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今中国社会结构与价值观念的思考
为何在全国宏观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社会不稳定因素仍然不断增加？为什么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重大成果，人们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仍有一种社会生活上的不安全感？中国社会经历了三十多年来的历史性巨变，原有的社会形态、社会结构、价值观念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迷失、迷离后的拜金主义、实用主义，成为现今中国社会一种主流的价值取向。任剑涛教授关于《社会结构断裂和价值迷失》的讲座深度剖析了在社会结构断裂的中国社会现状下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以及当今中国社会出现的不稳定因素的深层价值诱因。
当今中国的社会结构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变革，中国社会正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乡村社会到都市社会，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转变，这种剧烈的转变的交织不仅考验着中国社会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也同时在考验着人们内心的价值标准。改革开放以来，封闭、半封闭社会的绝对价值已经逐渐沦落，取而代之的开放社会所接纳的各种价值。当我们习惯了和周围的人持有相同的价值观，因而害怕异于他人，害怕自己出错，这种不安的具体表现就是价值取向的从众心理。事实上，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个缺少个性的民族，但是现在我们的个性、我们的创造力、想象力却被绝对主义
的价值习惯、价值取向的从众心理所扼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教育体制像流水线，生产出一摸一样的产品。我们从小就被灌输一种崇高的价值观，一种英雄主义的崇高——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牺牲自己利于他人，杀身成仁，舍身取义。这种崇高的价值观教育往往过多的关注了人们非常时刻的价值评判，却忽视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价值和生命价值。我们在社会转型的生存竞争中很难做到完完全全的利他，于是我们偶尔利他的时候我们需要掩盖这一次的崇高。而大多数我们利己的时候，我们又会受到自己从前所谓崇高价值的谴责。这种价值的摇摆让我们的内心仿佛很纠结。因此，过于理想的价值观念教育往往导致人们对日常生活中价值选择的迷失。
这从一个现实的角度反应出我国的价值教育体系存在着问题。教育是要使人社会化，是要使人尊重秩序，是要成为社会化的人。但问题在于只是崇高的政治教育，就免除了政治教育之外，比如政治教育之外的经济教育，做人的教育，规则的教育，对他人处理人际关系的实际日常生活智慧的教育就没了。因而在以政治教育替代了所有教育的情况下，我们以现代教育楔进传统教育里头的时候呢，增加了一个政治教育之外的知识训练。然而人的价值判断，既不因政治控制，也不因知识教育可以摆在我们面前。因为知识越多，并不见得价值判断就越准。因为政治教育越强，不见得你价值判断
的是非准则就越明晰。因而在这样的一种教育选择的情况下，由于日常生活教育的缺失，我们跟人一旦发生冲突，我常常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就是忍耐；要么克敌制胜，所以这样两种判断，就使得我们这个社会的忍耐和恶性事件两极跳。平常的恶性事件少，就在于我们都能忍耐。就像我们改革开放30年，30年来的社会矛盾我们大多数人都能忍耐，因为明天会更好，所以我能够忍耐。当我发现明天不会更好的时候，我的幸福生活指数直线下降的时候，我就逮着谁看不顺眼我就想把他砍掉。这样的一些悲剧事件的背后的文化教育基因缺失，确实我们要深刻反省。
说到反省，中国人缺少一种反省精神。人们往往习惯评判别人的行为同时，却忽视了其自身的错误。孔子曾经说过，吾日三省吾身，然而现在的人们仿佛已经丧失了这种能力。缺少反省精神的人们，很容易接受绝对主义的价值观，但面对各种各样的价值理念冲击的时候，往往会丧失其价值评判能力。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体制。几千年封建社会，儒家的绝对主义价值观一直占据着制高点。改革放开以前，崇高的价值观一直是价值观教育的重点。我们的文化从来通过一种登高一招，叱咤风云的气势，而掩盖了具体的判断。而这样一种具体的判断，使我们对于爱的教育，对于尊重的教育，基于过程的相互尊重，和对于后果本身的日常担忧，这些问题都被掩盖起来。我们对于生命和爱的价值
的追究，比之于我们对某种社会悲剧性事件的恨，要来的弱得多。因而才发生我们在价值判断当中，社会急剧转型的过程中，价值失准。
当中国现代社会提出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的时候，人们混淆了这一概念和规则至上的关系，导致在日常生活中人往往凌驾于规则之上。如此，社会法律和日常规则得不到尊重，社会秩序也就得不到保障，人们也就得不到安全感。社会不公平、社会财富分配不当这对建设和谐社会的构想非常不利。之所以会不断发生群体性事件、自杀和凶杀事件、仇富等现象，和我们日常生活漠视社会规则有很大关系。要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完善社会各项不健全的制度，更重要的是树立遵守正当的社会规则下的价值取向。而构建和谐社会，并不是思想的一个催促，思想的一个驱迫。所以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更要强调的，和谐不是国家包办。我们要敢于正视冲突，敢于正视矛盾，敢于正视国家和社会，各有自己的领域，在自治领域里头，国家不要去干预。而在国家权力里头，社会要提供理性精神，使国家权力能够得到有效地引导，得到有效地规范，得到有效地约束。 在和谐社会目标感召之下，我们给予社会行为的现实期待，是我们要建立一个现实的和谐社会。在理想和现实之间，中国社会处于现代化转型最关键的十字路口，要建立一种什么社会的结构的答案，油然浮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应该通
过政治上的理性，思想上的互动以及社会自治来建设我们所提出的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的新时代社会理念构建一个合理的社会结构。
为什么我们不能以培养一个合格的社会公民而不是所谓的“好人”来作为我们教育体制的目标呢？我觉得这里面既有历史传承的原因也有国家机器的价值教育体制原因。历史原因是我们忽视了对人作为社会主体的关注，而价值教育对日常生活价值教育的缺乏也使得我们忽视了日常的小恶以及由小恶积累起来的大恶。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之中。经济改革的核心便是建立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政治变革的核心则是要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变革的核心相应的便应该是建立起和谐的社会结构。
要化解社会结构断裂情形下的价值迷失，以及由此发生的种种社会不稳定因素，任剑涛教授提出了两个建议：重构国家价值观，发挥国家机器强大力量，做出正确的价值导向教育；反省人际关系和义利关系。但是除此之外，作为社会公民的我们，应该如何做到价值不致迷失？我想我们至少应该做到的就是一日三省吾身，凡事三思而后行，保持清醒的头脑和价值判断能力，不盲从、不盲目，勤于独立思考，把握好最终的价值兜底原则，保持可持续的学习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