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征收管理实务
一、税务组织机构
税务机关是主管我国税收征收管理工作的部门。1994年，为了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更好地发挥国家财政的职能作用，增强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我国开始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同时，为了适应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需要，我国对税收管理机构也进行了相应的配套改革。中央政府设立国家税务总局，是国务院主管税收工作的直属机构。省及省以下税务机构分设为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两个系统。
国家税务局系统的机构设置为四级，即：国家税务总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税务局，地（市、州、盟）国家税务局，县（市、旗）国家税务局。国家税务局系统实行国家税务总局垂直管理的领导体制，在机构、编制、经费、领导干部职务的审批等方面按照下管一级的原则，实行垂直管理。地方税务局按行政区划设置，分为三级，即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税务局，地（市、州、盟）地方税务局，县（市、旗）地方税务局。地方税务局系统的管理体制、机构设置、人员编制按地方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办理。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税务局实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国家税务总局双重领导，以地方政府领导为主的管理体制。国家税务总局对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税务局的领导，主要体现在税收政策、业务的指导和协调以及对国家统一的税收制度、政策的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等方面。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地方税务局实行上级税务机关和同级政府双重领导、以上级税务机关垂直领导为主的管理体制，即地（市、州、盟）以及县（市、旗）地方税务局的机构设置、干部管理、人员编制和经费开支由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税务机构垂直管理。
国家（地方）税务局系统依法设置，对外称谓统一为国家（地方）税务局、税务分局、税务所和国家（地方）税务局稽查局，按照行政级次、行政（经济）区划或隶属关系命名税务机关名称并明确其职责。各级税务局为全职能局，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地区（市、盟、州）以及直辖市的区、副省级市的区，县（旗），县级市、地级市城区的行政区划设置，地级以上城市的区也可按经济区划设置。税务分局、税务所为非全职能局（所），是上级税务机关的派出机构。可按行政区划设置，也可按经济区划设置。较大县的城区、管辖五个以上乡镇（街道）可设置税务分局。管辖四个以下乡镇（街道）的机构称税务所。各级税务局稽查局是各级税务局依法对外设置的直属机构。地级市的城区如有需要，可以设置稽查局，城区稽查局视不同情况既可按行政区划设置，也可跨区设置，由所属区税务局管理，业务上接受上级税务局稽查局的指导。
全国省以下国家税务局系统共有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局、15个副省级城市局、336个地（市、州、盟）局、81个直辖市区局、152个副省级城市区局、840个地（市、州、盟）区局和2054个县（市、旗）局，另外设置有2898个稽查局、直属分局等直属机构，10507个税务分局、税务所等派出机构，4153个信息中心、机关服务中心等事业单位。地方税务局系统共有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局、15个副省级城市局、317个地（市、州、盟）局、71个直辖市区局、106个副省级城市区局、571个地（市、州、盟）区局和1949个县（市、旗）局，另设置有4977个稽查局、直属分局等直属机构，18178个税务分局、税务所等派出机构，2132个信息中心、机关服务中心等事业单位。
截至2007年底（查询不到更新的数据），全国税务系统共有正式在职人员74万多人。国家税务总局机关及直属单位正式在职人员888人（不含扬州税务进修学院）。省以下国家税务局系统共有正式在职人员39.44万人。其中，研究生以上学历0.78万人，大学本科18万人，大学专科16.51万人，中专和高中及以下4.15万人。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员比例为89.46%.省以下地方税务局系统共有正式在职人员35.27万人。其中，研究生以上学历0.64万人，大学本科16.47万人，大学专科13.56万人，中专和高中及以下4.6万人。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员比例为86.97%.二、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的征收管理范围
按照分税制财政体制的规定，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有着不同的征收范围，具体划分如下：
国家税务局主要负责征收和管理的项目有：增值税，消费税，铁道、各银行总行、保险总公司集中缴纳的营业税、所得税和城市维护建设税，中央企业所得税，中央与地方所属企、事业单位组成的联营企业、股份制企业的所得税，2002年1月1日以后在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设立（开业）登记企业的企业所得税，地方和外资银行及非银行金融企业所得税，海洋石油企业所得税、资源税，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对证券交易征收的印花税，车辆购置税，出口产品退税，中央税的滞补罚收入，按中央税、共享税附征的教育费附加（属于铁道、银行总行、保险总公司缴纳的入中央库，其他入地方库）。
地方税务局主要负责征收和管理的项目有（不包括已明确由国家税务局负责征收的地方税部分）：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车船税，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契税，烟叶税，印花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暂停征收），地方税的滞补罚收入，按地方营业税附征的教育费附加。在部分地区还负责社会保险费及其他一些地方规费的征收。
在部分地区，目前耕地占用税和契税由地方财政部门征收和管理。另外，关税、船舶吨税由海关系统负责征收管理，海关还负责代征进口产品的增值税和消费税。
国家税务局与地方税务局虽是两个相对独立的行政执法主体，有着各自的工作职责和征管范围，但都是政府的重要经济职能部门，共同执行统一的税收法律和法规，共同面对的纳税人。各地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不断加强协调配合，整合行政资源，共同致力于征管质量和效率的提高。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及时交流沟通情况，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建立信息交换制度，定期交换数据信息，实现信息共享。加强日常征管工作的协作，通过联合办理税务登记证、联合开展个体工商户税额的核定、联合开展纳税信用等级评定、联合组织税收宣传、纳税咨询辅导、对同一纳税人欠缴税款实行联合公告、联合实施税务检查以及加强税收政策执行的沟通协调等方式共同做好对纳税人的服务和管理。
三、分税制的体制效率
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财税体制可以概括为“确立一个契约、强化三个保障”，即：
1、确立新型中央与地方财政契约关系，由“承包制”变为“分税制”；
2、强化组织保障，实行国、地税机构分税分管双重体制；
3、强化技术保障，通过金税工程推进税收管理信息化；
4、强化执行力保障，主要是加强法治建设，严肃财经纪律，整顿税收秩序，查处执法犯法，优化纳税服务，完善征管制度，打击偷逃骗税（尤其是1997年组建总局稽查局并完善全国稽查组织体系）。该体制的效率生成机制如下：
一是分税制使财政承包制原体制成本（代理成本）大幅降低。
围绕税收的各种权限在政府间的划分就是所谓的财税管理体制。无论是承包制还是分税制，国家税收的征收管理都必须实行分级管理，组织机构依然要按行政区划分级设置，同样是一种等级组织，同样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以及不确定性因素，因此，都同样存在代理问题及其代理成本——这也是体制成本。在不同体制下的代理成本或体制成本的差别就是体制效率的来源。
财政承包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是定额承包，即S（x）地方报酬函数=X地方行为结果－C上交中央税（含利）。在这种体制中，不管X如何，而C是不变的，其实质是由地方政府承担全部风险。但实际上，地方政府总是设法使自己逃避风险以使中央承担风险，往往在“事前”确定C时，夸大风险，使C降低，在税收分配方案和留成比例上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以获得更大的地方利益。
另一种承包方式是固定比例法，即S（x）地方报酬函数=A地方分成比例？X地方征得收入。这种体制的实质是中央与地方共担风险。但由于地方分成比例A小于1，因而地方政府不甘心与中央分享，往往在“事后”通过隐瞒收入，人为降低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的做法来藏富于企业，减少上交中央的财政收入。然后“再通过集资、摊派等非规范手段把这块收入再收上来。这样共享收入的增长部分实际上就变成了地方独享收入，这也是滥集资滥摊派的根源之一”——这也正是财政承包制的体制成本（代理成本）。
地方政府（税收征收机关）隐藏税收实现额或降低超收额的代理行为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中层
合谋”，即省以下政府间“合谋”。比如，擅自下放减免税权限，扩大“税式支出”额度和用途范围，鼓励默许下级政府坐支税收收入，层层设立国家金库以外的收入账户，体外储存税款，扩大预算外收入范围，游离于与中央分成共享范围之外。在1982-1989年间，地方预算外收入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其预算内收入的增长。地方财政收入中的预算内收入从占GDP的20％下降为14％，而预算外收入则一直占GDP的12-13％。二是“底层合谋”，即基层征收机关与纳税人的“合谋”，对付其上一级税收管理机关。比如，扩大减免范围，违法坐支税款，纵容企业拖延交纳，纵容企业挤占税利，由企业报批盘亏、毁损等损失，提高折旧及其他费用提取标准，税银（行）联手搞假“税前还贷”冲销应税利润，等等；形式多样，不一而足。
尽管“体制成本”没有直接的精确数据，但其间接表现就是“两个比重”大幅下降，财税法纪被从根本上破坏，税收配置调节功能紊乱，中央利益遭受侵害，财政日益拮据，宏观调控能力下降，区域差距扩大，部分地方财政日益强大，甚至拥财自重，进而削弱中央经济权威与政治权威的统一。当这种体制成本高到不可承受之时，新的体制就将取而代之了。
分税制体制使税收征管中的代理空间大大压缩，尤其是“国、地税分设体制”有助于提高中央政府对中央税征收管理的控制力，使中央税收以更低代理成本的组织形式取代了较高代理成本的组织形式，国税系统作为中央“自己的队伍”，其“忠诚问题”从组织基础上得到了确保。尽管在实行分税制最初的1994-1997年，体制惯性使得体制成本降低的效果并不理想，出现了部分国税机关丧失原则、疏于职守，与地方政府和不法企业共谋，虚开增值税发票、骗取出口退税以及直接截留已入库的中央税税款等代理行为。但伴随着与分税制配套的“三个保障”措施有效深入地运作，新体制终于得以确立，代理成本逐步消除，“体制效率”逐步显现。
二是分税制使中央与地方获得巨大的激励效率。
分税制确定了中央与地方分税分管的基本权力边界，使得税收风险和收益基本由中央与地方各自承担，权责更趋分明，激励作用明显。一方面，中央与地方各自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当家理财的激励和便利，征税努力程度普遍提高。尤其是地方税收，在自身加强管理以促进地方税收秩序好转的同时，也带动了包括国税收入在内的税收总体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作为上层建筑的分税制变革，产生了“税收与经济的交叉互动”效果[17]，不仅促进宏观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发展，而且又循环带来税收收入的更大增长。稳定的地方收入预期和来源有效地激励了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性，大力投资基础设施，提高公共服务质量，优化投资环境，进行区域竞争。对中央政府而言，新体制确保了“两个比重”的提高，使其经济权威与政治权威统一起来，尤其是中央政府有足够的财力来实行转移支付，并以此来奖励地方政府。比如，2009年中央对地方政府的税收返还和补助占中央财政总支出的57%，占地方财政收入总额的43%。
三是伴随着“三个保障”的逐步强化，征管技术保障与组织保障、执行力保障形成合力，使分税制的激励、约束、配置和保险等效率高度统一。
作为征管技术保障的“金税工程”，不仅把亿万纳税人纳入监控网络，同时，它独有的技术特性和功能也打破了行政官僚体制信息渠道的单一性和信息的垄断性，产生了巨大的约束效率。比如，纳税人和基层税务人员的征纳行为均需“授权”，并留有“记录”，且可进行核对和比对，有利于上级税务机关对纳税人和基层税务人员征纳行为进行直接监控，监督并制约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作为组织保障的“国、地税机构分设”有效地配置了管理资源，有利于提高征管专业化水平和分工程度，不同的税种所依赖的税制载体、征管程序及征管技能是不同的，分设体制有利于提高征税专业化水平和分工程度，从而以规模经济形式获得了配置效率。比如，在分设体制基础上，以专业化为特征的重大机构改革，用征收、管理、稽查等专业性机构替代综合性分局；把对企业征收、管理、稽查职责上收到省级或市级税务机关，建立起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税收权力运行机制。用信息化加专业化的思路改革税务部门的管理方式，是我国税收管理乃至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基础工程之一[18]。
显然，分税制体制选择和以“三个保障”为主要内容的管理创新确保了经济增长带来的税收增长得到较大限度地应收尽收，体制成本大大降低，体制效率极大提高。宏观税负在1998年出现“拐点”，并连续上升至今，税收征管效率年均提高值9.6％，税收征管效率提高每年促进税收增长约4.1％。l995-2008年税收增长弹性由80年代的小于1增长为平均1.47，税收收入年均增长率由l986-1992年的7.2％，增长为
1995-2008年的18.4％。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从l995年的10.3％逐步提高到2009年的20.1％(其中，税收收入占GDP的比例从9.9％上升到l7.5％)。国家税收秩序乃至经济秩序持续好转，连年稳健增长的税收收入更是奠定了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
不仅如此，体制效率的意义也包含着保护地方权益、发展财政民主等立宪层面的深远含义。分税制体制选择及其保障制度创新，从国家汲取功能的结构上改变了国家权力基础和运行规则，不仅保障了中央经济权威与政治权威的统一，而且为建立在财事两权科学界定基础上的分级财政奠定了组织基础，是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的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模式的基本路径和制度选择，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政治成就。
四、税收制度的法律级次
目前，中国有权制定税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国家机关主要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国务院，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等。
（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有关规范性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8条规定，税收事项属于基本制度，只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通过制定法律方式确立。税收法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范围内普遍适用，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目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税收实体法有两部，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税收程序法有一部，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作出的规范性决议、决定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法律解释，同其制定的法律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比如，1993年1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适用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税收暂行条例的决定》，等等。
（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和有关规范性文件
我国现行税法绝大部分都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归纳起来，可以区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税收的基本制度。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尚未制定法律的，授权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比如，现行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车辆购置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契税、资源税、车船税、船舶吨税、印花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烟叶税、关税等诸多税种，都是国务院制定的税收条例。
二是法律实施条例或细则。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个人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税收征管法，国务院相应制定实施条例或实施细则。
三是税收的非基本制度。国务院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包括国务院或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通知、决定等。比如2006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建设部等部门《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意见的通知》中有关房地产交易营业税政策的规定。
四是对税收行政法规具体规定所做的解释。比如2004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第五条解释的复函（国办函[2004]23号）。
五是国务院所属部门发布的，经国务院批准的规范性文件，视同国务院文件。比如2006年3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经国务院批准发布的《关于调整和完善消费税政策的通知》。
（三）、国务院财税主管部门制定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国务院财税主管部门，主要是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和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它们根据法律和国务院行政法规或者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在本部门权限范围内发布的有关税收事项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包括命令、通知、公告、通告、批复、意见、函等文件形式。
具体为，一是根据行政法规的授权，制定行政法规的实施细则。二是对税收法律或者行政法规在具体适用过程中，为进一步明确界限或者补充内容以及如何具体运用做出的解释。三是在部门权限范围内发布对税收政策和税收征管具体事项做出规定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四）、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有关规范性文件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以及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只有经由税收法律和税收行政法规授权，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才有权制定地方性税收法规。
（五）、地方人民政府制定的地方政府规章和有关规范性文件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以及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行政法规，制定规章。
根据中国现行体制，税收立法权，无论中央税、中央地方共享税还是地方税，立法权都集中在中央，地方只能根据中央的授权制定税收法规、规章或者规范性文件。比如，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车船税暂行条例规定，税额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规定幅度内确定。
此外，民族区域自治法第35条规定，在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和省级人民政府）在国家统一审批减免税项目之外，对属于地方财政收入的某些需要从税收上加以照顾和鼓励的，可以实行减税或者免税，自治州、自治县决定减税或者免税，须报省或者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
（六）、省级以下税务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
这是指省级或者省级以下税务机关在其权限范围内制定的适用于其管辖区域内的具体税收规定。通常是有关税收征管的规定，在特定区域内生效。这些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依据，往往是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或者上级税务机关的文件要求。
（七）、中国政府与外国政府签订的税收协定
税收协定是两个以上的主权国家，为了协调相互之间在处理跨国纳税人征税事务和其他涉税事项，依据国际关系准则，签订的协议或条约。税收协定属于国际法中\"条约法\"的范畴，是划分国际税收管辖权的重要法律依据，对当事国具有同国内法效力相当的法律约束力。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对外谈签税收协定至2007年底，已对外谈签了89个税收协定，其中86个已经生效执行，与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也签署了税收安排。这些协定和安排在避免双重征税，吸引外资，促进\"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以及维护国家税收权益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目前，中央人民政府不在特别行政区征税，特别行政区实行独立税收制度，参照原在香港、澳门实行的税收政策，自行立法规定税种、税率、税收宽免和其他税务事项。立法会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它制定的税收法律在特别行政区内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特别行政区法律须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但备案不影响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