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流转问题与扶贫政策
本报记者 徐蔚冰自2008年起，樊明教授已经指导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本科生们合作出版了8部专著讨论公共政策，分别是：《退休行为与退休政策》（2008）、《生育行为与生育政策》（2010）、《种粮行为与粮食政策》（2011）、《房地产买卖行为与房地产政策》（2012）《收入分配行为与政策》、（2013，与南京审计学院喻一文教授联合指导两校本科生）、《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行为与政策》（2014）、《中西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处境与对策》（2015）、《教育、劳动市场表现与教育政策》（2016）。指导本科生进行调查研究并每年出版一部专著，是樊明教授创新教育的重要实践。在这本最新的《土地流转与适度规模经营》中，樊明教授和他的本科生们指出，中国为什么产生了小农经济以及通过土地流转实现规模经营的困难？该书认为，有以下三方面原因：一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二是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三是地形条件。以上三个原因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地形条件，一类是制度条件，包括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前者为客观的，难以改变的，而后者为主观的，是可以改变的。因此为了实现中国农地的规模经营，要尽快改革限制土地流转的制度因素。当下首要的是废除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从而建立起城乡统一的劳动市场，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及时向城镇转移。该书认为，金融支持对土地流转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樊教授和他的本科生们通过一线调研发现，获得金融支持的农户能更多地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流转入更多的土地。收获后支付租金的土地流入农户比在收获前支付租金的流入更多土地，因为收获后支付租金的农户受资金约束较小。由于当下土地流转的规模普遍较小，普遍而言土地流转对金融支持的需求尚比较小，但对收获后支付租金的流转大户来说，如流转入土地超过50亩的农户，则必然有较高的金融支持需求。虽然土地流转入农户对金融支持有需求，但普遍获得金融机构金融支持困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承包地剩余承包期经营权变现能力低，难以成为有效的贷款抵押物。此外，土地流转规模小也是重要原因。这里有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政府应如何发挥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回答：农户间土地流转是否有正外部性？如果有显著的正外部性，政府介入农户间土地流转的金融支持，能否通过成本-收益检验？该书认为，土地流转的正外部性集中表现为：土地实现规模经营后，生产效率提高，成本降低，从而农产品价格降低。通过土地流转，农村剩余劳动力可脱离农业农村，配置到更有效发挥作用、产出更高的部门，可改善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政府近年来不断加大对土地流转支持的力度。但是否要直接介入对土地流转的金融支持，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此外，该书还认为，政府需要在农户间土地流转过程中发挥作用，政府对土地流转适当补贴有一定的合理性，全球化对中国土地流转制度的选择有一定限制。在《扶贫政策：政府导向或市场导向？》一书中，樊教授与他的本科生们认为，目前我国贫困率下降更多是经济普遍增长的结果，贫困可视为贫困人口没有与有效率的生产要素相结合的结果，扶贫的目标应是贫困人口收入正常化。为此，扶贫政策要有两个目标：扶贫第一目标是脱贫，即将贫困人口的收入提高到贫困线以上，这是不少驻村扶贫干部的实际工作目标，也是考核他们的基本指标。扶贫第二目标是收入正常化，即贫困人口的收入与城镇居民相仿。两个扶贫政策的目标不同，则所实行的扶贫政策措施就会有明显的差异。立足于脱贫，会更多地采取一些临时局部性的措施，只要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达到当下贫困线以上即可。该书认为，只有以贫困人口收入正常化为目标，才能从制度上寻找导致贫困的原因，才能进行制度建设，从根本上让农村居民整体脱贫。也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让现在的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而不是贫困线一上调就又产生出大量的贫困人口。因此，该书对扶贫的研究更多地着眼于重大的制度调整，而不是一些局部的扶贫措施。会议结束时，记者找到樊明教授，问他为什么要带着本科生们写书？难道不累吗？樊明回答，中国的教育有希望，中国的未来才更有希望。做这样的事，把孩子们带到中国最焦点关注的问题的一线调研，不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