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率改革新演进
作者：曹远征 徐奕晗
2012-05-28 来源：财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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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汇率的双边波动、地方债务重组、再加上已经发生着的银行存贷利率双轨化，都在推动着覆盖短端货币市场、中端信贷市场和远端债券市场的完整利率曲线的形成
自十四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基本设想以来，中国资金定价的市场化改革已曲折行进了近20年。但在2004年放开贷款利率上限和存款利率下限后，近八年来再无突破性的政策举动。
近期，央行行长周小川“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条件已基本具备”的表态（详见《财经》2012年第11期封面文章“利率汇率改革再推进——专访央行行长周小川”），再度让人们听到了改革的脚步声。周小川认为，贷款利率改革可先行一步，存款方面可通过促进替代性负债产品发展及扩大利率浮动区间等方式推进。
事实上，自2011年以来，一个不为人们注意却有重要意义的变化已开始出现：信贷市场上利率出现了“双轨”。这不仅体现为银行存贷款利率与民间融资利率之间的双轨，而且体现为银行存款利率与理财产品收益率之间的双轨。
在银行存款理财化，存款利率上限被变相突破，资金来源市场利率出现双轨的同时，人民币贷款利率下限也开始被变相突破，出现了贷款债券化趋势，也出现了资金运用市场利率双轨。这意味着，在决策层政策推动之前，市场已自发形成管制利率向市场利率转向的动力。
尽管业界对于利率市场化可能引发的金融系统性风险尚存疑虑，但中国银行业协会的调查显示，逾五成的银行家相信，利率市场化将在未来三年到五年实现。未雨绸缪，银行界将应对利率市场化视为继2003年商业化改革以来的二次转型，且关乎生死。
——编者
利率市场化进行时
利率是资金的价格。利率市场化改革本质上是资金的价格体制改革。早在2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就确定了这一改革方向，认为利率市场化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囿于种种原因，利率市场化的进程相对于其他要素价格市场化的进程滞后，其改革的呼声一直不绝于耳。然而，蓦然回首，利率市场化却静水深流，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这一过程恰如我国20世纪80年代的价格改革进程——通过调放结合管理，由行政定价体制转变为行政定价体制与市场定价体制并存的局面，并最终实现向市场定价体制的转变。
利率呈现双轨化
自1996年形成了全国统一的银行同业拆放利率后，中国开始了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其路线是货币市场到债券市场，进而到信贷市场。目前国内的债券市场利率、同业拆借利率、贴现利率都已经基本实现了市场定价，外币贷款利率及大额外币存款全面放开，仅余人民币贷款利率的下限和存款利率的上限尚在管制之中。
现行利率制度在维护我国金融体系稳定、保障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由于中国的金融结构依然是以间接融资为主，信贷是资金供给的主要来源。存贷款利率的管制仍然限制着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依然妨碍着宏观调控机制的改善，因而也成为人们呼吁改革的主要原因。
2011年，一个不为人们注意却有重要意义的变化开始出现：信贷市场上利率出现了“双轨”。这不仅体现为银行存贷款利率与民间融资利率之间的双轨，而且还体现为银行存款利率与理财产品收益率之间的双轨。
去年，民间融资利率远高于银行贷款利率已不再是新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有关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按照银行1年－3年中长期贷款6.65％的年利率计算，民间借贷的最高年息应为26.6％。然而根据多方信息，有些地方民间融资月息高达6分，相当于年化利率高达72％。
如果说民间融资利率高企是货币政策紧缩下资金供求巨大失衡造成的，还可以用“体外循环”的乱象加以解释。那么同一体制内银行体系中的存款利率与理财产品收益率的双轨却难以以此解释。
2011年至今，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仅为3个月的3.1％到一年的3.5％，而同期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收益率多集中在3％－5％（占比53.29％）和5％－8％（占比29.04％）区间。即使因存在失控风险而被监管层所关注，叫停六类理财产品、扩展存款准备金缴存范围、清理银行“资产池”等一系列组合监管措施出台后，仍有59款收益率高达8％的银行理财产品出现。统计发现，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率远远高于同期存款收益率，均为其1倍－2倍。
在银行存款理财化，存款利率上限被变相突破，资金来源市场利率出现双轨的同时，人民币贷款利率下限也开始被变相突破，出现了贷款债券化趋势，也出现了资金运用市场利率双轨。
近年来，债券融资逐渐成为优质企业融资的又一重要渠道。而我国债券市场的主要参与者仍然是商业银行，企业债券融资实际上是通过债券发行变相从银行融资。虽从同一银行融资，但债券和贷款的利率却是不同的。统计发现，我国债券发行利率一般低于同期限贷款利率。以银行间市场信用等级AAA级中短期票据为例，同期限中短期票据平均到期收益率仅相当于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70％左右。于是，出现了同一客户、同一银行因债券和贷款品种不同而利率不同，贷款
市场上利率也因而双轨。
价格双轨的历史启示
2011年，信贷市场，尤其是统一体制内银行体系中的利率双轨的出现和发展，给经济社会带来了困扰，但同时促使人们反思。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银行存贷利率与民间融资利率并存、银行存款利率与理财产品收益率并存的局面恰如我国20世纪80年代物价体系改革初期的状况。
1978年后，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中国农村出现了工业化的趋势，一大批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非国有工业企业出现。随着1982年起我国陆续开放了小商品、农产品及冰箱、电视机等消费品价格的管制，这些非国有工业企业逐渐获得了自主生产、自主定价、自主销售的权利，进而形成了因所有权不同的体制双轨而导致的“价格双轨”。
与此同时，原有的国有工业企业在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非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压力下，也开始了同一体制内的双轨：一方面，国有工业企业需按国家计划生产产品并按“计划价”销售；另一方面，国家许可在完成国家计划外，自主生产部分产品并按“计划指导价”销售，即计划外生产和计划外价格。
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不仅出现了因体制不同造成了“市场价”与“计划价”，而且产生了因计划内和计划外生产所造成的同一体制内的“计划价”与“计划指导价”。形成了计划价、计划指导价和市场价三种价格并存的局面。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物价改革的经验告诉我们，三种价格并存的双轨价格体制是难以维持的，受市场经济规律的支配一定会出现并轨。同时也告诉我们，并轨可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尽管并轨的速度很快。并轨的路径基本上是计划价受计划指导价的诱导向计划指导价方向并轨，而计划指导价受市场价格的诱导向市场价方向并轨。在这一并轨的过程中，市场价无论在方向上还是比重上的作用都日渐增大，由边际引导作用逐步成为主导作用，并引导着资源配置的改善。
从现实中观察，计划价虽便宜，但买不到东西；计划指导价贵一点，但东西不能充足供应；而市场价虽贵，但可以满足需求，供需最后在市场价上均衡。从理论上观察，上述过程既是市场引导新增资源配置的过程，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市场机制深化的过程，即对存量的资源配置结构进行了市场化改革。受市场价的诱导，为生产出更具竞争力的产品，国有工业企业必须治理结构、必须改善管理、必须技术进步。原来国有国营为特征的行政附属性工厂最终演变成为今日国有却不国营，即由国家控股或参股却自主经营的国有企业，全面参与市场竞争。由上，价格的双轨是体制双轨所致，而价格的并轨亦引导着体制的并轨。
对比今日的中国金融状况，我们可以看到与上世纪80年代物价体制改革惊
人的一致性：当年的计划价格类似于今日“存款利率管上限、贷款利率管下限”的银行存贷利率，利率基本由政府决定；当年的计划指导价格类似于今日银行业理财产品收益率，虽受干预，但银行仍有部分定价权；当年的市场价类似于今日民间借贷，其利率完全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
根据上世纪80年代物价改革的经验，最具有革命意义的变化并不在于不同体制间的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的双轨，而在于同一体制内计划价与计划指导价的双轨。从这个角度上观察，银行体系中理财产品的发展变化更值得关注：银行理财产品从收益类型上看，保本固定型和保本浮动型产品尚且比较符合银行传统存款业务，仅在存款收益基础上有了一定创新；而非保本型产品则突破了传统银行存款本金无忧、利息给定的特点，具备了一定的风险性，体现出“计划外生产”的特点。据Wind资讯统计，2011年至今年5月2日发行的银行理财产品中，保本固定型和浮动型理财产品仅分别占发行总量的16.47％和21.63％，而大量非保本型理财产品则占发行量的61.90％，体现出市场利率的边际引导作用正在加强。
如果再进一步观察，人们会发现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在与银行存款利率分道扬镳的同时，却一步步趋近于具有明显市场化特征的信托产品的收益率，两者并轨迹象明显，开始共享一条收益率曲线。2011年1月至2012年4月，信托业新发产品平均收益期为25.71个月，平均预期年化收益率8.45％。类固定信托理财产品的存续期较长（多为1年－3年）、发行门槛较高（多为100万或300万元起），而银行理财产品平均期限6个月以内、5万－10万元即可申买，简便易行。但两者的年化收益率却统一为一条曲线。同一条收益率曲线的出现，不仅表明体制内银行理财产品受市场利率的影响明显，而且表明，利率市场结构开始显现，利率市场化正在深化。
依照上述逻辑，可以想见，目前贷款市场上的利率双轨随着债券品种的丰富和固定收益的发展，也会像现时发生在存款市场的变化一样，在市场利率的诱导下，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由固定利率走向浮动利率，其定价很可能遵循国际统一规则：同业拆借利率加点(Shibo+BP)。这亦意味着利率由双轨向市场并轨。对此我们拭目以待。
利率并轨动力显现
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优越性表现在它有自我扩张的能力。正是这种能力推动着上世纪80年代中国物价改革的进程，使其呈现为一轨变两轨，两轨变一轨的双轨制诞生、发展并消亡的过程。目前中国金融利率双轨已经出现，既意味着产生了并轨的需要，也意味着形成了并轨的条件。利率并轨正在进行，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银行理财产品蓬勃发展的同时，银行存款的大量流失。
自2009年起，我国金融机构新增人民币存款同比增长率出现新一轮快速下降，居民户、非金融性公司都继财政性存款增长之后出现负增长。银行存款流失的原因非常明显：“计划价”的银行存款利率已经远低于“市场价”的信托理财利率及民间融资利率，甚至不能覆盖通货膨胀率；而直接金融市场发展迅速也为
企业居民提供了新的投资渠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银行不高息揽储，以保其可贷资金来源，那么只能通过金融创新，另觅它途。事实上，银行理财产品的发展正是银行为避免价格战徒增成本的明智之举，同时也是替代高息揽储的无奈选择。这在相当大程度上揭示出市场机制的力量。利率市场化不仅是包括货币市场、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利率的一致化，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金融市场参与者、尤其是商业银行通过产品创新实现定价机制的转变。
由上，可以认为，以银行理财产品为代表的多种金融产品的出现不仅意味着利率正在市场化，因而出现了利率双轨，而且商业银行因金融产品层出而获得自我定价、自我创新的能力，使其有了发现利率的动力，推动着利率的并轨。统一的市场利率形成因此而有望形成。
除银行理财产品外，市场机制的自我扩张能力还表现在集合信托产品的丰富完善，和民间融资的规模发展上。如前所述，集合信托产品是正规金融中最具市场化特点的产品。正因为此，监管当局对其规范发展十分在意。2010年9月数次整顿信托业之后，信托理财产品的发行在更加规范的基础上进入稳定增长时期。2011年至今，新成立的集合信托理财产品发行规模共6250亿元，新增信托贷款占社会融资总量的比重也再度呈现稳步增长的局面。信托产品是横跨不同金融市场的产品。它的稳步发展将会对利率贯通各金融市场发挥作用。
民间融资对中小企业发展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民间融资就没有今日沿海经济蓬勃发展的局面。民间融资的价格虽由资金的供求关系决定，但民间融资却不是一个统一规范的市场。当地资金的需求受制于当地的资金供给，呈现出互不关联的“孤岛现象”，使个别地区、个别时间的利率水平畸高，从而备受诟病并因此躲入地下。市场经济发展客观要求民间融资阳光化，而正规金融也要对民间融资冲破孤岛做出贡献。这构成温州金融改革试点的要义。
我们注意到，随着正规金融市场创新产品的不断增多，正规金融市场有向民间融资接近的趋势，而民间融资日趋阳光化的操作也有向正规金融并拢的趋势。两种趋势相向而行，将会形成统一的市场，其结果会因各自利率定价机制的完善和资金渠道的畅通而改善民间融资的资金供求环境并降低民间借贷利率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讲，温州金融改革试点恰是市场机制自我扩张的体现，推动着利率的并轨。
利率市场化加速
如果说银行存贷与理财产品的现状表明中国利率结构的中端——信贷市场已出现市场化变革，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扩大和地方政府债务重组的开始则预示利率短端（货币市场）与远端（5年以上债券市场）市场化契机的到来。
（一）汇率体制改革——短端利率市场化的契机
2012年4月14日，人民银行宣布，自4月16日起，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0.5％扩大至1％。以1美元兑6.3元人民币的
近日均价估算，人民币兑美元的外汇交易当日最大波幅可为+/-630bp。而由于人民币已基本进入均衡汇率区间，今后一段时间人民币会呈现出双边波动。
这样的双边波动幅度已经足够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外汇市场交易，从而一改以往市场“央行——多家商业银行”为对手方的一对多模式，呈现“商业银行——商业银行”的多对多模式，未来甚至有望吸引更多类型的投资者加入外汇市场。
此外，同日汇率改革将银行结售汇综合头寸下限调至零以下，并取消对银行收付实现制头寸余额实行的下限管理。银行结售汇综合头寸正负区间的扩大意味着银行外汇交易更具灵活性与主动性。于是，居民层面外汇产品的需求增多、央行层面的外汇托底减少，这两方面因素促使商业银行需要自行解决外汇头寸风险问题。与此同时，对短期人民币拆借的需求必然增加。
而人民币短期拆借市场的交投活跃直接促生我国货币市场发展。人民币外汇市场与人民币货币市场间的套利可能将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人民币短期拆借利率联系起来，进而有望加快人民币利率曲线短端的市场化进程。
（二）地方政府债务重组——远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突破口
地方政府债务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对其债务重组已提上议程。这有望成为远端利率市场化的突破口。
根据2011年6月国家审计署的报告，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174.91亿元，占当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7％。2009年后新增地方债务占比为61.92％，多为三年期，2011年－2012年进入还款高峰期，总计还款额达到4.46万亿元。
这批债务的投向多为市政建设、交通运输、土地收储整理、科教文卫、农林水利等基础设施项目，其共同特点是投资周期长，从而与负债期限短形成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排除纯粹公益性项目，即使那些未来有回报、经济效益较好的项目也会因资产与负债的期限错配而产生偿债困难的问题。审计署公布，已有部分地区出现了逾期债务。
化解地方债务问题需要多管齐下。其中，改善其资产负债期限错配是一个重要的着力点，而资产证券化是一个恰当的工具。
原因在于基础设施项目虽投资周期长，但回报时间长，加之政府信誉，使这类项目具备了资产证券化的有力条件。通过资产证券化将银行持有的地方政府平台贷款打包出售，变成期限较长的债券，既缓解了期限错配的矛盾，亦改善了商业银行流动性状况。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创新工具因延展了期限而使利率远端扩展。因不同期限、不同风险而利率不同的证券化产品，在培育商业银行风险控制与定价能力的同
时，也培育了多层次风险偏好不同的投资者。他们的共同作用将使利率市场化向更远端深化。
由上可知，人民币汇率的双边波动、地方债务重组、再加上已经发生着的信贷市场利率市场化，都在推动着能覆盖货币市场、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统一的市场利率的形成，利率市场化正在加速中。
作者曹远征为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徐奕晗为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政府与监管部门的最主要职责不是杜绝所有的风险
【战胜市场】（财新专栏作家 叶翔）放开民间投资是坊间的热门话题。近日银监会出台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实施意见》，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并将村镇银行主发起行的最低持股比例由20%降低到15%。
当然，这一政策的具体实施效果还有待观察，但发展民间中小金融机构，却是一件旨深而意远的事情。
如果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主要不是表现为一二线城市的进一步扩大，而是中小城镇的扩张，是其基础设施的完善，是其服务大城市功能的多样，那么我们可以期待会有许许多多中小城镇的中小型服务性公司的涌现。
这些中小型服务公司同样需要大量中小型的村镇银行、社区银行的服务。为应对中小金融服务的需求，监管部门应放宽市场准入限制，让更多的中小型金融机构设立起来，为中小企业服务。要做到这一点，就更需要民营资金的参与。可以说，中小金融服务体系的建立与发展关乎中国经济未来的转型与发展。
大量的民资中小金融机构的设立是否会成为未来中国经济一个重大的风险源呢？确实，在过去20—30年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民资的金融机构由于关联贷款、关联交易等，让金融机构承担了大量呆坏账，影响了金融体系的正常运作，监管部门为此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与时间，清理整顿有问题的金融机构，加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经济体系伤害的情形，仍历历在目，决策者或相关人士难免心有余悸，因之形成一种共识：金融风险怎么强调都不为过，要把风险控制在萌芽中。
其实市场经济中，风险无时不在、无处不有，风险是市场经济的内在特点，如影随形，并不能革除。政府与监管部门的最主要职责是预测、预防和控制系统性风险，而不是杜绝所有的风险出现。就像政府不能保证所有的企业都挣钱一样。更重要的是，不能因为我们预计存在风险，即可能会有中小型金融机构因为从事或参与某种业务而倒闭，而拒绝所有金融机构从事该业务。这些业务是经济发展所必须的。
具体来说，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的风险通常较高，专门从事小微企业融资
的金融机构如果经营管理不当，对区域经济或经济周期的变化判断失当，就很有可能导致破产。但是，小微企业在就业与经济发展中承载了极重要的功能，我们显然不能因为小微企业的风险高，就放弃为他们服务。
包括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在内的金融危机史告诉我们，系统性的危机并不是中小金融机构带来的，相反，危机正出自那些被认为具有现代风险管理系统的大型金融机构。实际上美国在危机前与危机后，直到今日，基本上每星期都会有小型银行倒闭。
如危机发生后的2010年有157家倒闭，2011年有97家倒闭，今年至今仍有21家银行倒闭，有931家问题银行处于密切关注中。但是这些小银行的倒闭对美国整个金融系统的影响可谓波澜不惊。
关注系统风险，允许每年有一些中小型金融机构倒闭，应该是新时期下金融监管的应有思路。■
倪金节:刺激消费，重在“减税挤泡沫”
(2012-05-30 07:35:15)转载▼标签： 杂谈
稳增长成为当前宏观政策的最核心主题。较之重启投资项目的大张旗鼓，刺激消费的动静要缓慢的多，而且没有减税、收入改革等实质性动作。这不，最近，国家相关部门正在出台汽车下乡、以旧换新等刺激消费政策，并将于近日公布。
显然，这不过是前些年老政策的再延续，前些年的实践也说明，这种“激励”很难真正刺激农村的汽车消费。而且就目前而言，较之交通工具，住宅的升级换代才是乡间民众最急迫的任务。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可以说是农村出现的第一波新建房屋的浪潮。最近五年，房地产繁荣的时期，进城民工数量明显增加，加上人口红利窗口即将关闭，他们的收入也有较大幅度提高，这直接支撑了近30年来的第二波农村住宅更新大潮。与此同时，农村的攀比氛围也刺激了不少人近些年借债建房。这也是何以近些年农村房地产会如此的欣欣向荣。
故而，农民的收入增长，未能有效转化为细致的消费能力，这些财富也被房地产所沉淀。也是为何农村消费始终难以真正发力，“家家小洋房”，但是却难以“家家小汽车”。
此乃农村现状。而城市低收入群体和中产阶层，更是早已经被高房价所裹挟，购置房产占据了他们收入的绝大部分。房地产的过度繁荣，透支了经济成长性，将消费人群数量绝对大多数——农民、城市低收入群体和中产阶层都化为“房奴”阶层。消费主力人群的全面债务化，政府和开发商获取巨大财富，中国消费型经济也就不可能实现。这是何以每每经济下滑，就马上转向固定资产投资模式的关键原因。
只有解放消费主力人群的“房奴”地位，才能真正刺激他们的消费能量。这就要求政府不能通过土地财政和房地产支柱来敛财。而是需要通过公共产品性质的定位，建设合理的保障房体系，让更多的人能够降低“置宅”的刚性需求，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就能完全激发，橄榄形社会才可能具备成形基础。
除此以外，高昂的税负亦是形成中国消费困境的关键。就普通民众而言，税负早已经苦不堪言。高昂的个税所得率，低起征点，让中产阶层一直很难在中国
大规模成型，再加上社保体系不够健全，民众不得不将大部分的收入用于教育、养老和医疗方面，难以有更多的闲钱用于日常的消费。
不仅个税，占据税收大头的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等间接税，更是把民众盘剥的十分悲惨，而且民众还很难切身感受到。实际上，企业早就替消费者把这些税交给了政府，然后把税款附加在商品价格上转嫁给消费者，譬如房价里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各种名目的间接税。这些间接税，亦是造成物价房价一直不断上扬的重要原因。若能出台大面积减税计划，定能很大程度上激励消费者。
说到“含高税”的物价，自然涉及到影响消费的高通胀议题。物价之高，更在于不断超发的货币。就此而言，促销费，调结构就绝对不可再回依赖天量信贷刺激投资的老路上。否则，下一轮高通胀来临之际，零售总额或可显著增长，但是真实消费水平、民众幸福感则很难同步提高。
过去这些年，高房价、高税收、高通胀，“三高”构成了中国民众最主要的消费负担，严重掣肘了经济结构的转型。只有降下“三高”，民众的真实购买力才能得以显现。故而，刺激消费是个系统工程，单个领域的小方法很难足效。
这进一步警示我们，在接下来的稳增长过程中，切不可继续加固过往的增长路径，而应大勇气推进民众需要的结构改革。不然，中国经济遇到的两难困境，只怕会在以往的基础上，更加层出不穷。
程程 :新一轮刺激的影响
(2012-05-30 11:32:58)转载▼标签： 杂谈
记得之前预测过一季度经济下滑，有些人会归结于春节因素而忽视；二季度持续低迷，由于出乎有些人的心理预期，于是又开始了老一套。对于新一轮刺激的影响，这里简单地谈些个人看法。
1、新一轮刺激相比2008年规模要小。这是政府财力决定的，现在各地方政府财政处于入不敷出的境地，中央政府当前能力也不足，因此根本不具备类似2008年那样的力度。新一轮刺激主要集中在中央，而不是地方。即便地方有这样的想法，也很难得到金融机构的支持，毕竟2008年的夹生饭还有相当部分需要消化。
2、不得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2008年刺激政策给管理层最大的教训，就是通货膨胀近乎失控，而这将极大地影响到当前的统治。在诸多不稳定因素环绕之下，一旦通货膨胀难以控制，局面会不堪设想。因此，在刺激经济的同时，很难对房地产过度放松。鉴于当前人们的购买力，适度放松的房地产政策只会起到缓解地方政府及开发商困境的作用，而难以推动房价持续攀升。
3、多数人对新一轮刺激持警惕态度。这次政策出台，大家的评价明显不及上次，更多人表示的则是担忧。上次刺激的结果告诉我们，经济结构并未改善，反而加重了产能过剩与失衡，成为了少数人瓜分财富的工具。
4、金融机构持审慎态度。由于上一轮刺激带来了规模庞大的呆坏账隐患，在面对新一轮刺激时，金融机构将持审慎态度。不管开放民营资本的目的何在，政府的意图之一就是尽量使用直接融资而非信贷。因此即便中央政府可以提供规模巨大的资金，但是由于金融机构的审慎态度，这轮刺激带来的影响也会大打折扣。
前次经济刺激政策让股市从1664上升至3478，而这次刺激的影响将远小于前次，环境和形势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还是会有部分人简单地认为此次政策带来的作用会等同于前次，因而股市出现小规模反弹。初步认为，在缺乏后续
政策推动及大幅度放松银根的情况下，本次刺激对于股市的影响，将不及2008年的30%。也就是说，从2100点底部计算，难以形成30%以上的反弹。如果刺激政策雷声大雨点小的话，反弹空间还会缩减。从政府当前掌握的资源，特别是前一阵的举措来看，雷声大雨点小会是大概率事件。
美国“财政悬崖”之虞
2012年05月28日 13:20 来源： 国际商报 【字体：大 中 小】 网友评论
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关于美国将跌入“财政悬崖”的讨论正在不断升温。不久前，美国财长盖特纳警告，“财政悬崖”将给美国经济带来极大冲击。而在最近一次的货币政策决策例会纪要中，美联储也明确指出，一旦“财政悬崖”因美国联邦财政政策的明显紧缩而出现，其将成为美经济复苏进程的重大风险。与此同时，经合组织（OECD）在刚刚发布的经济展望报告中称，考虑到美国仍属脆弱的经济健康状况，“财政悬崖”将会使美国经济发生不合时宜的巨大转变。
谁制造了“财政悬崖”？
所谓“财政悬崖”，主要由四个问题酿造而成：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的税收减免措施到期；2%薪资税减免措施的到期；失业补偿措施的延长期届满；如果国会未能达成协议来满足“超级委员会”的减赤目标，那么由预算控制法案授权的自动支出及预算削减措施将会生效。由于以上问题特别是自动削减赤字机制的启动会使政府财政开支被迫突然减少，从支出曲线上看就像悬崖一样，故得名为“财政悬崖”。
为了鼓励工作、储蓄以及投资，从而刺激经济长期增长，小布什总统上台后，经国会之手，美国在2001年颁布了《经济增长与税收减免协调法案》，将最高所得税税率从39.6%降低到35%；2002年小布什政府又将资本利得税的税率从20%降到15%，并将对股息征收的个人所得税的税率从35%降到15%。前者预期减税1.35万亿美元，后者减税规模为3500亿美元，减税期间分别为10年。按照时间表，最高所得税率的降税本应在2011年底结束，但由于美国遭遇了金融危机的冲击，新上台的奥巴马总统被迫作出将小布什的减税时间延长两年的决定，并且得到了国会的支持。奥巴马还宣布了从2011年起美国工资税从6.2%下调至4.2%的特殊措施，同时出台失业救济金计划，二者对应政策周期分别为两年。
税收的减少和政府在金融危机中经济刺激计划产生的巨大开支使得美国财政捉襟见肘并几近关门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奥巴马政府不得不向国会提出调高债务上限的要求。
“财政悬崖”有多悬？
一方面是税收优惠减免政策到期，一方面是自动减赤引起的政府开支削减，“财政悬崖”显然已近在咫尺。应当承认，税收减免的结束和政府支出的受限无
疑有助于降低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压力。按照国会预算局的最新测算，以上两项政策的启动将使2013财年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减少607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但是，相比于赤字规模减缩而言，税收减免政策的终止和政府支出的减少对处于复苏阶段的美国经济的打击却更加显著，甚至有人将今年年末可能出现的“财政悬崖”比作是美国将要遭遇的“希腊时刻”。然而，无论是从美国财政与货币政策运作的连续性来看，还是从其国内政治元素的牵制力分析，美国跌入“财政悬崖”的可能性并不大。
一种极有可能的结果是，税收减免政策会自动到期终止，但奥巴马与共和党人将达成新的妥协，如两党商量着制定一份最高所得税率方案，比方说为37%的新税制，这样相对于原先的39.6%也降低了；或者维持中产阶级所得税率不变和适当提高高收入阶层的税率，但同时维持资本利得税15%的税率。
由于此前的税收减免政策并没有有效提高居民开支，而是居民更愿意选择将一部分税收减免所得进行储蓄，所以税率上升可能会导致人们减少开支，但不会减少太多。因此，即使“财政悬崖”真的出现，预计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并不会像业界预测的那么大。
还需特别注意的是，美联储为对冲“财政悬崖”而实施的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QE3）正蓄势待发。由于美国经济复苏的步伐目前依然非常缓慢，而且欧债危机的再度肆虐和新兴经济体经济表现的褪色，出口拉动美国经济的力量日渐式微。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经济显然无法承受自身财政政策收缩的重创。也正是如此，一旦未来出现“财政悬崖”的苗头，美联储就会迅疾地按下量化宽松的按钮，“财政悬崖”对经济的“大杀器”作用将会得到有效抵制和消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