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构建新生态政商关系？
权利要在阳光下运行，要建构一套公开透明的权力运行机制，用制度来消除“没有原则的政治”与“没有道德的商业”，回归权力和商业的本真，把（官员）权力和（商人）权利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政商关系新生态：君子之交，相忘于江湖”分论坛上，与会者十分迫切地表示，经济新常态下，亟需构建政商关系（注：而非政商关系）“新生态”。
由于我国市场体系尚不完善，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也没有根本转变，政府该管的没管好，不该管的伸手过长，官员手中的资源配置权、项目审批权等确实能给商人“办事”。如果过分依靠政策，不是靠法治，就容易产生官商勾结，必然导致腐败。例如，市场挂牌招投标的问题，其实“潜规则”都定了，整个程序看起来很公平，但在真正投标之前，相关部门会把招标条件缩小，甚至是“量身定制”，最糟糕的是“围标”，不管哪家公司中标，施工单位就是那一家，这是官商勾结的“权力游戏”。官商之间交往过密，往往不只是勾肩搭背、称兄道弟那么简单，结成利益共同体后，极易滋生腐败。
具体地说，对领导干部权力缺乏有效制约和监督是官商勾结产生腐败的根源，需要切实规范权力运行。长期以来，中国官员和企业家的关系是不平等的，政府官员手中掌握了大量的权力，包括资源分配权和审批权。如果不真正建立一个法治关系，企业和政府的关系肯定是不平等的。中国的官商勾结使企业很少有人用精力研究技术，没有先进的技术，国力就无法强盛。实际上，官商勾结让百姓必须出国买马桶盖。反腐高压成常态，“不敢腐”渐成气候，然而，另一个极端却出现了：为了避免“负责任”“受牵连”，一些官员对企业家避而不见，或者搞“软拒绝”，从过去的“勾肩搭背”变成了“背对着背”。
为了避免政商关系的极端化，需要依法行政、简政放权，构建政商关系“新生态”。在经济新常态下，要建立“君子之交”“相敬如宾”的政商关系，政府必须简政放权，同时政府和企业在法治保障下，公开透明地打交道。建立健康新型政商关系必须处理好权力与市场、权力与企业的关系。必须政府简政放权，还要把法律作为一个底线来确定关系的基本框架。权利要在阳光下运行，要建构一套公开透明的权力运行机制，用制度来消除“没有原则的政治”与“没有道德的商业”，回归权力和商业的本真，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另外，作为商会和协会的“二政府”应该以促进行业发展为根本。
部分官员因反腐“软拒绝”企业 不接电话不批文件 2015-03-27 来源：新华网 作者：周慧敏 傅勇涛
新华网海南博鳌3月26电 官商之间交往过密，往往不只是勾肩搭背、称兄道弟那么简单，结成利益共同体后，极易滋生腐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政商关系新生态：君子之交，相忘于江湖”分论坛上，与会嘉宾十分迫切地表示，经济新常态下，亟需构建政商关系“新生态”。
高官贪腐多“金主”，政商关系为何屡碰红线？
“以利益交换为目的的政商关系确实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候了。”与会嘉宾将矛头直指畸形的政商关系。
中央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打“虎”绝不手软的同时，拍“蝇”也毫不留情。不论是薄熙来、刘铁男、刘志军等高官，还是山西等地出现的“塌方式腐败”，都暴露了部分官员底线失守，频频与商人利益交换，触碰法律红线。例如，山西省2014处分市厅级干部45人，很多腐败案件背后都有煤老板身影，涉及煤炭资源交易。
由于我国市场体系尚不完善，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也没有根本转变，官员手中的资源配置权、项目审批权等确实能给商人“办事”。论坛嘉宾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保育钧说，如果过分依靠政策，不是靠法治，就容易产生官商勾结，必然导致腐败。
“市场机制不健全，政府该管的没管好，不该管的伸手过长。”海南现代集团董事长邢怡川深有感触地说，例如，市场挂牌招投标的问题，其实“潜规则”都定了，整个程序看起来很公平，但在真正投标之前，相关部门会把招标条件缩小，甚至是“量身定制”，最糟糕的是“围标”，不管哪家公司中标，施工单位就是那一家，这是官商勾结的“权力游戏”。
论坛嘉宾《中国企业家》杂志原社长刘东华说：“领导干部超出正常工作范围和一些不法企业家勾肩搭背，搞钱权交易，甚至直接插手工程建设、项目开发、招投标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是当前腐败问题的重灾区。”
另外，一些权力一旦失去有效监督和制约，也就为一些希望“走捷径”的商人打开了“方便之门”。“社会上慢慢形成了一种风气和习惯，官员和商人以关系和利益作为交换条件，不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国营企业，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格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明珠说。
一位落马的海南厅级干部在悔过书中坦言，这些商人都是用我们手中的权力富起来的，跟老板混在一起，慢慢就会职务不分、身份不分、立场不分，最终走上不归路。
“不接电话、不批文件”，政商关系如何避免走极端？
反腐高压成常态，“不敢腐”渐成气候，然而，另一个极端却出现了：为了避免“负责任”“受牵连”，一些官员对企业家避而不见，或者搞“软拒绝”，从过去的“勾肩搭背”变成了“背对着背”。
邢诒川说，现在官员普遍和企业接触少了，很多官员“不吃、不拿、也不干”，不跟企业接触，能躲就躲，能避就避，害怕做事越多，犯错越多。
对此，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因为反腐高压，官僚不作为，这样就出现了政府有权不作为而企业没有足够的权力来作为的现象。现在“不接电话、不批文件就是一些官员的新常态。”恨不得和企业一点关系都没有，这种情况很麻烦。
一些企业家也表示，现在土地供了，资金批了，项目却推不下去。表面上看，是国家财政资金效能低下的问题，深层次看，恰恰折射出新形势下庸政懒政怠政现象的抬头，甚至蔓延。
在这种畸形的“政商关系”下，官员和企业家之间隔着无形的“玻璃门”，企业发展得不到正当支持和服务。
“要治理这个问题，政府应建立一套重新考核干部的制度。”保育钧说，当前公务员只进不出，工资待遇跟级别挂钩，只要不出大问题，可以一辈子享受公务员待遇，做好做不好都一样。
他认为，应该建立公务员淘汰制度，考核跟绩效联系在一起，从制度上预防不干事，从制度上来调动积极性，既有奖励又有处罚，让不干事的官员通过业绩考核离开岗位。
“企业创造了很大的社会价值，政府为民办事应该也包括为企业办事。政府应该在制度的约束和规范下，大胆为民办事，大胆跟企业打交道。”邢诒川说。
依法行政、简政放权 构建政商关系“新生态”
2015年多项改革都按下了快进键，新常态下经济在换挡减速，改革反而要快马加鞭。在不少论坛嘉宾看来，经济新常态下，要建立“君子之交”“相敬如宾”的政商关系，政府必须简政放权，同时政府和企业在法治保障下，公开透明地打交道。
建立健康新型政商关系必须处理好权力与市场、权力与企业的关系。“必须政府简政放权，还要把法律作为一个底线来确定关系的基本框架。”原外经贸部副部长、博鳌亚洲论坛前秘书长龙永图说，长期以来，中国官员和企业家的关系是不平等的，政府官员手中掌握了大量的权力，包括资源分配权和审批权。如果不真正建立一个法治关系，企业和政府的关系肯定是不平等的。
对领导干部权力缺乏有效制约和监督是官商勾结产生腐败的根源，需要切实规范权力运行。龙永图表示，权利要在阳光下运行，要建构一套公开透明的权力运行机制，用制度来消除“没有原则的政治”与“没有道德的商业”，回归权力和商业的本真，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对于权力的约束，郑永年认为，关键是要不断健全完善“权力清单”与“负面清单”制度。“权力清单”厘清政府职能边界，将使政府更好发挥宏观调控作用；“负面清单”划定的企业经营边界，从而最终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起决定作用。
部分论坛嘉宾认为，全面推进大众创新的关键期，企业本身强化科技研发、走自主创新的道路，也是政商关系新生态的基础。董明珠说，企业要从和政府拉关系、搞圈子的“畸形心态”中摆脱出来，把发展的精力放在科研和创新上，在新常态的背景下，只有走自主创新、科技发展的路子，才是企业做大做强的正途。
保育钧：建国65年了，政商关系好的时候不多
2015-03-26 来源：搜狐财经
搜狐财经讯 3月26日到29日“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会”在海南博鳌举行。在26日的“政商关系新生态：君子之交 相忘于江湖”分论坛上，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保育钧就他眼中的政商关系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保育钧认为，中国自建国65年以来，政商关系处理得很好的时候不多，一方面是因为缺乏相处的标准，另一方面，也与缺乏法治的管理有关。保育钧呼吁政府减少对市场的干预，减少不必要的监管，他认为，只有管住权利才能避免腐败，只有深化改革是建立健康的政商关系的基石。
以下为会议发言实录：
国务院参事室特邀研究员、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保育钧：首先我对这个题目的选择很感兴趣，因为这是当前社会热点，政商关系，现在中国政府反腐败，每一个贪官后面都有若干个企业家，于是人们得出一个结论，现在是官商勾结，无官不贪，无商不奸。所以我们提出来“君子之交相望于江湖”，这要走很长的路。建国65年来，我们觉得中国政商关系处理的很好的时间不多。第一处理的好不好看什么标准？标准定在哪里？如果用计划经济标准，文化革命之前的政企合一，所有企业都是国家的，都是国有企业或者集体企业，所以官商亦官亦商，服从领导，正常，从市场经济来看那是很不健康的关系。
改革开放之后，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经济，民营经济当时是处于非法的地位。一批民营企业家起来创业，一批勇敢的有远见的党政干部下海。比如浙江温州和义乌，如果说当初没有这些企业家，没有有远见的党政领导支持他们，一下子就可以把他们抓起来。
主持人：所以我们想起邓小平说起的“刀下留人”。
保育钧：对，因为这是变革时期。新政商关系如果按旧的标准来看就是新的资产阶级当然要抓起来。确立了市场曲线改革之后，就应该是构建新型的政商关系，应该是政府为企业服务。但是我们的权利，我们的资源集中政府的手里。这时候又没有相关制度约束这个权利，所以老百姓办什么事都要审批，所以政府要以权谋私了。所以那之后，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确立了市场经济的体制，但是我们许多政府的改革远远没跟上去。权利垄断资源，所以民营企业要创新，包括政府国有企业创新都很难。政府管的更死，民营企业创新也很难，所以政商关系处于焦灼状态。
“十八大”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十八大以前中国的创业主要是靠政策，政策很重要。但是我们的各项政策是建立在所有制区别基础上的。大家都要求平等，基础就不平等，我们是按照不同的收入制来制订不同的政策的。所以出来了很多问题，一个地方一个政策，你对我好我给你政策，不好不给你政策，东部一个政策，西部一个政策，乱套了。所以政策是由人制订的，这就带来了权利腐败。所以初期靠政策可以，但是长期下来必然导致腐败。解决问题怎么办？深化改革，第一要依法把权利管住，权利清单。另外就是社会组织，发挥商会的作用，政府管的太多了，当然腐败。如果权利分工，让老百姓自己管自己，出路就在这儿。
董明珠：官商勾结让百姓必须出国买马桶盖 2015-03-26 16:49:41来源：搜狐财经
搜狐财经讯 3月26日到29日“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会”在海南博鳌举行。在26日的“政商关系新生态：君子之交 相忘于江湖”分论坛上，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明珠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中国的官商勾结使企业很少有人用精力研究技术，没有先进的技术，国力就无法强盛。作为商会和协会的“二政府”应该以促进行业发展为根本。
以下为部分演讲实录：
我认为商会还是协会虽然是二政府，定性为协会就是为企业服务的，那么推动企业发展是主要的工作。如果说一个企业不能发展，像我们这次中国在春节期间发生了马桶盖事件、电饭锅事件，这是小事件，但是整个舆论导向各方面来看，看看背后，为什么中国人在春节到国外买一个马桶盖回来，难道中国没有自己的技术吗？可能有。但是我们在为过去十几年，因为官商勾结，企业很少有人用精力研究技术，怎么样让他得到自己的利益，他是用这样的思路做企业的规划。很可能现在国家到现在为止，很多先进的技术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上。没有自己先进的技术怎么可能做成一个强大的国家呢？ 所以我想二政府也好，商会也好，如果不是商会是协会，要把协会重新定位，协会是干什么的？现在有的协会确实有点问题，协会变成了刚才讲是二政府，现在把协会是也做成了权利，哪个企业关系好点，费用高点，不公平的事情也依然能发生。 所以怎么形成一个很好的依法治国、依法治社会真的是太重要了。所以这两年的反腐大家看到了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当然刚才讲的反腐是民营企业也很开心的事情，也很高兴，但是似乎也有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