴飞说现代家庭革命提高了家庭成员对独立人格、自由个性的追求。
1.那么家庭成员对“独立人格”的诉求是否会导致家庭整合出现问题(其可能的表现之一是离婚率的上升)，进而导致利己型自杀比率上升呢？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利己型自杀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个人的挫折或不幸被看作是与他人无关的私事，不可能指望得到群体的援助”。[⑪] 而中国情境下的自杀通常不是这种状况。正如《自杀》一书所指出的，家庭中的自杀多是起于亲密关系，止于亲密关系，与感情纠葛在一起，是“因爱生怨”，是为了更好地过日子和获得幸福。
2.那么家庭中的自杀是不是因为整合过渡所导致的呢？这种可能性也并不大。因为经过家庭革命之后的现代家庭与传统家庭相比，前者的整合度总体而言要低于后者。而且从吴飞所列举的一些自杀案例来看，自杀者所处的情景往往是为了维护个人尊严和面子，而且往往不是自杀者“辜负”了家庭，而是家庭成员“辜负”了自杀者。
3.此外，吴飞在论述中曾多次强调家庭革命使帮助人们过日子的纲常被瓦解了。这里的纲常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种规范。那么中国式的自杀有没有可能是失范型自杀？答案也没有那么简单。首先，作者所说的过日子的纲常被瓦解这一论断本身仍有商榷的余地。退一步说，即使家庭中过日子的纲常受到挑战，甚至消解，但家庭还是存在伦理和规范的。正如吴飞自己所言，“虽然在当代的家庭成员之间不再有明确规定的权力关系，但人们还是把家庭成员之间的相扶相依当作生活中最核心的方面，而且各地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已各自发展出家庭之中一套新的交往规则和礼仪，成为过日子的规范。”[⑫] 此外，“中国的自杀者往往„„恰恰是对某些社会规范和道德过于认真。”[⑬] 因此，用失范型自杀来概括中国的自杀现象也难以让人信服。
4.当然，中国的自杀总体而言也不属于宿命型自杀，因为现代家庭相对于传统家庭而言给个体自由和独立人格留有一定的空间，远没有达到令人窒息的地步。
因此，中国的自杀在某些面相上与迪尔凯姆所说的整合和规范有关，但又难以确切地将其归为某一类。换言之，吴飞所研究的这种中国情景下（家庭之中、亲密关系之间）的自杀具有独特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西方的自杀学在中国不适用的原因。
那么我们能用什么样的概念来概括中国式的自杀呢？笔者认为吴飞的“过日子型自杀”固然揭示了中国情境下自杀的特点和形成原因，但它更多地适用于家庭场域，一旦脱离家庭政治，其概括力势必受到影响。与吴飞的“过日子型自杀”相比，笔者认为周星在对凉山社会“死给案”的研究中提出的“死给型自杀”更能概括中国熟人社会中的自杀现象，因为死给不仅发生在家庭中的夫妻、父母与子女之间，而且发生在那些彼此关系亲近的邻居、朋友以及生意伙伴之间。[⑭]
2、中国特殊的自杀模式的形成机制是什么？
吴飞在一开始就指出中国的自杀模式与西方不同，即自杀多集中在妇女、农村人口以及年轻人和老年人。
《自杀论》迪尔凯姆指出，利己型自杀多发生在基督教教徒、自由职业者、未婚者、离婚者中间。迪尔凯姆以欧洲军队为例说明利他型自杀。迪尔凯姆把工商业者在经济危机中的自杀现象视为此种类型的例证。什么是勇敢？既然有勇气选择自杀，又为何没有勇气选择活下去？再祭出鲁迅先生的话就是，“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好好活着才是最大的勇敢！
《自杀三型》社会学 积极地自杀、消极的自杀和病态的自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