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内圣外王”看东方管理中的精神因素
秦鹏
内容提要：发展必然要走本民族的道路，首先应在精神上自强、自立。传统精神讲求“内圣外王”之道，即注重个人修养的“内圣”精神和通权达变、以智取胜、不战而胜的“外王”思想，不仅历史上有许多成功案例，并且这些对于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 键 词：东方管理
精神
内圣外王
中国历史悠久和富有成效的社会实践产生了极为丰富和精深的管理思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儒家传统精神“讲求伦理与经世务本相结合”（陆卫明、韩鹏杰 21页），即“内圣外王”之道，即向内求善，强调主体的人格修养和完善，与以天下为己任，建功立业相结合，重视发挥人在管理中的能动作用，以柔见长，努力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古往今来，精神动力作为推动个人成长、组织进步和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和力量源泉，一直倍受关注和推崇。孟子云：“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浩然之气衔育着“直、义、道”等内容。东方文化历来重视人的精神因素在国家治理、社会发展、组织的运转以及个人的事业成功、人格健全、家庭幸福中的作用，历来重视伦理道德的巨大推动力量。
一．注重个人修养的“内圣”精神
《易经》有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何谓“强”？《孟子·公孙丑上》载：“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孔颖达注：“缩，直也”，指正确的道理。“自反而缩”，意为反躬自问，为维护正确的道理而勇往直前——这才是真正的“强”。“曾国藩曾说：‘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一味逞强，终必自败；炼就坚忍不拔的刚强意志，始可有所成就”（易孟醇 359页）。在东方传统中，“管理已不再是管理对象服务于某种外在的社会管理目标的一种单纯的事务，而成为作为管理者的人的一种“尽性”与“践行”的过程；管理学也不再是一种纯技术的“应用科学”，而成为一种具有鲜明价值判断特色的人的生命学说”（张再林 286页）。
1．崇德
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中国古人以“礼”为形式的管理活动实现了目的与手段、内在欲求与外在规范的有机统一，“礼的形式已成为一种既有一定形式规定性又与无规定的人的终极实在相关的‘有意味的形式’，即审美的形式” （张再林 287页）。如董仲舒所言“天不变，道亦不变”，他将伦理道德原则与规范等同于天，使其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成为支配一切社会生活的原则（苏东水 146页）。德治并非忽视法权关系，尊崇道德能够对社会稳定和发展、民族团结、国家统一起到巨大的积极作用。人要有对道德法则的敬畏，否则法律也会失去其存在的基础。
2．贵仁
《说文》中对“仁”的解释非常高深，“仁，亲也，从人二。古文仁，从千心，从尸”。后一句诠释恰恰说明了人类理性的启蒙，即对原始精神状态的自我否定，因为过度或泛滥的爱会迷失自我，甚至向恶转化，所以才有了“义”。 3．重义轻利、义以生利：
义的本质是伦理规范在调控人的利益行为时所形成的行为约束力。重义，就是重视提倡和发展“义”的行为约束力。“不是法制的确立，而是道德和人性的培养‘教化’成为儒家管理学说的中心”（张再林 289页）。重义不等于不言利，应“把义作为决定利益取舍的道德标准”，谋利必先行义，“合乎一定的社会道德规范，就可以产生一定的物质利益”（骆玉廷 42页）。这是长期以来为人们所忽视的优秀的传统经济伦理思想，它对今天讲求法治、诚信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健全有着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
自由超越、创新与控制约束是社会组织、文化形态通过矛盾作用而协调互补的两种功能，也是人发展的动力和路径依赖。落实到组织的发展的具体实践中，就是将组织的功能体（为了达到组织的外在目标）与共同体（为了满足成员自己的需求）这二重性质相结合。“内圣外王”正是理想与现实、出世与入世、自由发展与受约束性的统一。
二．通权达变、以智取胜、不战而胜的“外王”思想
人的发展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东方民族以既坚持道德理想至上，又不流于“举一而废百”的偏执，始终以务实精神著称于世。“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以变为宗，主张以变应变，反对对一定的固定管理模式的恪守与固执” （张再林 291页），即“权”的思想。所谓“权”，即随机应变，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原则，要求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通权达变。
1．东方文化的包容性
在传统文化中并没有把“治人”超验化绝对化地看成固定不变的东西，而是在“治人”这一治本的同时，在一定的条件下和针对一定的对象亦不排斥“先礼后兵”，不拒绝对“治法”的积极运用，即主张在以礼为本的前提下刚柔兼济、礼法并隆。体现了崇德的理想主义与慎行的现实主义相结合。
2．未战而先胜，先胜而后求战
兵家思想也是东方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商业交往中为人们津津乐道。其中首推孙子安国全军的慎战思想和先胜全胜的不战思想。
孙子将“不战而屈人之兵”视为用兵的至上境界，这一全胜思想是“以人为本”的伦理境界和“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孙子兵法·谋攻》）的功利追求的辨证统一。孙子指出：“百站百胜，非善之善者也”（《孙子兵法·谋攻》），应当坚持“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孙子兵法·火攻》）的原则，其最高追求已然超越了战争本身。
3．讲求攻心为上，伐谋为上，指以取得战略上的优势为上策；伐交次之，继而是伐兵，伐城为最下策。《孙子兵法·计》中有言：“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庙算：指战争发起前静态的、长远的战略运筹，以静制动。“从行为学的角度理解，就是以最优的筹备和最小的代价实施行动并获取最大的收益，这是效率和理性的客观要求”（姚有志）。
三．践行
东方传统文化注重行为自律的自我管理——治身。它是一个不断积功累行的过程，是对自己私欲的克服，也是对自身的身体、心灵、精神、情感、智慧水平的整体改善，“关键是必须通过主体人的自我认识、自我判断、自我选择和自我努力来实现”（苏东水 231页）。儒家思想注重向内“诚意”、“正心”、“修身”的道德、人性的“教化”与向外“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主体价值、道义担当并为之奋斗相统一。
人的意志，不仅表现为个体意志，更体现为群体、组织、民族的整体形态。群体的意志是把个体的分散意志整合、统一为群体的共同的权威意志，否则就没有群体的统一行动，也就无法实现共同目标。
曾国藩是位政治家、理学家，也是位管理大师。他的制胜之道首先得助于他有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礼治”是他政治思想的核心，概括起来就是：以“礼教”为根本，以“仁刑”为手段，以“血诚”为保证，以“恕忍”为条件。曾国藩写道：“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曾国藩全集·日记
（二）》 470页）自古得人才且善用者得天下。“收、用、教、绳”是解决人才问题的四个项目，而“广、慎、严、勤”则是曾国藩的处理要诀。“为适应封建士大夫的儒学心态，曾国藩强调礼治；为扭转清朝中叶制兵的腐败，他实行了军事上的改革；为求事半功倍之效，他进行了人才上的开拓：这三点便是曾国藩能够成就‘中兴首功’的不算奥秘的奥秘”（易孟醇 416页）。
一个优秀的组织必有其独特的文化内涵——传统，传统是一种气质，一种性格，就是能够培养优秀人才的体制和氛围，优秀的人才在这样的群体中往往以群体而非个体出现。曾国藩有言：“凡事非气不举，不刚不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正是对东方人的精神最为经典的概括。 舍我其谁的自信、海纳百川的胸襟、豪迈倔强的血气、杀伐决断的霸气正是当今我们的民族所缺失阳刚之气，而我们惟一不缺乏的是坚忍不拔的毅力。
振兴百年积弱的中国，我们首先应在精神上自强、自立。历史和现实的客观因素是发展的前提和条件，但是并不能自然地决定社会进程；而且人本身随着周围环境和生活条件的改造、演化而不断发展变化。消极因素可以通过现实中高超的管理技巧和得当的政策、策略加以扭转和纠正。西方个人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泛滥已给人类造成巨大的灾难。东方管理强调“和为贵”的原则，谋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和谐统一。学以致用，古有明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伟大事业呼唤东方管理文化的复兴。吾辈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智慧 陆卫明、韩鹏杰/主编 [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5年 治论——中国古代管理思想 张再林/著 [M] 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0年 东方管理学 苏东水/著 [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年 曾国藩传 易孟醇/著 [M]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5年 曾国藩传 朱东安/著 [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1年 曾国藩全集 [M]长沙：岳麓书社 1987年
曾胡治兵语录 蔡锷/编 [M] 北京：中华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2002年 精神动力论 骆玉廷/著 [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3年 英人 法人 中国人 储安平/著 [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5年
论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何新史学论著选集 何新/著 [M] 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2年 兵学圣典——孙子兵法蕴涵的基本的科学精神 姚有志/著 [J] 《军事历史》 2006年3期 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