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决定论？NO！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读后感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①，【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3月第一版
“世界太复杂，以致不能简单地在经济上把它划分为南方和北方，或在文化上把它划分为东方和西方。”②反复品读成书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以下简称《文明》），发现作者提供了大量客观现实的论据，在逻辑思维不清的论证过程中，企图推广其所谓“文明决定论”这一似是而非的学术观点。书中不乏可供参考与借鉴的学术观点，但在根本结论上存在着重大谬误和局限。事实上经过将近20年的实践检验，已经证实该著作的相关结论不甚正确甚至“南辕北辙”。下面结合个人对当代世界秩序的理解，谈一谈自己对该书论述的学术观点和根本结论的主观感受。需要强调的是，此读后感并非质疑作者的学术水平和否定该书的学术价值。该书能够被翻译成22种语言、流行于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激发起无数学者争鸣与探讨，充分说明了作者的学术研究能力和著作的学术研究水平。学术研究并非学术观点完全正确、根本结论符合事实才具有意义和价值，只要能够激发学术争鸣与探讨便拥有了学术“生命力”，便拥有了学术意义和价值，值得后辈学人尊敬和仰视。批判绝不是对亨氏的亵渎，仅仅是学术上的思考而已。
① 英文原名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摘自《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世界政治的新时代”章节，第14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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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否定了西方传统文明中的“普世主义”①
塞缪尔·亨廷顿评判了美国自1917年以来外交政策一以贯之的普世主义②野心和论调。他觉得一战时所谓建立“民主”的世界，二战时所谓建立“自由”的世界都是没希望的。西方人坚信的西方文化普世论是虚假的、不道德的、极其危险的。之所以说西方文化普世论是虚假的，是因为其它文明也有自己的理想和观念③；之所以说它是不道德的，是因为“普世论的必然逻辑结果是帝国主义”④；之所以说它是危险的，是因为它“可能导致文明之间的大战”⑤。 亨氏的观点和论述，承认当今世界是一个多文明的世界，否定西方传统文明的“普世主义”，是客观、公正的，是基于对现实的细致观察和冷静思考后的学术成果。
（二）提出维护多文明世界和平的“避免”、“共同调解”、“共同性”三个原则
塞缪尔·亨廷顿在论述西方存在“文明普世论”这“顽疾”后还开出了医治的“药单”，即“避免”、“共同调解”、“共同性”三个原则。亨氏建议，“在多文明的世界里，建设性的道路是绝弃普世主义，接受多 ①② 详见《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西方、各种文明和全球文明”章节，第358页至第362页。
英文名为Universalist。
“非西方人还会毫不犹豫地指出西方的原则与其行为之间的差距。坚持普世主义的代价，就是被指责为伪善、实行双重 “西方人眼中的普世主义，对非西方来说就是帝国主义。”摘自《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西方与非西方：文明间 “西方文明在全球的传播、西方实力的相对削弱和其他文明日益对自身的文化伸张这几个因素一道，决定了西方与非西③标准和‘例外’原则。”摘自《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西方与非西方：文明间的问题”章节，第200页。
④的问题”章节，第200页。
⑤方之间的关系总体来说是一种困难的关系。这些关系可归为三类：西方与属于挑战者文明的伊斯兰国家和中国的关系可能会持续紧张，并经常出现严重的对抗；与属于较弱文明（部分地依赖西方）的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的冲突则要轻得多；与俄罗斯、日本和印度的关系介乎上述两类之间同时具有合作和冲突的因素。”摘自《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西方与非西方：文明间的问题”章节，第201页。“最为重要的是，认识到西方对其他文明事务的干预，可能是造成多文明世界中的不稳定和潜在全球冲突的唯一最危险的因素。”摘自《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西方、各种文明和全球文明”章节，第3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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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氏辩解①：西方学者的思维方式与我国学者完全不同，不能机械地用我国的学术标准来苛求西方学者。尽管逻辑思维方式有着天壤之别，但学者的使命即为通过细致、缜密地学术研究用准确的语言揭示纷杂事务隐藏的规律及规律性，为世人应对实际问题提供“范式”。可以说，亨廷顿堆砌了大量的“论据”，抛出了一系列似是而非的“论点”，当然不排除部分“论点”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却没有充分、翔实、有序的“论证”。
事实上，文明也好、文化也罢，只是影响世界秩序的一个因素，一个与经济、军事、科技等并行的因素，充其量在当今信息时代文明/文化因素的地位和作用较之以往有了提高。亨氏无限地拔高了“文明作为影响世界秩序的因素之一”的地位，鼓吹“文明决定世界秩序的重建”，时而还把经济、军事、科技等因素也纳入了文明的范畴，这就是亨氏及该著作所要建立的理论体系存在的核心谬误和本质纰漏。连亨氏自己也承认，“物质的成功带来文化的伸张；硬权力衍生出软权力。”②也就是说，经济等物质基础是独立于文化领域之外的事物，只有在经济、军事、科技等因素占据优势或异常强大的基础上，文化才会对外伸张、拓展。从这一点上说，亨氏在混淆视听，高估了文明在影响世界秩序重建过程中的作用。如果把“文明”的概念无限扩大化，包括了文化、经济、军事、科技、政治等所有因素在内的所谓“广义概念”，那么这一概念的创建又有何意义呢？原本 ① “亨廷顿把‘文明’定义为‘文化的实体’，在行文中常把文明与文化混用。这倒无悖于通行的概念，1926年张申府先生在《文明与文化》一文中即详论两者实无区别，本文亦取此意。”详见李慎之著：《数量优势下的恐惧——评亨廷顿第三篇关于文明冲突论的文章》，摘自《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附录”章节，第421页。
② 摘自《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经济、人口和挑战者文明”章节，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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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了其宣称的“文明的冲突”论调，中国与越南同属“中华文明”的范畴；文中还认为在中国的军事力量占据优势时日本将追随中国并对美开战①，这更是天方夜谭的主观臆断和遐想，中国和日本所属的“中华文明”和“日本文明”②尽管同源同宗，但两国之间存在着领土争端、民族仇恨等核心利益冲突，在21世纪是断然无法结成同盟的。
从上述几个例子可以看出，塞缪尔·亨廷顿一直鼓吹和强调的“文明的冲突”理论根本无法解释当今世界各国间冲突此起彼伏的现实，更不能从世界格局的现状中找到“文明的冲突”是“重构世界秩序”的决定性因素。试问：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是否存在“文明的冲突”呢？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之间是否存在“文明的冲突”？朝鲜和韩国之间是否存在“文明的冲突”？非洲大陆上众多国家的武装冲突和内部战争是否存在“文明的冲突”？难道说这些冲突不足以决定世界秩序么？至少朝鲜半岛的局势左右着整个东北亚的格局，进而影响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至少南亚次大陆的和平维系在印度与巴基斯坦两国之间；至少……连亨氏自身对于文明与其他因素的关系都混淆不清，“断层线冲突有时是为控制人民而进行的斗争，在更多情况下是为了控制领土”③，其认为断层线冲突是文明冲突的外在表现形式，但又不得不承认冲突的根源还包括控制人民和控制领土。
① “中国在军事上的得手，日本开始紧张不安地追随中国，变以前的正式中立立场为亲中国的积极中立，随后又按中国的旨意行事而成为参战方……美日舰队在西太平洋展开了零星战斗……”摘自《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西方、各种文明和全球文明”章节，第363页。
② 亨氏认为世界上存在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详见《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历史上的文明和今天的文明”章节，第29页至第32页。
③ “断层线冲突是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或集团间的社会群体的冲突。断层线战争是发展暴力的冲突。这样的战争可能发生于国家间，非政府集团间，以及国家和非政府集团之间。……断层线冲突有时是为控制人民而进行的斗争，在更多情况下是为了控制领土。”摘自《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从过渡战争到断层线战争”章节，第3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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