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外交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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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之万隆会议及其外交思想
周恩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之一。1949～1958年曾兼任外交部长。随后一直从事外交工作，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中，中国步入国际政治舞台的历程中的中心人物。他在外交上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1955年4月18—24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不顾自身身处险境毅然出席万隆会议，对实现亿万亚非人民争取和保障民族独立、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亚非国家团结合作的共同愿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万隆会议也称亚非会议，此次会议的举行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这其中阻碍会议举行的因素还要从当时的世界局势说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亚洲民族独立运动勃兴，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推动了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解放运动的发展。一系列前殖民地的独立敲响了殖民统治的丧钟。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亚非两大洲己涌现出30个独立国家。这是几百年来国际关系史上一个空前未有的变化，它为亚非国家独立自主地召开一次大型国际会议创造了条件
战后美苏之间日益加剧的冷战对峙局势，严重威胁着亚非国家的独立与安全。由于帝国主义对中间地带的争夺，亚非地区成为世界各种矛盾和冲突集中的地区越来越多的亚非国家认识到，为维护政治独立，发展民族经济与文化，有必要加强国际合作，并要求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和缅甸，在中印和中缅两国总理会谈的联合声明中一致同意，并共同倡导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家关系的准则。其中五项原则的公布，受到国际舆论、特别是亚非拉和欧洲国家广泛的支持和响应。这大大促进了亚非各国之间团结合作的发展。
在这种形势下，亚非会议召开的主客观条件成熟了。于是1954年12月底，南亚5国总理在印尼茂物举行会议，研究召开亚非会议问题。会议决定与会5国联合发起召开亚非会议，邀请包括我国在内的25个亚非国家和地区参加，并定于1955年4月在印尼万隆举行。
对此，帝国主义的态度也十分明显，其中美国为了达到阻止亚非会议的召开，
把矛头首先对准新中国，甚至还捏造说中国要“夺取亚非世界领导权”，已对远东“构成了尖锐、迫切的威胁”，极力挑拨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关系，人为地制造对中国的恐惧和疑虑。除此威胁外，帝国主义甚至采用暗杀手段来阻挠以周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前往万隆参加会议，幸运的是周总理因应邀取道仰光同缅甸等国领导人会晤，逃过了此劫，也致使帝国主义的阴谋未能得逞。
在如此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与其他的亚非国家冲破层层阻碍，终于在1955年4月18日在万隆成功召开了会议，故称亚非会议。亚非会议的召开是战后国际形势和亚非地区形势变化，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兴起的产物。亚非会议的召开也是亚非新兴国家与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矛盾和斗争的产物，反映了亿万亚非人民争取和保障民族独立、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亚非国家团结合作的共同愿望。
周总理不顾自身安危毅然出席万隆会议不仅体现出了他的不畏生死的气概，也极大地鼓舞了众多的亚非人民，为亚非国家在世界上实现真正独立自主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在万隆会议举行期间，某些原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利用一些国家制造纷争和矛盾，并对中国发出诋毁性言论，企图分裂会议。周恩来及时地提出“求同存异”方针。在中国和大多数与会国努力下，会议一致通过了包括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和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等部分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确定了指导国际关系的10项原则。
此次亚非会议的成就是亚非人民团结合作、求同存异、协商一致精神的结晶，是与会各国共同努力的结果。
下面就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求同存异”的方针对所表现出来的周总理的外交特色进行详细的分析。
他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的第一次发言中精辟地分析了世界和亚非地区的形势，描绘了亚非人民遭受的苦难和经历曲折的斗争，指出了面临的艰巨任务和今后斗争的方向。他更为详尽、深刻地阐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意义和作用。
在这个会议上周恩来同志又一次表现了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外交家的雄才大略，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他针对亚非国家由于长期受帝国主义、
殖民主义统治而产生的复杂情况，广泛深入地开展活动，消除彼此间的疑虑、隔阂和偏见，有力地推动会议的顺利进行，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成为亚非国家一致公认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大大加强了亚非国家间的团结和发展。
他针对会议上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不同意见，指出：“赞成五项原则的国家一天一天多起来，在座的许多国家都表示了同意，尼赫鲁总理曾对我说，英国的艾登首相也表示同意五项原则，这使我很高兴。如果艾登首相愿意同中国总理发表关于五项原则的联合声明，我将首先签名，支持五项原则并保证执行，当然，在座的所有国家的代表不能都同意五项原则的措词和数目。我们认为，五项原则的写法可以加以修改，数目也可以增减，因为我们所寻求的是把我们的共同愿望肯定下来，以利于保障集体和平。”他综合了各国代表提出的议案和意见，归纳成七条原则，作为中国代表团的议案：①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②互不采取侵略行动和威胁，③互不干涉或干预内政，④承认种族的平等，⑤承认一切国家不分大小的平等，⑥尊重一切国家的人民有自由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政治、经济制度的权利，⑦互不损害。这个议案充分体现了中国代表团求同存异、民主协商的精神。
除此之外，周恩来总理在此次会议上又创造了一个“求同存异”的原则。这个原则为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辟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由于周恩来总理的努力，为亚非会议付出巨大的心血，最后，亚非会议一致通过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亦称万隆精神)，作为国与国之间的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准则。
据以上对周总理在此次亚非会议上所做出的重要发言的分析，能够看出他极力的主张“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的思想。国外学者一致公认，周恩来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首倡者”和“设计师”。周恩来的“和平共处、求同存异”思想不仅指导中国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顶住了霸权主义的压力，而且逐渐被国际社会接受为外交准则。沃洛霍娃认为，在周恩来的思想里，中国坚持和平外交政策，相信以和平竞赛的方法胜过帝国主义是完全可能的。罗纳德则认为，周恩来以和平共处、求同存异作为国际关系准则，目的是团结一切力量反对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
周总理博大精深的外交思想和独具特色的外交风格，是中国人民也是世界人
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去进行深入地发掘。英国著名新闻记者兼作家狄克威尔逊称赞周恩来，“改变了世界政治地图的面貌，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才华的中国人。”杜鲁门总统时代的国务卿狄恩.艾奇逊则称赞周恩来，“是当今世界上最能干的外交家”。曾担任过联合国秘书长的哈马舍尔德则声称，周恩来具有“迄今我在外教政治中所见到的最超凡的头脑”。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新的形势要求我们要加大对周恩来外交思想与风格学习和研究，特别是要对周恩来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对外经济关系等方面思想的研究与分析，以使我们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我国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更好地是影视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为我国创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