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马》文本解读》简介开始：《二马》文本解读p摘要：《二马》在写作风格上注重心里分析和描写工细，一改以往的文言与白话夹裹在一起的写作方法，只用一些简单的、有力的、可读的白话文字，描绘出白话的真正美味。。“京味”作为一种风格现象，包括作家对北京特有风韵、特具的人文景观的展示及展示中所注入的文化趣味，成功地把语言的通俗性与文学性统一起来，做到了干净利落，鲜活纯熟，平易而不粗俗，精制而不雕。。此内容文章属于《文学论文 → 现当代文学论文》栏目，以上内容为《《二马》文本解读2011-6-24 4:54:23》简单介绍，正文正式开始》》》
《二马》文本解读
摘要：《二马》在写作风格上注重心里分析和描写工细，一改以往的文言与白话夹裹在一起的写作方法，只用一些简单的、有力的、可读的白话文字，描绘出白话的真正美味。。“京味”作为一种风格现象，包括作家对北京特有风韵、特具的人文景观的展示及展示中所注入的文化趣味，成功地把语言的通俗性与文学性统一起来，做到了干净利落，鲜活纯熟，平易而不粗俗，精制而不雕琢。其所使用的语词、句式、语气以至说话的神态气韵，都有他独特的体味和创造，又隐约渗透着北京文化。老舍先生笔下的人物个性鲜明，同时又具有代表性。老舍借很小的故事，阐释深刻的思想，反映国家民族的命运。“市民世界”，这确实是他的特色。他习惯于用“文化”来分割不同阶层的人的世界，他描写的中心是特定文化背景下人的命运，以及在文化制约中的世态人情。这一点，和
二、三十年代主流文学通常对现实社会作阶级剖析的方法是不同的。对老舍来说，市民社会中阶级的划分或者上流下层的划分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文化”对于人性以及人伦关系的影响。老舍用“文化”来分割他的市民世界，其中不同类型的市民形象的分割，体现着老舍对传统文化不同层面的分析与批判。 关键词：二马；国民性；风格；幽默；京味；市民世界
老舍先生是我国文坛的巨匠，他的才华是多方面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喜剧，白话诗，无一不能，无一不精。其中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老舍先生客居英国时期，曾经写下了多种以英国为题材的作品。《二马》是这一时期的最后一部作品，而且是极为优秀的。《二马》的中心内容是反思中国和英国的国民性。他是写在伦敦的马氏父子两个人，通过他们在伦敦与英国人的生活和交往，来看东西方民族的不同点。既对中国的国民性有批判，也对英国的国民性有批判，小说借侨居伦敦经营古玩商店的马家父子的生活经历，对中英文化心理和民族性格作了对比。特别是通过二马父子令人啼笑皆非的爱情纠葛，揭示了旧时代中国人的丑陋习性和陈腐观念，讽刺了英国社会的种族歧视和文化偏见。同时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他更是一篇唤醒中国民众的革命宣言。 一.写作风格上注重心里分析，且描写工细。
老舍先生是语言大师，他的诸多名著都是以人物个性形象和个性语言，给读者心灵上打上烙印，尤其他的剧本，更是以人物的个性语言任务的内心。而《二马》在写作风格上同老舍先生以往的作品相比有所不同，他更为注重心里分析和描写工细。和同一时期的作品《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曰》相比较，《二马》在描写方面更为细腻。《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曰》的写作风格较为泼辣恣肆，文笔幽默，使人读后在笑中有所感悟。而 《二马》在一开首便把故事最后的一幕提出来，这便是“求细”的证明：先有了结局，作者自然是对故事的全盘设计已有了个大概，因此写起来就不可能信口开河了。人的思想不必一定随着年纪而往稳健里走，可是文字的风格差不多是“晚节渐于诗律细”的。读与作的经验增多了，形式之美自然在心中添了分量，不管个人愿意这样与否。心理分析与描写工细是当时英国文坛的文艺的特色，老舍先生读了不少英国作家的著作，因而吸收了不少英国作家的优点 。同时《二马》是老舍先生在国外的最末一部作品，从“作”的方面说，已经有了很丰富的经验，所以描写比较细腻。例如对伊牧师的形象描写：
伊牧师虽然六十多岁了，腰板还挺得笔直。头发不多，可是全白了。没留胡子，腮上刮得晶亮，要是脸上没有褶儿，简直的像两块茶青色的瓷砖。两只大眼睛，歇歇松松的安着一对小黄眼珠。眼睛上面挂着两条肉棱儿，大概在二三十年前棱儿上也长过眉毛。眼睛下面搭拉着一对小眼镜，因为鼻子过高的缘故，眼镜和眼睛的距离足有二寸来的；所以从眼镜框儿上边看东西，比从眼镜中间看方便多了。嘴唇儿很薄，而且嘴犄角往下垂着一点。传道的时候，两个小黄眼珠儿在眼镜框儿上一定，薄嘴片往下一垂，真是不用说话，就叫人发抖。 读了这些文字，一个鲜活的传教士的形象跃立眼前。又如对李子荣的一段描写：
李子荣起来了。摸着黑儿穿上鞋，冰凉的鞋底碰上脚心的热汗，他不由得身上起了一层小鸡皮疙瘩；虽然是四月底的天气，可是夜间还是凉渗渗的。他摸着把电灯开开。然后披上大氅，大气不出的，用脚尖往下走。楼下的老太太已经睡了觉，一不小心把她吵醒了，是非挨骂不可的。他轻轻的开了门，问了声：“谁呀？”他的声音真低，低得好象怕把外面的稠雾吓着似的。
细腻的笔触将动作、感觉跃然纸上，让我们一眼便看出李子荣这样的中国留学生生活的惨淡和无奈。《二马》在写作风格上注重剖析人物内心和描写工细，目的是揭示旧时代中国人陋习性和陈腐观念，讽刺英国社会种族歧视和文化偏见。
二.语言风格上注重通俗性与文学性的统一，幽默而内蕴“京味”。
《二马》在语言文字上也一改以往的文言与白话夹裹在一起的写作方法，只用一些简单的、有力的、可读的白话文字，描绘出白话的真正美味。老舍先生在《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里往往把文言与白话夹裹在一起使用，文字的不一致能帮助产生一些矛盾效果，使人发笑。老舍先生这样写作时想把文言融在白话里，以提高白话，使白话成为雅俗共赏的东西。可是把文言中的现成字与辞用在白话里就有些像酱油与味素什么的，放上去能使菜的色味俱佳，但不是真正的原味儿。老舍先生的好友白涤洲先生是头一个给他指出这一问题的。老舍先生通过再三思索，理解到文艺创作是思想与文字双方面的，那么文字方面就必须努力，作出一种简单的有力的，可读的，而且美好的文章，这样才能使人感觉到物境之美是由心中说出来的，而不是单纯的修辞。创作《二马》时老舍先生开始这种尝试，其中那些风景的描写就是很好的例证：
园外没有什么人，园门还悄悄的关着。他折回到大桥上，扶着石栏，看着泰晤士河。河水灰汪汪的流着，岸上的老树全静悄悄的立着，看着河水的波动。树上只有几只小黑鸟，缩着脖儿，彼此唧咕，似乎是诉什么委屈呢。靠着岸拴着一溜小船，随着浪一起一落，有点像闲腻了，不得不一动不动似的…… 远处的灰云把河水、老树全合成一片灰雾，渺茫茫的似另一个世界，和这个世界一样灰淡惨苦，只是极远极远，不容易看清楚了。
通过这段对景物细致的描写，我们不难看出当时马威凄凉的心境。同时景物的描写，植物园内又是另一番景象：
河上的白鸥和小野鸭，唧唧鸭鸭的叫，叫得非常悲苦。野鸭差不多都缩着脖蹲着，有时候用扁嘴在翅上抹一抹，看着总多少有点傻气。白鸥可不象鸭子那么安稳了，飞起来，飞下来，在灰色的空中扯上几条不联续的银线。小黑鸭子老在水上漂着，小尾巴后面扯着条三角形的水线；也不往起飞，也不上岸去蹲着，老是漂着，眼睛极留神的看，有时候看见河内的倒影，也探下头去捞一捞。可怜的小黑鸭子！马威心里有些佩服这些小黑玩艺儿：野鸭太懒，白鸥太浮躁，只有小黑鸭老含着希望。地上的绿草比夏天还绿上几倍，只是不那么光美。靠着河岸的绿草，在潮气里发出一股香味，非常的清淡，非常的好闻。马威顺着河岸走，看着水影，踏着软草，闻着香味，心里安闲极了，只是有点说不出来的愁闷在脑子里萦绕着。走到河的尽处，看见了松梢上的塔尖，马威看见老松与中国宝塔，心中不由高兴起来。呆呆的站了半天，他的心思完全被塔尖引到东方去了。
借景抒情在这里运用得淋漓尽致，把马威凄凉的思想感情描写得极为透彻，同时所运用的语言文字却并非华丽词藻的堆积，平淡的词语确使人感到景色的凄美；让读者的心随之而去。随着马威的视角，景物在变化着，马威的心理状态也随着景物的变化而变化。
“京味”作为一种风格现象，包括作家对北京特有风韵、特具的人文景观的展示及展示中所注入的文化趣味，是老舍先生所有作品都具有的大特色，在《二马》中也犹显神韵。写已经斑驳破败仍不失雍容气度的文化情趣，如对老马的描写，他讲究体面、排场、气派，追求精巧的“生活艺术”；讲究礼仪，固守养老抚幼的老“规矩”，生活态度的懒散，苟安，廉和、温厚等等。老舍对“北京文化”的描写，是牵动了他的全部复杂情感的：这里既充满了对“北京文化”所蕴含的特有的高雅、舒展、含蓄、精致的美的不由自主的欣赏、陶醉，以及因这种美的丧失毁灭油然而生的感伤、悲哀，以至若有所失的怅惘，同时也时时为“文化过熟”导致的柔弱、衰败而惋叹不已。对北京文化的沉痛批判和由其现代命运引发的挽歌情调交织在一起，使老舍作品呈现出比同时代许多主流派创作更复杂的审美特征。老舍作品中的“京味”正是这种主观情愫与对北京市民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客观描绘的统一。
老舍的幽默带有北京市民特有的“打哈哈”性质，既是对现实不满的一种以“笑”代“愤”的发泄，又是对自身不满的一种自我解嘲，总之，是借笑声来使艰辛的人生变得好过一些。用老舍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把幽默看成是生命的润滑剂。比如他写一个英国的牧师在中国呆了多年，他说这个牧师是非常虔诚的一个基督教徒，他深夜的时候，含着眼泪祷告上帝。上帝呀！快叫中国变成英国殖民地，否则的话，“这群黄脸黑头发的东西，怎么也升不了天堂。”伊牧师帮马氏父子租房子，说妥后跑到街上，找个清静地方低声说：“他妈的，为两个破中国人……”用这种方式来写这样的一个牧师，他表面是幽默的，但其实写得非常深刻。老舍对这位伊牧师的挖苦，也够厉害，笔下不仅有讽刺，似也带着一股子气愤。老舍的这种创作产生了喜剧与悲剧、讽刺与抒情的渗透、结合，获得了一种丰厚的内在艺术力量，读其小说往往不仅使人忍俊不禁，更令人掩卷深思。用老舍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把顶平凡的话调动得生动有力”，烧出白话的“原味儿”来；同时又在俗白中追求讲究精制的美（这也是北京文化的特征），写出“简单的、有力的、可读的而且美好的文章”。老舍成功地把语言的通俗性与文学性统一起来，做到了干净利落，鲜活纯熟，平易而不粗俗，精制而不雕琢。其所使用的语词、句式、语气以至说话的神态气韵，都有他独特的体味和创造，又隐约渗透着北京文化。这也是“京味”的重要表现。老舍称得上“语言大师”，他在现代白话文学语言的创造与发展上，有着突出的贡献。
三.人物个性鲜明，阐释深刻，反映国家新民族命运。
小说中，老舍先生笔下的人物个性鲜明，同时又具有代表性。不可思议的是这些鲜活的人物完全是虚构的，并没有生活原型。他们的形成完全是靠老舍先生出国前和在英国生活四五年的积累。创作《二马》的主旨不是因为某人某事值得一写，而是老舍先生有感于当时中国人与英国人的不同之处，意在唤醒中国的民众，使自己的国家强大起来。按老舍的记述，在20世纪20年代，“没到过中国的英国人，看中国人是阴险诡诈，长着个讨人嫌的黄脸。到过中国的英国人，看中国人是脏、臭、糊涂的傻蛋。”设若普通英国人讨厌中国人，有钱的英国男女是拿中国人当玩艺儿看。在那个时候的英国，社会上流行的小说里中国人专下毒药害人；电影里的英国小伙一个人打死十几个中国人，底下观众哗哗鼓掌，直道打得痛快；社会一般的观念是中国人专爱杀人放火抢女人，再就是抽鸦片和走私军火。那时的伦敦，稍微大一点的旅馆就不肯让中国人住进去，更不用说讲体面的人家。家里倘若住着两个中国人，便不好意思请亲戚朋友来喝茶吃饭，而亲戚朋友受了邀请也不肯来。跟中国人一起上街是件招人耻笑的事，中国老人出门遛狗，后面跟一群小孩子起哄喊“老黄脸”，彬彬有礼的英国人对中国人是当着面儿骂，满不客气。俊秀的中国小伙请个洋姑娘进餐馆吃饭，中国人以为他召了妓女，而洋姑娘的哥哥以为他占妹妹便宜。一边大打出手一边骂道：“别以为你是个人似的，和我们的姑娘一块儿混！”没有英国青年男女爱中国人的，因为中国人当时（２0世纪２0年代）是给全世界的人作笑话用的！写文章的要招人笑，一定骂中国人，因为只有中国人骂着没有危险。研究学问的恨中国人，因为只有中国人不能帮他们的忙；哪样学问是中国人的特长？没有！普通人小看中国人，因为中国人缺点多了，简直的说不清！外国人在电影里，戏剧里，小说里，骂中国人，已经成了一种历史的习惯，正像中国戏台上老给曹操打大白脸一样。中国戏台上不会有黑脸曹操，外国戏台上不会有好中国人。20世纪的“人”是与“国家”相对等的：强国的人是“人”，弱国的呢？狗！《二马》中的马则仁可说是东西方文化融合的杰作，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和西方的基督教思想在其身上融为一体。老马代表老一派的中国人。老马的描写相当的成功：虽然他只代表了一种中国人，不能普遍的代表老一辈的中国人，但当时中国社会的大多数人的确是他那个样子。他不好，也不怎么坏；他对过去的文化负责，所以自尊自傲，对将来他茫然，所以无从努力，也不想努力。他的希望是老年的舒服与有所依靠；若没有自己的子孙，世界是非常孤寂冷酷的。他背后有几千年的文化，面前只有个儿子。他不大爱思想，因为事事已有了准则。这使他很可爱，也很可恨；很安详，也很无聊。这些都能从他的语言和思想中体现出来：
“来他半斤老绍兴，哎？”他自己唠叨着。伦敦买不到老绍兴，唉！还是回国呀？老马始终忘不了回国，回到从可以赏识踏雪寻梅和烟雨归舟的地方去！马先生真为了难！事实是简单的：买卖赔钱，得想主意。可是马先生，真正中国人，就不肯这么想，洋鬼子才这么想呢；李子荣也这么想，黄脸的洋鬼子！马老先生安慰着自己：“等马威学成了，再享几天福，当几天老爷吧！”这么一想，心里痛快多了。把一手心热汗的手伸出来，顺着毡子边儿，理了理小胡子。跟着把脑袋从枕头上抬起一点来，听听隔壁有声音没有。一点声儿没有。“年青力壮，吃得饱，睡得着！有出息，那孩子！”他自己嘟囔着，慢慢的把眼睛又闭上。
我们看到了老马的可笑和自以为是，从而感到中国的民众长此下去将会多么可怕。至于对小马的描写完全是靠作者的想象和自身的一些感受而写出来的，并没有实际的生活。 老舍描写《二马》中的主人公马威在伦敦住了一年后的心情：
他坐在铺子里，听着街上的车声，圣保罗堂的钟声，他知道还身在最繁华热闹的伦敦，可是他寂寞，孤苦，好像他在戈壁沙漠里独身游荡，好象在荒岛上和一群野鸟同居。
这段文字揉进了老舍在伦敦的心迹。老舍是在伦敦开始文学创作生涯，并正式使用老舍这个笔名的。老舍自述写作初衷，也是因为到伦敦半年后，新鲜劲儿渐渐消失，开始感觉寂寞，也就常常想家，想在国内所知道的一切，于是就拿起了笔。因为五四时期和革命军北伐时期，老舍先生不在国内，所知道的消息只能来自新闻，不能确切地掌握当时国内青年的经历和思想，正因如此，马威成了矛盾的集中，他的内心很复杂：既想报效国家，又无从下手；既想和父亲更好的生存，又被孝悌和糊涂的父亲所左右；既想追求自己的爱情，又不被看重同时又摆脱不了世俗观念的阻隔。为了更好地塑造这个作者并不十分了解的形象，老舍先生特意设计了一个李子荣，来不断的完善马威，比如他们之间的思想交流：
“老马，我不用劝你，没用！”“可是，我至少能告诉你这么点儿：你每一想她的时候，同时也这么想：她拿我，一个中国人，当人看不呢？你当然可以给你自己一个很妥当的回答。她不拿咱当人看，还讲爱情？假如今天我们把英国，德国，或是法国给打败！更好的办法呢，是今天我们的国家成了顶平安的，顶有人才的！除非我们能这么着，不用希望叫别人看得起；在叫人家看不起的时候，不用乱想人家的姑娘！我只能告诉你一句话，她不能爱你！她是普通男女中的一个，普通人全看不起中国人。
使其最终为了国家而放弃个人私事，如恋爱，如孝悌，思想升华了。
对于英国人的描写，老舍先生注重表现他们的偏见和讨厌，这是由他们的偏狭爱国主义所决定的，也是由英国的社会制度所决定的。作者专注了他们与国家的关系，用幽默的口气述说他们，突出了他们思想和行为的可笑，通过他们反映出英国社会与中国社会的不同，讽刺了英国社会的种族歧视和文化偏见。《二马》写的是发生在英国的事，小说中出现了许多英国人。但是透过小说我们可以感觉到老舍并不喜欢英国人，因为英国人骄傲、保守，从来瞧不起中国人，老舍先生在小说中借主人公的嘴不断提醒中国人，要挺起腰杆，里面有这样的话：假如中国找不到明智的政治家、科学家、探险家、体育家，就无法叫人瞧得起。 这种民族的忧患意识在他的作品中有充分的体现。他在长篇小说《二马》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小马马威一次跑到伦敦的植物园去看书，他无意中遛到竹子园，看到几百种来自世界各国的竹子，有越南的、缅甸的、柬埔寨的、中国云南的，马威就发了一通感想，这是作者借马威来表达自己的感想：英国人真是厉害，他们到处侵略，到处掠夺别国的东西，拿来后仔细地研究、分类、进行科学地阐释，变成了自己的科学。老舍往往能借很小的故事，阐释深刻的思想，反映国家民族的命运。
小说中的恋爱情节的穿插，被老舍先生利用为揭露人物性格与民族成见的机会。恋爱情节的展开总是随着人物心理的矛盾冲突—民族成见。尤其是在二马父子对温都母女的爱情设计上，使用对比的手段写出了两代人不同的性格特点。老马先生和温都太太只是考虑的是个人的面子（是社会偏见的牺牲物），而马威的爱情是想建立在国家平等，人与人平等的基础上，所以他的内心受尽了煎熬，最后以失败告终。两代人的感情虽然都受到了民族偏见的影响，但个人思想的出发点不同，对表现人物的性格起到了辅助作用。
四.用“文化”分割不同阶层的“市民世界” 。 谈到老舍的“市民世界”，这确实是他的特色。他习惯于用“文化”来分割不同阶层的人的世界，他描写的中心是特定文化背景下人的命运，以及在文化制约中的世态人情。这一点，和
二、三十年代主流文学通常对现实社会作阶级剖析的方法是不同的。对老舍来说，市民社会中阶级的划分或者上流下层的划分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文化”对于人性以及人伦关系的影响。老舍用“文化”来分割他的市民世界，其中不同类型的市民形象的分割，体现着老舍对传统文化不同层面的分析与批判。他的“市民世界”中，活跃着三种类型的市民：老派市民、新派市民以及正派市民。在老舍笔下的三类市民中，给人印象最深、写得最成功的，是“老派市民”形象。这些人的身上负载着沉重的封建宗法思想的包袱，他们的人生态度与生活方式都是很“旧派”，很保守、闭塞的。老舍常常喜欢通过有些戏剧性的夸张，揭示这些人物的精神惰性与病态，从而实现他对北京文化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消极成分的批判。在《二马》中，那个迷信、中庸、马虎、懒散的奴才式人物老马，他所信奉的是得过且过的生活信条。老马是华侨，旅居国外。老舍有意把老马放到异国情景中去刻画，试图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背景中更明显地突现落后国民性的背谬之处。 老舍做的是挖根的工作。当他描写“老派市民”生活方式中所体现的种种弊病时，着重点是对其文化根蒂的剖析与展示。
在分析了许多“老派市民”形象以及其中对传统文化劣根性的批判之后，我们会发现，老舍和许多同时代的作家不同，他不激进，不追赶时潮，在批判传统文明的同时，对外来的思潮包括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也持一种非常谨慎甚至排拒的态度。这种态度表现在他对“新派市民”形象的漫画式的描写上。如马威这个思想进步，但在现实社会中有非常茫然的新派青年。与老派的和新派的市民形象系列相比照，老舍的笔下又出现正派的或理想的市民形象。如《二马》中的李子荣正是这种正派市民的形象。显然，老舍在描绘城市资本主义化过程所产生的文化变迁与分裂的图景时，还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况且老舍的创作很注重社会的教化功能，他写理想的市民是为了探索文化转型的出路，使作品变得更有思想启发意义。不过，老舍常常带着比较传统的道德观去构思他的理想市民性格。
《二马》这部小说是老舍先生客居英国时期的经典之作，具有代表性，同时也体现了老舍先生写作风格的变化。他成功地把语言的通俗性与文学性统一起来渗透着北京文化，着意刻画“市民世界”中个性鲜明的人物，为我们伟大的民族文学树立起光辉的旗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