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传播学理论笔记
1、爱德华·霍尔的非语言传播理论
1955年在《科学美国》（Scientific A merican）发表了第一篇跨文化的非语言传播论文，即《举止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Manners）,通过日常沟通行文来分析文化。扩展此文章思路，形成通俗读物《沉默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他将文化看作是“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所习得的行为模式、态度和物质的总和”，并认为他从深层持续稳定地控制着人们的行为方式，也掩藏着人们行为方式的很多层面。
分析方法：通过定义文化的基本单位或“元素”（isolate），然后把这些元素联系到生物基础上，这样就能在不
同文化间进行对比，从而建立统一的文化理论。
核心意义：学习理解眼意识层面的交流过程，即理解我们的潜意识文化（unconscious culture）,因为“理解和洞见他人心理过程的工作比我们多少人愿意承认的困难得多而且情况也严重得多。”霍尔所揭示的作为文化隐藏之物的无声的语言——声调、手势、表情、时间与空间等，无不蕴藏这跨文化交流过程中的文化心理，尤其是非语言传播的文化无意识特点。 其他著作：《潜藏的层面》（The Hidden Dimension，1966）、《超越文化》（Beyond Culture 1976）、《理解文化差异》（Understanding Cultural Difference: Germans, French and Americans, 1990）等。 归纳出两种奠基性的跨文化传播学思想与方法：
1、将人类学对单一文化的研究扩展为比较文化研究，关注不同文化的人之间如何互动。最具启发的思想是：文
化是人类之间的联系纽带，也是他们与他者互动的方式。（这成为后来文化差异与互动研究的理论来源，如丁允珠的“面子协商”理论）
2、将文化研究从宏观视野转为微观视野转向了微观分析，其中最重要的是界定了文化的“基本讯息系统”（Primary Meage Systems），即互动、联合、生存、两性、领土、时间、学习、消遣、防卫、利用，构成了对文化的立体化理解。其空间行为模式（proxemics）把空间当做文化的特殊表现方式，认为来自不同的感官世界中，一种文化中的人根据其文化感知模式而获得的体验会完全不同于其他文化。同时，在文化身份确认笼罩下的人们往往把他者视为他们自己的不可预测的、不可控制的一部分，从而形成交流障碍，为此，必须超越文化，把自己从潜意识中的文化网络中解脱出来。
2、霍夫斯特德的“文化差异的维度”
荷兰学者霍夫斯特德（Greet Hofstede）在20世纪70年代末，进行了一次迄今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文化价值调查研究，调查了66个国家117000位IBM员工的工作价值，形成了1980年出版的《文化的后果》（Culture’s Consequences-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Related Values）。 其“洋葱”文化观点：
第一层（最外）：象征物（Symbols），如服装、语言、建筑物等，人肉眼可见的。
第二层：英雄人物（Heroes）人们所崇拜英雄的性格代表了此文化里大多数人的性格，英雄的性格=民族性格。
第三层：礼仪（Rituals），是每种文化里对待人和自然的独特的表示方式，如中国的座次，日本的鞠躬。
第四层（最里）价值观（Values），人们相信什么是真善美的抽象观念，也是文化中最深邃、最难理解的部分。 文化差异的4个维度：
第一， 权力距离（power distence），即在一个组织中（家庭、学校和社区等），权力的集中程度和领导的独裁程度，以及一个社会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接受这种权力分配的不平等。（研究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就可以判定一个社会对权力差距的接受程度）
第二， 不确定性避免（uncertainty avoidance），即文化成员对于不确定的或是未知的情况所感觉到的恐慌程度。相对而言，在不确定性避免程度高的社会，人们更注重情感，有一种高度的紧迫感和进取心。而在不确定性低的社会中，人们倾向于反送的生活态度和鼓励冒险的倾向。
第三， 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个体主义——松散的社会结构组织，照顾自己和自己的家庭，重视个人自身的价值与需求，依靠个人努力来为自己谋取利益。集体主义——结合紧密的社会组织，以“在群体之内”和“在群体之外”来区分，从出生就与内部集团结合并希望收到照顾以及保持绝对的忠诚。
第四， 男性度与女性度（masculine versus femininity），即社会上居于统治地位的价值标准。男性社会-统治地位有男性气概（如自信武断、进取好胜、执着而坦然）。女性社会则反之。一个社会对男子气概评价越高，男子与女子之间的价值观差异也就越大。
他把文化这一概念变成了可以测量的操作型变量，以及一种比安排好了的“精神软件”，这给文化差异的分析带来了定量研究的可能性，但也凸显了人们调解自身已适应新环境的局限性。
3、特兰迪斯的“文化差异的维度”
1958年拿到心理学博士学位，从此进入心理学领域，从事态度、偏见和社会距离等问题的研究。
文化差异的三个（层层递进）维度：
第一、文化的复杂性（culture complexity），从文化内部复杂程度对文化进行比较。一个文化内部内群体的数量与功能也是文化复杂性的一个重要标志（数量增加，对个体约束力降低，个体对群体忠诚度降低，流动性大，个体选择群体归宿增多；数量少，个体依赖群体，强调内部和谐和合作，与外群体竞争对抗，严格约束力，严厉的惩罚）。所以文化的复杂性可以到处文化的宽松与严厉这一维度。 第
二、文化的严厉与宽松（tightne and loosene），即在同质性高的文化中，群体要求个体遵守群团体的规范，对于偏离群体规范的行为给予极大的惩罚和心理压力；在异质性高的文化中，群体的规范没有那么清楚和严厉，可以容忍个体有一定程度的偏离。由此，全体文化表现进入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维度。 第
三、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指个体如何处理个人行为目标和集体行为目标的关系。个体主义——个人目标助于群体目标之上，态度是比规范更具威力的社会行为指标；集体主义——自我与群体相互依赖，规范是比态度更具威力的社会行为指标。（有很多局限）
他认为这三个维度直接影响着个体对自我、群我、角色与责任、共同合作、目标认同等心理边界的确定。
4、古迪昆斯特的“焦虑/不确定性管理”理论 Anxiety/Uncertainty Management, 简称AUM理论
1984年，古迪昆斯特（W.B.Gudukunst）和金洋咏（kim,Young Yun）合作出版《与陌生人交流：跨文化传播的路径》（Communication with Strangers： An Approach to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再次升华了西美尔的“陌生人”概念——与陌生人的交流问题是跨文化传播的基本问题，这一问题引出不同文化、不同背景、不同阶层的人如何互相理解的问题。
一、他们围绕“陌生人”概念构建自己的理论：
“陌生人”被定义为“来自不同群体的部位我们所了解的人”，“你和一个同种族同语言的同事的互动，与你和一个完全不同的因纽特人的互动，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并不是质的区别，而是陌生程度（degree of strangene）的区别”。在此，他们对种族界限的淡化，为更加细致地去理解各个层面的“群体”的文化铺平了道路。
二、他们把分散的理论成果纳入有文化影响构成的范式体系中。如文化影响、社会文化影响、心理文化影响、环境影响。
三、消减人的焦虑与不确定性，是与陌生人交流的关键。（目的是将误解降到最低水平）
“不确定性”，指人无法预测或解释他人的态度、行为和感受； “焦虑”，指不安、紧张、担心或忧虑等心理反应。
四、三组表面性的因素交互作用造成了焦虑与不确定性：
1、动机因素（需求、吸引、社会义务、自我概念、对新的信息的开放程度）；
2、知识因素（知识期待、信息网络分享、对多种观点的知识、对可供选择的解释的知识、关于同一和差异的知识）
3、技能知识（移情的能力、包容多种观点的能力、适应沟通的能力、创造新概念的能力、调试行为的能力、搜集适用信息的能力）
1993年，进一步发现，焦虑和不确定性的（最高和最低）限度，影响传播效果。 高于对大限度时：过分焦虑或者无法预测陌生人行为而逃避；低于最低限度时，不在意或者过于自信所做的预测而无视。由此引出“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理论。
四、AUM理论：
当焦虑和不确定性介于最小和最大限度之间时，可以通过有意识地控制一种基本因素（如移情力）来提高传播质量 理论悖论：如何寻求焦虑与非焦虑、确定与非确定的动态平衡点
5.菲利普森的文化代码理论
德尔·海默尔（Dell Hymes）在1964年《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上第一次提出“民族志传播学”。而菲利普森（Gerry Philipsen）是第一个把民族志传播学真正引入传播学研究中的人。他的研究围绕语言社区的传播实践及其行为规范和解释规范行为。
归纳了民族志传播学研究的四条假设：
1、同一文化群体的成员创造了共享的意义，他们所使用的代码有一定程度的共性；
2、任何一个文化群体内的传播者必须协调他们之间的行为，换言之，传播行为必须具有一定的秩序或体系；
3、对单个群体来说，意义和行为更为具有特殊性，也就是因文化的不同而不同；
4、不同群体的行为和代码各不相同，每个群体在理解特定代码和行为时所采用的方式也不相同。 对文化的理解：
文化在他看来，就是由生活各个方面的符号、意义、假设和规则组成的代码，一个社区的成员所使用并借助于它来组织、建构自身的日常生活，来实现社区中的互动与理解。
1992年首次提出语言代码概念，即“传播行为文化层面上不同代码”。 他指出，“言语代码是指历史上制定的，社会中建构的与传播行为相关的说话方式、意义、前提和规则体系。”以此把握文化与传播之间的关系。
1997年正式提出言语代码理论（Speech Code Theory）,包括了六大命题（six propositions）：
1、只要有独特的文化，就会有独特的言语代码；
2、任何特定的言语社区都使用了一种以上的言语代码，在同一个生活世界中存在着各种与传播行为有关的代码；
3、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言语代码，每个代码揭示出该文化中自我、社会的策略性行为的结构层次。（情景词汇的符号和意义不但指称传播行为的各个方面，而且还可指称互动者或社会关系，是我们明白传播行为如何将社会关系中的人联系起来。）
4、言语的意义与互动者使用的言语代码息息相关；
5、言语代码的规则和假设蕴藏在言谈活动当中，因此观察与描写言语代码的关键在于观察传播行为；
6、巧妙地运用某种情形中的言语代码是预测、解释和控制、理解传播行为及其慎重而符合道德规范的话语形式的充分条件。 意义评价：该理论能够提供对人的传播行为的语境化理解，呈现传播与文化的关系，从而提供了与日常生活中的他者进行互动的可能路径。正因此这一点，它与文化研究的权力、意义、文本分析相区别，通过对某一社区语言代码的解码，来理解社区成员的传播实践，导引出更为细致地观察。
6、丁允珠的“面子协商”理论Face-Negotiation Theory
这一理论认为，社会互动是一种有其自身规范的表演，互动双方在观众的注视下，表演社会赋予他们的角色，并在合理和技巧的演出中操纵观众对自己记得看法，维护自己的面子。 理论背景：面子是个人的自我在某种关系情境中呈现出来的形象，他是在某一情境下进行互动者互相界定的身份；每一种文化的成员都会为他们想要拥有的面子而与互动对方进行协商。不过，不同文化中对“我”的概念有不同界定方式，会导致不同的“我”被呈现在公众面前。 四个基本假设:
1、在一切需要沟通交流的场合，所有文化的人都试着维持和协商面子。
2、当拥有自我身份认同的交流者出现问题时，面子的概念在脆弱的人际关系情况下是特别易受质疑的，比如尴尬和冲突的情况。
3、文化变动性、个体水平的变动，环境和情景的变动都会影响成员以什么面子表情示人（自我导向性保留面子和他人导向性保留面子）；
4、面子关切影响各种面子功夫以及在组织内和人际关系的冲突管理的有效使用。
为了分析不同的文化观，她导入了爱德华·霍尔的高、低语境文化理论，并作了具体解释：
高语境文化——意义和语境紧密关联，隐含在语境和关系当中，没有绝对固定语词解释；倾向于集体主义；“我们”而不是“我”代表最高认同。
低语境文化——注重语言符号本身既定的意义和意思；倾向于个体主义；“我”自身的认同才是最高认同。
“自我面子关切”和“他者面子关切”的协商方式： 高语境文化——追求积极的面子。
“要面子”（Face-aertion），表示面子有极高价值，人们生活在群体中，有被接纳被保护被包容的要求。
“给面子”(Face-giving)，鼓励支持并满足人们对被包容被接纳被承认的需求。
低语境文化——追求消极、被动的面子，因为这类面子主要作用是维护自我的最起码的尊严，不具有对他人的控制和支配作用。
“挽回面子”（Face-restoration），即要求自我的自由、空间、避免与他人侵害个人的独立自治；
“留面子”（Face-saving），即表现出对他人自由、空间和某种孤僻的尊重。
实际上揭露出面子（自我的公众形象）是个体在群体生活中最基本的符号资源。它深刻地联系着个体的心灵-人格结构、关于安全和恐惧的潜意识、联系着人与人之间建立的权力支配关系、礼仪交换关系。意味着，在跨文化沟通中，不仅要了解自身的文化，也要表现出愿意接受他者文化的差异。
7、约翰·贝利的文化适应理论
他当了三年水手，从20世纪60年代潜心研究心理学，开辟跨文化心理学，成为国际跨文化心理学会的创始人之一。
一生致力于跨文化心理学理论体系构建，1992年《跨文化心理学》（Cro-cultural Psychology：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最引入关注的是其文化适应理论（acculturation），其结构框架被称为“Berry的理论框架”。
意义：该理论至极全球化的核心问题，全市文化适应过程和结果、分析文化适应的态度和去向、理清文化适应群体、提出引人深思问题（群体和个人在文化交往和变迁中如何自我定位；如何对应这一过程；人们的跨文化策略；如何改变个人的经历和承受压力已获得最终的适应）。
最初的文化理论：单维度、单向度、非主流文化个体最终完全融入主流文化，被主流文化同化。
双文化的状态（biculturalism），文化适应中的个体在某些方面已经被主流文化同化，但是另一方面却仍然受原来的文化的影响。
他认为文化适应的过程实际上对发生相互接触的这两个不同文化都会产生影响，只不过主流文化影响小而已。因此他的双维度模型将文化适应研究推到一个更加全面、细致深入的阶段。 两个维度的考量：保持传统文化和身份的倾向性；和其他民族文化群体交流的倾向性。
从非主流文化族群的角度：
整合——文化适应中的个体既重视保持传统文化，也注重于其他群体进行日常的交往；
同化——个体不愿意保持他们原来的文化认同，却与其他文化群体有频繁的交往； 分离——个体重视自己原有文化，希望避免与其他群体进行交流；
边缘化（最难以接受）——个体既不能保持原来文化，又不被其他群体文化所接受；
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交流最终产生的策略：
当主流文化实行熔炉策略时，非主流群体会采取同化； 当主流文化实行熔炉种族隔离时，非主流群体会采取分离； 当主流文化实行排外策略时，非主流群体会采取边缘化；
当主流文化实行多元文化主义策略时，非主流群体会采取整合策略。
这个模式否认全球化会带来同质化的唯一可能，向人们展示了四种可能的后果：
1、世界文化同质化——非主流社会逐渐趋同于主流社会（同化）；
2、相互的改变——全球化导致交流双方的某些方面的趋同，共享一些特质的同时有保留了各自的独特之处（融合）；
3、相互排斥——非主流群体抗拒主流群体的影响并与之隔离，或主流群体无法与非主流群体交往；
4、主流支配——非主流文化被毁灭，并且不能融入主流文化，其成员丧失了文化纽带（被边缘化）。 结论：我们能否跨文化交流，取决于我们如何改变自己，与不同的文化融合。全球化的应对，是我们如何去平衡自己传统文化和身份认同与世界其他多文化的融合，而不是抗拒、逃避或者企图支配他者。
8、霍华德·贾尔斯的传播适应理论
1971年凭借论文《社会互动中言语模式研究：口音识别及口音改变》获得博士学位后，贾尔斯（Howard Giles）便一直着眼于研究不同传播环境中人们彼此交流、彼此改变间的互动现象，进而探索人们在合作中互相影响的方式，成为“传播适应理论”（Communication Accommodation Theory，CAT）的主要代表人物。
Accommodation是acculturation的一种类型，是对主文化有保留的接受和调整以适应主文化，或者可以说是为了适应主文化而对自己的行为他尽可能小的调整。
20世纪80年代，提出“言语调解理论”（Speech Accommodation Theory），着重强调主观情感因素在语言学习中的重要作用；1984年进一步建构“种族语言模式”（Ethno linguistic model），认为：母语使用者在于非母语使用者互动时会产生角色变化，母语使用者常因占据较优势的语言能力或较高的社会语言地位而在互动时成为主动并具有支配主导地位的角色。
1988年，从传播学角度拓展了“言语适应理论”（关于口音灵动性问题的研究）的适用范围，并重新定义为“传播适应理论”。
该理论认为，在自己与他人进行沟通的过程中，说话者有动机和目的，比如，运用言语策略姨婆去赞同或显示个性。出于这些动机，说话者使用的策略主要是言语同化与言语异化，这些语言手段分别用来缩小或拉大传播的距离。 三种表现形式：
同化（Convergence）现象。个体在不同的相互作用下改变他们的语言模式以适应他者，为了显示对交互环境中对他人的赞成，个体可能会表现出趋同的倾向。 异化（Divergence）现象。异化会发生在两个语言、文化等背景相异的群体间，其中一方会在谈话中着重强调与他们说话对象不相配的特质，以表示对其反对。 保持（Maintenance）现象。发生在个体不改变特定交流行为或表现时。 同化与异化现象的原因：一个心理反应，即人们豆油希望被喜欢、被肯定、被接纳的需求。满足他人的期望是影响我们是否趋同的最强烈因素。反之，与他人保持距离，通过展现不同点而感到骄傲，可以使人们异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