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无涉”的学术渊源与概念辨析
新闻学院
钱婕
2011000712
“价值无涉”是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概念。韦伯的德文用词是“Wertfreiheit”，英文译作“value neutrality”或“value free”，中文对应的译为“价值中立”、“价值无涉”或“价值阙如”1。韦伯早在上世纪初就提出了“价值无涉”的原则，但对于其内涵的讨论至今仍在学界延续。
一、“价值无涉”的学术渊源
自然科学的出现与发展改变了人们曾经对于科学的定义，人文学者们一面忙于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希望在人文科学中也发现可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规律，一面对自己的学术领域进行本能的捍卫，强调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知识版图中相异的位置，韦伯“价值无涉”理论可以认为是二者的弥合，但其学术渊源恐怕更偏于后者。
韦伯所继承的学术渊源可大致作如下描述：18世纪，休谟提出，“人类的知识领域分为两类:一种是关于事实的知识，这种知识的命题只关心事实的真相是怎样的，其不是真就是假，即‘是’与‘不是’的命题。”“另一种是关于价值的知识，这种知识命题与事实无关，其关心事情应该是怎样的。”休谟断言：不能因为事情的实际情况如何便推论事情应当如何;反之，更不能因为想象事情应当如何从而以为事情实际如何，即价值判断不能影响事实的存在的判断。”19世纪是自然科学主导的世纪，面对“科学化”导致的科学与人的分裂，狄尔泰站在了人文主义的立场上提出了“精神科学”的概念，将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心理学、法理学、文学甚至哲学涵括在内，指出：“真正的科学哲学（不是以实证为突出特征的科学哲学），必须对社会科学及地位、方法和概念加以特别关注，使它变成自己的思考对象，从而构建关于人的知识论的科学，即‘精神科学’的哲学。”狄尔泰思想对新康主义者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和韦伯有明显的影响。以论述社会历史问题为重的弗莱堡学派也强调“价值”学说。文德尔班说，哲学从来有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是寻求宇宙的知识，二是探讨人生价值。他将世界分为“事实世界”与“价值世界”，前者是现象世界或经验世界，后者则是人的主观意志世界。前者对应由实证的自然科学产生的知识命题，后者则是出于对认识对象的评价与态度的价值命题。
文德尔班继承了狄尔泰的反实证主义传统，但不同于狄尔泰执着于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研究对象上的区别，他“提出一种纯粹方法论上的严格的逻辑概念为依据的经验科学分类法，分类的原则是它们的认识目标的形式性质”。为此，他区分了规范科学(自然科学)与描述科学(文化科学)，认为前者的方法论原则是抽象，后者的方法论原则是直观，并指出文化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独特的、无可重复的;描述性特征的科学每走一步都要向规范科学借用一般命题作出论证。文德尔班的这一思想对韦伯建构理想类型作为社会学的普遍命题产生直接影响。
二、“价值无涉”概念的提出
价值无涉概念的提出有一个直接的学术背景。 新康德主义者在社会历史观方面有一个重大缺陷，他们认为社会历史无规律可循，人们只能从自己的理想观点出发来估价过去的价值，因而人们对社会历史
1 “价值阙如”这个译法仅见于由李秋零、田薇翻译，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一书。
事件(包括经济现象)就只能靠伦理的、审美的体验来把握。这种观点对德国社会学界有相当的影响，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的创始人罗雪尔即持这种观点。这引发韦伯的反感，他的一系列关于“价值无涉”的论述就诞生于与罗雪尔的学术之争中。
“价值无涉”的基本思想最早得以阐述是在1904年，在为《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杂志阐释办刊宗旨的纲领性文献《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中，韦伯提到：“我们的杂志作为专业的经验科学的代表，必须从原则上拒斥这种观点（指价值判断，笔者注）。之所以必须要拒斥它，是因为根据我们的观点，经验科学的任务决不提供一些约束性规范和理想，以便从中能为直接的实践活动获得指令”。
对于“价值无涉”的集中讨论是在1919年。针对德国教授们利用自己不受攻讦的权威在学术讲坛上宣扬自己的价值观点，混淆了价值判断与关于经验事实的科学知识之间界限的现实，韦伯写了《社会科学与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在“以学术为业”的演讲稿中，他也提到“在课堂里没有政治的地位”，他反对教师在课堂上表达自己的党派观点，反对将教师将自己的态度或明或暗地强加给学生。他认为，在公众集会的演讲与课堂不同。学术教育工作者应该要求自己做到“在知识上的诚实，认识到，确定事实、确定逻辑和数学关系或文化价值的内在结构是一回事，而对于文化价值问题、对于在文化共同体和政治社团中应当如何行动这些文化价值的个别问题做出回答，则是另一回事。”2
三、“价值无涉”的内涵阐释
1、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客观性立场
客观性是科学的标志。福尔迈详细地曾罗列了科学客观性的必要标准，其中一条是“不依赖于参照系”，即不仅观察者个人无关紧要，而且他的立场、他的意识状态、他的“角度”也是如此。社会科学若想取得科学的地位，无疑也要在研究对象、方法论和价值论层面实现客观的诉求。
韦伯明确区分经验事实与价值评判，“实然”与“应然”，坚决排斥价值判断对于科学研究的渗透。韦伯认为，面对一个事实，研究事实本身怎样，有无可能和有多大可能向某个方向发展，这是经验事实的有客观依据的判断，是科学知识，是科学研究的任务；表明人们是否应当影响形势向某一方向发展，则是一种评价，一种基于价值取向的价值判断。他举例说,面对一个病人,医生所要做的是从技术上解脱病人的痛苦,阻止他死亡,至于是否应当从技术上控制生命,这条生命是否具有价值,什么时候失去价值,都不是医生所要问的,都不是科学所要涉足的问题。因此，学术研究的要求就在于：研究者和描述者应当无条件的把经验事实的规定(包括他所研究的、经验的人的‘有价值取向的’行为,这个行为是他所要加以说明的)与他的实际的价值判断态度,亦即在判断这些事实(包括经验的人的可能成为研究对象的‘价值判断’)令人愉快或令人不愉快的意义上的‘鉴定’态度区别开来,因为这是两个根本不同的问题。”
“价值无涉”的理论清楚地表达了韦伯对于社会科学研究客观性的立场，但“价值无涉”希图无涉的是“价值判断”而非价值立场，韦伯并不否认人“有意识地对世界采取一种态度和赋予它意义的能力和意志”。因此，若全面而正确地理解“价值无涉”，需要将它与“价值关联”相联系。
2、“价值无涉”与“价值关联”
“价值关联”是韦伯自李凯尔特那里继承的一个概念，他曾说对于这个概念
2 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三联书店，2007，第37页
的理解可以直接参照李凯尔特的相关论述。在李凯尔特看来，历史文化科学中，只有研究者运用自己的价值立场去考察被研究的经验现实，才有可能真正揭示经验现实的本质特征和它存在的真正意义。
韦伯的“价值关联”理论可以理解为三个层次：（1）人类的任何行动都受价值支配的;（2）研究者对什么问题感兴趣以及它要得到什么样的说明，取决于他们的理论范式；（3）研究者对社会现象的解释，必须联系行动者的主体价值。3在韦伯看来，可以作为文化科学研究对象的客观实在包罗万象，但一个特定的实在所以进入文化科学研究的视野，是为客体的存在、性质及运动与主体的本性、目的和需要等出现了契合，即发生了“价值关联”。因此，任何一个命题的拣选，一定与价值相关，这符合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自然法则。而与此同时，“任何价值的选择，同时意味着另一些价值的放弃。正是在这种选择与放弃的过程中，研究对象的意义得以确立。韦伯说：“通过对经验材料作‘无预设的’（无价值关联的）研究，我们不可能发现什么对我们有意义的东西。”企图通过“简单地排列历史资料来构建严格意义上的规律”在方法论上也是不可行的。
因此，“价值无涉”和“价值关联”是一对密不可分的概念，“价值关联”强调的是社会文化价值对科学研究者的制约作用和科学与社会价值体系的某种统一性。也就是说,社会科学既是一个具有独立的价值体系的活动领域，又是一个具有社会价值系统和文化取向的领域。“价值中立”强调的是在社会科学中划清描述事实与规范性建议的界限,即在科学结论中不做是非优劣的价值判断。它描述了科学研究的过程：社会科学研究中研究主体按主观愿望选择了所要研究的问题之后，应该客观地描述关于所要研究问题的全面资料和对这些资料进行科学分析所得出的结论，而不管这些资料和结论是否与研究主体、社会或者他人的价值观念相冲突、相对立。
四、结语
对于“价值无涉”与“价值关联”的关系，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有深刻的描述。比如法国学者弗洛因德(Julien Freund)借用康德的术语将韦伯的“价值关联”描述为学术研究的“构成原则”(constitutive principle)，而“价值中立”则属于规范学者、教师行为的“规范原则”(regulative principle)。4我国学者冯钢则认为“其实,在韦伯看来,“价值关联”才是作为解释学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是人们用以选择和组织经验科学的手段；而“价值中立”则是现代性条件下,作为一个现代人应该具备的一种道德原则，其实质是理性的诚实。”5从这些关系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价值无涉”似乎超出了科学研究客观立场的表达，牵涉到韦伯对于诸神复活的现代社会知识分子困境的体悟，以及知识共同体该对不同价值观持何立场的思考。
