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自信”，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背景下提出的。要理解“三个自信”，也就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我们应该把它与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自身的特点结合起来一起思考，也就是对中国的理解。
一、中国发展的历史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中国发展道路的时候，曾说过这样一段话，“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这三个独特构成了一部中国历史，尤其是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三个条件。
1.独特的文化传统
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与我们今天所讲的道路、理论、制度之间有什么关联？ 首先，曾经的“四大文明古国”——古巴比伦、古埃及、古代中国、古印度这四个人类文明最早诞生的地区中，只有中华文明能够得以延续。中华文明五千年的传承对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它既是中国值得自豪的方面，同时也是沉重的历史包袱之一。第二，在3000年之前，中国古代就建立起了一整套礼制传统，后又演变成了儒家文化以及与其相对应的德治习惯，这也是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之一。第三，从公元前221年，即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算起，其建立起来的大一统帝制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之大前所未有。之后，汉武帝将大一统帝制予以了全面的完善，形成了整个治理体系，这个体系直到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最后一任皇帝时才宣告结束。这些都构成了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其中最引起我们关注的是纵向人伦结构的构建。
中国传统文化所赖以生存的结构是一种纵向人伦结构，这个结构的根源是中国得以长期保持的以血缘、姓氏为主的宗法制，而宗法制则来源于周公时期所形成的封邦建国。由于有了纵向人伦结构，也就有了如父母、儿女这样的一种家庭结构。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这个本是什么？孔子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是对父母之孝，“弟”是兄弟姐妹之爱。在中国，由血缘宗法制所形成的家庭伦理观念演化到社会上就成了两个重要的文化概念：一个是忠，一个是义。“忠”是指对皇帝、对长者的态度；“义”是指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处理，也就是所谓的江湖义气。这些构成了中国纵向人伦结构的来源。
1
因此，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一种纵向的服从性传统，这是长达数千年的历史所构成的，中国近现代社会要改变的正是这一种纵向人伦结构。纵向人伦结构的核心是经济发展，而其经济基础是家庭农耕经济，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小农经济。家庭是一个基本的经济单位，家庭中的经验传承、劳动力使用都是由父母安排和决定的，这就构成了家庭纵向人伦结构的文化特征——孝悌忠义。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当中，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转变文化最重要的动力就在于把纵向人伦结构转向平等型的人伦结构。市场经济是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步骤之一，其核心是平等原则、交换原则，这些原则把曾经的纵向人伦结构彻底地颠覆了。在历史的转换过程当中，道路、理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都是遵循着中国的传统条件逐步演变的，这一点在理解“三个自信”时不能忽略。
2.独特的历史命运
中国的“三个自信”直接延续于中国近代的历史命运。中国近代的历史源自于1840年英国对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从那之后的170年里，中国一直在探索一条新的道路，这种探索是围绕着西方的现代化标准而展开的，而这种探索的结果是中国以割地赔款为代价后，才意识到中华民族崛起的必要性。
据估算，古代中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一的时间在1500年以上；近代以来，中国由一个富裕国家一下子滑落为贫穷国家。184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依然是世界的三分之一；而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经济总量迅速滑落到只占世界总量的百分之五到六，这期间也就短短的
五、六十年时间。因此，独特的历史命运承载着中国近代历史悲壮的回忆。在这段历史中，我国签订了900多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期间的赔款、割地在世界上是十分罕见的。
今天中国的再次崛起，千万不能忘了这一段历史；现代中国的“三个自信”也是源自于对这段历史的回望。如今，世界都在议论着“中国威胁论”，中国是如何从近代历史的“灭亡论”转变到了现代的“威胁论”，这个跨越是理解“三个自信”的重要历史基础。
3.独特的基本国情
中国有其独特的基本国情。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但人口与土地之间的分布存在着较大的不平衡性。中国13亿人口中几乎90％以上的人口都居住在总面积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中的300万平方公里上，也就是居住于北起黑龙江的黑河、南至云南腾冲的两点之间形成的这条东部连线，经济地理学上称之为胡焕庸
2
线。中国GDP的95％以上也是在这30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产生的。因此，中国虽然拥有广袤的土地，但因为地理资源分布上的不均衡，导致中国被开发的土地只有300万平方公里左右。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党的十八大”）报告当中提到了“三个没有变”，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其中，第二个矛盾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来的。如今，中国的经济列入了世界前茅，但中国所面临问题的繁杂性和严峻性仍然存在。
中国问题的复杂性体现在哪里？中国的GDP总量显示出中国是一个经济大国，但是中国的人均GDP显示中国是一个中等高收入国家，尚未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如果按照人均收入来分析测算，中国的世界排名在90名上下，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因此，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现象可能还要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由于之前两个“没有变”，也就必然导致第三个“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我们在认识“三个自信”的时候，也必须清楚、全面地认识到这个基本国情。
二、中国发展中的文明跨越
近代以来，中国开始从一个传统社会向现代文明社会转型。由于中国是一个有着丰厚历史积淀的国家，因此它的转型就显得尤为艰难。这个艰难一方面是出于历史包袱，另一方面是在西方的侵略下倒逼出来的。因此，在思考中国文明跨越的时候，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冲突
现代化指的是现代工业化的进程。这个工业化在西方源自于工业革命，在中国源自于近代以来一次次的探索，但真正的起步和全面发展是在新中国诞生之后。1949年之后，中国的经济进入了长期稳定的工业化进程；而它的大发展时期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
然而，工业化的发展与人们对现代性的认识会有一定冲突。现代性是人们对现代化社会的一种理想认识。在西方，现代性源自于启蒙运动，源自于西方人对自身未来的理性认识，也就是憧憬的理性王国。在中国，现代性是对未来生活发
3
展的一种憧憬，这种憧憬在历史进程中是分阶段实现的。在工业化发展的早中期，一个地区会因为社会转型而付出一定代价，这种代价相比较人们对未来的憧憬来说，往往是有很大差距的，这就导致了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现代化不仅跟不上现代性，两者之间还很容易产生矛盾。
因此，如何把握对工业化成果的认识和对理想化未来的追求这两者之间的均衡与辩证关系，是我们今天理解中国道路的重要环节，也是世界文明和中国文明模式转换的重要依据。我国工业化的发展和西方发达国家早期一样，其运用的主要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这两次工业革命的成果是一种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而这种增长方式难免会带来工业性的环境污染。所以，现代中国生态问题的突出和早期工业文明所应用的手段是有直接联系的。同时，工业文明的突飞猛进给制度造成了一种失衡。经济发展是突飞猛进的，而社会文化和制度是在相对稳定的社会模式下的一个部分，这种失衡就导致了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会有一种失落感。如人们的收入、生存环境、观念等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我国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这就是文明发展的一个成果。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我们意识到发展与生态、发展与人的生存环境、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应该如何处理。同时，现代化的发展与我们的理想和生存需求之间的矛盾，要求我们更加理性、科学地通过顶层设计的制度安排来解决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群体阶层之间分配上的差距逐步缩小。
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冲突是中国发展中文明跨越的一个必经阶段，我们必须以自觉的理性分析来把握。这个问题的产生是历史进程的结果，是改革中的问题，也是发展中的问题，因此要靠新的改革、新的发展去解决，这就是“三个自信”重要的客观依据和客观认识。
2.中国发展面临的“元问题”
“元问题”就是问题背后的问题，即社会发展的根源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什么问题倒逼出了中国新一轮的改革？今天中国的改革又是什么样的？这些问题都离不开对“元问题”的思考，“三个自信”确立的重要要求之一就是培育起问题意识。知道如何发现问题、如何认识问题以及如何解决问题，没有问题意识就没有科学的、完整的“三个自信”的确立。
4
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很多，如生态问题、经济增长缺乏新的动力、制度安排需要合理化，以及人们的精神和观念需要进一步突破，以转向更好的现代化前景。树立“三个自信”必须在思想方法上、在看问题的角度上有一个转变，这就要求培育问题意识。问题意识中最重要的是要找到问题的根源。今天的中国问题之复杂、之尖锐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一个阶段，而这些问题的产生本身就是改革的结果。我们要用新的改革去解决这些问题，在解决问题之前要有一个认识问题的过程，认识问题最根本的就是对“元问题”的把握。
在我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曾有两次重要的讨论。第一次讨论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这场讨论的主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核心在于突破教条主义，走出“两个凡是”的桎梏，其讨论所针对的是当时中国的“元问题”在哪里，也就是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因为只有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们才能真正运用好马克思主义。正是这次对“元问题”的讨论和回答，使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历史时期。第二次讨论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讨论的主题是改革中的“姓资姓社”问题，即中国的改革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之后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对这个讨论进行了回答，其背后的“元问题”就是“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在这场讨论之后，中国的改革转向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随后中国的经济开始大踏步前进。
今天，中国面临着新一轮的讨论，即改革应该走向哪里？中国的道路究竟在何方？这次讨论是被中国如今面临的诸多问题倒逼出来的，而其背后的“元问题”就是怎样治理中国，只有回答好这个问题，中国的问题才能解决。治理中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建构、完善与发展密切相关，和整个中国治理体系的建构联系在一起。我们党所提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就是在探索中产生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完善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有信心坚持这条道路，去解决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3.社会转型中的文明模式转换
中国的改革是文明模式的转换，即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换。中国文明模式转换的核心问题就是中国在经济上要重新激发活力。2008年后，中国的经济就开始逐步下滑，预示着我们要重新调整经济结构，让中国经济重新起飞。2007年，中国的GDP增速高达14.2％；而今天中国的GDP增速在7.5％上下徘徊。那如何让中国的经济再次充满活力呢？这就需要进行全面深化的改革，全面指的是
5
两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全面调整，这两对基本矛盾分别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
过去的30多年中，中国的改革都致力于第一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今天，中国的改革跨越到了两对基本矛盾需要同时解决的时代，也就是既要调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又要调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调整是这次改革的重点，这就是对“元问题”的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是上层建筑问题，而制度变革的一个重要落脚点就是经济和社会活力的释放。
中国今天的改革是文明模式的转换，即从经济层面的改革走向了制度层面的改革，又从制度层面的改革提出了精神文明层面的改革，经济、制度、精神文明这三者都需要走向现代化。全面的现代化绝不是单一的经济现代化，经济现代化需要制度现代化的支持与引导，制度现代化需要精神文明、意识形态理论的支撑，这就构成了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的文明跨越，构成了中国的整体结构、整体前景和整体希望。
因此，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三者之间有着历史逻辑关系，它们是在中国近代历史中逐步发展、逐步培育起来的。“自信”源自于我们的“内心”，“内心”又源自于我们的“理性思考”，“理性思考”的支点在于我们对现实生活的感受，来自于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切体会。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