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对外思想开放》一文的读书笔记
总结：该文章作者是曾任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的林重庚，以改革亲历者的视角，回顾了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对外思想开放的重要作用，中国的领导者和经济学家的勇气与远见，努力而认真地吸收国外的先进理论和经验，根据中国国情将之转化并应用于实践，开启了持续30年的增长和发展，成为“现代经济历史上增长和发展的成功典范”。
该文章围绕着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对经济问题所做的思想的准备，和改革过程中的对经济问题意识形态的变化，由被迫到主动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法到主动寻找合适的发展改革之路，由探寻到另辟蹊径的过程；还有中国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弊端的根源的重新认识及寻求解决的措施。
该文章所讲的对外思想的开放是指对外经济思想的开放过程，因为作者当时的身份决定了他所接触的领域，所以全文所说的对外思想的开放只是指对外经济思想方面。
由文章看出中国在对由外思想开放过程来寻求更好的改革方法时是由寻找经验到另辟蹊径的过程。
首先，虽然中国中国领导人早就认识到学习外国思想及先进经验的重要性。但是自1956年实行苏维埃中央计划体制，学习西方外国经验的思想几乎被看成是一种政治罪过。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高层领导发现世界他国的经济进步是那么的迅猛，相比之下中国是那么的落后。这是中国下定决心启动改革开放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改革开放启动时，中国虽然很努力的走出极度封闭状态，但是相对来说，没有几个领域像经济学那么严重的与外界隔绝。
于是，中国被迫认识到了对外经济思想的重要性，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领导人和很多经济工作者对于经济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已经认识得很清楚，但对于改革目标和步骤却还很陌生。从思想理论到中央计划体制，苏东国家的情况与中国较相近，加上中国的经济工
作者们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就对苏东国家的改革方案有所了解。于是中国就想引进苏东改革理论和经验。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国与苏东国家经济交流活动频繁，1979年，时任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的董辅礽赴牛津大学访问时结识了布鲁斯，遂邀请布鲁斯年底赴华讲学。布鲁斯是与奥斯卡.兰格及米哈尔.卡莱斯基齐名国际的波兰经济学家。他对波兰经济改革思想的最大影响是在50年代中期，他与兰格和卡莱斯基一起供职于波兰经济委员会，任副主席，为波兰政府经济改革特别是“市场社会主义”提供建议。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到苏东经验，他提供了很多宝贵意见。从这方面讲，布鲁斯对中国经济改革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
继布鲁斯成功访华后，刘国光（经济所副所长，后任经济所所长、社科院副院长）遂邀奥塔。锡克于1981年5月来华讲学。锡克是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的改革经济学家和政治人物，主要因“新经济模式”而闻名，该模式被释为“在苏维埃计划体制框架下减少中央指令，扩大市场经济的作用”，一种被看作是介乎于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
为了学习苏东改革理论及经验中国当时提议请世界银行出面，邀请一些既懂改革理论又有实际改革经验的东欧经济学家来华，组织一次学习苏东经济改革经验的会议。虽然很难评价与这些苏东改革经济学家的交流对中国领导人及经济工作者们的影响有多大，对中国整体经济改革理论的影响更难以估量。
但是，据作者个人当时的体会，回想当时中国经济工作者们的情况，及后来对近30年的观察，他觉得对以下三方面影响意义深远。
首先，东欧改革经济学家引进了使用现代经济学来分析苏维埃计划体制弊病的方法。东欧经济学家们不像中国经济学家们那样脱离国外的经济理论。
其次，详尽了解东欧的改革经验加剧了中国经济工作者们对于在中国使用东欧经济改革模式的悲观心理。
再次，当东欧这些专家们开始搞清楚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之后，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那就是：东欧的改革经验不大适用于中国。
中国20年以来的经济体制实行基本消费品严格配给制、人才流动很受限制、经济生活全面由国家掌控，这是一种极端的“指令性经济”。而在东欧，市场机制较发达，企业和家庭消费层次有更大的自主权，具有较成熟的信息和管理系统。即便这样，所有的改革尝试仍以失败告终。中国向他们学什么？除非另谋改革出路。
由于苏东改革的经验及思想与中国的国情不适应，中国通过世界银行的两个经济考察报告认识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这两份世界银行的经济考察报告让中国全面的更好的来了解本国经济的发展状况和当前的经济形势，为我国的经济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济资料。
世界银行第一次经济考察是为了中国申请世行贷款的需要，第二次考察则是应中国领导人的具体要求。邓小平看了世界银行的第一次中国经济考察报告，觉得有意思，很有用。请世界银行再组织一次经济考察，针对中国未来20年面临的主要发展问题，特别要根据国际经验，为达到中国上述发展目标提供一些可选择性建议，并对这一目标做些可行性研究。 上述两份报告除满足了世界银行和中国政府的工作需要，也算破天荒首次由一个国际经济学家团队对中国的经济情况进行透彻分析。这标志着中国在对外经济思想开放和吸取国际发展经验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步。
通过自身的改革经验，根据对东欧国家改革失败教训的了解，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领导人及矢志改革的经济工作者们开始认识到，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必须突破苏东框架，朝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前进。于是，国家体改委的领导建议世界银行组织一次国际研讨会，讨论一下这些题目：
1国家如何管理市场经济
2从中央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相关的问题
3在整合计划与市场方面的国际经验
这就是1985年9月召开的“巴山轮会议”。 要求与会国际专家需有这三方面的知识和经验，中方与会人员要包括政府各部委参与政策制定的经济工作者和研究机构的经济理论工作者。会议不能只请国际专家做演讲，而是为中外与会者提供一个深入交流的机会。
“巴山轮会议”是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一个转折时刻所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
它是中国国家体改委的领导主动提出组织会议的，是中国的需求驱动者这次会议的开始，是为了满足我国的需求而策划的。
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国际会议一直是中国政府官员和经济工作者学习国际改革和发展经验的途径。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中外经济工作者和实践者的交流与对话越来越多。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些活动都是由中国单位自己与不同的外国机构、以不同的层次及多种多样形式来组织的。
在没有任何成功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我们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和试错的方法，采取渐进式改革的方法，在所有试图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在转轨过程中都遭受了巨大的经济重创的情况下，中国是唯一一个在改革过程中能够取得持续和快速增长的国家。
这些变化有些是形势所逼，如果不进行对外思想开放中国就可能永远贫穷落后，虽然由被动的对外经济思想的变化到主动的交流最新的经济改革方面的思想，中国经历了一段时间，但是，中国的成绩不容忽略，勇气、突破、革新、创造，这些都共同构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奇迹的要素。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尽管不能全面照搬外国经验，但是，外国先进的思想理念却可能会对我们这个“当局者”有很大的启发和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