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政商关系之比较
2016年美国的总统选战已悄然落幕，两个年已古稀的老人在相互抹黑的竞选过程中，终于有了让全世界的人们惊愕的答案，一个从无从政经历而拥有一个商业帝国的成功商人将完成一个华丽的转身入主白宫，他将在未来的四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执掌着一个超级大国并深刻地影响着世界未来的走向，这就是美国的民主政治，这种政治向来都离不开商人的积极参与，与往日不同的是，这次不再需要通过代理人而是由商人自己直接上位罢了。
在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上，已经形成了四大政治豪门：亚当斯家族、罗斯福家族、肯尼迪家族和布什家族，但每一个政治世家的背后都拥有强大的利益集团，出过两位总统的布什家族有着深厚的石油背景，肯尼迪家族的财产在上世纪80年代就达到5亿美元。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联邦政府机构和职能的大规模扩张，美国的政商关系又产生一种新的业态，华盛顿的院外游说迎来了大发展的时期。“游说产业”号称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第一产业”。名列《财富》榜前500名的美国大公司悉数设立了自己在华盛顿的代表处。其中，与美国国防事业密切相关的军工企业，如波音、洛克希德－马丁等公司在华盛顿代表处的工作人员有几百人之多。然而在现实中，利益集团和院外游说往往会扭曲政府决策的公共性。”从功能和角色上看，游说人士与经济社会中的经纪人没有多大的区别，只不过后者是在市场活动中获利，而前者是在政治领域中渔利。所以这也就不奇怪在美国一个成功的商人能够上位成为总统并非是一个传奇了。
但是在中国，自古以来商人的地位一直处于劣势并且声名狼藉。古代睿智的政治家虽然不能像马克思那样揭示商品的本质和资本的奥秘，但深知商人对公权力的危害，所以一直维持士农工商的格局，把商人的社会地位限制在一定的层面上。
在古代中国，最顶级的商人当属范蠡和吕不韦。范蠡是杰出的政治家，做买卖跟玩儿似的，深知二者不可得兼，于是安心做陶朱公；吕不韦虽有政治才能，但本质上更是一位杰出的商人，他的买卖就是“立太子”，称秦国皇子子楚是“奇货可居”，真是把政商关系发挥到了极致。汉代的邓通不学无术，却富可敌国，就是因为获得了蜀山铸币之权，也就是今天的货币发行权。从盐铁专卖到晋商、徽商，无一不是因为拿到了公权力才偶然成功的。被民间吹得天花乱坠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如果不是把大把的雪花银送给那个败家亡国的娘们，他的顶子永远也红不了，他只不过在行贿受贿的过程中积累了自己的财富，造就了一个商业神话。然而这些红极一时的人物，结局都很凄惨，那些当年苦心经营的商业帝国哗啦啦似大厦倾，倒了大树，散了猢狲，也只有功成名就后的范蠡相忘于江湖，逍遥不知所踪。
再看看当下的中国商人，中国的商人想要成功，似乎就必须懂政治。而资本托庇与权力寻租的盘根错节，终于在“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纲领下，一点点被呈现在了大众眼前。他们通过官商勾结获得央企大单；项目获得政府支持；经营政府特许资源；获得国家资源；侵占国有资产等造就了一个个商业神话，又把自己和一些官员送进了监狱。这也是在政商关系中做的最顶级的买卖：买卖公权力——把公权力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进行投入，这才是这些财富神话的真相和本质。
如此看来，中国和美国的商人们，他们有着贪婪攫取财富的共性，他们游走在政府间，寻觅私售公权的卖家，获得最大化的公共资源。尽管民主制度下的美国政府变成了服务型政府，同时强调法治的作用，不仅限制政府权力，还限制资本的权力。这实际上是大大压缩了政商关系的生存空间，但是，这不影响政商关系继续顽强地生存，只是买卖的内容变了。现代社会公权力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政策，所以影响政策成为现代政商关系的主要内容。交易对象也由帝王将相变为政府长官、国会议员，交易方式也随之进化。最大的变化是，秘密交易变为公开的、职业化的交易。搞政策批文是土包子的做法，真正专业的是如同美国“院外集团”那样的游说，表面看起来在争取公共利益，其实是看准哪块云彩下雨，为自己争取到第一个把盆子伸出去的机会罢了。在中国，似乎也有引以为垢的现象，人大做为权利机关，其代表的成份也在发生着变化，其中也有不少商人，甚至是一些不法的商人，他们通过洗白了身份混进来，冠冕堂皇地可以与政府的官员们共商国是，在国家利益和公共资源上，他们找到了契合点，这也许是这些商人们从政热度不减的原因之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