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城结合
“产城融合”是指产业与城市融合发展，以城市为基础，承载产业空间和发展产业经济，以产业为保障，驱动城市更新和完善服务配套，以达到产业、城市、人之间有活力、持续向上发展的模式。
“产城融合”是在我国转型升级的背景下相对于产城分离而提出的一种发展思路，是我国实施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基本战略。
“产城融合”或许是个新的理念，但对“产”“城”关系的研究与讨论却是规划界由来已久的话题。改革开放初期，伴随着全球资本的涌入及工业化快速推进的浪潮，作为改革的“窗口”，经济开发区成为最早的“新区”，快速出现在大江南北。然而从那时起，“产”“城”关系就与开发区、“新区”建立起了“特定”的关联。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发展，开发区也逐步由单一的园区形态向综合的城区功能转变，“新区”的类型也变得更加多元 ( 如大学城、科技城和生态城等 )，这也导致“产”“城”关系问题从早期的产业结构单
一、功能结构单一问题 ( 如“卧城”“鬼城”“空城”现象 ) 向如今更深层次的外延问题 ( 如大量占地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农民工社会问题等 ) 转变。正是基于对“产”“城”关系不匹配所带来的种种弊端的反思，近几年产城融合正逐渐成为全新的发展理念，主导着国内众多地区的规划实践。以产城融合推动工业化、城镇化的互动发展一时间成为“新区”的转型法宝。
弹性城市
弹性城市( Ｒesilience City) ，也称韧性城市、包容城市或活力城市。弹性城市的理念，最早由加拿大知名生态学家 Holling 于1973 年提出。他指出弹性是指系统能够较快恢复到原有状态，并且保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能力［3］。Alberti 将弹性城市定义为城市一系列结构和过程变化重组之前，所能够吸收与化解变化的能力与程度［4］。国外弹性理论研究主要包括生态弹性、工程弹性、经济弹性和社会弹性等四个领域［5］。
弹性城市被认为是一种新的规划理论，与该理论相配套的规划方法是情景规划法。技术路线主要是根据城市的外部环境，识别城市发展动力，构建城市不同冲击情景，调整或优化发展动力，提高城市应对不同冲击能力的规划政策，提升基础设施应对冲击的能力。 海绵城市
在城镇化的大背景下），我国每年有1000多万人进城，新建成的建筑相当于世界建筑总量的一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引进海绵城市的建设模式，我国的城市地表径流量就会大幅度增加，从而引发洪涝积水、河流水系生态恶化、水污染加剧等问题。海绵城市就像一块海绵那样，能把雨水留住，让水循环利用起来，把初期雨水径流的污染削减掉。
海绵城市的本质是改变传统城市建设理念，实现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在“成功的”工业文明达到顶峰时，人们习惯于战胜自然、超越自然、改造自然的城市建设模式，结果造成严重的城市病和生态危机；而海绵城市遵循的是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低影响发展模式。传统城市利用土地进行高强度开发，海绵城市实现人与自然、土地利用、水环境、水循环的和谐共处；传统城市开发方式改变了原有的水生态，海绵城市则保护原有的水生态；传统城市的建设模式是粗放式的，海绵城市对周边水生态环境则是低影响的；传统城市建成后，地表径流量大幅增加，海绵城市建成后地表径流量能保持不变。因此，海绵城市建设又被称为低影响设计和低影响开发（Low impact design or develop-ment）。（图1）
邻避效应
邻避效应（NIMBY, not-in-my-backyard“即不要建在我家后院”）本是环境学术语，指居民反对垃圾场或焚化炉盖在他们社区的现象，它是城市发展的衍生物，并随着城市化发展的加快而日益凸显。随着社会发展，这一概念外延不断扩展，除垃圾场、殡仪馆及核能电厂外，凡是对当地居民带来抵触情绪的公共设施都会带来邻避效应。参照台湾学者谭鸿仁和王俊隆、汤京平和陈金哲及翁伟达的观点，笔者认为，垃圾场、殡仪馆，核能电厂、火葬场等带来外部负公共性的邻避设施，不但对附近居民的生活、心理、荣誉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造成社会生态的不和谐，而且它所体现的利益分配结构的失衡，更会造成公民心理上的不平衡，受到民众排斥，造成公民心态的不和谐，由此滋生 “不要盖在我家后院”情结，若处理不当，会激发民怨甚至导致抗争活动，这一现象称之为邻避效应。
楼宇经济
楼宇经济是以商务楼、功能性板块和区域性设施为主要载体，以开发、出租楼宇引进各种企业，在楼宇内产生、发展，并集聚、衍生、扩散相关产业，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它以集约型、高密度、高效益为主要特点，并与城市功能相协调，是推进城市经济向“空间”和“高度”发展的重要表现。新世纪以来,我国城市出现了中央商务区(以下简称CBD)热。由于CBD是一个城市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我国很多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还达不到发展CBD的条件,因此,我国提出发展CBD的城市多,而现实实施的少。随着学者对CBD的发展规律的深入研究以及媒体的公开讨论,人们对于发展CBD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很多地方政府认识到,发展CBD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在前期发展积累比较薄弱的城市,很难发展较为成熟的CBD。因此,在很多不具备发展CBD的城市,近年来兴起了一种新的提法———楼宇经济。我国
一、
二、三线城市的主要城区,很多都明确提出,要通过发展楼宇经济来促进城区产业和经济社会升级,提升城市形象。
慢城
慢城，也称慢行城市[1]（Slow Cities/Cittaslow），是1999年兴起于意大利的一种基于地方的独特性，旨在实现全球化背景下的地方特色维续和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新的城市模式。依据《国际慢城宪章》[2]及相关文献[3 ～ 6]，慢城即人口在 5 万人以下，节奏悠闲舒适，支持都市绿化和绿色能源，积极利用现代科技改善城市生活环境，支持本地传统手工工艺与传统美食，充分利用资源来实现地方感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城镇、村庄或社区。
鉴 于，慢食运动（Slow food movement）所取得的巨大成功，1999年 10 月意大利小城格雷韦、奥维托（Orvieto）、布拉（Bra）和波希塔诺（Positano）的市长以及慢食协会（Slow Food Aociation)的代表们联合发起了“国际慢城网络（The Aociation of Cittaslow）”，决议将慢食运动的原则运用到城市规划以及日常生活实践中，并发表了《国际慢城宪章》（下文简称《宪章》）。《宪章》致力于解决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探寻地方特色维续，倡导“优质生活”；并在环境立法、市政公共基础设施、城市品质、本土产品、宾客接待和慢城意识及青少年教育等方面，为会员城市提供了一套全面的涵括 54 项具体政策的行动框架。慢城运动（Slow city movement）由此而生（图 1）。
收缩城市
提到城市，人们的第一印象即是人口膨胀、城市区域扩张和经济增长等。但在高速膨胀的城市中，人们工作时间的长度与收入不成正比，且生活环境拥挤，使市民的幸福感下降，导致出现了一个关于增长与下降的问题—城市增长不是一个单向发展的过程，它同时伴随着城市的收缩。在中国，高速的城市化掩盖了可能出现的由城市收缩现象所带来的挑战，但很多发达国家已对城市收缩现象进行研究并做出应对。本文对英国城市收缩现象及其应对经验进行具体分析和总结，以期为中国日后应对城市收缩现象提供借鉴。
“收缩的城市”起初被认为是一种不利的城市发展模式，它表面上是指城市人口和城经济活动水平的下降，但同时也有一定的增长会发生在城市收缩的过程中。由此，“收缩的城市”不是一种单纯的、消极的城市发展模式，而是一种动态的城市发展模式，城市某一层面的收缩也会带来另一层面的增长，反之亦然。
《收缩的城市》一书指出，“收缩的城市”的典型特征有人口减少、失业率增高、经济衰退以及市区有大量空置的房屋或工厂、废弃地和低利用率或关闭的基础设施等。具体而言，每个城市的收缩都有其特定原因，并会出现特定的城市收缩特征。当前，造成城市收缩的原因主要有四个：去工业化、郊区化、人口老龄化和后社会主义转型。对于部分城市而言，城市收缩是由单一原因造成的，然而，更多的城市收缩是由多个原因共同造成的。
菲利普·奥斯瓦尔特指出，世界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城市化进程，其中，中国是代表国家之一。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尽管城市增长仍占主导地位，但城市收缩也已成为城市发展的正常现象，并日益凸显出其重要性。到21世纪末，城市增长和收缩的进程将趋于平衡。如何把握城市增长及收缩之间的关系，以及利用好它们对城市发展的良性因素，将是城市规划工作者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
新型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一司由来已有余年,公认最早是伴随党的卜六大“新型〔化”战略提出,主要是依托产业融合推动城乡一体化李程骤,。然而,“新型城镇化”被广大中国百姓熟知是在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正式提出“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人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及其将之确立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动力和扩大内需的重要手段之后,才越来越受到各行业和学界人士的关注“新型城镇化”是在“城镇化”概念的基础进一步展开的,其在人口集聚、非农产业扩大、城镇空间扩张和城镇观念意识转化个方面与“传统的”城镇化概念并无显著差异但在实现这种过程的内涵、目标、内容与方式有所区别实际上,由于各行业、领域的针对性和研究的侧重点不同,“新型城镇化”至今尚无统一和明确的定义此处,认为所谓新型城镇
化是以民生、可持续发展和质量为内涵,以追求平等、幸福、转型、绿色、健康和集约为核心目标,以实现区域统筹与协调一体、产业升级与低碳转型、生态文明和集约高效、制度改革和体制创新为重点内容的崭新的城镇化过程。推行新型城镇化是为了
①积极应对国内外政治、经济发展的新形势 ②弥补长期以来高速城镇化带来的弊端和损失
③最大限度地将改革开放成果惠及广大人民④促进未来中国 城乡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宜居城市
2005年1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1一2020年)》,将北京城市发展目标确定为国家首都、世界城市、文化名城和宜居城市,其中,“宜居城市”的概念引人关注。关于“宜居城市”的内涵和如何评价,许多专家和学者在理解和认识上尚存在着很大分歧。笔者拟就国内外关于宜居城市研究的进展、宜居城市的内涵、宜居城市与相关研究的关系、宜居城市的评价指标体系等问题进行探讨。
最初宜居城市主要是关注如何改善城市的居住环境。从19世纪开始,以理想都市建设和田园城市运动等为背景,追求城市舒适、便利和美观等职能成为英国城市发展的重要理念,这一理念也传到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二战后,随着城市规划的发展,对舒适和宜人的城市环境的追求,在城市规划中的地位逐渐得到确立。DvaidL.Smiht在其著作(宜人与城市规划》中,以19世纪后半叶的历史为荃础,倡导宜人的重要性.并进一步明确了其概念。根据他的定义,宜人的内涵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①在公共卫生和污染问题等层面上的宜人;②舒适和生活环境美所带来的宜人;③由历史建筑和优美的自然环境所带来的宜人`’l。1961年WHO总结了满足人类基本生活要求的条件,提出了居住环境的基本理念,即“安全性(safety)、健康性(healht)、便利性(eonvenienee)、舒适性(amenity)”。
智慧城市
随着互联网、物联网及相关信息通信技术的高速发展与深入应用，“智慧地球”的理念于 2008 年提出后就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并由此引伸出许多对应于不同地理范围的智慧构想，智慧城市即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2］。由于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突破，智慧城市这一理念迅速被各界人士所接受，世界各国的一些城市相继提出了智慧城市的发展战略。 IBM 公司作为“智慧地球”理念的提出者，把智慧城市定义为“充分利用信息化相关技术，通过监测、分析、整合及智能响应的方式，综合各职能部门，整合优化现有资源，提供更好的服务、绿色的环境、和谐的社会，保证城市可持续发展，为企业及大众建立一个优良的工作、生活和休闲的环境”［3］。IBM的定义重点强调了物的智能，忽视了人的智慧的作
用。宁波智慧城市规划研究院院长顾道德认为智慧城市应更加突出人工智能和人的智慧相结合，既要汇聚人的智能，又要赋予物以智能［4］。究其实质，智慧城市就是运用先进的信息化技术，实现城市的智慧式运行和管理，为城市居民创造更好的生活，保障城市的稳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
尽管目前智慧城市的定义还没有统一，但是，智慧城市却已展现出了共性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3 个方面。整合与优化资源配置:智慧城市可以通过对城市中各类信息资源进行收集、跟踪、集成、共享以及分析，有效整合、规划、管理城市中的各类资源。可持续发展:智慧城市建设能够解决目前水资源短缺、环境污染、能源紧张、土地有限、人口膨胀和道路拥堵等现存城市问题，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升城市品质:智慧城市的建设可以提升城市各方面的品质，包括城市生活的健康指数、安全度和幸福感等，提升城市的综合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