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工院物理系09级
《明代的商业与文化》《危险的愉悦》读后感
最初看到书名的时候，颇为“纵乐”一词所迷惑。甚至误以为本书要讨论一些纸醉金迷的现象。同一个pleasure,在另一本海外中国研究著作里面被翻译成“愉悦”(《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我个人以为“纵乐”似含有贬义，据原文的解释，这本书，这是一部关于商业在明代社会所起作用的书:财富所带来的快乐和这一快乐所触发的困惑\"。英文版作者序)由财富所带来的pleasures,例如旅行之乐，阅读之乐等等，恐怕不能理解为纵乐吧。(下文仍沿用“纵乐”的翻译，但要注意其局限性)
这本书要怎样表现 谁 的“纵乐”的“困惑”呢？
带我们进入大明王朝的四季之旅的总导游人是一个叫做张涛的地方官，作者开篇表明自己将站在张涛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虽然冬春夏秋之景各有专人导游，这些人对于商业与社会秩序风气之间关系的态度并不一致，甚至大相径庭。
总体来说，我个人以为，上述问题似乎化为这样的关系：
谁--以张涛为代表的农本思想者；“纵乐”--对于伴随着工商业兴盛而的以时尚流动等为特征的商业文化；“困惑”—以农为本的儒家文化价值体系，如何接纳商业冲击之下所带来的社会意识与社会行为的变化。
除此以外，我个人认为，还有一套谁 的“纵乐”的“困惑”的表达式，即 谁- 商人（特别是以徽州商人为代表）；“纵乐”-购买土地，购买奢侈品（特别是标明绅士审美趣味的奢侈品）以及享受其他时尚；“困惑”-如何为国家、为绅士阶层认同（如商人家庭出身者为商业的辩护）；还有一个，或许大家觉得勉强的，即谁-著者；“纵乐”—孕育着商业文化的商业经济；“困惑”-商业发展与明代兴衰的关系。
在明朝之夏里，作者详细描述了商人与绅士各自的调适历程。
商人与绅士有一个互动的作用。例如，商人印刷书籍，一方面使得经典广泛普及，大量私人藏书有了技术的可能。另一方面也为普通个人书写提供了公开的机会。士人可以将自己的文字结集出版，也可以将自己的生活经验流传于世。除了精神文化之外，士人们也同样享受到商业所提供的种种便利之处。而士人则通过对诸如奢侈品等表明身份地位的事物高下区别介绍，为商人提供了绅士生活趣味的标准，士人所创作的书画等艺术作品更是可以卖给有需求的商人换来雪花白银。
与此同时，商人与绅士们也要化解各自的心结：商人们想的是如何为当地的绅士层所容纳，而绅士们则显得更要难过---他们要理顺自儒学中农本意识与商业现实的落差。
这种调适具有怎样的历史意义呢？作者切入了核心问题----明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明代后期中国并没有产生资本主义，这并不是说中国在产生资本主义上“失败”了，而是说，它创造了其他别的东西:一个广泛的市场经济。它利用国家家同通讯网络打开了与地方经济的联系，在一定地区内将农村和城市的劳动力组织到一个连续的生产过程中来，却没有瓦解作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农村家庭；重新组织了消费模式，却没有将生产和消费完全分离。它在缓慢但是必定地向士绅社会发展，通过消除儒家思想对商业的蔑视，到清代形成了一个有力的精英阶层利益的双重保障体系。但是，这并不是欧洲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中国在形成一个“儒商”的“资本主义”。不知道大家在阅读本书的
时候，会联想到那些研究著作？
我想到了《白银资本》《大分流》----商品贸易的全球化----开篇所象征的那样，明代商业文化的变化具有一个全球的大背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德川宗教》-----对于宗教伦理对于资本主义的关系的探讨，似乎是蛋生鸡还是鸡生蛋的问题。前两本书讨论了宗教伦理是如何孕育了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环境，而这本书则是探讨在工商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各阶层的是如何调适的。可谓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早在几年前，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一书作为女权主义研究的革命性成果，剧烈地冲击了人类的历史和社会文化，使人们看到了在看似私密的“性”与公众的政治之间竟然存在着如此复杂的权力关系；而以直接出卖自己的“性”——或者说身体——为生的娼妓则毫无疑问地与国家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美国学者贺萧集十多年心血所完成的《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运用后结构主义的理论方法和大量翔实的资料，其深刻的洞察力加上翻译者晓畅的文字，为我们呈现了一幅近代上海娼妓生活的生动图景，并探讨了娼妓问题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与民族、国家、政治、经济利益等等之间的复杂关系，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精品。
作为社会下层群体的娼妓大多数处于“沉默”状态，因此，对她们的研究目的就不是要恢复她们的“原声”，而是考察那些关于娼妓的话语、讨论娼妓的群体各自所怀有的目的以及对娼妓的不同态度反映出社会变迁以及其中的权力结构关系。
对娼妓的态度以及妓女对自身的看法大体可分为三种：一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舆论对她们特别是对高等妓女带有着窥探式的好奇和关注，即使有负面报道，但也并没有把她们看作社会的另类；而娼妓本身特别是高等妓女从她们的这种生活中甚至还能体会到某些快乐，可是说这时她们对自己的身份是认同的。而 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后，有关牺牲品和危险的性交易的调子逐渐升温，到了四十年代几乎全部淹没了“愉悦的声音”，成为“中国的危机这个大叙述中的一部分”1，借“女人处于危境”来表达民族国家的危机，甚至对性病的讨论都充满着诸如“进攻”“对有机体的入侵”“身体抵抗力”这样的军事术语。2随着日本侵华的加剧，讨论者们越发将妓女现象与国家贫弱联系起来，同时又出现晚明时期贞烈女性的回忆以激发男人们的斗志。而妓女自身也并非无动于衷，甚至有的妓院也发起“抵制日货”的行动。娼妓与国家最为明显的权力关系体现在建国以后。共产党为显示自己的执政能力、加强对国家的控制，把“拯救”娼妓作为重大事务，把妓女“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成为国家走向现代化和文明进步的标志。然而80年代的改革开放却使已消失几十年的娼妓问题“死灰复燃”，对娼妓问题的争论反映出现代化改革者的矛盾，而“对她们的描写和刻画深深卷入了有关中国前途的大对话”，3而很多妓女不再同意50年代认为妓女的“受压迫的牺牲品”的话语，对物质利益的追逐成为这个时代理所当然的选择，同时性及其载体女人逐渐也被商品化了。
纵观全书我们看到，有关娼妓问题的各种声音无不与当时的民族国家背景紧密相连，针对娼妓制定实行的各种政策和措施无不体现了某一群体企图通过对“性”这一关乎人类及社会问题的控制来达到其对政治权力的操控。贺萧以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社会性别等多个视角来展现和透析娼妓与国家之间这段复杂的历史，是现实与历史的对话，是作者引领读者对逝去的无声岁月的重构、想象和回忆，对思考今天中国性场域中的一些问题更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