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传》读后感
最近利用一个月的时间读完金冲及同志主编的《周恩来传》，虽然这部洋洋六十万余言的政治传记，只写到建国前夕，但从那丰富、准确、平实的记叙中，多少可捕捉到这样一个消息：周恩来固然是靠他的才干和贡献，赢得人民的特殊尊重，由此为自己构筑起一座巍巍丰碑；还应该看到，在这丰碑的另一面，也记录着他那独具魅力的人格内容。
从小时候的成长背景来看，如果说，毛泽东富于幻想并乐于用斗争来解决问题的性格，与韶山冲那片封闭的农田和逐步发迹而又有些专制的父亲有关，那么，《周恩来传》则告诉我们，周恩来在后来的政治生涯中那些发挥了巨大潜能的性格，多少孕育于走向败落的封建仕宦家庭、从小四处漂泊的生涯以及温馨的母爱。辗转漂泊清江、淮安、东北、天津、日本，是周恩来青少年时期的一个重要的生活内容。对其人格个性的影响，不只是通常所说的丰富阅历，开拓胸怀。从《周恩来传》的记叙中，我们至少可以体会到传主这样一种心理历程：从对家族的伦理情感的渴求，走向对集体主义的道德规范的探索。
自幼漂泊的周恩来，始终承受着浓烈痛苦的怀乡思亲之情的折磨。与怀乡思亲相伴而生的，是对和睦的群体关系的寻求。这或许是一种情感转换吧。但是，传统有志之士的激励，对山河离乱的国家命运的忧患，以及自幼养成的责任心，毕竟使这位十
五、六岁的少年，达到了这样的人生观：一个人不能脱离公众“象草木禽兽那样靠自己生活”，因而为集体“服役之事乃为人类所不可免”。他这样说，也这样做，从不吝惜时间和精力，为朋友，为集体办事，赢得老师和同学的高度评价。《同学录》中有关他的评语是：“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
《周恩来传》告诉我们，他在南开上中学时，尽管品学兼优，在各种公益活动中都是活跃分子，但他从不骄傲，从来不锋芒毕露，盛气凌人，绝少有令人敬而远之的领袖欲权力欲。他认为，“大凡天下的人有真正本事的，必定是能涵养能虚心。看定一件事应该去做的，就拚命去做，不计利害；……这样子人总是心里头有一定主见，轻容易不肯改变的。”能涵养虚心的英雄观，不计个人利害的功名观，确实有他高雅脱俗的地方。
古往今来，有大作为的人，最难协调的问题之一，恐怕就是伟大的事业与个人的功名利益的关系。不少人在这个问题上失了足，也包括中国共产党中那些曾和周恩来一道并肩奋斗的赫赫有名的人物，如张国焘、高岗、林彪。如果要从人格境界上找原因的话，或许与在实践中(在理论上很少有人公开地一味强调个人私利)未能摆脱“私于个人”的困扰有关。这就在“道德”上先自降了几等，最终连自己尽力创造的某些“文章”也受到损害。周恩来能获得举世赞誉，与他青少年起就注重不私于个人的人格设计，并一生遵奉，不能没有联系。 撰写伟人的政治传记，特别是我国撰写当代领袖的传记，通常当传主处于政治上走向成熟以后，作者的笔墨主要倾注在他所从事的同时代背景密切关联的重大历史事件及其贡献方面。《周恩来传》也是如此。 理性与情感，是革命家较难处理的一对矛盾。只讲理性不讲情感，或者把某些本来正确的道理和原则推向极端，难免把它们变成生硬的教条，似乎革命家就应该有一副刻板的冷冰冰的面孔，这容易使革命队伍缺少一种很难用理性语言说清楚的亲和力。反过来，如果以丧失理性原则为代价，一味讲求情感的融洽，或者用情绪化的态度从事政治活动，同样不是一个成熟的革命家应有的品格。
从《周恩来传》的大量描写中，我体会到他有少见的理于所当理，情于所当情的分寸感。
对于政治领袖来说，想象力是拓展新局面作出划时代的独创成就的不可忽视的素质。还需要进一步“宁务其大，不务其小”的周恩来，主要以策略的灵活性和战略的原则性为特征。让自己的情感想象在决策中驰骋，能非常敏感地预测事物发展总趋势的毛泽东，则以战略的灵活性为特征。虽然这两个伟人都从传统中获益甚深，但毛泽东偏于整个社会秩序和社会发展的理想境界，周恩来则偏于主体人格的构成秩序和人格的理想境界。由此使毛泽东在接受传统的同时又大胆地背叛传统，在建立革命秩序之后又往往无顾忌地打破这种秩序。这种政治品格使他具有开创时代的超凡魅力，但过于丰富的想象力又使他借用这种魅力在建国后把国家当作了一个巨大的“实验室”， 终于走向一个伟人的悲剧。周恩来的政治品格则主要体现在善于完善革命的秩序，实施革命的战略，他带来的更多的是周密、可靠、信赖、稳定和协调。他不属于那种极度张扬个性意志具有超凡魅力的人。因此，尽管他的才干、贡献、地位和机会，都有可能使他成为“舵手”，但他始终没有，也不愿意成为“舵手”——他知道自己的局限，他确实存在着那个需要超凡魅力的革命年代难以使他成为“舵手”的局限。
结果，周恩来在人格实践上获得了与毛泽东不同的结局。在毛泽东晚年，他和人们的联系，大多是靠成功的经验和神圣的信仰支撑起来的。他太高、太远，他考虑的问题和做出的决策也是十分的浪漫和远大，因此人们很难用是与非、左与右的评判准则与他在同一基点上对话。一九五六年以前他在政治上进行了一系列巨大的成功的选择，从而使他在包括道德人格在内的各个方面，都成为完美无加的典型和象征(至少在一般干部和群众的心里是这样的)。“*”后期和结束以后，当人们发现他晚年的政治选择是把中国引向灾难的一个重要因素时，情况就是另一样了。人格崇拜的重心合乎逻辑地转向了周恩来，尽管他也不能完全回避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某些失误中应承担的责任，但人们不愿意去计较。因为他长期主持实际工作，与人们的联系是实在的理性的，他还常常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和求实的工作作风，对某些极端的做法进行局部修善和抵制。更重要的是，人们理解，即使他有错误，也都不是来自某种个人的动机。人们没有理由指责一个以极大的心理负担来支撑危局的人。反过来，具有视“立功”与“立德”为一体的传统的中国人，还会自然地把周恩来塑造在人格境界的颠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